1979年，深圳蛇口南頭半島傳來一聲爆響。
中國境內首個允許外資投資的地方——蛇口工業區，破土而出。從此，山河歲月震動改變。
這一改變在40年後尤有餘響。
它在8月18日中央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文件中，提示著有關深圳、有關中國的莫大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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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家蕭冬連在《國史（第十卷）》一書中記錄了一段往事。
二十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國幾乎處於封閉之中，然而世界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發展突飛猛進。
“文革”結束後，中國官員走出國門看世界，無不為世界的發展和中國的落後感到震動。
決策層達成了共識：
中國必須實行對外開放，利用外部資源加快自己的發展。於是引進技術和項目的動作轟轟烈烈展開。
然而資金狀況不遂人願。引進項目需要國內投資1300億元人民幣，而上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僅有874億元。
即便加上當年15.57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算），仍是不夠。
經過探索，決策層意識到，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或是解決前述問題的良方，因為可以突破國內償還能力和資金配套能力不足的限製。
辦法有了，落在何處去實施呢？今天的我們都知道，它在南海邊，名叫深圳。
深圳有何獨特之處？海內外學者普遍認為：
深圳遠離政治中心，計劃體製基礎相對薄弱，尤其國有經濟比重幾乎為零，向外資開放時遭受的阻力將會較小，有望為發揮試驗田功能創造有利條件。
1979年，時年38歲的泰籍華人謝國民，在深圳投資1500萬美元，建成了當時全國最大的現代化飼料生產企業——正大康地有限公司。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家外商獨資企業。
1979年以後，海外華商及港商率先來深投資。
蛇口工業區創始人袁庚與港商合影留念
同年3月，老牌政商雜誌《經濟學人》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中國有多少可以出口？》。文章頗具前瞻性：
“中國擁有的是土地、能源、勞動力，而現在缺少的是市場經濟的經驗和意識。其障礙之一，就是對市場需要怎樣的產品、設計和質量規範缺乏經驗。
一個方法是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中照搬，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這樣做，它稱之為‘三來一補’。”
“三來一補”是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外商提供設備、原材料、來樣，並負責全部產品的外銷，中國企業提供土地、廠房和勞力。“三來一補”項目名目繁多：電子表廠、雨傘傘骨廠、玩具廠、采石場、紙盒包裝、飲料、捕蝦船隊、養雞場、養鴨場不一而足。
深圳靠此模式獲利頗豐。
到1985年底，深圳“三來一補”企業共有1075家，與外商簽訂協議多達4696宗，協議投資金額為33.5億美元，占到全國直接利用外資額的1/6。
與此同時，深圳工業總產值也由1979年的6061萬元攀升至1986年初的24.12億元。
到了1987年，深圳的出口貿易額位列全國第三，到1992年躍居全國第一。
在來料加工、補償貿易做得如火如荼之際，探索內部經濟體製改革的新事物也在方圓2.14公裏的蛇口工業區內悄然醞釀。
1982年,深圳最早的港商獨資企業凱達玩具廠招工，鄭豔萍等幾百名年輕姑娘分別從韶關、汕頭等地來到蛇口，成為中國第一代打工妹。
凱達玩具廠女工
從1979年到1984年，蛇口率先推出實行定額超產獎勵製度、以工程招標的方式管理工程、職工住宅商品化、全國招聘人才、率先實行全員合同製等，創造了24項全國第一。
曾經貧窮的邊陲漁村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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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縱使甜頭再醉人，終有邊際效應減弱那一天。
80年代中後期，深圳經濟顯出疲態。此時“三來一補”企業仍舊不斷湧入，但紮堆聚集的都是高能耗、高汙染、低附加值的夕陽產業。
“三來一補”發展至頂峰時，甚至占到深圳工業產值的80%以上。發展模式如此單一，後繼乏力自然在所難免。
1986年，深圳GDP增速掉頭向下，從上年的67%猛跌至慘淡的7%。
為遏製增速下滑，1987年，深圳市政府製定了《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
退伍軍人任正非在1987年靠集資來的2.1萬元在深圳創辦了華為公司。
台灣商人郭台銘則於1988年在深圳開設了富士康首家大陸工廠。
此後，富士康先後斬獲思科、戴爾、蘋果和惠普的訂單，營收大幅增長之餘，在2005年成為了世界最大代工廠。
那些年，“富士康”就等於產值、就業、GDP，是各地爭相邀請建廠的香餑餑。不過這一切，在2010年員工“十三連跳”後戛然而止。
也是在2010年，華為在遭遇連串打擊後陷入低穀，卻被逼絕地反擊走上技術逆襲之路。
華為經曆了什麽？2010年4月，印度宣布禁止進口華為的產品，歐盟也對華為無線路由器發起反傾銷調查。
任正非原本想賣掉終端公司，但買家最終的報價隻有預期的3/4。一氣之下，任正非不賣了。
不但不賣了，任還在同年12月宣布，要將手機業務升級為華為三大業務之一，揚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直到成為世界第一。
就連郭台銘都對華為的技術研發讚許有加。“我覺得這個公司很偉大。為什麽？它有遠見，專利越多，競爭力就越強。”
幸運的是，深圳不隻有一個華為。大疆、中興、騰訊、邁瑞醫療、長城計算機……有趣的是，這些企業多位於同一街道——
南山區粵海街道。
這一街道在中美貿易摩擦、特朗普宣布製裁多家中國科技企業時，被稱為“中國最強街道”。
粵海街道與科技企業的緣分，始於轄區內11.5平方公裏的高新區。該區1996年設立，1997年區內企業華為營收達到41億，此後越來越多科創企業聚集於此。
回望過去，深圳一路披荊斬棘，最不缺的就是故事。時至今日，故事又有了新篇。
2019年8月18日，國務院發布文件稱，將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事實上，早在39年前深圳便已成為先行先試的經濟特區。如今加上“示範”二字，個中深意何在？
答案還要從珠江口東岸、方圓14.92平方公裏的前海說起。
2010年8月26日，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成立，對標“曼哈頓”，重點發展高端服務業和總部經濟。
2015年4月，前海蛇口自貿區建立，要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深港金融市場互融互通、投融資便利化”等方麵先行先試。
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說：“前海的設立是要搞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把人民幣推出國際。”
此言或有誇大之嫌。但前海在設立之初，確將金融視為核心產業。
做此安排，原因何在？
前海管理局首任局長鄭宏傑說，前海可以借助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地位和力量，探索打通人民幣的離岸在岸業務。另外，深圳的產業轉型也離不開金融服務的支持。
此後，在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開通。
兩地投資者可以通過券商買賣規定範圍內對方交易所的上市股票。開通兩周年時，深港通累計交易額已達到4.15萬億元。
故事還沒完。今年8月，決策層對深圳的金融功能又做了擴展。
“要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促進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金融（基金）產品互認，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上先行先試，探索創新跨境金融監管。”
8月18日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如是寫道。
有人說，此舉意味著深圳要取代香港，成為大灣區新的金融中心。言外之意——深、港二城免不了舍此即彼、交相代替。
事實的確如此嗎？
前述文件清晰說到，對深圳的要求，不過是“促進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金融（基金）產品互認”，並未有對標金融中心發展的籌劃。
從上述安排足以見得，深圳的金融發展，截至目前，仍舊基於深港聯動思維在布局謀篇。
饒是如此，外部環境的變化，卻不容深圳在金融發展奮發圖強的路上步履悠閑。
由於一些原因，香港營商信心在今年二季度跌至3年半以來最低。評級機構惠譽稱，社會不安和市民愈益不信任政府，長遠會打擊商業信心。
美國商會也說，國際企業擔心暴力升級和政治僵局持續，令香港成為愈來愈危險的地方。
這些話什麽意思？無非是：外資在缺乏安全通道時，不乏撤離香港的打算。
若誠然如此，會導致什麽後果？
眾所周知，香港是內地最重要的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香港對內地的投資占實際利用外資的70.27%。
換句話說，從香港流進內地的資金，在實際利用外資中比重超過七成。
在此背景下，深圳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先行先試，真像是加了一重雙保險。必要，太必要了。
不過，加“雙保險”就是先行示範區的全部意義了嗎？當然不是。
前海自貿區從設立之初，就對標曼哈頓，意在發展高端服務業和總部經濟，因此金融隻是其中一方麵，吸引企業到此營商才是更重要的目的。
為此，前海管理局去年啟動了“企業歸巢三年行動計劃”，打算用3年時間集中吸引一大批企業回歸前海、紮根經營。
哪裏的企業最可能率先被吸引呢？自然是近水樓台的香港。
為打消港商疑慮，前海宣布適用香港法律，同時選任港籍專業人士在商業糾紛訴訟中擔任調解員。這在全國範圍內是首次。
2016年10月28日，前海法院審理一宗涉港融資租賃合同糾紛，約定適用香港法並佐以港籍調解員調解，當事人最終達成調解協議。
該案對增強香港乃至全球資本投資前海及內地的信心而言，具有深遠意義。
截至目前，前海累計注冊企業已達到17.49萬家，引進世界500強企業356家。
騰訊、卓越、招商、阿裏巴巴、順豐等企業已不約而同落戶於此。瑞士銀行、東亞聯豐、工商銀行、招商銀行、中信證券等60多家金融機構也紛至遝來。
與此同時，先行示範區的規劃中還有對產業的長遠計劃：
加快深港科技創新、文化藝術活動、數字創意產業以及醫療業等合作，大力發展建設5G、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製造業中心等等。
新興產業的鋪展，往往意味著就業崗位的增加和人才的湧入。
人才政策方麵，先行示範區文件的兩條舉措十分抓人眼球：
一是推進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麵享有“市民待遇”。
二是建立和完善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製，加快完善保障性住房與人才住房製度。
先安居再樂業，的確是吸引人才的好辦法。人才配合資金、技術及先進製度安排，必將為深圳的發展提供更多可能。
最後，說一樁陳年舊事。改革開放前，深圳流傳著一首民謠：深圳有三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室九空人離去，村裏隻剩老和小。
40年過去，曾經十室九空的窮鄉僻壤變成了人口超1300萬的一線城市，人均GDP有望在2019年達到20萬人民幣。經濟學家張五常甚至預言深圳“將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
這一切都發生在1979年蛇口巨響之後。此後的一切，如此出人意料，卻又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