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為何還不出手？在持續的暴力衝突之後，尤其是香港機場近乎癱瘓且發生惡性毆打內地遊客和記者的事件後，很多人都在如此追問。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博士在接受多維新聞記者專訪時表示，香港亟需要一場思想大辯論，以積極型的“一國兩製”來完成漫長的、麵向“一國”的轉型正義。
示威者通過不合作運動令香港社會處於停擺狀態。（Reuters）
多維：香港反修例風波持續至今，很多人都在問兩個問題：香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這地步的？接下來，要怎麽辦？關於第一個問題，有著香港的小氣候，也有著世界範圍內的大氣候，而且早已不是聚焦於反修例可以解釋的了。對於第二個問題，外界都在猜測，北京會不會出動解放軍。尤其香港機場接連發生暴力劫持、毆打內地遊客和記者的事件後，民意大多在呼籲“北京趕緊出手”。對此你怎麽看？
田飛龍：反修例是導火索，但它帶動了一個大氣候，造成了香港社會的某種“蝴蝶效應”，放大加總成持續性的全港抗爭。香港社會需要來一次大辯論和思想大解放，它的意義就如同1978年中國所展開的改革開放大辯論一樣，香港這次要有融入國家發展的大辯論，或者“兩製”麵向“一國”的大辯論。香港的前途與命運再也不能簡單地回避原來的結構性問題了，這個結構性問題就是“兩製”與“一國”關係的重新厘定，必須認真思考、適應和融入這個曾在“遠處”、如今不斷現實化的、具體的“政治中國”了。
1997年回歸的時候由於保持了太多的現狀不變，以至於大部分的香港人仿佛香港沒回歸似的，大部分的人的生活並沒有受到回歸這一基本政治事實的影響。久而久之，隨著“一國”對“兩製”的整合，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轉變，從引進外資到輸出資本，香港角色需要適應國家的轉變。雖然“兩製”沒變，但是“一國”在變化，“兩製”要適應“一國”的變化。這次事件就是在“一國”變化的適應過程當中，香港出現了不適應，出現了抗拒，出現了一種企圖通過本土分離來尋求安全感的集體行動。
這個集體行動源自對“一國”融合進程的原則性恐懼，因而會附著到任何議題上：可以在占中運動上，占中希望通過普選追求完全自治；可以在一地兩檢上，拒絕內地高鐵經濟網的整合；也可以在反修例上，用這種安全價值危機觸及每一個人的心靈，實際上達到在政治上凸現“兩製”差異、遲緩“兩製”融合進程甚至拒絕大灣區的整合發展的政治目的。這種集體行動表現出來的實際上是一種對舊香港的懷念，對一種背靠歐美全球化體係的嚴格追隨，忘記了在“一國兩製”當中香港最終是要跟國家走的，最終是要學會在國家動態調整的經濟戰略當中尋找到香港的地位角色優勢轉化的路徑。這不僅是“一國兩製”得以存續發展的正當性基礎，也是香港經濟轉型與社會發展的最大機遇所在。但對這種與國家的辯證微妙關係，香港很多精英青年人都沒有認識到。他們也並不懂得，“一國兩製”的存續必須要香港對國家有持續的貢獻，這樣它才得配繼續享有高度自治地位。
此外，香港對國家做出貢獻的同時也促進了自身經濟的增長，這其實是“一國兩製”內部微妙之處，我稱之為是國家理性所在，也是其得以持續正當化的製度原理。反修例運動遲緩的這一融合發展進程，枉顧了國家的一片苦心，尤其是罔顧了在大灣區當中國家給香港搭上快速發展列車的優先安排，香港真正具有一種滑向邊緣地位的危險。在大灣區整合當中它可能會是一個被動、消極的角色，抓不住關鍵機遇，甚至不理解這種機遇的曆史與政治屬性。經過這次運動，不管以如何的方式收場，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參與大灣區的積極性及政策上能動性都會大大削弱，這對於香港未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非常不利。黑衣青年人實際上並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麽，在毀掉什麽。
陳冠中先生有個觀點認為，二戰後香港社會的意外成功造成了香港人的虛驕，但香港在“一國兩製”下在“愛國”與“民主”兩個基本價值上均未交出合格答卷，因而無法建構出一種基於“國家”的優良管治。呂大樂先生也曾尖銳指出，“尷尬的香港，仍在風雨中”，香港人並未真正做好理解與適應“一國兩製”的精神與能力準備。這些敏銳的“香港文化人”的見解，頗有穿透力。
多維：忽略“一國”放大“兩製”固然有香港自身的原因，但北京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放任自流，也加劇了港人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和認識，以為隻要“井水不犯河水”就可以大功告成。
田飛龍：香港人最喜歡的“一國兩製”解釋方式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但這種解釋方式有片麵性，隻是“一國兩製”最初發展階段的一種均衡方式，不可能長期維持，因為“一國”與“兩製”不是對等割據的關係。“一國兩製”裏麵既然香港得享有高度自治的地位，它對應的一個對價性的義務就是香港能夠持續對國家的發展做出貢獻。如果香港不能尋找到這樣一種新的貢獻方式，“一國兩製”在內地民意當中，在中央決策層就會存在正當性疑問，這是義務性方麵。同時這種義務性方麵也對應香港能夠優先抓住國家發展的機遇，因為它的特殊地位，它的國際性的優勢能夠在承擔這種對國家有貢獻的義務的同時，獲得自己最好的發展機會。既然是動態地貢獻於國家，就必然涉及與國家發展大局及治理體係日益緊密化的融合。這種融合不是政治強製，而是憲製整合，也適應了地緣性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律。
你提到北京如何反思，過去22年確實有很多方麵沒有做好，但是這不能完全歸責於中央，比如“23條立法”不是因為中央而撤回的，國民教育計劃不是因為中央而擱置的，其中有香港社會自身的原因。可以說，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相對局限於本地知識和本地事務，缺乏國家眼光和作為，因而不能自覺及有力地承擔“兩製”麵向“一國”的回溯性建構，還有香港的社會文化精英在對抗國家、追求香港本土性的過程當中，一步步塑造了今天香港社會的精神及青年人的價值觀。其實國家有很多很重要的、整合性的政策步驟能夠幫助香港完成精神轉型與角色適應，但因為香港社會文化精英的自私，缺乏戰略思維，而喪失了機會窗口，導致問題越積越嚴重。回歸以來，中央始終沒有放棄從戰略層麵思考香港怎麽樣一步步在“一國兩製”當中適應國家的發展調整，十八大以來的融合發展取向則更為顯著，但是香港社會自身不敏感，不珍惜，甚至有意抵製，罔顧機遇，因而需要有更多的反思，是它與國家之間脫軌越來越嚴重。
多維：我們一直在呼籲，香港要完成“二次回歸”，也就是人心回歸。而實現二次回歸的路徑，就是將原來消極的、區隔的、被動的“一國兩製”轉向積極的、融合的、主動的“一國兩製”。有一種說法認為，過去北京就是太積極了，才有了今天的“果”。那麽問題來了，究竟怎樣的“積極”一國兩製，才是真正有效的？
田飛龍：當我們說轉變的時候，其實你會發現主體的責任會落到香港那邊，因為國家的精神早就從消極轉向積極了。國家處於整個“一國兩製”的立法者、塑造者和最終責任人的地位，所以在宏觀框架上不斷保障及塑造“一國兩製”。可是從微觀的角度來看的話，香港社會並沒有做好適應國家戰略調整做出自身改變的準備，精神的準備、物質的準備都沒有做好。
目前的情形可以用一幅漫畫來形容：國家在快跑，一根繩拖著香港，香港就在原地不動，甚至反向拖延，就是這種尷尬不協調的狀態。國家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高瞻遠矚，雙創戰略，全民創業、萬眾創新，可是香港要停步不前，香港隻要保持自己的，隻要“小確幸”，這是不可能的。為什麽？香港從來就不是因為自己的原因而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香港是在借來的時光、借來的機遇當中成就成今天這個狀態的，所以今天仍然要借時光。
港人對以李嘉誠為代表的地產商有著複雜的感情。（VCG）
這個時光從哪兒來？隻能從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當中來，而絕無可能從“逆全球化”的歐美世界來。香港未能從國家新的戰略發展當中借取這個時光和機遇，這是香港奮鬥精神的衰退。雖然大家很恨李嘉誠，可是李嘉誠這些人懂得在“一國兩製”當中怎麽樣多麵取利，怎麽樣利用內地市場和內地改革開放的機會，同時也知道如何在英美市場上做平衡。雖然李嘉誠們造成了高房價，買不起房的普通人恨不得“食肉寢皮”，可是他們的精神裏麵有一些是今天的香港青年仍然需要學習的，作為獅子山精神的“愛拚才會贏”的積極進取倫理並未過時。香港青年今天錯誤地認為他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就一定能改變現狀，可是對比那些已經普選的國家和地區的青年人狀況，也並未有多少改善，甚至變得更差了。而且普選未必不利於李嘉誠那樣的人更好地影響甚至支配香港政局，也許選出的特首是更加代表李嘉誠利益的人。
相反，如果是由選舉委員會這種間接選舉機製，那麽中央還有一定的可能性來平衡利益，並且中央還可以在超出香港的管製範圍之內，比如說在大灣區主動回應及配置給香港青年更多的利益和發展機會。但是真要一人一票選特首的話，香港局限於本地化的傾向就會更加嚴重，就會更加脫鉤於國家發展，就可能在自身的範疇裏麵被鎖死了。一人一票選特首，打破不了香港現在的既得利益格局，事實上中央提出的超出香港範疇的“大灣區”戰略框架，反而是頗具香港地產霸權、官商合謀格局的有利機製，形成外部製衡和控製。當然，香港內部的既得利益集團一定會全力抵製這種幫助香港人解困的“外線發展”路徑，因為這一發展盡管有利於所有香港人，卻不利益既得霸權及利益的完全控製和延續。將“兩製”僵化對立起來、製造對國家融合發展的恐懼，未必不是香港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心術”。
這提示我們，香港的宏觀改革路徑存在著“民主-福利型”路線與“法治-發展型”路線的長期博弈和競爭，前者偏向泛民及本土派立場，後者偏向建製及國家立場。相對而言，後者更適合香港的長期脫圍解困。
多維：北京在前麵拉著，香港始終原定不動，繩子的耐受性再強，也總有繃斷的一天。
田飛龍：有可能，因為二者之間目前來看實在是頗不協調，“一國”與“兩製”之間急劇摩擦和扭曲，現在就是這種狀態。到底是國家要慢一點？還是香港要快一點？這個中央說的很清楚，蘇州過後無艇搭。中央也說的很清楚，國家的發展不會等待任何一個地方。你可能會注意到今年剛好又是澳門回歸20周年，大灣區規劃今年是2月18號公布，規劃給香港很大的份額，但是如果香港自身無法承擔的話，大灣區四個中心城市是平行競爭關係，包括航運樞紐中心，香港機場如果還是這樣混亂的話，它一定會失去優勢。香港實質麵臨著大灣區在國家政策下的新一輪激烈競爭，香港不是天然會贏，如果香港人放棄了既往的奮鬥競爭精神的話。
多維：那香港的“終局”究竟會是什麽？清場是容易的，但要解決這些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以及讓“一國兩製”走向積極和融合，確實很難。而且最糟糕的一個可能性是，通過強力止暴製亂了，但深層次的問題又被擱置起來，繼續陷入到死循環中。
田飛龍：止暴製亂並不難，甚至不用出動解放軍。北京還是會像占中一樣六個字解決問題，“不妥協，不流血”，當然這次稍微放寬一點，“不妥協，不死人”，因為示威者明顯升級了暴力，製造了現場更大的危險，不可能完全避免流血。而且中央的方案是很確定的，就是讓香港窮盡高度自治的能力去應對局麵。如果香港做不到這一點，那麽就證明香港沒有高度自治的能力。沒有高度自治能力的地方就不配有高度自治，這個邏輯很簡單。這次止暴製亂是給香港充分的“表現”機會和自我證明的機會，國家和全世界都在看，但國家一定會負起最終的保障責任。
多維：“不配有高度自治”是什麽意思，難道要“一國一製”？
田飛龍：這是最極端的情況。而且就算特區政府不能自治，但如果香港社會能夠自救，那這也證明香港整體能自治，隻是這屆政府不行，需要更換更稱職的官員。所以香港高度自治是兩根支柱，一根是有形的政府公權力機關，包括法院；另外一根是香港社會力量。現在比較孤立的就是特區政府和警隊在支撐著，如果香港民意更多的反彈，要求堅決止暴製亂，當達到一個程度，香港社會能夠自救的話，“一國兩製”也能繼續維持。“一國兩製”的生命力有賴於香港社會自治能力的不斷完善。這裏的自治絕不是本土分離或港獨，而是忠誠國家、謹守製度地位與本分的自我治理。
多維：但即便香港社會這次自救了，深層次結構性的矛盾還是解決不了。也就是說“雷”還在，隨時可能再次踩到，掀起另一場狂風巨浪。
田飛龍：那當然，所謂的止暴製亂式自救，隻是說恢複秩序，恢複秩序不等於解決問題。由於它已經屬於接近病入膏肓的狀態，矛盾盤根錯節，整個社會展開了一場強大的不合作和抵抗運動，因此香港社會需要一個漫長的精神論辯和轉型正義。就是1997回歸沒解決的問題現在必須嚴肅拿出來繼續思考和解決，真正由港英統治下的西方殖民社會轉變成“一國兩製”之下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要名至實歸。
所以目前不需要輕言“一國兩製”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就像改革開放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放在1989年的時候誰也不知道，但鄧小平很果斷的讓壞事變成了好事，因為通過1989年的衝突把內部的矛盾、分歧、戾氣全釋放掉了，鼓起來的膿包就戳破了，人體變的更健康，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走通了，由此奠定中國政治經濟模式的基礎。反修例運動也一樣，這次搞得越亂，暴力越激烈，運動之後的香港可能越健康。不過一個大前提是，北京和特區政府必須痛定思痛，深刻認識香港問題的本質，合作推進有序、有機的兩製融合發展。
來源：多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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