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蘇雲口述，李菁撰文
1939年，（左起）項英、周恩來、葉挺在皖南
蘇雲，是陶行知為她取的名字，寓意為飄來飄去的一朵雲，細品之下，總有那麽一絲難言的苦澀與悲涼。作為項英的女兒，項蘇雲與父親在一起的時間僅12天，而關於母親的記憶更近乎一片空白。“偶爾想起來也會有些感傷，但是那個年代又不是我一個是這樣的遭遇。”爽朗的項蘇雲輕輕一揮手，似乎不願讓自己陷入到那種情緒中。
父親項英犧牲60多年了，項蘇雲願意到新四軍紀念館去參觀，卻很少參加關於新四軍的各種研討會。“我對父親的資料了解不多，我不願以項英女兒的身份參加辯論。對父親的評價交給曆史吧，曆史證明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我會接受曆史的評價。”今年（2008年，編注）77歲的項蘇雲已經看淡了很多。
我人生的記憶是從上海勞工幼兒園開始的，那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開辦的一個孤兒院。那時候我隻有兩三歲，我不知道自己是從哪裏來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前叫什麽名字。因為在孤兒院裏長大，所以我從小就認為自己沒有爸爸，沒有媽媽，像我身邊的那些孩子，所以我也並不覺得自己有多淒慘。
那時我當然不知道我的爸爸是新四軍軍長項英。關於我的身世，我也是長大後了解的些許零碎片斷：我1931年出生，媽媽生下我不久就把我托付給別人，自己離開上海去蘇區找爸爸。有一年，我碰到徐明清阿姨（注：前農業部部長王觀瀾的夫人），她說她在上海時幫媽媽帶過我，媽媽離開後，她把我帶到了浙江，把我交給在浙江的地下黨林迪生（注：前蘭州大學校長）。可是大家也沒辦法養活我，最後隻好把我送到陶先生的孤兒院裏。那些阿姨們說，我的小名可能叫阿苗，我的弟弟項學成小名叫阿毛，還有一個在蘇區失去下落的弟弟叫阿狗。
“蘇雲”的名字還是陶行知先生給取的。陶先生的孤兒院開在上海英租界，可能覺察到他和共產黨的關係密切，英國人不讓他再辦下去。孤兒院要解散了，我記得女老師把我送到陶行知先生的家裏，坐了沒多長時間就離開了。她剛出門就被自行車撞倒了，陶先生很著急，趕緊叫人把女老師送到醫院去。我聽到後就在那裏號啕大哭。
沒人管我了。陶行知是名人，他不能一天到晚帶著我。陶先生曾在江蘇淮安創辦了一個新安小學，新安小學一位叫郭青的老師到上海來辦事，陶先生便讓郭老師把我帶到新安小學。郭老師問：“孩子叫什麽？”陶先生想了下說：“叫蘇雲吧，在江蘇飄來飄去的一片雲。”從此我便有了一個正式名字：張蘇雲。我也不知道陶先生為什麽讓我姓張，可能覺得張姓比較普遍吧，“項”還是太引人注目一些。
現在回想，陶先生應該知道我身份的。父親1930年去蘇區，任蘇區中央局代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務，名氣很大。我記得陶先生很鄭重地囑咐郭老師：一定要把這個孩子帶好。郭老師對我這個無名無姓的孩子心裏沒底，很緊張地問：“出了差錯怎麽辦？”陶先生說：“你隻要盡力而為，出了事你不用管。”
新安小學是陶行知先生為窮人辦的一所學校，他的理念是窮人孩子也要受良好的教育。很多窮人交不起學費，拿袋子裝點米交給老師就可以了。學校似乎是村裏一個破廟，因為我還有在泥菩薩後麵捉迷藏的記憶。晚上我住在一個農民家裏，和他家大女兒睡在一起。
好景不長，不久抗戰爆發，日本人很快占領了徐州。新安小學的校長叫汪達之，他把大一點的孩子組成新安旅行團，到各地演出宣傳抗日。汪達之校長寫信告訴郭青老師：形勢很緊張，你帶著張蘇雲去西安吧——除了我之外，學校還有一名孤兒，但汪校長隻讓郭青老師帶我一個人走。我想陶先生應該跟汪校長交待過我的身份。
但是郭青老師並不知道我的身份，他隻是兌現對陶先生的承諾。他帶上我搭貨車走了一段，然後再換乘駛往西安的列車繼續前行。我記得，車過陝西潼關的夜間，突然遭到在風陵渡的日軍炮擊，車上的燈頓時全部熄滅，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發出任何響動。火車在黑暗中疾駛，所幸衝出險境。
我們到達西安，完全人生地不熟。在西安住了一個月後，郭老師身上沒錢了。他告訴我，某學校有個孩子劇團，想把我送到那裏，然後自己找個教書的地方。正在商議出路，郭老師收到了汪達之的信，汪校長這時候在信中交待了我的身份，他告訴郭老師：隻要把張蘇雲帶到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到了那兒，就有辦法了。
那時候在西安還不敢公開談論八路軍，當時駐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是伍雲甫，也就是伍紹祖的父親。聽說郭老師介紹我是項英的女兒，他讓我們先住在那裏，其實是在了解、審查我的身份。直到這時，我才對“項英”是誰有了點模模糊糊的印象。碰巧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也住在八路軍辦事處，他與父親很熟，見到我後，他親自給父親發了一封電報，問他是否有我這個女兒。得到父親的確認後，我和郭青老師才被正式批準去延安。
我從小到大就習慣了自己的孤兒身份，在延安能見到爸爸，實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93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飯，郭青老師來了，說你爸爸到延安了，有人接你去見他。記憶中我又驚奇又高興，急得馬上要走，飯也顧不上吃完。
爸爸在武漢搞工運時有一位戰友叫林育英，革命時期化名張浩。張浩派警衛員把我、也把張浩的兩個兒子帶到延安城裏一個院子的一間平房裏。見我們來了，張浩伯伯一一做了介紹：坐在床上的是朱爸爸（朱德）；抱著小女孩坐在那的，是劉爸爸（劉少奇），懷裏抱的孩子是劉爸爸的女兒劉愛琴。我記得劉愛琴隻有六七歲的樣子，穿一件小花布旗袍，梳著一個童花頭。張浩告訴我，等一會兒就和朱爸爸一起去參加歡迎你爸爸的歡迎會。
我後來才知道，爸爸這一次是從皖南根據地來延安開六屆六中全會的，延安為外地來的成員舉行了一個歡迎會。歡迎會是在八路軍大禮堂開的，記憶中我乖乖跟著大人們走了進去。大禮堂條件十分簡陋，人們都擠坐在木條板凳上，但會場的氣氛十分熱烈。我跟進去以後，大人們都相互招呼，可我誰也不認識。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轉身麵對著整個會場，找我爸爸。陳雲走過來叫我：“蘇雲，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他把我領到一排座位前，指著朱德旁邊的一個人說：“老項，這是你女兒。”又轉過來告訴我：“這就是你爸爸！”
記憶中爸爸一把將我抱起來，放在他腿上。他看我，我也看他。他問我：“你幾歲了？叫什麽名字？”——好像是在問別人家的孩子。他問什麽，我就說什麽，好像沒有什麽特別激動的。雖然我一直很羨慕身邊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可以撒嬌，但爸爸真的突然“冒”出來後，我還有點不好意思，畢竟我長到了7歲半才第一次見父親。散會後，爸爸要帶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覺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就說宿舍的同學都在等我，要先回學校去。於是爸爸派警衛員把我送回了學校。
直到第二天放學，爸爸來學校接我，帶我到他住的窯洞，又帶著我一起到保育院見弟弟，弟弟是早我幾個月到的延安。就這樣，爸爸和我，還有在延安保育院生活比我小4歲的弟弟，總算在延安團聚了。可惜弟弟到了晚上拚命哭，要找保育院阿姨，吵得爸爸沒法休息，又給他送回了保育院。
記憶中爸爸對我很好，白天他去開會、工作，晚上接我回來，早上送我上學，有空時還給我洗臉、洗腳、洗衣服。有一天，爸爸請郭青老師吃飯，我記得爸爸親自給郭青老師斟上了酒，但我卻把郭老師的酒杯搶了下來說：“郭老師不喝酒，不喝酒！”兩個大人相視而笑。
1938年底，項英與兒女在延安，右為項蘇雲，左為項學成
在延安中央組織部門前，馬海德醫生為我與父親、弟弟拍攝的照片，就成了這次團聚的紀念，也是我們姐弟與父親的唯一一張合影。照片裏我戴的帽子，就是父親去延安時送給我的。爸爸在裏麵笑得特別開心，後來有人說，這是項英一生中笑得最燦爛的一張照片。爸爸特別高興，把照片洗了很多張，送了好多朋友。我是上世紀50年代去鄧媽媽那裏看到了這張照片，鄧媽媽贈給了我。
有一天晚上，郭老師來告訴我，說我爸爸有任務，馬上要離開延安，所以他白天來學校，想再來看看我。但是，我們學校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已經躲進山裏上課，於是我和父親還來不及告別，就這樣分開了。
雖然爸爸不在身邊，但我還能感覺他的牽掛和憐愛。半個月後，西安有人捎來父親給我的東西：一封信、一筒餅幹、一副手套。很多新四軍的人到延安來，都會到學校來看我。薛暮橋的夫人羅瓊到延安看到我時說：“有這樣一對兒女，項軍長可滿意了！”很多年後我去拜訪陳丕顯伯伯，他還特地把夫人喊過來見我，原來爸爸告訴陳伯伯說，我長得很像陳伯母。陳伯母當然長得比我漂亮。
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便是與父親隻相處了12天。直至今日，我對父親的性格沒什麽直接印象，但一個“慈父”的形象永遠深植於我記憶深處。
1939年，皖南雲嶺新四軍軍部領導與周恩來合影。後排左起，袁國平、陳毅、周恩來、項英；前排左起，李一氓、粟裕、王集成、鄧子恢
關於“皖南事變”的是非曲直，現在也是許多學者研究的重點。我是學工程的，之前對黨史並無多少研究，隻是到了上世紀90年代才開始了解這段曆史。
“皖南事變”中，父親肯定有指揮失誤的地方，但所謂貽誤戰機，沒有及時帶領部隊轉移，卻是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的決定。軍事科學院有位專門研究項英的專家叫王輔一，他是用白紙黑字的電文來研究這段曆史的。中央發了什麽電報、項英是怎麽回的，當時都有記錄在案。從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國民黨大軍包圍，中央對項英交待一直是要交涉。1940年11月30日，中央給新四軍發了這樣一條電文：“日蔣決裂，日汪拉攏，大局從此有轉機，蔣對我更加無辦法，你們北移又讓他一步，以大勢判斷，蔣、顧（祝同）是不會為難你們的，現在開始分批移動，12月底移完不算太遲。”在事變前13天，中央仍給他和葉挺發來“以拖為宜”的電報。所以，說項英賴著不走是不對的，是中央一直讓他拖著的。可惜原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去世了，中央重要的電報都經自他手。
項英(右2)與葉挺(中)等合影
劉厚總並不是電視劇《新四軍》裏描述的那樣，是項英的貼身副官。據父親的秘書顧雪卿回憶，劉厚總是軍部副官處負責管理馬匹的副官，平時與項英沒有聯係，是在“皖南事變”突圍時在山溝裏跑到一起的。劉厚總個子高、力氣大，槍法比較準，是個打遊擊的好手，所以當他要求留在父親身邊時，父親也很自然地答應下來。父親帶著幾個人突圍出來後，劉厚總自認前途無望，情緒低落，一直念叨著“完了完了”，所以才起了殺人劫財的邪念。可憐父親英雄一世，沒有倒在敵人的槍口下，卻死在自己人手裏。
劉厚總下山時被國民黨捉住，國民黨也並未給他什麽優待，在長期關押後釋放了他。全國解放後，他隱姓埋名，到處躲藏，但聽說在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獲處決。
現在一直有人寫文章說葉挺與項英不和，將“皖南事變”的原因歸結為項英與葉挺的矛盾，說黨內機密會議，葉挺都被排除在外，葉挺兒子在回憶錄裏提到葉挺有時無所事事，背個相機到處走，顯得很孤單。總的感覺是葉挺在新四軍很受孤立。
我很奇怪有人拿這一點做文章。因為從當時的曆史看，葉挺早期脫過黨，雖然在“皖南事變”後的表現證明他是經得起考驗的，但在當時，項英對他有戒備是不奇怪的。直到現在黨內和黨外還是有區別的，何況在那個非常時期？如果說父親有什麽問題，在我看，隻能說他太忠實於黨的路線了。
由於葉挺當時已經脫黨，沒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讓他看，作為政委的父親還主動要求中央來文來電時添加葉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揮新四軍。父親對葉挺生活上也很照顧，那時候他們真是同甘共苦，葉挺曾幾次萌生離開新四軍的念頭，不可能全是因為與父親個人的矛盾。項英突圍出來後還擔心葉挺，又回頭找他，結果葉挺下山去談判被蔣介石扣押。
葉挺的兒子叫葉正大，是我在蘇聯留學時的同學。我們倆關係不錯，他不止一次拍著我的肩膀說：“父輩的事情隨他們去吧，我們倆永遠是好朋友。”我們相視一笑。
葉挺一家1939年在澳門。左一葉挺，左二葉正大
而在事變發生的當時，在與父親等人失去聯係、父親生死未明的情況下，上級起草了關於項英、袁國平錯誤的決定。後來還是陳毅在會上講了“皖南事變”經過，那份決定才沒被“七大”通過。這也說明，有人所說的項英與陳毅的“重重矛盾”是毫無根據的。1945年陳毅去延安開會時住在李富春家的窯洞裏，對我和弟弟特別好，正逢過年，蔡暢媽媽拉著我和弟弟給陳毅拜年，說我倆都是新四軍的子弟，要給壓歲錢。陳伯伯一邊說“要得要得”，一邊掏錢，每人給了1萬元邊區幣。
1956年我從蘇聯回國時，聽說陳毅伯伯在北京飯店參加一個舞會，我特地去見他。陳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拋開舞伴拉著我在舞場上轉圈，然後特別興奮地逢人就說，“這是老項的女兒，這是老項的女兒”，對我的疼愛溢於言表。旁邊的一個女的不解地問他：“誰是老項？”陳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話回答：“老項，就是項英嘛！”我想陳毅伯伯如果活著，一定不會同意挑撥他和父親的那些言論。
盡管當時起草的決定沒獲“七大”通過，隻在新四軍內部傳達，但它卻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對父親評價的依據。解放後，對項英的評價跌入了低穀，而且很奇怪的是父親參與的革命活動卻隻字不提。父親是參加中共“二大”的12個代表之一，但介紹中隻提其他11位；父親是“二七大罷工”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但電影裏隻演了施洋和林祥謙，卻不提施洋還是項英介紹入黨的。陳丕顯任河南省委書記時，有一次去參觀“二七大罷工”紀念館，特地糾正他們不提項英的錯誤。
1939年，周恩來（右三）在皖南新四軍軍部與葉挺（右一）等合影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我隻知道父親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陳毅去延安開會時通報給大家，我才知道父親已經犧牲了。好像也沒有特別的悲痛，跟父親一起也就12天，坦率地說，感情會有多深？另外，周圍同學也經常有父母犧牲的，這在那個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皖南事變”之後，我把名字從張蘇雲改成了“項蘇雲”，我告訴自己，也告訴大家：我是項英的女兒。
母親之謎
1938年，郭青老師把我帶到延安時，我聽說媽媽就在一個月前剛剛到過延安，把弟弟留下來後離開，從此再也沒有人見過她。我也錯失了跟媽媽見麵的機會。
母親後來的命運多少與瞿秋白有關。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1萬多人被敵人包圍。當時重病的瞿秋白、年老體弱的何叔衡、已懷孕的母親與中央蘇區政府的婦女部長周月林一起撤離，突圍時，何叔衡犧牲，瞿秋白、周月林與母親一道在福建被俘。被俘時，母親他們用的都是假名，審問中也沒有露什麽破綻。他們在監獄中被關押了3年多，我的弟弟就出生在監獄的牢房裏。但就在母親和周月林被保釋、瞿秋白也快要獲得自由時，國民黨卻突然知道了瞿秋白的真實身份，殺害了他。
江西蘇區時期，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為了寫父親的傳記，軍事科學院的王輔一找到曾任項英警衛排長的李德和。李德和回憶1938年2至3月間，項英在南昌著手編組新四軍時，母親張亮帶著一個兩三歲的小男孩找到東南分局，李德和隨項英由軍部去分局駐地同張亮會麵。他們在一間房子裏談話，小孩由李德和帶著在門外玩，大約談了個把鍾頭，他們講些什麽不知道，聲音時高時低，項英態度嚴肅，但根本沒發生槍斃張亮的事。談話後，項英到東南分局副書記曾山處去了一下，就返回軍部駐地，此後再未與張亮見過麵。
王輔一也走訪過原新四軍軍部秘書長、後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的李一氓。李一氓回憶，張亮找到項英時，由於項英早已知道張亮1935年春突圍時在福建被國民黨軍俘虜，而且俘去後的情況當時無法查清，故沒有把她留下，而是給她一些錢讓她走了——我猜想，父親大約是在質問母親：瞿秋白被殺害了，你為什麽能活著出來？肯定也對母親有所懷疑。
事後證明，離開南昌後，堅強的母親把弟弟送到了延安。徐明清是原延安市婦聯主任，當年媽媽送弟弟去延安時，她還接待過我媽媽，所以“項英殺妻”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自此之後，就再也沒有人見過她，也沒人知道她的下落。
1955年，瞿秋白的遺骸從福建長汀羅漢嶺的盤龍岡取出，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愛人楊之華給黨中央寫信，要求抓到出賣瞿秋白的叛徒。有關部門很快成立了一個專案組，與瞿秋白同時被捕、知道瞿秋白身份的周月林與母親張亮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合影。後排左起康克清、錢希均、周月林、賀子珍；前排左起曾碧漪、彭儒
周月林一直沒停過申訴，直到若幹年後，有人在當年國民黨的一份報紙上，發現了“赤共閩省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報道，瞿秋白被捕才真相大白。原來出賣瞿秋白的叛徒是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的妻子徐氏。1979年，周月林獲得平反，她已蒙冤25年。平反後的周月林回到丈夫的老家浙江新昌縣度過餘生。1997年，91歲的周月林在新昌縣去世。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周月林的晚年還算安定。新昌縣對她很好，還有人專門采訪她、給她寫了傳記。當中周月林也回憶說，張亮出獄後告訴她，自己要去江西找項英。寫傳記的人把書寄給了我，可惜等我看到這些材料時，還沒來得及找周月林，一年後她就去世了。
媽媽的名字，也是我到延安之後才知道的。7歲那年爸爸來延安看我時，我曾問過他：“媽媽在哪裏？”他隻是回答了一句：“媽媽不在了。”然後什麽都不再說。周圍的大人也很少提我媽媽的事，像都在保持著一個默契。我的婆婆塗俊明也是一個老革命，當年在上海開家具店掩護工人運動，偶爾她會對我說：“你媽媽年輕時很漂亮，比你漂亮。”
很多年，我也根本不知道母親長什麽樣子。“文革”時期，我去上海參觀，住在我丈夫的朋友家裏。有一天，朋友的一位友人來拜訪，看見了我，忽然說有一張母親的照片，是從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裏要來的。他給我翻印了一張，我一直把它保存在身邊，這是母親給我留下的唯一紀念。從照片上看，媽媽的確漂亮，我也隻有下巴這裏像媽媽。但是看到照片，我好像也沒有特別的感覺，對於母愛，我沒有得到過，所以也沒有失去的痛苦。
關於母親的下落，我最近聽到了一個最新說法。去年底，一個記者去訪問公安部的一個老同誌，他以前在延安待過，在康生手下參加過一些專案組的審查工作。據他回憶，他們抓住了一男兩女，懷疑是托派，找人審查，這位老人家審查的男的被槍斃了，兩個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他聽說其中一個是項英的夫人，她出賣了瞿秋白。這件事情之後，他也險些被康生以某種借口除掉，但這些老幹部是羅瑞卿的部下，是他托人找到羅瑞卿才保住性命的。等這個消息傳到我這裏、我再讓他們帶我去見這個老人時，老人家已經糊塗得說不出話來。不過以我在延安的經曆，我認為這個說法是可信的。
我是70多歲時才聽說這件事的，我能有什麽感慨呢？
對於母親，我隻知道她是四川人，但究竟是四川哪裏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也無從去追尋她的家族、她的身世。我隻知道她與父親是在上海搞工人運動時相愛的，為了共同的目標走在一起。現在的年輕人肯定無法理解他們的情感，但我想，在父母這一代人的心目中，他們的理想是高於一切的，在需要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犧牲感情、家人乃至生命。
1938年到了延安後，我被送進了徐特立創辦的魯迅小學學習，1939年學校改名為“陝甘寧邊區保育院小學部”，也稱延安保育小學。延安保育小學的學生是革命烈士子女和中共高級幹部的後代。郭青老師則被送到延安抗大學習，他後來當上了保育小學的校長，成為很多孩子的大家長。
剛到延安時，我隻有7歲，獨立生活比較困難，有一個保姆專門照顧我。那時還沒有窯洞，我們在平原地區住的平房，房間裏用大木板桌搭的床，一張床能睡十二三個孩子，像一個大通鋪。我們這些孩子吃飯、睡覺都在一起，過著軍事化的共產主義生活。
在延安，我們隨時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對我們每個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我們采了一大捧山花，我們跟老師說：“這些花真漂亮啊，我們把它獻給毛主席好嗎？”老師答應了。於是我們一群娃娃，排著隊、唱著歌，向毛主席的住地走去。毛澤東在窯洞前看到我們非常高興，當時江青也在，她還從窯洞裏拿出一桶餅幹讓我們吃。有時候想起來，還挺懷念那時候的延安氣氛。
我因為記憶力好、膽子大、不怯場，經常被老師騎馬帶到附近參加會議或代表學校演講，延安的報紙還稱我為“小小演說家”。有一次老師帶到我學校附近的真武洞集市，給趕集的老百姓講“行動綱領”。我背得很熟練，正在哇拉哇拉地講時，突然發現台下站成一圈的老鄉中，從懷裏摸著什麽，然後摸出一個小東西，放在手上一掐，很清脆的一聲，然後他又把它放在嘴裏一咬，好像吃得很香。他不停地重複著這個動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他在幹什麽呢？他吃的是什麽？想著想著，我走了神，把自己背熟的綱領也忘了，演講卡了殼，台下一陣轟笑。回到學校，我還被老師批評了一頓。
林彪、林育英、毛澤東在延安
沒有爸爸媽媽的生活，讓我從小養成了自立、好強的性格。帶過我的大人都喜歡我，像蔡(暢)媽媽、康(克清)媽媽、任弼時的夫人。但他們對我再好，也不是自己的父母，我還是要規矩一些，這一點，我始終是很清楚的。
中組部對我們特別照顧，陳雲、李富春常接我們去他們家吃飯，蔡暢媽媽待我們更像親生兒女一樣。當時在延安，我們隻要往口袋裏裝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誰家都有飯吃。
我到延安時，才知道我還有個弟弟在這裏。我的弟弟項學成是在監獄裏出生的，是周月林為母親接的生。弟弟和我的關係很好，平時和弟弟去的最多的就是李富春和蔡暢家。
蔡媽媽很喜歡我，教我洗衣服、織衣補洞。蔡媽媽很愛幹淨，擺在桌上的東西別人是不能隨便挪動的。她也囑咐我：“小朋友來玩可以，但我的東西你們不能動。”有一次來了個同學，隻是好奇地翻了一下，我都沒有感覺有什麽變化，蔡媽媽回來問我是否有人動了她的東西。
有時吃完飯，李叔叔、蔡媽媽帶著我在窯洞後麵的山坡上散步，我還牽著李叔叔的小狗“路路”。路上遇見認識的叔叔阿姨看到我們，會過來逗我：“你家幾口人呢？”我認真地看了一眼小狗，然後回答：“4口！”李叔叔與蔡媽媽的女兒李特特很嫉妒我，說我跟他們在一起的時間，遠比她長得多。
1943年，延安搞了個“整風運動”，後來康生又搞了一個“搶救運動”，弄得人人自危。我們保育小學也開始搞起了“抓特務運動”，老師不允許我們回家，留在學校搞“運動”。老師和高年級同學都要受審查，每人要交代清楚自己的經曆，如果說不清楚，就會被懷疑是特務；同學之間也互相揭發。學校還專門組織我們學生到禮堂，聽一些表現好的人現身說法，我們小學生坐在下麵，跟著大人喊口號。
弟弟告訴我一件事情：他們的老師把一個小同學叫去交待問題，老師問他是不是特務，他否認。老師說不老實交待的話，就罰他站凳子上。小同學被罰餓得受不了，實在堅持不住，就向老師檢舉了一個人。他說，夏天大伯派一位姓李的年輕人來接他回去度暑假，途中遇到大雨，河水漲得很高，騎在馬前的小李叫我抱緊他的腰，他在馬背上猛抽幾鞭子，硬是從河裏衝了過去。小同學懷疑小李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因為大家險些連人帶馬被洪水衝走，肯定是不存好心。
老師很仔細地拿本子記下了小同學的揭發，然後很滿意地告訴他，過關了，可以回宿舍睡覺了。小同學後來聽說靖邊縣真的把小李打成了“特務”，被整得很苦。長大後，他很後悔自己9歲時的無知，傷害了一位不熟悉的大哥哥。
張浩1942年在延安病逝，毛澤東朱德等抬棺送靈
夏天，我和弟弟去李富春和蔡暢家。李叔叔問：“怎麽這麽長時間都沒回家來啊？”我說：“校長說大家都在整風，整風不能回家。”李叔叔很奇怪地問：“一群娃娃，整什麽風呀？”他這一問，弟弟可來勁了，他不顧我勸阻，馬上眉飛色舞地說：“我們學校整風可熱鬧了，還把人吊起來打呢！大家跟著喊口號！”李叔叔很認真地聽著弟弟的話，很生氣的表情。他馬上拿起電話給中共西北局的負責人高崗打電話：“怎麽我們大人整風，娃娃裏麵也在抓特務，還打人？！”結果一周後，西北局就派人來學校調查，學校領導還向幾位被錯整的老師道了歉，承認過去的錯誤。
李富春與蔡暢去了東北之後，把我交給了任弼時。有這些叔叔阿姨的照顧，在延安時，我從不覺得孤單。
往事
1948年，中央決定派一批人去蘇聯學習，選擇的都是革命烈士與中央領導的子女，有鄒韜奮的兒子鄒家華，葉挺的兒子葉正大、葉正明，高崗的兒子高毅，李碩勳的兒子李鵬等和我一共21人。給我們送行時，領導對我們說，現在國家正在打仗，仗不要你們打了，由我們來打，你們去努力學習，回來好好建設新中國。
我們在蘇聯學的專業都是從建設角度挑選的。葉挺是因為飛機失事遇難，他的兩個兒子就下決心製造自己的飛機，去了航空學院。林漢雄的父親死的時候，說了列寧說過的一句話，共產主義是蘇維埃加電氣化，於是他就學了水電。但是“文革”期間，中央成立了一個“4821專案組”，專門審查留蘇的21個“蘇修特務”，“4821”名稱也就從那時被叫出來。現在，我們“4821”的成員還是會定期聚一下，雖然當中的很多人已經位居高官，但是相聚時，大家沒有身份差異，感覺又回到了老同學的溫暖回憶中。
1999年10月3日，“4821”留蘇同學聚會
我的丈夫林漢雄是張浩的兒子，也是我留蘇時的同學。現在很多人把林育南、林育英與林彪放在一起，稱他們是林氏三兄弟。林家是一個大家族，林育南是林彪的哥哥，是林家第一個出來革命的，他與董必武是同一時期的，資格比較老。林育英是林育南帶出來參加革命的，在革命時期化名張浩，而林彪又是林育英帶出來的。他們確實是從林家大家族出來的，但單純從血緣上講已經沒那麽近了。
張浩早期在湖北參加工人運動，資格比較老，1942年去世。
解放後，林彪對張浩的夫人、也就是我的婆婆一直不錯。不過自從林彪與葉群結婚之後，我們與他們家的來往少了許多。婆婆說，葉群安排了葉家的許多人到他們家，對林家人態度比較冷淡。
我們去毛家灣見林彪的次數並不多。那時林彪的父親還在世，我們喊他“林四爹”，去見林四爹的時候，偶爾會見到林彪。林漢雄的大哥在哈爾濱任市委副書記，“文革”期間受了衝擊，他想到北京見“林副統帥”，我們給林彪打電話，結果他的秘書隻是送來了幾本語錄。婆婆通過林彪的姐姐還是聯係上了林家，葉群帶話來，說林彪身體不好，隻能談20分鍾。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我們家也受到了牽連，在水電部工作的林漢雄被關了起來，公安局也進駐了我們家。我被關了一年之後放了出來，我的婆婆是一位老革命，她很不服氣，到處找人申訴。
1975年左右，我們以婆婆的名義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將家裏情況反映了一下。很快水電部派人來，接我和婆婆與林漢雄見了一麵，原來他一直被關押在總後勤部的某個地方，負責他的專案組成員人很多。1975年10月1日，被關了4年的林漢雄被放了出來。可惜我的弟弟在“文革”中受牽連，1974年便因肝癌去世了。
項蘇雲接受鳳凰衛視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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