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
曹樹基
載《中國人口科學》2004年第1期
（曹樹基，1956年生，曆史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教授）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人口普查資料及新修地方誌所載數據，對1958-1962年間四川各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進行估計。結果表明，五年大饑荒中，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940萬，占災前全省人口總數的13%.
關鍵詞：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1958-1962年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in census and newly published chorography ，theessay makes an estimate of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during the periodof 1958-1962.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reaches9.4million ，which accounts for 13%of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Sichuan beforethe great famine.
Key words ：the population of Sichuan，unnatural death，the period of 1958-1962
迄今為止，有關“三年自然災害”中國人口死亡數量的研究，大多依據全國性的人口數據來進行，所得結果相差甚大，令人難以把握。筆者采取不同的分析策略，以省為單位，逐省展開相關的研究工作。通過各省人口死亡數累加，即可得到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
在目前各家的研究中，金輝的研究方法最值得稱道。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列算式如下：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1]隻不過，利用全國數據進行研究，可以不考慮因行政區變動而產生的人口遷移問題，而進行分區研究，則必須討論因人口遷移所導致的人口變動。列算式如下：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淨遷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
需要說明的是，在一項全國性的研究中，筆者借用清代的“府”作為穩定不變的政區，本文作為這一大型項目的一部分，仍采用這一虛擬的政區。[2]
四川省人口眾多，災情嚴重，人口死亡也多。就資料而言，四川省雖然是人口死亡大省，但四川省的地方誌書所記載的人口資料相當可靠，隱瞞或篡改資料的現象並不多見。隻是由於四川災情延續時間長，1958-1962年的整整五年，均可視作災年。在有些縣份，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已經上升，1963年的人口死亡率仍未下降，本文根據曆年人口死亡率或人口增長率來確定災年。茲分府分析如下。
1、成都府
成都府境包括成都市、雙流、新都、華陽、新繁、金堂、彭縣、溫江、崇慶、新津、崇寧、郫縣、灌縣、簡陽、什邡和廣漢。合而計之，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5.6‰，1964-1982年為21.6‰。[3]由於政區變動頻繁，無法分縣論述。從已經查閱過的新都、溫江、灌縣、廣漢、簡陽、雙流、金堂、新津、郫縣、什邡、崇慶十縣縣誌看，每縣均有規模性的人口死亡，由此推測成都府各縣的情況大體如是。鑒於成都平原的災情特別嚴重，也推測成都市不能幸免於難。
根據新都等十縣縣誌，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7.4‰。[4]這一數據並不確切，是因為雙流、金堂、郫縣等三縣1954年人口少於1953年。此三縣鄰近成都市，小塊區域的劃出可能是造成1954年人口減少的原因。從1954年至1957年，十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9.8‰，若排除雙流、金堂、郫縣不計，其他七縣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8.9‰。由於成都市區另計，故以18.9‰作為成都府屬各縣災前人口增長速度。
1953年，成都市人口隻有85.7萬，1964年多達158.3萬，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高達57.4‰。成都市人口高增長，既有周邊鄉村人口的移入，也有外地人口的遷進，又有政區變動所導致的人口增加。由於記載的缺失，不可能將人口的來源及數量一一辨析。茲將1953-1964年成都市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當作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加權平均，1953-1957年成都府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4.5‰。以此測算災前人口。1962-1964年，新都等十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3.5‰，1964-1982年為18.7‰，數據合理可靠。以此測算成都府災後人口。
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成都府境淨減少人口61萬。依金堂、灌縣、雙流、簡陽、新津、什邡、崇慶、廣漢八縣縣誌所載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可知從1958年至1962年，八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約35個千分點，推及全府境內，災前人口還應增加22.2萬。成都府境五年大饑荒中共減少人口83.2萬。
金堂、灌縣、雙流、簡陽、崇慶、新津等六縣縣誌記載有曆年人口遷入數與遷出數。五縣合計，大饑荒五年中共遷入人口46.2萬，共遷出人口53.1萬，淨遷出人口6.9萬。1964年，此六縣人口占排除成都市後全府人口的55.7%，以此比例推算，全府淨遷出人口約為12.4萬。扣除淨遷出人口，成都府境大饑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70.8萬。
從曆年人口數據看，似乎簡陽縣人口減少得最多。1958年底，簡陽縣人口為123.3萬，1962年底僅存86萬，淨減少人口37.3萬。其實，這不是人口本身變動所致，而是由於1959年10月將龍泉驛區全部劃歸成都市管轄的結果。1959年簡陽縣人口淨減少約24萬，根據當年人口死亡率估算，其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6萬，淨遷出0.7萬，其餘17.3萬人口為龍泉驛劃出人口。大饑荒五年間，簡陽縣合計死亡人口27.4萬，其中正常死亡人口大約5.4萬，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22萬。根據曆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遷移率計算所得人口增減值與曆年人口增減值吻合，說明《簡陽縣誌》所載人口數據是真實可靠的。關於大饑荒時期簡陽縣的災情細節，請讀親身經曆大饑荒的惠文先生在簡陽的工作筆記《困難時期農村整社紀實》[5]，茲不贅述。
2、綿州
綿州境包括德陽、羅江、綿竹、綿陽、安縣、梓潼六縣，其中羅江並入德陽，實為五縣。在查閱的四種地方誌中，各縣均經曆規模不等的人口死亡，推測全府皆陷入大饑荒。根據人口普查數據，1953-1964年，綿州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1.4‰，1964-1982年為21.2‰。人口死亡有相當大的規模。
據德陽、綿竹、綿陽、安縣縣誌提供的曆年人口數據，1953-1957年四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8.2‰。安縣無1962年人口，德陽等三縣1962-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41.5‰。[6]三縣災後曆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實為30‰-40‰之間，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高於人口自然增長率，實為人口遷入所致。安縣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高達46.4‰，是由於從1962年至1964年，安縣接受了13807名來自潼川府境中江、三台、蓬溪、射洪、遂寧等縣的移民。加權平均，四縣災後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42.4‰，以此測算災前、災後人口。
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綿州境內人口淨減少11.5萬。五年間德陽、綿竹、綿陽三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約60個千分點[7]，推及全府，災前還應增加人口11萬。綿州境內減少人口22.5萬。德陽、綿陽兩縣有相當完整的人口遷移記載，五年間兩縣共遷入人口32.1萬，遷出人口33.1萬，淨遷出人口1萬。以此推測，綿州境內淨遷出人口約為1.5萬。如此，綿州境內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1萬。
分縣而論，根據曆年人口死亡率記載，德陽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4.8萬，綿竹縣為4.4萬，綿陽縣為4.3萬，三縣合計13.5萬。安縣1957年人口為30.4萬，1961年為28.1萬，淨減少人口2.3萬，非正常死亡人口達到4萬。梓潼縣人口與安縣相當，死亡人口也與安縣相當。五縣合計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1萬。
3、龍安府
龍安府境包括北川、平武、江油、彰明、青川五縣；1958年彰明、江油兩縣合並，變成四縣。1953-1964年龍安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4.5‰，1964-1982年為24.1‰。從1953中至1957年底，北川等四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4.4‰。[8]分縣而論，平武縣1953年人口多於1954年，是因為該縣1956年有四鄉劃入北川。從龍安府境各縣情況看，1953年除了人口普查數據外，各縣並無其他人口統計。因此，平武縣1953年以後的曆年人口，是政區調整以後的數據。江油縣的情況可能也是如此。這樣一來，北川縣1954年人口也就大大多於1953年。上述各縣的政區變動，皆在龍安府境內進行，計算時不用對境域進行調整。另外，1957年8月至1958年1月，北川縣接收了來自三台、蓬溪、遂寧、射洪等縣7655名移民。這也是導致災前龍安府境人口增長速度偏高的原因。
1961-1964年，北川等四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15.7‰，其原因在於1962年江油縣有4.4萬人口的淨遷出。1958年江油縣淨遷入人口11.5萬，1959-1962年持續外遷，四年中的淨遷出人口累計達到10.1萬。也就是說，除了死於饑荒者以外，1958年的遷入者，至1962年已經基本遷出。
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龍安府境淨增加人口0.9萬。四年大饑荒中，五縣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約27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2.2萬，龍安府減少人口多達1.3萬。四年中，北川縣淨遷出人口1.3萬，1958年6月茶坪鄉有5742人劃歸安縣，扣除不論，淨遷出人口實為0.7萬。江油、平武、青川三縣合計淨遷入人口6.3萬，四縣合計淨遷入人口5.6萬。如此，龍安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6.9萬。分縣而論，根據曆年人口死亡率，北川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約0.5萬，平武縣約0.9萬，青川縣約1萬，江油縣約4.5萬，合計6.9萬。兩種分析結果是一致的。
在龍安府境，江油縣的災情最重，死亡人口最多。《江油縣誌·大事記》稱1960年，江油縣委檢查組報告批露東安公社九區隊基層幹部違法亂紀嚴重，先後以扣飯、拆家、毒打、苦役等手段迫害社員167人，直接造成7人死亡。11月25日，縣委緊急部署在十日內，全縣將1921.5萬公斤糧食集運到鐵路、公路沿線糧站，保證城鄉供應和上調計劃的完成。1961年7月11日，356名社員誤聽謠傳，因缺糧去北川縣曲山公社挖白泥二千多斤煮食充饑，引起中毒。
4、潼川府
潼川府境包括鹽亭、中江、三台、遂寧、蓬溪、射洪、樂至、安嶽、潼南等九縣。潼川府境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2.1‰，1964-1982年為16.3‰。在已查閱的潼南、中江、三台、安嶽、遂寧五縣縣誌中，遂寧、三台和中江三縣災前即屬人口遷出區。五縣合計，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7.2‰，1961-1964年為23.3‰。[9]以此推測潼川府境災前、災後人口。
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潼川府境人口淨減少76.7萬。四年間，潼南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約41個千分點，三台縣超過26個千分點，中江縣僅超過7個千分點。三縣平均約為22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5.2萬，合計全縣減少人口91.9萬。四年間潼南縣淨遷出人口為0.93萬。中江縣有曆年人口記載，卻無人口遷移記載。根據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與曆年年末人口數，估計四年間淨遷出人口約為2.5萬。以同樣方法估算，同期三台縣淨遷出人口約為1.9萬，三縣合計淨遷出人口為5.3萬。以三縣占全府人口比例推測，全府淨遷出人口約為14萬。如此，潼川府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77.9萬。依各縣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潼南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4萬，中江縣約為6萬，三台縣約為10萬，三縣合計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0萬。其他縣記載有缺，無法知悉詳情。
5、眉州
眉州境轄四縣：眉山、彭山、青神、丹棱。1953-1964年四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0.9‰，1964-1982年為23.6‰。人口損失的規模相當大。眉山縣1957年人口較1956年減少0.8萬人口，而是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1.95‰，出生人口多於死亡人口約1萬人。如果1957年數據為真，則意味著是年有1.8萬人口外遷。是年該縣無人口外遷及區劃變更的記載，姑且存疑。
從1953年至1956年，丹棱、眉山、彭山三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0.1‰，1961-1964年為34.9‰。[10]以此計算，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眉州境內人口淨減少14.2萬。《眉山縣誌》關於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出生率計算錯誤，四年中實際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約42個千分點，彭山縣隻超過8個千分點，合計超過32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2.7萬，眉州境內共減少人口16.9萬。三部縣誌均未記載人口遷移情況，根據眉山縣所載曆年人口數和人口自然增減數，可知該地未有規模性的人口外遷，隻在彭山縣有1.2萬淨遷出人口，設州境內的淨遷出人口為2萬人，眉州境內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5萬。
6、資州
資州境包括內江市和內江、資中、資陽、井研、仁壽等五縣；資州境內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5.2‰，1964-1982年為21.8‰。1964年人口少於1953年，證明當地的人口死亡的數量是驚人的。從1953年至1964年，資州府轄各市縣當中，隻有內江市的人口呈增長狀，其他各縣人口均為負增長。據《內江市誌》所載，1954-1956年，內江人口增長率分別為48.8‰、62.7‰和64.9‰。[11]這不是正常的人口增長，而是人口大量遷入城市或區劃變動所致。由於未見原書，細節不詳。《內江市誌》揭示1954年內江市人口死亡率隻有3.2‰-8.6‰，1958年至1962年高達16.1‰-26.2‰，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仍有相當大的規模。1960年內江市人口出現負增長。與其他縣相比，內江市的饑荒程度要輕得多。
從1953年至1957年，內江、資中、資陽、井研四市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9.7‰。[12]這一增長速度偏低，其原因在於1957年資中、資陽兩縣的人口死亡率上升。如在資中，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達13.1‰，資陽則為17.9‰。災後三年四市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6.4‰。這一增長速度較周邊地區要低得多。仔細分析，資中縣1963年人口增長率隻有3.2‰，是不真實的。是年資中縣人口自然增長2.6萬，淨遷出0.7萬，淨增長1.9萬，而實際人口增長數隻有0.5萬，有1.4萬人口不知所蹤。資中縣災後二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約35‰，資陽縣為32‰，井研縣1964年為33.4‰，平均約為33‰。考慮到資中、資陽兩縣災後人口遷出略多於遷入，故定為30‰。
依此測算，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資州境內淨減少人口68萬。五年大饑荒中，資中、資陽兩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約34個千分點，推及全州境內，災前人口還要增加12.2萬，合計減少人口80.2萬。資中、資陽兩縣五年中淨遷出人口1.56萬，推測全州境內外遷人口約3.7萬。如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76.5萬。
7、嘉定府
嘉定府境包括自貢市部分、峨眉、樂山、五通橋區、榮縣、威遠、峨邊、犍為、夾江、洪雅等縣。1953-1964年嘉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9‰，1964-1982年為24.8‰。大饑荒中的人口死亡也是大規模的。在嘉定府轄9.5個市縣中，已經查閱其中6部縣誌。[13]另外，《威遠縣誌》沒有曆年人口，隻有1955年、1960年和1965年的各項人口指標記載。分縣而論，隻有夾邊縣的人口變動稍有些離奇，其他各縣基本正常。1953-1957年，五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3.4‰，1962-1964年為39.5‰。據此測算災前、災後人口。
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嘉定府淨減少人口38.1萬。大饑荒五年中，洪雅、夾江、峨眉、犍為四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共37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0.8萬，全府減少人口合計48.9萬。《峨眉縣誌》和《夾江縣誌》記載曆年遷入人口與遷出人口。兩縣合計，五年中共遷入人口213709，共遷出人口224729，淨遷出人口1.1萬。推及全府，淨遷出人口約為9萬，嘉定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約39.9萬。
7、敘州府
敘州府境包括自貢市部分、宜賓市、宜賓、普安營、雷波、馬邊、富順、隆昌、南溪、長寧、高縣、慶符、筠連、珙縣、興文、屏山和沐川。已經查獲的地方誌多達9種，其中隻有一種無曆年人口記載。沐川、富順、宜賓、興文、珙縣、長寧、隆昌、雷波八縣合計，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5.2‰，1962-1964年為51.5‰。[14]災後人口增長速度太高，是因為災後宜賓縣人口增長率分別高達107.9‰和121.1‰，宜賓縣人口的高增長是政區調整的結果，而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長。排除宜賓縣不計，災後敘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33.4‰，以此測算敘州府境災前、災後人口。
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敘州府人口淨減少58.4萬。宜賓、珙縣、長寧、隆昌四縣大饑荒五年中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為31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3.2萬。敘州府境大饑荒中共減少人口71.6萬。目前僅查到《珙縣誌》所載遷移人口，五年中淨遷出人口6558人。推及全府，應有17.2萬人口外遷。不過，敘州府境的自貢、宜賓兩市人口增長迅速，遷入人口可能多於遷出人口。如此，設淨遷出人口與大饑荒中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相當，則敘州府淨減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在這一點上，敘州府的情況與嘉定府相同。
8、瀘州
瀘州境包括瀘州市、瀘縣、合江、納溪、江安和古宋。1953-1964年瀘州境內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7‰，1964-1982年為23.3‰，人口死亡也是大規模的。分縣而論，1953-1964年瀘州市人口大量減少可能與瀘縣人口增加有關，兩縣合計，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僅為3.1‰，與瀘州府境各縣同期人口變動速度一致。
納溪、合江、江安、瀘縣四縣合計，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6.4‰，1962-1964年為38.6‰。[15]據此測算，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瀘州淨減少人口33.3萬。大饑荒中，合江、瀘縣、江安三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約50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2.4萬。不過，在合江縣，五年中的淨遷出人口多達20639人，推及全府，淨遷出人口多達9.7萬。瀘州境內非正常死亡人口約36萬。
在《江安縣誌》中，1960年全縣總人口為280759，出生人口為3919，出生率為10.1‰，全部死亡人口隻有2047人，死亡率記作667.3‰，自然增長率記作57.2‰。死亡率實為7.3‰之誤，而自然增長率是用67.3‰的死亡率減去10.1‰的人口出生率所致。由此看來，江安縣1960年真正的人口死亡率為67.3‰。如此，是年死亡人口將多達1.9萬，而不是0.2萬。
9、敘永廳
敘永廳境隻有敘永、古藺兩縣，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9‰，1964-1982年為18.9‰。敘永處於川南，與貴州、雲南兩省毗鄰，人口的增長速度偏低。盡管如此，1953-1964年人口增長的低速度仍可說明該地經曆過大饑荒，人口曾經大量死亡。
《敘永縣誌》隻記載有曆年人口數，而無其他記載。古藺縣除了曆年人口外，還記有曆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從1953年至1957年，兩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5.3‰，1962-1964年為30.1‰。[16]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兩縣淨減少人口10.6萬。五年中古藺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44個千分點，推及兩縣，災前人口還應增加3.6萬。敘永廳與雲南昭通府鄰，大饑荒年代，有相當數量的四川饑民逃至昭通。將大饑荒中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與淨遷出人口相抵，淨減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10、重慶府
重慶府境包括重慶市、巴縣、長壽、綦江、江北、江津、合川市、合川、銅梁、永川、大足、榮昌、璧山、武隆、南川、涪陵和武勝。1953-1964年重慶府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0.7‰，1964-1982年為21.4‰。1953年，重慶府境內市縣人口已經超過1000萬，11年間0.7‰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意味著人口死亡的巨大規模。在已查閱的南川、涪陵、武勝、武隆、璧山、永川、江北、合川、巴縣、大足十縣縣誌中，隻有巴縣災前人口變動呈現異常。1956年，巴縣死亡人口共34032人，死亡率高達38.3‰。是年淨遷入人口多達5萬餘，使得人口總數增長而非減少。1957年，人口自然增長1.4萬，人口淨遷入0.2萬，人口理應增加1.6萬。在沒有政區變動的情況下，是年人口卻減少了0.7萬，不知何因。另外，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1953年巴縣人口為879378，在《巴縣誌》中，則為819378，由於195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超過1954年和1955年巴縣人口，所以，這一數據肯定是錯誤的。本文計算據《巴縣誌》。
從1953年至1957年，重慶府境十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9.1‰，1962-1964年為40.1‰。[17]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重慶府境人口淨減少146.6萬。在璧山、合川、江北、大足、武勝、武隆、巴縣、涪陵等八縣，大饑荒五年中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35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37.6萬，合計重慶府境內減少人口184.2萬。巴縣、璧山、大足、涪陵四縣有完整的人口遷移記載，四縣合計，大饑荒五年間人口淨遷出4.2萬，推及全府並扣除重慶市，大饑荒期間淨遷出人口達12.5萬左右。重慶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171.5萬。
11、順慶府
順慶府境包括南充市和南充、廣安、嶽池、營山、蓬安、儀隴、西充、鄰水八縣。1953-1964年順慶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5.6‰，1964-1982年為20.6‰。比較而言，人口死亡的規模相對較小。在順慶府境九縣，已經查閱的縣誌多達七種，其中有些數據存在問題。如在營山縣，根據人口普查數據，1953-1964年，營山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1.2‰，屬於人口增長最慢的縣份之一。根據《營山縣誌》所載曆年人口，1953年中至1957年底，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0.8‰[18]，值得討論的是，《營山縣誌》所載1953年人口為普查人口，從1953年中至1954年底，營山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15.1‰，如果將此數當作1953年底數，至1954年底，人口增長率也隻有22.8‰，與以後兩年28.5‰和24.7‰的人口增長率相比，是正常的。如果將營山縣1953年人口數當作年底數，或將曆年人口數當作年平均數，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則為23.5‰。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嶽池和南充。在西充縣，1953年統計人口為433582，超過1954年人口數。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53年人口普查數為427625，更為合理。即使將1953年西充縣普查人口當作年底人口，1954年西充縣人口增長率也不過為9.9‰。看來，將順慶府1953年普查人口當作1953年年底人口，或者將順慶府境各縣統計人口當作年平均人口，要合理得多。
從1953年至1957年，順慶府七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0.8‰。[19]人口的這一增長速度不高，是因為儀隴和嶽池兩縣1957年人口已經少於1956年。如儀隴縣，1957年人口自然增長0.7萬，而人口總數卻減少0.9萬，1.6萬人口不知所蹤。在嶽池縣，1957年自然增長人口1.5萬，而人口總數卻減少0.2萬，也有1.7萬人口不知所蹤。在有些地區，1958年人口減少是進城做工，而在1957年，如此大量的人口失蹤，難以找到合理的解釋。兩縣排除不計，災前四年順慶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2.1‰。
1962-1964年，七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7‰。這一速度可能偏低，原因在於南充縣和營山縣人口增速偏低。在南充縣，按照人口總數計算所得災後兩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0.9‰。1962年南充縣自然增長人口2.5萬，淨遷出人口0.2萬，人口淨增2.3萬，而總人口僅增加234人，2.3萬人口不見蹤影。在營山縣，1963年和1964年分別有0.8萬和0.3萬人口失蹤。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南充、營山兩縣均有詳細的人口遷移記載，失蹤人口不可以解釋為外遷人口。排除兩縣不計，其餘五縣災後兩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1.7‰。
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順慶府境人口淨減少42.9萬。營山、南充、嶽池、儀隴、蓬安五縣合計，五年大饑荒中，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約26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3.4萬。合計減少人口56.3萬。五年中，營山、蓬安、南充三縣淨遷出人口9655人，推及全府，淨遷出人口最多不超過4萬。這一推測相當可靠，如在儀隴縣，根據曆年人口和自然增減人口推算，五年中的淨遷出人口隻有0.4萬，數量也是不多的。據此，順慶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約52.3萬。
營山、南充、蓬安三縣有人口遷移的明確記載，藉此可以檢驗大饑荒中有關人口記載的真偽。在營山縣，1959年較1958年淨減少5萬人口，而自然增長人口僅為400，淨遷出人口僅為0.76，有4.3萬人口不知所蹤。1958年也有0.6萬人口失蹤。實際上，也是縣誌作者縮小了的1959年和1958年人口死亡數。在南充縣，1958年有0.9萬人口不知所蹤，1962年有0.4萬人口不知何自。在蓬安縣，1958年和1961年分別有0.4萬和0.6萬人口不知所蹤。比較而言，營山縣對於死亡人口的隱瞞是相當驚人的。而根據上引縣誌所載曆年人口死亡率，南充非正常死亡人口約7.7萬，嶽池約6.5萬，蓬安約5.5萬，儀隴約3萬。按照曆年人口死亡率，營山縣非正常死亡人口隻有2.7萬，而依上述分析，則可能多達7.6萬，達到與南充縣相當的規模。順慶府轄9縣，南充市人口較少，死亡人口也應較少，其餘8縣平均死亡人口多達6萬餘，與上述分析基本一致。
12、保寧府
保寧府境包括廣元、昭化、旺蒼、劍閣、蒼溪、南部、閬中、通江、南江、巴中、平昌等11縣。1953-1964年保寧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9.2‰，1964-1982年為22‰。也有災情。根據蒼溪、劍閣、巴中、廣元、南部五縣縣誌，1953-1957年五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2.4‰，1961-1964年為26.3‰。[20]據此推算，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保寧府淨減少人口30.6萬。大饑荒四年中，蒼溪、巴中、劍閣、南部四縣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僅8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3.9萬，合計減少人口34.5萬。四年中，蒼溪、巴中兩縣淨遷出人口5610人，推及全府，淨遷出人口大約為2萬。保寧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約32.5萬。
13、太平廳
太平廳境有城口、萬源兩縣。1953-1964年太平廳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6.9‰，1964-1982年為23‰。在《城口縣誌》中，1953年年末人口為137275[21]，與普查人口數完全相同。如果《城口縣誌》的記載為真，1954年城口縣人口增長率高達31.8‰，大大超過後兩年的7.2‰和15.6‰。《城口縣誌》還記載有1953年年均人口為134689.很顯然，該縣縣誌錯將年末人口當作普查人口。
以年末人口為據，從1953年至1957年，城口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4.7‰，以年均人口為據，則為19.0‰。與周邊地區比較，第二個數據更準確。依年末人口數，1961-1964年，城口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0.9‰。據此測算，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太平廳人口淨減少3.7萬。四年中城口縣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約29個千分點，據此測算，兩縣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2萬，合計減少人口4.9萬。《城口縣誌》沒有人口遷移的記載，但根據曆年自然增長人口與曆年人口增減數，可知大饑荒四年中城口縣淨遷入人口約1600人。無論這一數據是否準確，它告訴我們，城口縣不是一個人口的遷出區。太平廳全部減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14、綏定府
綏定府境有達縣、宣漢、開江、大竹和渠縣。1953-1964年綏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3.3‰，1964-1982年為21‰。由此可見，綏定府人口死亡也是大規模的。開江、宣漢、達縣、大竹四縣合計，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7.9‰，1961-1964年為20.4‰，災後三年數據偏低是由達縣數據的失真所造成。1962年達縣自然增長人口1.1萬，總人口卻減少1.5萬，合計有2.6萬人口不知所蹤，以至災後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11‰。排除達縣不計，其他三縣災後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6.8‰。[22]
以此測算，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綏定府淨減少人口37.2萬。四年大饑荒中，四縣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21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7.1萬，合計減少人口44.3萬。宣漢縣四年中的淨遷出人口為0.5萬。依曆年人口數與自然增減人口數推測，達縣淨遷入人口約0.4萬，大竹縣淨遷出0.4萬。推測綏定府境淨遷出人口約為0.8萬，非正常死亡人口約43.5萬。
《達縣誌·大事記》稱，1961年春，全縣10餘萬人發生水腫病。也就在這一年，全縣外調糧食16360萬斤支援京、津、滬，全縣設立孤兒院11個。達縣數萬人口就是這樣餓死的。
15、夔州府
夔州府境包括萬縣市和萬縣、開縣、雲陽、奉節、巫溪、巫山等縣。1953-1957年夔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2.7‰，1964-1982年為21.5‰，人口的死亡規模相當大。巫山、巫溪、開縣、雲陽、萬縣市、萬縣六市縣合計，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1.3‰，1962-1964年為23.4‰，1964-1982年為20.9‰。[23]災後兩年人口增長速度略高於1964-1982年，是不正常的。細查之，在巫山縣，根據曆年人口數，1962年和1963年人口增長率分別隻有8‰和13.8‰，而人口自然增長率卻分別為18‰和28.1‰。如果說曆年人口數也是正確的，就意味著災後兩年有相當多的人口外遷。開縣、雲陽兩縣災後人口數據的性質與巫山縣同，也是人口增長率大大低於人口自然增長率。依人口自然增長率，災後巫山、開陽、巫溪、雲陽四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至少可達28‰，萬縣市有完整的遷移人口記載，災後兩年自然增長人口與遷移人口相加，1963年淨增人口0.65萬，1964年淨增0.54萬。這兩個數據與兩個年份人口總數的增加值基本吻合。這樣，萬縣市災後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8.4‰，與兩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一致。萬縣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長率與人口自然增長率基本一致，約為35‰，六縣加權平均約為29.8‰，以此推算災前、災後人口。
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夔州府境淨減少人口42.5萬。五年大饑荒中巫山等六縣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約39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5.2萬。全府減少人口共約57.7萬。在萬縣市，災中五年淨遷出人口2.2萬，雲陽縣1958年淨遷出人口0.58萬，1962年淨遷入435人，可以忽略。在萬縣市，1958年和1959年的淨遷出人口最多，假設雲陽縣情況相同，雲陽縣五年中的淨遷出人口可能達到3萬。依據曆年人口總數和人口自然增減數分析，推測五年中巫山縣淨遷出人口2.4萬，巫溪縣0.8萬，萬縣淨遷入人口1.2萬，淨遷出人口合計7.2萬。依五縣人口在全府總人口中的比例，夔州府境五年中的淨遷出人口可能多達11.5萬。如是，夔州府境淨減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最後需要討論的是開縣數據。1958年開縣人口自然減少0.9萬，而人口總數卻增加1.6萬，如果人口總數的增加是人口遷入引起的，淨遷入人口多達2.5萬。開縣不是工業中心，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口遷入。1959年人口自然減少5.1萬，人口總數仍增加2.7萬，是年不可能有7.8萬人口的淨遷入。1960年人口自然減少5萬，人口總數減少了17.6萬。正由於1958-1959年人口虛增了10.3萬（2.5萬+7.8萬），才使得1960年的人口總數減少達到如此大的幅度。如果扣除10.3萬虛增人口，1960年的減少人口隻有7.3萬，與自然減少人口接近。也就是說，如果1958-1959年淨遷出人口有2.3萬的話，1960年的全縣減少人口即自然減少人口。很明顯，1958年和1959年開縣人口總數是不可相信的。
夔州府境的災情可見縣誌中《大事記》的記載。在巫山縣，1959年全縣大部分公共食堂開始斷糧，浮腫，死人現象發生。在雲陽縣，1959年1至9月未下大雨，夏季糧減產60%，糧食供應開始緊張。1960年5月下旬至6月底縣內嚴重幹旱，全縣644個生產大隊，隻有7個旱象較輕，當年全縣糧食產量較1957年減產44%.全縣嚴重缺糧，出現大量水腫病人和人員非正常死亡。1961年6月底，縣內持續幹旱，旱象延續八十多天，大春糧食作物受災麵積達91%，糧食產量比1957年減產53%.也就是說，從1959年至1961年，全縣糧食產量隻有正常年份產量的一半左右。政府的征購以及其他相關情況，縣誌中沒有記載。隻是令人疑惑的是，何以在1957年和1958年，雲陽縣人口死亡率就分別高達14‰和19.3‰？何以在1963年和1964年，雲陽縣人口死亡率竟然分別高達17.1‰和21.9‰。夔州府鄰近湖北，比較而言，湖北省的災情要輕得多。夔州百姓順長江而下，出三峽而於湖北宜昌，所以出現近20萬人的淨遷出。也正是由於大量人口外遷，才使得數十萬饑民的生命得以保全。
16、忠州
忠州境包括忠縣、墊江、豐都、梁平四縣。1953-1964年忠州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0.3‰，1964-1982年為21.6‰，可見死亡人口之眾多。四縣縣誌所載數據基本準確可靠，隻有忠縣、豐都兩縣1953年“年末人口”與普查人口相同。然而，按照人口增長率分析，此兩縣人口確實是年末人口，而非年中人口。四縣合計，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23.4‰，1961-1964年為34.8‰。[24]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忠州人口淨減少37.4萬。四年大饑荒中，四縣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約26個千分點，合計約有5.6萬人口。在墊江縣，四年大饑荒中淨遷出人口隻有1135人，推測四縣淨遷出人口不會超過0.5萬。如此，大饑荒中忠州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42.5萬。《墊江縣誌·大事記》記載1959年11月，全縣水腫病人多達18.57萬人。人口的大規模死亡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17、石柱廳
石柱廳境隻有石柱一縣，是四川省大饑荒最嚴重的地區，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6.1‰。查《石柱縣誌》，1953年人口即普查人口，而經分析，此數據確為1953年年底人口，而非年中人口。從1953年至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6.9‰，1961-1964年為42.3‰。[25]大饑荒中人口死亡多，災後人口增長速度快。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石柱廳人口淨減少10.1萬。依綏定、忠州等地例，石柱廳非正常死亡人口不會低於此數。
18、酉陽州
酉陽州地處川東南山區，與鄂西南、湘西及黔東北地區接壤。境內有秀山、黔江、酉陽、彭水四縣。1953-1964年酉陽州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1.1‰，可知死亡人口眾多。1953-1957年，秀山、酉陽、彭水三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6.9‰。[26]分縣而論，1953年秀山縣人口超過1954-1965年所有年份的人口。《秀山縣誌》稱，1953年秀山縣人口較1949年末增加16202人，四年增長4.54%，年平均增長率11.4‰。關於1954年0.7萬人口的減少，卻沒有交待。又說，由於1954年糧食統購中購了部分過頭糧，致使1955年不正常外流達萬人以上。而事實上，1955年人口較1954年增長了0.1萬。將曆年人口數與曆年人口自然增長數合計，可以發現1954年有大約1萬人口不知所蹤。排除秀山縣不計，同期酉陽、彭水兩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也隻有10.5‰。假如黔江縣的人口增速與酉陽、彭水相近，加權平均，四縣災前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7.8‰。1962-1964年三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0‰。據此測算災前、災後人口。
從1957年至1962年，酉陽州境人口淨減少27.7萬。在秀山縣，大災五年中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約10千分點，由於秀山縣人口減幅最大，故推測州境內的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可達20個千分點。如此，災前人口還要增加2.7萬，合計減少人口30.4萬。在秀山縣，依曆年人口數及人口自然增減數推測，五年大饑荒中的遷出人口與遷出人口基本相等，即不存在規模性的外遷人口。因此，在酉陽州境，全部減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秀山縣誌》還稱，從1953年至1964年，淨遷出人口22369人，其中1954年外流萬餘人，其他萬餘人則是1959年至1961年的人口遷出。經查對，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秀山縣曆年人口的變化，與人口自然增減數是一致的。這就證明，大饑荒時期秀山縣根本不存在規模性的人口外遷。
19、川西其他地區
川西地區的邛州、茂州、雅安府、寧遠府等也存在相當規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限於篇幅，本文不一一論述。四川分府非正常死亡人口見表1.
表1 1958-1962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說明：潼川府、眉州、保寧府、太平廳、綏定府、夔州府、忠州、石柱廳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發生於1958-1961年，其他地區則發生於1958-1962年。
據表1，1958-1962年，陷入大饑荒的四川市縣多達188個。除了雅安府及茂州的幾個縣以及懋功、雜穀、鬆潘等地未見人口損失外，其他各市縣皆因“大躍進”而陷入大饑荒。分府而論，重慶府境人口死亡最多，次則資州、潼川府和成都府。人口死亡數量的多少與府境人口的多少有關。以死亡人口占全府人口的比例計，石柱廳死亡人口的比例最大，次則邛州、寧遠和酉陽州。不過，石柱廳僅轄一縣，其人口規模與其他府州無法比擬。合而計之，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940.2萬，占災前人口的13.1%.
按照《中國人口·四川分冊》所載數據，如果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當作正常死亡率，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760萬。從分縣數據中可以看出，在許多地區，1957年人口死亡率較高，饑荒已經發生。1956年和1957年四川人口死亡率分別為10.41‰和12.07‰，已經超過1955年的9.18‰；1963年四川人口死亡率為12.82‰，也是一個較高的值。如將災前、災後四川人口的正常死亡率定為10‰，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827萬。如以1955年的9.18‰當作災前正常人口死亡率，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866萬。[27]與本文估計仍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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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上），《社會》1993年第4期。
[2]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未刊稿），本文有關1949年以後的縣級政區變動，主要來自各新修地方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1949-1997）》，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年版，個別數據另有參照，不一一說明。
[3]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編：《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88年》，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
[4]《新都縣誌》第四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頁；《溫江縣誌》卷五《經濟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頁；《灌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30頁；《廣漢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頁；《簡陽縣誌》第三篇《人口誌》，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版，第73-75頁；《雙流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頁；《金堂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48頁。《新津縣誌》第二十四篇《社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65頁；《郫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頁，轉引自“大饑荒檔案”（www.chinafamine.org）；《什邡縣誌》卷四《人口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頁；《崇慶縣誌》第五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3頁。
[5]見“大饑荒檔案”。
[6]《德陽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06頁；《綿竹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頁；《綿陽市誌》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省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頁；《安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版，第124頁。
[7]《綿陽市誌》缺載1962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此以1957年出生人口率替代。
[8]《北川縣誌》第三編《人口》，北京：方誌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頁；《平武縣誌》第三篇《人口·民族》，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200頁；《青川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57頁；《江油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177頁。
[9]《潼南縣誌》卷四《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頁；《遂寧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92頁；《中江縣誌·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頁；《三台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頁；《安嶽縣誌·人口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頁。
[10]《丹棱縣誌》第一編《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頁；《眉山縣誌·人口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122頁；《彭山縣誌》第三編《人口·計劃生育》，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版，第41頁。
[11]《內江市誌》，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版，第89-94頁，轉引自“大饑荒檔案”。
[12]《資中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店1997年版，第64-65頁；《資陽縣誌·人口誌》，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153頁；《井研縣誌·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頁。
[13]《威遠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112頁；《峨邊彝族自治縣誌》第三編《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85-86頁；《洪雅縣誌》第三編《人口》，成都：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頁；《夾江縣誌》第三編《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頁；《犍為縣誌·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16頁；《峨眉縣誌》第五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頁。
[14]《沭川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99頁；《富順縣誌》卷四《人口》，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頁；《宜賓縣誌》第六編《社會》，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版，第599-600頁；《興文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頁；《珙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4頁；《長寧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107-117頁；《隆昌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版，第54頁；《雷波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頁；《馬邊彝族自治縣誌》第四篇《人口》，成都：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頁。
[15]《納溪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頁；《江安縣誌》第三篇《人口》，北京：方誌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34頁；《合江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03頁；《瀘縣誌》，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頁，轉引自“大饑荒檔案”。
[16]《敘永縣誌》第三篇《人口》，北京：方誌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頁；《古藺縣誌》卷三《民族人口》，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頁。
[17]《巴縣誌》第五篇《人口·民族》，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第642-658頁；《南川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7-58頁；《涪陵市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234頁；《武勝縣誌·人口誌》，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125頁；《武隆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94頁；《璧山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13頁；《永川縣誌》第三篇《人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頁；《江北縣誌》第三篇《人口》，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39頁；《合川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80頁；《大足縣誌》第三編《人口》，北京：方誌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7頁。
[18]《營山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0頁。
[19]《南充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頁；《嶽池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電子科技大學1998年版，第98頁和109頁；《儀隴縣誌》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29頁；《西充縣誌》第三篇《人口》，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06頁；《蓬安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頁；《鄰水縣誌·人口篇》，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頁。
[20]《蒼溪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41頁；《劍閣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版，第165-166頁；《巴中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4年版，第180-185頁；《廣元縣誌·人口卷》，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139頁；《南部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120頁。
[21]《城口縣誌》卷27《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6-807頁。
[22]《開江縣誌·地理篇》第四章《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頁；《宣漢縣誌》卷三《人口誌》，成都：西南財政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2頁；《達縣誌》第三編《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1頁；《大竹縣誌》卷三《人口誌》，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7頁。
[23]《巫山縣誌》卷五《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頁；《巫溪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91-100頁；《開縣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2頁，轉引自“大饑荒檔案”；《雲陽縣誌》第三編《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49頁；《萬縣市誌》第三篇《人口》，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5頁；《萬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頁。
[24]《忠縣誌》第三編《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7頁；《豐都縣誌》第二編《人口》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頁，轉引自“大饑荒檔案”；《墊江縣誌》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23頁；《梁平縣誌》卷五《人口》，北京：方誌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114頁。
[25]《石柱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94-95頁。
[26]《秀山縣誌》第三篇《人口》，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93-96頁；《酉陽縣誌》第三篇《人口》，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5頁；《彭水縣誌》第五編《社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8-699頁。
[27]劉洪康主編：《中國人口·四川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78-7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