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三年困難時期，四川為全國各地輸送糧食147億斤，在《四川省誌》中都有這樣的記載：“沈陽、武漢、南京、濟南、成都五大軍區出動車輛協助四川運糧。”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離死別的沉痛代價。
李井泉（中）陪同毛澤東視察四川郫縣紅光鎮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壩賓館召開全省地委書記會議，討論全省糧食供應和群眾生活安排等問題。恰巧李先念打來電話要求四川繼續調糧。李井泉立即反問道：“還要調？再調一億斤死的人就要過萬，你問他還調不調？”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的調糧決定。中央領導認為，問題發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經濟和各方麵的影響總比發生在京、津、滬要小一些！長期積壓的鬱憤已經難以再控製，李井泉的情緒處於崩潰狀態：“你是個國務院，我這裏也是小國務院呐。你調糧怎麽不聽聽我們的意見。”
>>三年困難時期，四川為全國各地輸送糧食147億斤，在《四川省誌》中都有這樣的記載：“沈陽、武漢、南京、濟南、成都五大軍區出動車輛協助四川運糧。”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離死別的沉痛代價。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極左、餓死人”的罪魁禍首。
李井泉四川調糧真相
在中共曆史上，有這樣一位人物：兒女們不忍他被人誤解，勸說他寫回憶錄，他卻要求兒女們誰都不許為他寫回憶錄；在中共總結經驗和教訓的“七千人大會”上，他聲淚俱下，檢討還是不被通過，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為他說了話，他才獲得大多數人的諒解；在省委書記會議上，他含淚傳達中央決定，卻不折不扣地執行了中央的調糧指示。
毫無疑問，他得到了中國人民的讚揚，卻失去了四川人民的信任。三年饑荒，四川外調糧食147億斤，確保了京、津、滬乃至全國許多地方糧食的供應，四川人民卻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生的權利被剝奪，活的資本被耗盡。
他就是李井泉。
李井泉，江西臨川人，一生追隨革命，戎馬半生：17歲投筆從戎參加革命，積極響應南昌起義；長征途中，先後在紅一、四、二方麵軍擔任重要職務；抗日戰爭中，開赴內蒙古大青山，書寫抗戰奇跡；解放戰爭中，領導晉綏軍民積極建設根據地，作出巨大貢獻。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的解放備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李井泉協同賀龍參加解放西南的作戰。1949年冬，賀龍、李井泉率第十八兵團與劉、鄧大軍相配合，順利解放了四川，完成了對西南地區的解放。從此，李井泉便與四川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緣分，悲喜交加，多了幾分無奈，多了幾分曆史沉重。
四川初定，省委書記李井泉加強領導班子搞建設，興修水利、狠抓農業促發展，關注少數民族保穩定，各項工作很得民心。四川人民看在眼中，明在心裏，堅信這樣一位從革命中一路走來的風雲人物是有全心全意為四川人民服務的決心和信念的。可是，人總是社會的人，無論是誰都不能脫離社會大環境而單獨存活，四川的工作也一樣，不能脫離全國的大環境而天馬行空。
糧食告急 四川成為“救命稻草”
曆經28年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新中國成立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中國還是一窮二白，中國人民還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在槍林彈雨中幸存下來的革命前輩，為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人民絞盡腦汁，恨不得能馬上超英趕美，帶領全國人民過上殷實富足的生活。一個“大躍進”，鋪天蓋地席卷了舉國上下，全國人民沸騰了，勁頭十足，信心衝天。然而，人們卻沒有料到，那一棵棵被砍倒的樹木正在哭泣，那一縷縷大煉鋼鐵的青煙已經開始控訴，那一抹抹流下的汗水也正在抽泣，這一切的一切都在呼喚著人們停下這疾風暴雨的腳步，好讓頭腦冷卻下來。
大自然憤怒了。1959年至1961年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使得全國人民處在了生死存亡的邊緣線上。那些浮誇與虛假是經不起現實考驗的。
新中國成立後，四川連年豐收，每年都外調糧食支援全國。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李井泉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調糧決定，即1959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中央要從四川調出55億斤到60億斤糧食。僅1959這一年，四川的糧食庫存被外調三分之二以上。“大躍進”浮誇的程度已經超出李井泉的想象，不知不覺中他已經犯下了對浮誇形勢估計不足的錯誤。
形勢急劇惡化。1959年，四川80多個縣遭遇持續幹旱，受災嚴重的地區連續幾個月滴雨未下，糧食驟減60億斤。四川省委不敢懈怠，及時向中央作了匯報。1960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經預感到，再多調一億斤糧食必然會增加幾十萬人的缺糧麵，後果將不堪設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調糧任務太重，要求中央相應核減外調任務。
然而，全國糧食告危，四川豈能隻顧自保。
幾個月過去了，負責糧棉調運的李先念一籌莫展，中央的調糧計劃難以落實。在一次中央召集的討論糧食問題的會議上，李先念幾乎是“乞求”大家顧全大局，承擔中央下達的調糧計劃，無奈一直無人表態。李先念隻好請周總理出麵給大家做思想工作。總理說，現在中央掌握的機動糧已基本告罄，先念同誌焦頭爛額，我這個總理日子也很難過。我們是幾億人口的大國，災情發展下去，城鎮糧食供應不上，出了問題後果難以設想，國際國內的影響不好，蘇修也會看我們的笑話。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務背回去，那就隻好不散會，都坐在這裏“熬鷹”好了。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出：“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脫銷的危險。”糧食部也發出紅色預警：“全國幾個主要城市糧食很緊張，北京、天津隻有4天存糧，上海隻有兩天存糧。”
中央催調糧心急如焚，四川糧庫空虛難外調。李井泉親自致信李先念，向中央反映四川的情況：前幾年增加的外調主要是抽調庫存來保障的，現在庫存少了，如果過度外調省內就無法安排，將出現許多問題，因此，本年度糧食外調任務，確有給四川緩和一下的必要。
李井泉等待中央答複的心情必然是焦急難耐的。京、津、滬一旦斷糧，其影響不僅是全國性的，還會招致國際的聲討，必然會給新中國帶來致命的衝擊。經過反複權衡，非常時期中共中央采取斷然措施，下達了四川等糧食調出省份必須按期按量突擊運糧的死命令。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都親自打電話來川催糧，要求四川省委堅決執行中央決定。麵對著中央一道又一道的調糧命令，麵對著中央領導人一通又一通的電話，李井泉太明白這意味著什麽。
肩上的擔子明顯地重了，李井泉無力再做任何思想鬥爭。在省委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中央決定時，李井泉流淚了。好幾位書記在文件上簽字時也落淚了。要不是無力抗拒，這些經曆過腥風血雨的七尺男兒何以能夠親手簽下這布滿血跡的文件。省委會議上，李井泉懷著沉痛的心情，嚴肅地說道：“雖然我們的困難也很大，但要顧全大局，想盡一切辦法完成調糧任務。”
有老同誌回憶，1960年夏，鄧小平來到四川傳達中央文件，就在省委辦公大樓前，緊緊握著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講：“井泉啊，不要送了，糧食還得調，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目前，隻有我們四川作出犧牲了。”鄧小平握著的哪裏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國人民的“救命稻草”。
滿載著全國人民期盼的汽車、輪船、火車等從四川出發，傳遞著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國各地，也帶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無力實現全國城鎮人口27斤的定量標準，隻能勉強維持21斤的標準，甚至後來機關廠礦職工隻能維持19斤的水平。
顧全大局 為保全國翻老底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壩賓館召開全省地委書記會議，討論全省糧食供應和群眾生活安排等問題。恰巧李先念打來電話要求四川繼續調糧。李井泉立即反問道：“還要調？再調一億斤死的人就要過萬，你問他還調不調？”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的調糧決定。中央領導認為，問題發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經濟和各方麵的影響總比發生在京、津、滬要小一些！長期積壓的鬱憤已經難以再控製，李井泉的情緒處於崩潰狀態：“你是個國務院，我這裏也是小國務院呐。你調糧怎麽不聽聽我們的意見。”
全場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腫時有發生，到秋後猛增，死亡迅速增長。1960年初，四川140個縣浮腫病流行，死亡率達53.9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42.23‰。可想而知，到1961年，災害仍在繼續，四川缺糧已經相當嚴重，浮腫和非正常死亡已經壓得省委領導們喘不過氣來了。
“李井泉接電話回來，臉色很難看，嘴唇還在發抖。他原封不動地傳達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從大局，一定要調糧！”
哪裏還有糧食可以外調啊？四川省委經過反複研究討論，決定隻能再調“死角糧”，即從四川東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區往外調糧。為此，“國務院專門派來糧食部的一位副部長坐鎮廣元，調來幾百輛卡車，向外運糧”。
三年困難時期，四川為全國各地輸送糧食147億斤，在《四川省誌》中都有這樣的記載：“沈陽、武漢、南京、濟南、成都五大軍區出動車輛協助四川運糧。”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離死別的沉痛代價。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極左、餓死人”的罪魁禍首。
聲淚俱下 公道自在他人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七千人大會”。這是一次擴大會議，為著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工作經驗和教訓，統一認識，加強團結，扭轉局麵。四川有省、地、縣及一些重要企業的領導幹部500餘人參會。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四川出了大事，關於李井泉的謠言也風生水起，有說他是為了向中央表功，不顧四川人民的死活。在來京出席會議的四川代表團中，有一些幹部因對整個四川調糧的內情不了解，就有人給中央寫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嚴重錯誤。李井泉在會上就“1958年‘大躍進’農村工作中的錯誤作了檢討，但隻字不提調糧是中央的決定，隻檢討四川調糧太多，自己要負主要責任”。第一次檢討並沒有獲得大家的諒解，他還得進行第二次檢討。
檢討要怎麽做？有苦難言的李井泉徹夜難眠。男兒有淚不輕彈，隻是未到傷心處。第二次檢討，李井泉聲淚俱下，卻隻檢討自己對情況估計不足，要負主要責任。與會的很多同誌都落淚了，但有些同誌還是不滿意。
周恩來、鄧小平、朱德等都參加過四川組會議。這樣的局麵，中央總要有人站出來說話才能讓李井泉過關。周恩來說：“四川糧食調多了，責任在國務院，我是總理，責任在我。”鄧小平講話了：“調糧的問題，井泉同誌檢討了。中央也有責任，這個問題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調糧調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責任。”朱德專門召開四川地委書記以上幹部的座談會，語重心長地說：“井泉同誌檢討兩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大家要團結一致，振作精神，戰勝困難，爭取工農業生產盡快恢複和發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聽到這些話，四川的同誌們如夢初醒，情緒也就緩和好多。
3月底，周恩來通知東北三省和四川的同誌到北京研究糧食問題。會議期間，周恩來稱讚四川和黑龍江兩省能從大局出發，不講價錢，外調糧食支援全國。第二天，四川同誌李大章向周恩來如實匯報了四川糧食仍有很大缺口，糧食供應仍然很緊張的情況。周恩來聽後，當即決定，原計劃調出4億斤糧食現在不調了，今天四川有困難了，全國要大力支援四川，中央再補給四川一億斤糧食，湖北、江西、浙江、江蘇幾省也都要拿出一些糧食幫助四川。這一舉措，無疑給饑餓了三年的四川人民帶來了福音，帶來了生的希望。此時，壓在李井泉心裏的石頭是否變得輕了些？那緊蹙的眉峰是否有幾分舒展？
1962年，毛澤東聽李井泉說四川今年可能增產50億斤糧食，不無友善地說：“你們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樣多！”1965年，毛澤東在聽取李井泉匯報糧食問題時，評價道：“隻懂得大公無私，不懂得大功有私。”這也許是最高領袖對一位無比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最高的評價。
過是非 人生路上見真章
四川調糧事件，已經過去50年了。功過是非，於當事人來說，都已成枉然。但作為黨史問題，我們應該客觀、公正地給以評說。李井泉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了新中國，他出生入死都不曾皺過一下眉頭或者有過任何動搖，贏得了黨和人民的信任。在四川調糧問題上，他動搖過、掙紮過。無奈，作為一個參加革命多年的老黨員，在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保國家還是保一方已經是一個無法選擇的題目了。與中央一致，站在全局，背起這“千古罵名”，這是李井泉唯一的選擇。
當時當地，如果不是李井泉，換成張井泉、劉井泉、周井泉，又能有什麽更好的解決辦法呢？又會怎麽辦呢？結果大致也差不多吧？！
每個人的為人處世都不會是一蹴而就的。李井泉能夠在關鍵時刻不懷私心，力保全國，其人格在漫漫人生路上總會留下痕跡。
長征路上，李井泉同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中共七大上，為了增強黨的團結和統一，照顧各方，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中央決定要減少井岡山來的同誌所占份額，李井泉就是其中之一。後來有老同誌回憶說：“李井泉這個人當時心胸很開闊，他說，應該，是多了一點，你不拿我，拿別人還不是一樣的。這就是李井泉的表態。”李井泉不貪名利、顧全大局的品格此時已可見一斑。
入川後，李井泉作為四川省的黨政一把手，在幹部問題上十分注重團結。他對隨軍南下的晉綏幹部要求特別嚴格，比如分配到其他地方工作的晉綏幹部都提拔得很快，在四川的幹部卻壓得很厲害，有時候批評起來還十分厲害，對四川本地幹部卻比較寬容。李井泉解釋道：“毛主席說過，親者嚴，疏者寬。四川幹部來自方方麵麵，如果我帶來的人提拔得多，提拔得快，人家會怎樣看？我寧可把我帶來的人壓一壓。不是他們沒有能力，而是為了團結。在團結使用幹部問題上，我確實花費了大量心思。”一句“親者嚴，疏者寬”讓我想到李井泉1974年的一次回鄉探親。他的堂弟看到李井泉熱心地為集體、為鄉裏辦實事，忐忑不安地說出自己的家屬尚未轉商品糧的問題，希望堂兄為他說句話，卻被李井泉嚴肅地回絕了。1977年李井泉再次回鄉探親，許多親屬都跑來找他，提出各種各樣的實際問題，李井泉堅持：能幫助的盡量給予幫助，不符合政策的一律不辦。甚至還一再交代縣裏和公社的幹部：“對我的親屬，生產上的事可以幫忙，其他的事就不要理睬。”這樣一位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時刻不忘維護集體利益的老黨員，在國家遭遇艱難的時候，其忠誠的黨性必然會體現得淋漓盡致，必定是會站在全局的高度來考慮問題。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李井泉一邊含淚執行中央決定，將大批救命糧輸向全國各地，挽救危機；一邊努力帶領四川人民實行自救運動。艱難的年代是壓不垮這位男兒的脊梁的。他積極地麵對現實，努力把損失減少到最小。眼看著滿載糧食的汽車、火車、輪船呼嘯著出川，再想想自己治下的人民忍饑挨餓，李井泉寢食難安、坐臥不寧。1960年至1962年，四川連年春荒，旱災與洪澇災害頻繁出現，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危害，糧食緊缺，浮腫盛行。李井泉帶領省委一班工作人員奔波在全省各地進行救急。大批幹部深入到缺糧地區長期蹲點，帶領群眾共度難關，積極尋找各種替代食品，緩解眼前困難局麵。對於災情嚴重的地區，李井泉立即指示有關部門調撥糧食、發放救急款、派遣醫療工作隊等，組織生產自救，盡己所能及時有效地遏製災情進一步蔓延，緩解人民群眾的恐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國經濟社會形勢剛有所好轉，十年“文化大革命”動亂開始了。對大多數人來說，那是個謹言慎行的年代，因隻言片語而“獲罪”乃是平常事。三年困難時期，李井泉因對過度調糧有意見，一句“你是個國務院，我這裏也是個小國務院呐”的氣話，終於被“有心人”拿出來作為他搞“獨立王國”的“證據”。人人自危的年代，為避免牽連，洗脫自己，好多夫妻、父子、朋友都不惜反目成仇，劃清界限，甚至互相攻擊。此時最能看出一個人的品格。批鬥、打壓最終沒能讓李井泉屈服，他始終保持了一位共產黨人的忠誠。當“造反派”用酷刑逼迫李井泉“揭發”鄧小平和賀龍的“罪狀”時，他毫不遲疑地說：“我認為鄧小平同誌是堅決執行毛主席指示的人，毛主席都說他是個人才。”關於賀龍，李井泉同誌慷慨激昂地說道：“我認為在黨內重大鬥爭的關頭，他始終是站在黨中央和毛主席一邊的，例如遵義會議、廬山會議等。毛主席曾說過：‘賀龍是一員虎將，很會打仗，很具有軍事才能。’他很受群眾的愛戴。這就是我對賀龍的總印象。”
簡潔的言語可以看出李井泉堅定的革命信仰，其不畏生死，坦坦蕩蕩的高貴品格也可見一斑。麵對“老革命”的“不知悔改”，“四人幫”憤怒了，對他施之以更加瘋狂的迫害。西南地區“最大黑幫”的帽子有了！“劉鄧死黨”稱號也有了！伴隨著更加猛烈的批鬥，李井泉受盡屈辱和誹謗，甚至還有兩位親人蒙冤而死。這一切都不足以讓李井泉為求自保而出賣同誌。
動亂的年代結束了，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去總結和反思曆史。李井泉的孩子數次想讓父親寫回憶錄或者保留點錄音，卻被李井泉很堅決地拒絕了。他說，好多人寫的回憶錄都不符合事實，編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寫得很了不起，吹得過了頭。那麽多先烈都犧牲了，我能活到今天，隻有多做工作，要寫曆史，就寫那些犧牲的同誌們，讓人民記住他們。李井泉很少與自己的孩子談論自己的往事，以至於後輩們隻能通過一些革命前輩或者其他的資料、文集來陸陸續續了解他的一些情況。
金無赤足，人無完人。李井泉同誌已經逝世多年，當年四川調糧事件卻還盤踞在當地人們的心裏，久久不肯離去。作為後來人，我們不妨寬容一些，眼界更為深遠一些，多設身處地地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角度來看待問題，這樣才能更為客觀公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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