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代學習哲學對這些玄而又玄的東西很不得要領。我最記憶深刻的是“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結晶” 這句話，也就是說做任何研究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有自己的哲學基礎。當年毛澤東搞“小球推動大球” ，的乒乓外交。莊則棟的一篇《闖與創》就被毛澤東青睞，大加讚許，認為他用活了辯證法。當時各行各業的出類拔萃的人物大都有類似的“講用”文章問世。這是那個時代的特色。有趣的是多年後我在美國學習聲樂也遇到了很自覺地用一種哲學思想指導業務的專家。兩年多以前我曾隨同歌唱家戈頓博士和戈頓夫人學習。這兩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常年在教會以音樂侍奉神。他們兩位卻對佛學理論十分心儀，常常談一些佛學的東西。我們過去學聲樂每個教師都有自己對發聲方法的理解和說法，也有很多根據自己經驗總結出來的訣竅。這些訣竅不外乎如何吸氣，如何調整喉嚨開合的程度......等等。學子們都把老師教的方法反複演練，以求達到熟能生巧的地步。我們每學一個技巧都十分興奮。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我們對老師教授的東西未必正確掌握了，有時會有很大偏差。這是因為咽喉部與發聲有關的肌肉多為不隨意肌，並不隨我們主管意誌支配。比如軟齶上提，提多高？喉嚨打開，開多大，很難精確判定。再說每個人的咽喉部和聲帶的解剖特點不同，則造成更大困難。有不少聲樂老師不喜歡教曾經學過聲樂，又沒有完全學好的學生，更喜歡那些從未學過的生手。一般認為生手是一張白紙，毛病少，容易調教。這也就是說，學習聲樂最好一開始就有比較好的老師，否則一些不準確的，似是而非的東西成了習慣就很難糾正，更不能跟著書本學。有時即使你有個好老師，但你未必能夠把老師教的東西正確掌握。我們學過一些聲樂的人有時一開口就想到過去老師講過的許多技巧和訣竅。這樣的結果是思想負擔很重，反而影響發聲。
我在一段時期喉嚨開得很大，音量聽起來也不小，但是自己唱起來總是沒有自如和舒適的感覺，上高音也很累。戈頓博士在我的第一個教學音樂會上就介紹說我是有過聲樂訓練的，但是他正在簡化（simplify)我的發聲。後來我又轉到戈頓夫人的工作室。她叫我在歌唱時忘掉所有的技巧和竅門，一心隻專注於音高和節奏。她和戈頓博士的理念相同，即我們的身體知道如何發聲，這是人的本能，不須專門教授。發聲時要順其自然，不要刻意追求。如佛在《華嚴經》上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我們不能太執著於口的大小，喉嚨的大小等，這些微妙的精細功能隻有身體本身方能完美掌控。其實佛法裏 “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是指 我們雖是凡夫俗子，但是我們的“佛性”與佛是一樣的，一分也不少。我們之所以為凡夫俗子，不能脫離苦海就是因為我們癡迷於自己的感官所感到的，迷失了自己天賦的本能。猶如一個初生的嬰兒啼哭，如若沒有先天發聲器官的缺陷，那麽那個聲音就是最自然，輕鬆而動人的。在我們成長的過程裏我們的發聲受到當地方言，父母，師長發聲方法的影響，潛移默化地也沾染了很多壞習慣。比如膠東地區和晉西北地區的男士們說起話來聲音就很重濁，讓人聽得很累。雲南人講話就有閉塞性鼻音，而陝西，甘肅及其附近的人就有濃厚的開放性鼻音。聲樂教師的工作就是幫助學生去掉毛病，恢複自然鬆弛和有感染力的聲音。有些歌唱愛好者喜歡聽一些秘訣，對一些訣竅的追求是多多益善，希望借此很快提高演唱水平。但事實上我們學聲樂時好多時候都是在做減法，去掉毛病，而非一味的做加法，隻是按照老師說的訣竅去唱。我在跟戈頓夫人學習的過程中對她的教學理念深表讚同，但是覺得這樣還是有實際的操作的難度。當我們歌唱時如果真的能做到隻想音高和音準而不考慮發聲，那極難做到，常常不自覺地就在試圖調解喉部肌肉的動作。這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很難控製。根據她的理念，我自己做了一些改動。我就在彈琴時，通常是哈農指法練習時打開節拍器，嚴格按照節奏來彈。在彈琴的同時唱出所彈的旋律。這時注意就高度集中在所彈曲子的節奏上，很難再考慮其它。這個時候唱，就不會再專注於喉嚨的活動，聲音就真的很自然而且放鬆了。這個時候如果還想著如何應用各種發聲技巧，那勢必會脫板，把節奏或音準彈錯。通過這樣練習我獲益不小。
我現在的老師J博士也是曾經在大都會歌劇院演唱過的歌唱家，她的教學方法和戈頓夫人很不相同，所注重的技術環節也不一樣。她讚同意大利歌劇界主張的“說輔音，唱元音”的說法，但是強調不但要“說輔音”，還要“說元音”，也就是唱歌要和說話一樣自然，即使到了很高的音都是如此。從這一點來說，這兩位老師的基本理念還是一致的，就是要讓發聲器官，包括聲帶，喉嚨的肌肉，呼吸肌等保持一種最自然的狀態。前輩大師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弗蘭克.卡萊裏（Franco Corelli）也是極其強調發聲時保持最自然的狀態，特別反對“做”聲音。這樣看來，俗話說的演唱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像說話一樣還是很有道理的。
宋喬 2015 年7月4日於 木鴨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