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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這話確實有道理。但在某些情況下，樂觀的精神和堅強的心理因素遠遠超出重金的價值，因為它可以得到重金換不來的東西——時間。對於癌症患者來說，科學抗癌無非就是給自己贏得一些時間。但多數患者還是不能接受患病的事實，無形中背上了一個致命的心理包袱。其實完全不必這樣，我國當代著名的劇作家蘇叔陽先生，今年6 7歲高齡，患癌症多年，但蘇叔陽先生尊重科學，樂觀麵對疾病。兩次腫瘤轉移惡化的時候，他不但沒有猥瑣，反而在治病之餘完成了傑出的作品。正是他這種樂觀對待疾病的態度，為自己換來了繼續生存的權利，延長了的生存的時間。
蘇叔陽：用樂觀和堅強守護一個夢想！
其實我平常不大願意談我自己的病情，一來勾起自己不大愉快的回憶——沒有人越生病越高興的；二來不願意讓別人跟著痛苦一一聽別人講痛苦也會不愉快的，幸災樂禍者總是少數。今天我說說自己的體會，是希望對大家有點借鑒作用。
1994年我第一次發現自己患有腎髒腫瘤，是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情況下得知的。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節，我參加了一個中央領導接待各方人士共度佳節的晚會。會議結束後，我突然感覺眼前有重影，看不清台階了。剛開始還以為是糖尿病造成的，可前往醫院檢查後排除了這個原因。後來通過CT檢查才知道我患上了腎癌，可醫生、家人都瞞著我，不讓我知道。最後需要轉院治療，到了實在瞞不住的時候，我才知道自己的真實病情。我當時一下就懵了，那年我56歲。有10天的時間我都在想同一個問題一一我為什麽會得這個病？後來慢慢熬過了那段時間。
癌症初期，身體上並沒感覺到十分痛苦，但是治療過程卻非常痛苦。做完手術後需要不停地做放療，慢慢地，我就把它當成我生活中一個必做的事情了。因為疾病是躲不開的，人不是得這種病就是得那種病，所以我慢慢接受了。還有就是我想得比較樂觀。我是一個很幼稚的人，麵對可能的死亡，我天真地想，黃泉路上無老少，6歲、26歲、46歲、56歲……多大歲數的人部有，趕上哪歲算哪歲，煩也沒用。我活到56歲，做了很多事情，一不靠走後門，二不靠偷奸取巧，好歹是自己幹出來的。我沒有出賣過朋友，也沒有欺負過弱小，心也坦然。毛主席吃過的最好的東西聽說是紅燒肉，我嚐過的好東西好像比他還多呢！他出過兩回國，都是去莫斯科，我沒去過莫斯科，可去的國家比他還多幾個！他也會“老”，何況我這平凡的生命？這麽想想，也就過去了。
後來我的腎癌出現了轉移，轉移到肺了。那是2000年過新年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的一台晚會需要一個作家朗誦詩歌，他們選中了我。我在家排練節目時嗓子咳出了血，開始還以為是用嗓過度，後來才知道是癌症轉移。不過那會兒我在思想上已經很積極了。準備開刀手術之前，醫生們研究具體方案是當著我的麵討論的。一開始他們還用英語，後來幹脆說漢語，商量到底應該怎麽做，切口應該怎麽切。我覺得這樣非常好。雙方互信，共同商量怎麽辦才合適，這樣彼此心裏都有個底。我覺得病人有知情權，中國電影裏麵有很多關於癌症病人的描寫，我感覺並不準確。
我曾看過一部美國電影，裏麵的男主角是一位骨癌病人，大夫說他的生命隻剩下半年時間了。他說他想在這寶貴的半年當中完成三件事，第一，他曾當過中學籃球隊的教練，他希望回去帶領他的籃球隊再拿一次冠軍；第二，他希望去見一個朋友；第三，他想和妻子再做一次愛。也許我們中國人無法理解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可我很尊重他。影片中，他完成了他的三個願望。事實上，我在得病期間的心態和這個人有些相似，我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當時我的兩位主治大夫告訴我開完刀後多少天可以起來活動，我就遵守他說的時間進行調養，也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我非常感謝這兩位醫生，他們讓我始終處在一個非常明白的過程當中。
這次治療期間，我的一位鄰居老大姐給了我啟發。她也得了重病，她說她是倒計時活著的，這個月做一件自己能完成的事情，下個月再做一件能完成的事情。我也想倒計時活著，每個月都做一件能完成的事情，這樣會有成就感，會覺得沒有虛度年華。
那個時候我完成了很多事情。我寫了很多文字，寫到現在，差不多有200多萬字了，出版了七八本書。記得剛得病那會兒，我每天都打針、吃藥、做氣功，日複一日，覺得生活特沒意思，好像永遠都是這些事情。今天吃藥、打針、練氣功是為了明天練氣功、吃藥、打針，這樣的日子不如少而有質量的生活更有意思。8年後，我的癌細胞轉移到左肺，我又做了左肺葉切除手術。術後我積極配合治療，每天吃幾大把藥，我把它當作功課。我快樂的時候照樣快樂，該玩照樣玩。我覺得人生是有意義的，生活是可愛的。
仔細想想，病對應著不病，如同假惡醜對應著真善美。假如沒有假惡醜，你就不知道真善美是什麽樣的；假如不生病，你就無法體會健康的寶貴。
我是在得病之後被選為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的。工作上有一些事情需要出頭露麵，有的人就說，你這麽大歲數的人了，身體又不好，還這麽辛苦幹什麽？其實他不理解我，我不是為了出風頭，做這些事情是我對生活的愛的表現。一個生病的人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條路就是被病魔壓製住。我有幾個病友就是這樣，其中一位每到吃飯的時候就靠著牆哭，因為放療期間，吃飯是很難受的。可我的態度是吃不下也得吃。我還給他說笑話，架著他去吃飯。後來我出院了，可他卻沒能出來。第二條路就是積極地對待。我有一位老同事叫王堯華，是東方醫院大外科的主任。他自己得了肺癌，可他非常配合做化療，心態很樂觀。在化療期間，他還依然在崗位上堅持工作。他說醫生的職業道德讓他知道應該怎樣對待這個病，他應該做其他病人的榜樣。
人的生命至少有一半是掌握在你自己手裏的。如果得了病以後你能夠正確對待它，那麽在遇到坎兒的時候，別人拉你一把，你自己加把油兒就過去了。如果你自己不努力，別人再怎麽拉也沒用。說句心理話，我現在沒覺得自己是個病人，也沒把自己當成一個將近70歲的人。我覺得我還年輕，活得也挺健康。雖然我得了病，可我看得開——反正已經這樣了，幹脆把病當成生活中來了一個朋友，一起玩唄！我想我應該算是健康的病人吧。到現在為止，我做過兩次大手術，切除了左腎和一半左肺葉，還做過幾次放療。這回是一次大劑量的放療，把脾髒的腫瘤消除了。我的左胸背兩條刀疤，一條是黃河一條是長江，他們把兩條母親河的倩影留在我身上，所以我的生命很充實。這大約是我的孩子氣吧。
我還有個體會，人需要有追求美好的好奇心與動力。我覺得我自己就比較有童心，對很多新鮮事物感興趣。我大約歸於那種“沒正形”的人。記得“文革”時，有人給我的評語是“沒有老師的架子，也沒有老師的樣子”。
我屬於“沒樣子刀的那種人。我當年曾在焊接車間“勞改”，機器隆隆，嘈雜之極，我就在噪音中放歌，唱我喜歡的《外國名歌200首》裏的歌曲，反正別人聽不見，看不見。我決不讓“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把我壓得愁悶而死！“文革”時，有一次去廈門參加釣魚宴，我在餐桌上和電影界同行談天說笑，南腔北調，一位老首長嚴肅地問我， “你在家也這樣嗎？”我說， “我在家如果不這樣，家裏人會認為我病了。”看來，很多人比較喜歡嚴肅，不大喜歡活潑，不喜歡做自己愛做的事。我最愛寫作，這是自己選定的職業，甘苦自知，但始終不悔。當然我也會根據自己的身體情況來進行創作，比如我現在身體有毛病，如果寫長篇小說會吃力一些，所以我也就不強求自己。
我最近出版的《中國讀本》一書已經賣了1 200萬冊。這書是在我利用第一次手術和第二次手術之間的空隙完成的，第二次手術後又做了一些修改。對於我來說，寫作是一種誘惑。馬上奔70歲的人了，可我總覺得生活中還到處充滿了我想探知的事情。我願意把我的年齡減去22歲。我調到北京電影製片廠那一年已經40歲了，但當時感覺自己像進入了一個美輪美奐的世界，眼裏看見的都是美麗的人與美好的事物。40歲的人了，想法竟然像一個18歲的孩子那麽幼稚。40和18之間就相差了22年。所以，我今天的思想大約也就相當於40多歲人的水平，還在成長過程之中，更未到老年。
編後：蘇教授的故事讓我的心靈受到震撼。如果人人都能保持蘇教授這樣的心態和理念，那對社會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福音。世界衛生組織認為，如果把健康元素按照百分比劃分，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部分：父母占15％；環境占17％，其中社會環境占到10％，自然環境7％；接下去就是醫生占8%；自己占60％。父母的15％和環境的17％是我們控製不了的，而剩下68％中的60%是個人因素，所以說，健康其實就在我們自己手裏。
關鍵在於你自己的力量。如果你自己豁達樂觀，情緒穩定，對未來充滿信心，充滿力量，那麽你的力量將強大到不可估量的程度。人可以戰勝細菌、病毒、癌症……但是戰勝它有一個前提條件。人體的抵抗力分各種不同層次，由各個係統組成，它需要一個總指揮——心理，如果這個“總指揮”樂觀向上，積極穩定，那麽它就可以調動全身所有抵抗力協同作戰，形成強大的攻擊力。如果心裏沒有信心，感到恐懼，那整個“指揮部”就崩潰了。這就和打仗一樣，指揮部如果很堅定，那就能贏。如果連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麽打，指揮部先亂了，一定會全軍覆沒的。很多人體格健壯、肌肉結實，但心理很脆弱，這樣不行。我們必須明白，精神樂觀、情緒穩定可以調動一個人全身各個係統的力量來對抗病魔。有人說，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是嚇死的，那是因為他的精神先垮了。
本來一個人看著沒什麽異常，一查出是肺癌，他可能一個月就完了。其實如果他不做這個檢查，說不定還能活上三五年呢。查出有癌症後，他的精神就先不行了。咱們應該保持好精神，像蘇教授那樣，首先在戰略上藐視它，咱自己不害怕；戰術上該治的治，該做氣管鏡就做，積極配合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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