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奧地利著名指揮家、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誕辰150周年，2011年是他逝世100周年，曆史的目光連續兩年聚焦在這個天賦異秉的藝術家 身上。這或許是一種巧合，但更是一個契機，一個向馬勒致敬的契機。從7月9日至12月2日，在世界曆史文化名都的北京，國家大劇院在5個月時間內，邀請7 支中外樂團上演馬勒的10部交響曲(第十未完成)。如此密集、全麵的“馬勒式轟炸”，在世界樂壇已屬罕見，在國內更是首開先河。
不談論馬勒就OUT了?
相對於貝多芬、莫紮特、肖邦而言，中國樂迷對馬勒還沒有達到足夠的熟悉度。但這並不妨礙馬勒潮流的逐漸來襲。
在中央芭蕾舞團音樂總監、首席指揮張藝的記憶中，馬勒的作品大致在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國內零星上演。他印象最深的一場演出是1995年4月21日， 來自美國的一位業餘指揮家卡普蘭，在北京世紀劇院指揮中央樂團(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前身)演出了馬勒第二交響曲“複活”。
“卡普蘭應該 算是最早把馬勒作品帶到中國樂迷麵前的人了。他雖然是一名業餘指揮家，卻被世界樂壇公認為馬勒第二交響曲的最佳演繹者和代言人之一。”關於卡普蘭，樂壇上 還有一段佳話。有一回，指揮大師祖賓·梅塔因故無法演出馬勒第二交響曲，他當即邀請卡普蘭從美國飛到慕尼黑救急。很多人納悶，歐洲有那麽多指揮大家，梅塔 為何舍近求遠“搬”來卡普蘭這個金融出版家?他自有道理：“卡普蘭是唯一一個不需要排練就能上場指揮‘馬勒二’的人。”
在卡普蘭“拓荒”之後，國內樂團開始陸續上演馬勒的作品，比如，中國國家交響樂團1996年成立後的新樂季，湯沐海指揮演奏馬勒第一交響曲，大放異彩。近年來，中國愛樂樂團等也數次上演馬勒的交響曲。
另據樂評人唐若甫粗略統計，國家大劇院自2007年年底正式開業以來，3年多時間內推出馬勒作品音樂會至少20場。到2010年底，在大劇院的舞台上演的馬勒交響曲已覆蓋第一、四、五、六、七、九、十，完成了馬勒10部交響曲中的7部。
“最近10年來，馬勒作品在中國演出得越來越多了。相比上世紀90年代那會兒，現在樂團的演奏水平可是提高了不少。那會兒演馬勒，可能要排練10天，甚 至是半個月都有可能。現在不一樣了，一個成熟的正規交響樂團一般需要4天、8個排練就能完成了。”張藝說。在他看來，這次大劇院做馬勒係列，既是中國交響 樂發展水平提升的一次證明，也是北京這個國際大都市在文化上與世界的一次對話。
即便如此，相比於歐美樂迷，中國樂迷現場聆聽馬勒、感 受馬勒的機會並不太多，就像樂評人許祿洋所形容的那樣，“馬勒音樂會仍然是稀缺文化產品，人們聽一場馬勒一點不比在二環路上碰見一輛瑪莎拉蒂容易。”於 是，樂迷們更熱衷於通過錄音來聆賞馬勒。“資深樂迷在網絡上張貼各式各樣的錄音版本比較。網絡上馬勒大旗一揮，便有豆瓣、‘微博控’們紛紛響應，不談馬勒 大有被時代Out的危險。”許祿洋說。
在這種情況下，大劇院的馬勒係列無異於一劑強烈的興奮劑，就像德國柏林國家歌劇院院長伊萬· 凡·卡姆圖特在得知這個消息後的反應：“國家大劇院做這件事情，就像我第一天來大劇院的感受一樣，我驚訝於你們的努力。同時，我想對中國觀眾說，能夠在一 個集中的時間裏聽到馬勒的音樂，很難得，現在，這個絕好的時機到了!”
馬勒：不夠格的怪癖作曲匠?
“我的時代會到來的。”馬勒生前曾如此豪邁地預言。
放眼當下，演奏馬勒作品正在成為世界樂壇的潮流與趨勢。據說，2011年全歐洲將舉行超過2000場次的馬勒作品音樂會。此外，如同2011年德國萊比 錫的馬勒節、波蘭的馬勒音樂節、英國愛樂樂團的馬勒係列音樂會一樣，每一次曲目全麵的馬勒係列音樂會的上演，都將成為演出所在地樂迷的盛大節日並受到世界 矚目。“我想，如果馬勒知道這一點，一定會很開心的!”國家大劇院音樂藝術總監陳佐湟幽默地說。
馬勒當然無法知道這一點。他生前感受 更多的，是人們對他的非議和偏見，甚至有人說他是“完全不夠格的怪癖作曲匠”，因為他的音樂寫作路數完全屬於“異類”，根本不符合正統審美標準，尤其違背 了從巴赫、莫紮特、貝多芬等人傳至勃拉姆斯的德奧音樂衣缽：統一、凝練、邏輯、連貫，甚至與其背道而馳，就像當時有人形容的，“充滿無謂的喧嘩與騷動”。 紐約一位評論家直言：“從馬勒的音樂中我們看不到什麽有長久保留價值的地方。”
整個20世紀上半葉，馬勒的作品很少出現在音樂舞台 上。“但以1960年馬勒誕生100周年為節點，馬勒作品的演出率開始逐漸走高，目前他留下來的幾乎所有作品都成了保留曲目。這也帶動了學術研究的熱潮， 從而形成全球性的馬勒複興。”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馬勒研究專家楊燕迪說。
在楊燕迪看來，任何文化現象的產生，必定有其深刻的社會心 理根源。馬勒的“複活”同樣如此。“1960年代正值西方所謂後現代的社會條件和文化思潮的形成期，藝術空氣中彌漫著某種迷茫而又混亂的氣息。在音樂方 麵，現代主義的理性推進和語言探索在此時走入死路，放肆的實驗和激進的拓展在此後則成為強弩之末。而馬勒的音樂特質，恰如榫卯交合般奇妙地與這個‘後現 代’的時代感覺相匹配。”
如今，馬勒作品的藝術地位已經得到世人承認，而其演奏難度之大也是公認的。很多指揮大師對此都望而生畏。捷 傑耶夫就曾說過，馬勒第七交響曲是他所有交響樂中最讓人感到棘手的一部，也是他迄今指揮過的各種交響樂中，最令他視為畏途的一部。他說：“我幹指揮這一行 已經30多年，但是遇到馬勒第七交響曲，我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力氣。這部交響曲能輕易摧毀一個人積累多年的江湖英名，好比在空中走鋼絲，一不留神就會稀裏嘩 啦。如果有別的指揮大喊一聲‘馬勒第七交響曲真是一個鬼門關!’我肯定會連連應聲附和。”
蘇黎世樂團與柏林愛樂“較勁”
“躺在床上睡不著的時候我心裏常常這樣想：有，總比沒有好;做，總比不做好。做，雖然不完美，但不做，也許更‘糟糕’!”坐在國家大劇院新聞發布廳的一 角的陳佐湟以一貫的平和、儒雅的口吻說。從馬勒係列策劃、啟動、開展至今，這位指揮家心裏從沒停止過忐忑，也沒停止過“安慰”自己。
十場音樂會、十位指揮家，十部馬勒交響巨製，在很多人看來，大劇院此舉實在是太瘋狂了。能否駕馭得了?如何保證每一場演出的水準?一係列充滿質疑的問題不可避免。用大劇院演出部副部長任小龍的話說，“如果這個局攢不起來，就把我們撂那兒了。”
首先，想要使國外樂團“不約而同”地都演馬勒，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次馬勒係列音樂會是一次國際水準與中國色彩的融合，因為不僅有中國指揮家、樂團和歌唱家參與，還有柏林愛樂樂團、蘇黎世市政廳管弦樂團、亞洲愛樂樂團、捷克愛樂樂團4支國際名團，其中包括艾森巴赫、夏巴多、大衛·辛曼在內的國際指揮大師的加盟。
作為交響樂壇的王者，柏林愛樂樂團最初計劃帶來的曲目就是“馬勒九”，因為這是水準、實力與王者氣質的體現。亞洲愛樂樂團2010年曾在國家大劇院演出“馬勒一”，這次將再接再厲上演“馬勒四”。
蘇黎世市政廳管弦樂團最初選定的曲目並非馬勒作品，但有意思的是，該樂團現任經理從前曾是柏林愛樂樂團經理，當他聽說柏林愛樂將演出“馬勒九”後，很快 決定調整曲目，換成馬勒作品。“估計他在想，人家都演馬勒了，自己也不能跌份兒啊，何不抓住這次機會，跟柏林愛樂較較勁，把他們‘打’下去!”任小龍開玩 笑說道。
動靜最大的是捷克愛樂樂團，聽說大劇院有“馬勒係列”之後，愣是徹底更換了原本已經計劃好的曲目。最終，他們“搶”到了“馬勒六”。“不管是哪支樂團，大家對馬勒作品都有著相同的情懷，參與馬勒係列音樂會就是這種情感的體現和對實力的證明。”任小龍說。
在參演馬勒係列的所有樂團中，將演出“馬勒七”的中央芭蕾舞團交響樂團是國內古典樂壇的新興勢力，就連張藝都謙虛地說自己是“樂迷型指揮”。“就我個人 的解讀，馬勒第五交響曲是個臨界點，之後的幾部作品較之前幾部難度更大，就說‘馬勒七’吧，篇幅很大，共有五個樂章，超過80分鍾。我們壓力確實很大啊。 坦白說，如果不是去年在大劇院演了一回‘馬勒五’，有了一點磨練，我們還真不敢接這一場。”
為了盡可能做好，張藝跟樂隊隊員們說的最 多的話就是鼓勵，“雖然演出在9月份，還早，不過我們的隊員都早早拿上分譜，私下裏開始練習了。”演出“馬勒七”需要100多人，中央芭蕾舞團交響樂團定 編73人，目前隻有68人。因此，對他們而言，首先麵臨的便是人手不夠的問題。張藝的初步計劃是，到時候從北京交響樂團或中央音樂學院借十幾個人來。
超常編製 四處“借人”
馬勒作品以編製大、結構複雜著稱，“馬勒八”更有“千人交響樂”之稱，其編製規模稱得上古典交響樂中的“巨無霸”。在馬勒之前，沒有作曲家可以將交響樂的編製擴大到如此規模。
演出“馬勒八”對世界上所有樂團來說都是浩大工程。著名指揮家伯恩斯坦1975年9月曾在維也納指揮過一場“馬勒八”，維也納愛樂樂團加上3個合唱團組 成了龐大陣容。上世紀90年代末，指揮大師尼姆·雅爾維曾在瑞典舉行了一場帶有慈善公益性質的“馬勒八”演出，合唱團來自幾個國家，由於耗資較大，瑞典王 室慷慨解囊……
這一次，大劇院音樂廳管弦樂團“勇敢”地承擔了“馬勒八”。陣容雖然達不到近千人，但也有300多人登台。據大劇院相 關項目負責人介紹，屆時，大劇院音樂廳管風琴兩側的觀眾席將成為合唱席，而舞台上的樂手座椅也將擺到舞台的最邊緣，指揮通道也會被“侵占”一部分，以至於 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必須“讓道”，指揮才能順利走上台。
此外，8位獨唱演員的甄選也不太容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內歌唱家真 正有馬勒經驗的並不太多，一般人不敢輕易觸碰馬勒。至於參與演出的合唱團員，麵臨的最大挑戰是語言問題。“一般來說，國內合唱團演唱外國作品都會在語言上 有些吃力，而‘馬勒八’包括德語和拉丁語兩種語言，對他們而言難度更大。”這位項目負責人說。
其實，不光是“馬勒八”，馬勒的其他作 品也都是龐然大物。算下來，平均每一場演出至少都要110餘位演出人員打底。在這種情況下，到哪去找足夠大的排練場所就成了棘手的問題。國家大劇院音樂廳 管弦樂團與中國國家交響樂團排練“馬勒二”和“馬勒三”，都不得不在前期采取分聲部排練的方式。等到正式演出前夕，再會師大劇院音樂廳進行合練。
“‘馬勒二’需要8個小號、10個圓號，完全是超常編製，合練時我們發現，由於銅管數量多，音量太大，前排的木管都受不了，最重要的是影響了木管演奏， 所以我們特意把銅管聲部的台階墊高了，盡量讓聲音從木管聲部的上方傳出去，不至於震著他們。”擔任這場音樂會指揮的陳佐湟說。
湊齊 10個圓號更不容易，除了國家大劇院音樂廳管弦樂團、中國國家交響樂團的圓號手，還外借了兩位。有意思的是，就連身為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總經理的圓號演奏 家韓小明都親自上陣了。“從2010年1月來到國家大劇院，我更多是負責樂團行政等方麵的事務，基本不參加演出，這可是頭一回登台啊!”韓小明說。
在馬勒10部交響曲中，第十交響曲是一部未竟之作。這部作品，隻有第一個樂章是完整的，後麵有的樂章隻有幾行譜和一些配器提示。“從上世紀20年代到 80年代，很多作曲家都嚐試用自己的理解來續寫這部作品，至少有六七個版本，都在被演奏。”陳佐湟說，“我們到底怎麽演?一度也難以做出決定。最終，我們 決定就演第一樂章，因為這一樂章最完整，後世沒有任何爭議。這也算是接近曆史真實吧。”由於第一樂章約為20分鍾，無法支撐起一場音樂會，剩下的時間將由 馬勒的其他作品填補。
“生怕指揮棒杵到梁寧和孫秀葦”
為了馬勒，大劇院破天荒將一場大型交響音樂會——馬勒係列首場音樂會演出時間定在了下午。如果將時間拉回到1894年3月29日的那個下午，便會理解大劇院此舉的深意。
那個下午，19世紀偉大指揮家馮·彪羅的葬禮在德國漢堡舉行，現場有近3000人聆聽童聲合唱的讚歌，馬勒便是其中之一。據說，當馬勒聽見第一句“複活，是的，你將複活”時，有如身受電擊。回家後，他便開始動筆，寫下了名為“複活”的第二交響曲。
百餘年後，2011年7月9日下午15時，在中國，北京，國家大劇院音樂廳，指揮家陳佐湟率領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和年輕的國家大劇院音樂廳管弦樂團奏響了“複活”，為接下來持續5個月的“馬勒工程”鳴鑼奠基。
由於參演人數多達300餘人，舞台上顯得有些擁擠。“大合唱的時候，指揮的動作幅度應該大一些，不過我還是有些收斂，因為我怕指揮棒杵到正站在指揮台旁邊唱歌的梁寧和孫秀葦。”陳佐湟說。
馬勒在總譜上標有一點提示，“馬勒二”第一樂章演奏完之後，指揮有5分鍾休息時間。不過陳佐湟並沒這樣做。“馬勒自己也是指揮家，他知道指揮完第一樂章有多累，所以特意作了這樣的標注。”他笑著解釋說，“不過我沒法做到啊，因為我就算從指揮台上下來也沒地兒站啊!”
這場音樂會的彩排被安排在演出前一天，“要是當天走完台再來一遍演出，非累死不可。”陳佐湟說，“那天我們一直排練到晚上7點鍾，超時了一個半小時，不 過大家一點怨言都沒有。”排練過程中，他對各個環節的要求都很高，比如某些地方合唱不能太響，女高音不能有顫音……“他們很快都做到了!就連樂隊都為他們 鼓掌。那一刻，我就預感到這將是一場好演出!”陳佐湟說得有些激動。
實際的演出效果沒有讓樂迷失望。演出結束後，很多觀眾通過論壇、 微博訴說感受。網友“奧斯卡088”在微博中寫道：“馬勒是一片浩瀚的大海，我們可能一輩子都無法說出馬勒這片大海的全部，因為馬勒的作品包容著並高於整 個世界，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遍一遍地聆聽，尋找這片大海的精髓。”
被馬勒深深“刺激”的，不僅是觀眾，還有樂隊的演奏員們。陳 佐湟說，當天下午演出結束之後，演奏員們興奮至極，晚上11點多鍾，他還接到國交幾個演奏員的電話，“他們說此刻正在喝酒，在聊下午的演出，在聊馬 勒……”在他看來，一場音樂會讓觀眾滿意不容易，讓樂隊自身滿意更不容易，“這場演出讓我們更加有了信心!”
這場音樂會，觀眾坐得滿 滿的，包括大批“80後”乃至“90後”。樂評人許祿洋便是一位“80後”。他覺得，中國樂迷有幸在新世紀趕上了“馬勒年”，現場聆聽馬勒的機會成倍增 加，這可是老一輩古典發燒友們不敢幻想的現實景觀，“中國樂迷不用再去羨慕歐陸的馬勒狂歡節，似乎我們也可以將馬勒從自己的錦囊中取出，不是奢侈品，而是 定心丸，就像所有偉大的藝術一樣。”
人物速寫
世紀孤兒 精神先知
景作人
在世界音樂之林中聳立的無數音樂巨人中，古斯塔夫·馬勒是一個特殊人物。
1860年7月7日，馬勒出生在波希米亞卡裏什特小鎮一個猶太人家庭中。父親是一位酒廠商人，母親是一位肥皂商的女兒。馬勒的家庭卑微貧寒，子女眾多， 再加上受排擠的猶太血統，故生活始終處在社會底層。然而，家中排行老二的馬勒卻顯示出在音樂上的與眾不同，身為酒商的父親很快便發現了這一點，在他的鼓勵 下，馬勒走上了學習音樂的道路。據記載，馬勒6歲參加鋼琴比賽，8歲已能為別的孩子教課，15歲進維也納音樂學院學習，後改學作曲及指揮。
馬勒一生的主要作品包括十部交響曲(第十未完成)，一些歌曲和四部聲樂套曲。這四部聲樂套曲分別是：《流浪少年之歌》、《孩子們的神奇號角》、《亡兒悼歌》、《大地之歌》(根據中國唐代詩人李白、王維等人的詩譜寫的交響聲樂套曲)。
馬勒是一位“雙料”音樂大師，然而在他生前，人們卻隻承認他的指揮才能，而對他的作曲業績則“漠然處之”，甚至還有人進行貶低。但也有少數高明的有識之 士，他們熱衷於馬勒的藝術，“嗅”到了這種音樂的超前和偉大。以指揮大師布魯諾·瓦爾特、威廉·門格爾貝格為首的一班人，就是聲援馬勒的中堅力量，他們在 各自的藝術活動中，高舉著馬勒的大旗，努力推廣著他的作品。
進入20世紀後半葉，馬勒作為作曲家的地位被確定、鞏固和提升，一股“馬 勒風潮”也逐漸開始席卷全球，他的音樂，特別是他的交響樂和聲樂套曲，開始在世界範圍內廣泛流傳。人們從這些音樂中，真正領悟到了馬勒豐富的精神世界以及 他所倡導的人生哲學，即對人類的愛，對自然的崇敬、對上帝的信仰、對命運的悲歎、對死的理解以及對“天國”的憧憬。
在近代作曲家中， 馬勒的孤傲是人所共知的，他憤世嫉俗，但又桀驁不馴。這種性格以及“神經質”的形成，是與當時的社會現象以及馬勒自身的生活處境息息相關的。馬勒生活的時 代，社會上政治動蕩，十分混亂，他所處的奧匈帝國更是危機四伏，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升級。馬勒身為波希米亞人，又是猶太血統，自然受到深深的排 擠、中傷和迫害。在這個歧視外族和排猶主義盛行的國家中，馬勒無時無刻不感到孤獨和冷漠，他在無援無助的精神壓迫下，時時感到彷徨和無奈，他自己說過： “我是一個三重的無家可歸者。在奧地利人的眼中，我是一個波希米亞人，在日耳曼人的眼中，我是一個奧地利人，在世界人的眼中，我是一個猶太人，我到處都是 一個闖入者，永遠不受人們的歡迎。”
19世紀末是晚期浪漫主義盛行的時代，在創作上，馬勒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傳統，極大地豐富了交響樂 創作的內在意義與外在形式，為這一體裁形式步入新的世紀開拓了嶄新的道路。如今，人們公認，馬勒的交響曲極大地豐富了這種體裁的表現能力，擴張了它的戲劇 性張力，且將交響曲的形式“膨脹”到了極點。偉大的馬勒在人們心目中已成為一盞不滅的明燈，而這盞明燈的標誌性意義將永存在世界音樂藝術的光榮史冊 中。(李紅豔)
http://www.sin80.cn/class/app/201107/072110410.html
不談論馬勒就OUT了?
相對於貝多芬、莫紮特、肖邦而言，中國樂迷對馬勒還沒有達到足夠的熟悉度。但這並不妨礙馬勒潮流的逐漸來襲。
在中央芭蕾舞團音樂總監、首席指揮張藝的記憶中，馬勒的作品大致在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國內零星上演。他印象最深的一場演出是1995年4月21日， 來自美國的一位業餘指揮家卡普蘭，在北京世紀劇院指揮中央樂團(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前身)演出了馬勒第二交響曲“複活”。
“卡普蘭應該 算是最早把馬勒作品帶到中國樂迷麵前的人了。他雖然是一名業餘指揮家，卻被世界樂壇公認為馬勒第二交響曲的最佳演繹者和代言人之一。”關於卡普蘭，樂壇上 還有一段佳話。有一回，指揮大師祖賓·梅塔因故無法演出馬勒第二交響曲，他當即邀請卡普蘭從美國飛到慕尼黑救急。很多人納悶，歐洲有那麽多指揮大家，梅塔 為何舍近求遠“搬”來卡普蘭這個金融出版家?他自有道理：“卡普蘭是唯一一個不需要排練就能上場指揮‘馬勒二’的人。”
在卡普蘭“拓荒”之後，國內樂團開始陸續上演馬勒的作品，比如，中國國家交響樂團1996年成立後的新樂季，湯沐海指揮演奏馬勒第一交響曲，大放異彩。近年來，中國愛樂樂團等也數次上演馬勒的交響曲。
另據樂評人唐若甫粗略統計，國家大劇院自2007年年底正式開業以來，3年多時間內推出馬勒作品音樂會至少20場。到2010年底，在大劇院的舞台上演的馬勒交響曲已覆蓋第一、四、五、六、七、九、十，完成了馬勒10部交響曲中的7部。
“最近10年來，馬勒作品在中國演出得越來越多了。相比上世紀90年代那會兒，現在樂團的演奏水平可是提高了不少。那會兒演馬勒，可能要排練10天，甚 至是半個月都有可能。現在不一樣了，一個成熟的正規交響樂團一般需要4天、8個排練就能完成了。”張藝說。在他看來，這次大劇院做馬勒係列，既是中國交響 樂發展水平提升的一次證明，也是北京這個國際大都市在文化上與世界的一次對話。
即便如此，相比於歐美樂迷，中國樂迷現場聆聽馬勒、感 受馬勒的機會並不太多，就像樂評人許祿洋所形容的那樣，“馬勒音樂會仍然是稀缺文化產品，人們聽一場馬勒一點不比在二環路上碰見一輛瑪莎拉蒂容易。”於 是，樂迷們更熱衷於通過錄音來聆賞馬勒。“資深樂迷在網絡上張貼各式各樣的錄音版本比較。網絡上馬勒大旗一揮，便有豆瓣、‘微博控’們紛紛響應，不談馬勒 大有被時代Out的危險。”許祿洋說。
在這種情況下，大劇院的馬勒係列無異於一劑強烈的興奮劑，就像德國柏林國家歌劇院院長伊萬· 凡·卡姆圖特在得知這個消息後的反應：“國家大劇院做這件事情，就像我第一天來大劇院的感受一樣，我驚訝於你們的努力。同時，我想對中國觀眾說，能夠在一 個集中的時間裏聽到馬勒的音樂，很難得，現在，這個絕好的時機到了!”
馬勒：不夠格的怪癖作曲匠?
“我的時代會到來的。”馬勒生前曾如此豪邁地預言。
放眼當下，演奏馬勒作品正在成為世界樂壇的潮流與趨勢。據說，2011年全歐洲將舉行超過2000場次的馬勒作品音樂會。此外，如同2011年德國萊比 錫的馬勒節、波蘭的馬勒音樂節、英國愛樂樂團的馬勒係列音樂會一樣，每一次曲目全麵的馬勒係列音樂會的上演，都將成為演出所在地樂迷的盛大節日並受到世界 矚目。“我想，如果馬勒知道這一點，一定會很開心的!”國家大劇院音樂藝術總監陳佐湟幽默地說。
馬勒當然無法知道這一點。他生前感受 更多的，是人們對他的非議和偏見，甚至有人說他是“完全不夠格的怪癖作曲匠”，因為他的音樂寫作路數完全屬於“異類”，根本不符合正統審美標準，尤其違背 了從巴赫、莫紮特、貝多芬等人傳至勃拉姆斯的德奧音樂衣缽：統一、凝練、邏輯、連貫，甚至與其背道而馳，就像當時有人形容的，“充滿無謂的喧嘩與騷動”。 紐約一位評論家直言：“從馬勒的音樂中我們看不到什麽有長久保留價值的地方。”
整個20世紀上半葉，馬勒的作品很少出現在音樂舞台 上。“但以1960年馬勒誕生100周年為節點，馬勒作品的演出率開始逐漸走高，目前他留下來的幾乎所有作品都成了保留曲目。這也帶動了學術研究的熱潮， 從而形成全球性的馬勒複興。”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馬勒研究專家楊燕迪說。
在楊燕迪看來，任何文化現象的產生，必定有其深刻的社會心 理根源。馬勒的“複活”同樣如此。“1960年代正值西方所謂後現代的社會條件和文化思潮的形成期，藝術空氣中彌漫著某種迷茫而又混亂的氣息。在音樂方 麵，現代主義的理性推進和語言探索在此時走入死路，放肆的實驗和激進的拓展在此後則成為強弩之末。而馬勒的音樂特質，恰如榫卯交合般奇妙地與這個‘後現 代’的時代感覺相匹配。”
如今，馬勒作品的藝術地位已經得到世人承認，而其演奏難度之大也是公認的。很多指揮大師對此都望而生畏。捷 傑耶夫就曾說過，馬勒第七交響曲是他所有交響樂中最讓人感到棘手的一部，也是他迄今指揮過的各種交響樂中，最令他視為畏途的一部。他說：“我幹指揮這一行 已經30多年，但是遇到馬勒第七交響曲，我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力氣。這部交響曲能輕易摧毀一個人積累多年的江湖英名，好比在空中走鋼絲，一不留神就會稀裏嘩 啦。如果有別的指揮大喊一聲‘馬勒第七交響曲真是一個鬼門關!’我肯定會連連應聲附和。”
蘇黎世樂團與柏林愛樂“較勁”
“躺在床上睡不著的時候我心裏常常這樣想：有，總比沒有好;做，總比不做好。做，雖然不完美，但不做，也許更‘糟糕’!”坐在國家大劇院新聞發布廳的一 角的陳佐湟以一貫的平和、儒雅的口吻說。從馬勒係列策劃、啟動、開展至今，這位指揮家心裏從沒停止過忐忑，也沒停止過“安慰”自己。
十場音樂會、十位指揮家，十部馬勒交響巨製，在很多人看來，大劇院此舉實在是太瘋狂了。能否駕馭得了?如何保證每一場演出的水準?一係列充滿質疑的問題不可避免。用大劇院演出部副部長任小龍的話說，“如果這個局攢不起來，就把我們撂那兒了。”
首先，想要使國外樂團“不約而同”地都演馬勒，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次馬勒係列音樂會是一次國際水準與中國色彩的融合，因為不僅有中國指揮家、樂團和歌唱家參與，還有柏林愛樂樂團、蘇黎世市政廳管弦樂團、亞洲愛樂樂團、捷克愛樂樂團4支國際名團，其中包括艾森巴赫、夏巴多、大衛·辛曼在內的國際指揮大師的加盟。
作為交響樂壇的王者，柏林愛樂樂團最初計劃帶來的曲目就是“馬勒九”，因為這是水準、實力與王者氣質的體現。亞洲愛樂樂團2010年曾在國家大劇院演出“馬勒一”，這次將再接再厲上演“馬勒四”。
蘇黎世市政廳管弦樂團最初選定的曲目並非馬勒作品，但有意思的是，該樂團現任經理從前曾是柏林愛樂樂團經理，當他聽說柏林愛樂將演出“馬勒九”後，很快 決定調整曲目，換成馬勒作品。“估計他在想，人家都演馬勒了，自己也不能跌份兒啊，何不抓住這次機會，跟柏林愛樂較較勁，把他們‘打’下去!”任小龍開玩 笑說道。
動靜最大的是捷克愛樂樂團，聽說大劇院有“馬勒係列”之後，愣是徹底更換了原本已經計劃好的曲目。最終，他們“搶”到了“馬勒六”。“不管是哪支樂團，大家對馬勒作品都有著相同的情懷，參與馬勒係列音樂會就是這種情感的體現和對實力的證明。”任小龍說。
在參演馬勒係列的所有樂團中，將演出“馬勒七”的中央芭蕾舞團交響樂團是國內古典樂壇的新興勢力，就連張藝都謙虛地說自己是“樂迷型指揮”。“就我個人 的解讀，馬勒第五交響曲是個臨界點，之後的幾部作品較之前幾部難度更大，就說‘馬勒七’吧，篇幅很大，共有五個樂章，超過80分鍾。我們壓力確實很大啊。 坦白說，如果不是去年在大劇院演了一回‘馬勒五’，有了一點磨練，我們還真不敢接這一場。”
為了盡可能做好，張藝跟樂隊隊員們說的最 多的話就是鼓勵，“雖然演出在9月份，還早，不過我們的隊員都早早拿上分譜，私下裏開始練習了。”演出“馬勒七”需要100多人，中央芭蕾舞團交響樂團定 編73人，目前隻有68人。因此，對他們而言，首先麵臨的便是人手不夠的問題。張藝的初步計劃是，到時候從北京交響樂團或中央音樂學院借十幾個人來。
超常編製 四處“借人”
馬勒作品以編製大、結構複雜著稱，“馬勒八”更有“千人交響樂”之稱，其編製規模稱得上古典交響樂中的“巨無霸”。在馬勒之前，沒有作曲家可以將交響樂的編製擴大到如此規模。
演出“馬勒八”對世界上所有樂團來說都是浩大工程。著名指揮家伯恩斯坦1975年9月曾在維也納指揮過一場“馬勒八”，維也納愛樂樂團加上3個合唱團組 成了龐大陣容。上世紀90年代末，指揮大師尼姆·雅爾維曾在瑞典舉行了一場帶有慈善公益性質的“馬勒八”演出，合唱團來自幾個國家，由於耗資較大，瑞典王 室慷慨解囊……
這一次，大劇院音樂廳管弦樂團“勇敢”地承擔了“馬勒八”。陣容雖然達不到近千人，但也有300多人登台。據大劇院相 關項目負責人介紹，屆時，大劇院音樂廳管風琴兩側的觀眾席將成為合唱席，而舞台上的樂手座椅也將擺到舞台的最邊緣，指揮通道也會被“侵占”一部分，以至於 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必須“讓道”，指揮才能順利走上台。
此外，8位獨唱演員的甄選也不太容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內歌唱家真 正有馬勒經驗的並不太多，一般人不敢輕易觸碰馬勒。至於參與演出的合唱團員，麵臨的最大挑戰是語言問題。“一般來說，國內合唱團演唱外國作品都會在語言上 有些吃力，而‘馬勒八’包括德語和拉丁語兩種語言，對他們而言難度更大。”這位項目負責人說。
其實，不光是“馬勒八”，馬勒的其他作 品也都是龐然大物。算下來，平均每一場演出至少都要110餘位演出人員打底。在這種情況下，到哪去找足夠大的排練場所就成了棘手的問題。國家大劇院音樂廳 管弦樂團與中國國家交響樂團排練“馬勒二”和“馬勒三”，都不得不在前期采取分聲部排練的方式。等到正式演出前夕，再會師大劇院音樂廳進行合練。
“‘馬勒二’需要8個小號、10個圓號，完全是超常編製，合練時我們發現，由於銅管數量多，音量太大，前排的木管都受不了，最重要的是影響了木管演奏， 所以我們特意把銅管聲部的台階墊高了，盡量讓聲音從木管聲部的上方傳出去，不至於震著他們。”擔任這場音樂會指揮的陳佐湟說。
湊齊 10個圓號更不容易，除了國家大劇院音樂廳管弦樂團、中國國家交響樂團的圓號手，還外借了兩位。有意思的是，就連身為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總經理的圓號演奏 家韓小明都親自上陣了。“從2010年1月來到國家大劇院，我更多是負責樂團行政等方麵的事務，基本不參加演出，這可是頭一回登台啊!”韓小明說。
在馬勒10部交響曲中，第十交響曲是一部未竟之作。這部作品，隻有第一個樂章是完整的，後麵有的樂章隻有幾行譜和一些配器提示。“從上世紀20年代到 80年代，很多作曲家都嚐試用自己的理解來續寫這部作品，至少有六七個版本，都在被演奏。”陳佐湟說，“我們到底怎麽演?一度也難以做出決定。最終，我們 決定就演第一樂章，因為這一樂章最完整，後世沒有任何爭議。這也算是接近曆史真實吧。”由於第一樂章約為20分鍾，無法支撐起一場音樂會，剩下的時間將由 馬勒的其他作品填補。
“生怕指揮棒杵到梁寧和孫秀葦”
為了馬勒，大劇院破天荒將一場大型交響音樂會——馬勒係列首場音樂會演出時間定在了下午。如果將時間拉回到1894年3月29日的那個下午，便會理解大劇院此舉的深意。
那個下午，19世紀偉大指揮家馮·彪羅的葬禮在德國漢堡舉行，現場有近3000人聆聽童聲合唱的讚歌，馬勒便是其中之一。據說，當馬勒聽見第一句“複活，是的，你將複活”時，有如身受電擊。回家後，他便開始動筆，寫下了名為“複活”的第二交響曲。
百餘年後，2011年7月9日下午15時，在中國，北京，國家大劇院音樂廳，指揮家陳佐湟率領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和年輕的國家大劇院音樂廳管弦樂團奏響了“複活”，為接下來持續5個月的“馬勒工程”鳴鑼奠基。
由於參演人數多達300餘人，舞台上顯得有些擁擠。“大合唱的時候，指揮的動作幅度應該大一些，不過我還是有些收斂，因為我怕指揮棒杵到正站在指揮台旁邊唱歌的梁寧和孫秀葦。”陳佐湟說。
馬勒在總譜上標有一點提示，“馬勒二”第一樂章演奏完之後，指揮有5分鍾休息時間。不過陳佐湟並沒這樣做。“馬勒自己也是指揮家，他知道指揮完第一樂章有多累，所以特意作了這樣的標注。”他笑著解釋說，“不過我沒法做到啊，因為我就算從指揮台上下來也沒地兒站啊!”
這場音樂會的彩排被安排在演出前一天，“要是當天走完台再來一遍演出，非累死不可。”陳佐湟說，“那天我們一直排練到晚上7點鍾，超時了一個半小時，不 過大家一點怨言都沒有。”排練過程中，他對各個環節的要求都很高，比如某些地方合唱不能太響，女高音不能有顫音……“他們很快都做到了!就連樂隊都為他們 鼓掌。那一刻，我就預感到這將是一場好演出!”陳佐湟說得有些激動。
實際的演出效果沒有讓樂迷失望。演出結束後，很多觀眾通過論壇、 微博訴說感受。網友“奧斯卡088”在微博中寫道：“馬勒是一片浩瀚的大海，我們可能一輩子都無法說出馬勒這片大海的全部，因為馬勒的作品包容著並高於整 個世界，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遍一遍地聆聽，尋找這片大海的精髓。”
被馬勒深深“刺激”的，不僅是觀眾，還有樂隊的演奏員們。陳 佐湟說，當天下午演出結束之後，演奏員們興奮至極，晚上11點多鍾，他還接到國交幾個演奏員的電話，“他們說此刻正在喝酒，在聊下午的演出，在聊馬 勒……”在他看來，一場音樂會讓觀眾滿意不容易，讓樂隊自身滿意更不容易，“這場演出讓我們更加有了信心!”
這場音樂會，觀眾坐得滿 滿的，包括大批“80後”乃至“90後”。樂評人許祿洋便是一位“80後”。他覺得，中國樂迷有幸在新世紀趕上了“馬勒年”，現場聆聽馬勒的機會成倍增 加，這可是老一輩古典發燒友們不敢幻想的現實景觀，“中國樂迷不用再去羨慕歐陸的馬勒狂歡節，似乎我們也可以將馬勒從自己的錦囊中取出，不是奢侈品，而是 定心丸，就像所有偉大的藝術一樣。”
人物速寫
世紀孤兒 精神先知
景作人
在世界音樂之林中聳立的無數音樂巨人中，古斯塔夫·馬勒是一個特殊人物。
1860年7月7日，馬勒出生在波希米亞卡裏什特小鎮一個猶太人家庭中。父親是一位酒廠商人，母親是一位肥皂商的女兒。馬勒的家庭卑微貧寒，子女眾多， 再加上受排擠的猶太血統，故生活始終處在社會底層。然而，家中排行老二的馬勒卻顯示出在音樂上的與眾不同，身為酒商的父親很快便發現了這一點，在他的鼓勵 下，馬勒走上了學習音樂的道路。據記載，馬勒6歲參加鋼琴比賽，8歲已能為別的孩子教課，15歲進維也納音樂學院學習，後改學作曲及指揮。
馬勒一生的主要作品包括十部交響曲(第十未完成)，一些歌曲和四部聲樂套曲。這四部聲樂套曲分別是：《流浪少年之歌》、《孩子們的神奇號角》、《亡兒悼歌》、《大地之歌》(根據中國唐代詩人李白、王維等人的詩譜寫的交響聲樂套曲)。
馬勒是一位“雙料”音樂大師，然而在他生前，人們卻隻承認他的指揮才能，而對他的作曲業績則“漠然處之”，甚至還有人進行貶低。但也有少數高明的有識之 士，他們熱衷於馬勒的藝術，“嗅”到了這種音樂的超前和偉大。以指揮大師布魯諾·瓦爾特、威廉·門格爾貝格為首的一班人，就是聲援馬勒的中堅力量，他們在 各自的藝術活動中，高舉著馬勒的大旗，努力推廣著他的作品。
進入20世紀後半葉，馬勒作為作曲家的地位被確定、鞏固和提升，一股“馬 勒風潮”也逐漸開始席卷全球，他的音樂，特別是他的交響樂和聲樂套曲，開始在世界範圍內廣泛流傳。人們從這些音樂中，真正領悟到了馬勒豐富的精神世界以及 他所倡導的人生哲學，即對人類的愛，對自然的崇敬、對上帝的信仰、對命運的悲歎、對死的理解以及對“天國”的憧憬。
在近代作曲家中， 馬勒的孤傲是人所共知的，他憤世嫉俗，但又桀驁不馴。這種性格以及“神經質”的形成，是與當時的社會現象以及馬勒自身的生活處境息息相關的。馬勒生活的時 代，社會上政治動蕩，十分混亂，他所處的奧匈帝國更是危機四伏，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升級。馬勒身為波希米亞人，又是猶太血統，自然受到深深的排 擠、中傷和迫害。在這個歧視外族和排猶主義盛行的國家中，馬勒無時無刻不感到孤獨和冷漠，他在無援無助的精神壓迫下，時時感到彷徨和無奈，他自己說過： “我是一個三重的無家可歸者。在奧地利人的眼中，我是一個波希米亞人，在日耳曼人的眼中，我是一個奧地利人，在世界人的眼中，我是一個猶太人，我到處都是 一個闖入者，永遠不受人們的歡迎。”
19世紀末是晚期浪漫主義盛行的時代，在創作上，馬勒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傳統，極大地豐富了交響樂 創作的內在意義與外在形式，為這一體裁形式步入新的世紀開拓了嶄新的道路。如今，人們公認，馬勒的交響曲極大地豐富了這種體裁的表現能力，擴張了它的戲劇 性張力，且將交響曲的形式“膨脹”到了極點。偉大的馬勒在人們心目中已成為一盞不滅的明燈，而這盞明燈的標誌性意義將永存在世界音樂藝術的光榮史冊 中。(李紅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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