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薩克 · 斯特恩（ Isaac Stern ： 20/07/1920 - 22/09/2001 ）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大師。在文革結束的 1979 年，斯特恩作為西方第一位來華演出的小提琴大師，在北京演奏了莫紮特的《 G 大調第三小提琴協奏曲》。他的此次中國之行被美國最負盛名的音樂家傳記片、藝術紀錄片導演艾倫 · 米勒拍攝成新聞紀錄電影《從毛澤東到莫紮特》。 此電影獲第 77 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20 年後斯特恩重回中國，有拍攝了第二部 《音樂的交會 - 斯特恩重回中國》。在第二部 “ 二十年後重回中國 ” 裏，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情景， 2000 年的北京，街上川流不息的車流，載滿蔬菜水果的車輛和店鋪，中央音樂學院裏鋥亮的樂器，衣著西化的音樂學院學生甚至已能與音樂大師平等交流，盡管他們的演奏似乎並未及當年的那些小孩子。
斯特恩二十年後重訪中國時說的 “ 其他地方播下種子，長出來的是花朵和樹木，而在中國卻是三十層的高樓。 ” 這些二十年前就開始尋求回歸人性美的人們，在二十年後是否真的找到了他們的精神歸宿呢？這個二十年前開始走向世界的國度，是否在二十年後真的完成了它的精神構建呢？
回溯《從毛澤東到莫紮特》（轉貼）：
主演：艾薩克 · 斯特恩、李德倫、譚抒真、王健、徐維聆、錢舟
劇情：該紀錄片描述 1979 年 6 月，斯特恩以西方音樂大使的身份來到中國，與李德倫指揮中央交響樂團演出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 ……
我們不僅從這部影片看到音樂巨匠的燦爛交會，也見證了中國從封閉轉向開放的曆史心路，更重要是通過西方人的眼光觀察到中國人民的文化底蘊與生命力。對於西方人和逐漸遠離舊時代的中國人來說，這部紀錄片所帶來的文化衝擊與心理震撼將是永恒的，人們將世世代代藉此反思文化的昔路與前瞻，也因此本片價值肯定將隨歲月流逝而得顯珍貴。
埃薩克 · 斯坦是世界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與 1979 年攜家人一起應邀訪問中國。這部紀錄片紀錄了他在北京和上海的所見所聞，給學琴的孩子言傳身教，與中國的同行們一起排練。所有的一切都是從一個外來者的角度出發，不帶成見，也不偏激，客觀的記錄著當時的中國。
20 年後，再度回到北京，斯坦明顯老了，可是他在指導學生時的那股勁絲毫不減當年。他點撥過的學生們，現在都已經成為世界知名的演奏者。當年意氣風發的指揮家李德倫，這次隻能坐在輪椅上，兩個老朋友 20 年後再次攜手，水準依舊，風采不減。
1979-1999 所經曆的二十年是中國曆史上天翻地覆的二十年，斯坦無意中成為這段曆史的見證者。很可惜這樣的紀錄片是由外國人完成的，如果我們自己有這麽一些作品的話，那有多好。
本片獲得 1981 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在 IMDB 上獲得 6.4 的評分。
在 DVD 中，還附帶了一個紀錄片， The Gentleman from Shanghai ，簡短的紀錄了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譚抒真坎坷的一生。一個普通的人，機遇使然，經曆了一切，心態卻依然平和、樂觀。
《從毛澤東到莫紮特》是美國人借音樂交流全麵觀察中國文化和政治的作品，攝製組也是比較大的，僅電影攝影師就有 3 人，兩個錄音師，說明至少有兩個小組（每個小組有一個編導、一個攝影師、一個錄音師）在同時工作：一個組、外加一台遊動攝影機跟著斯特恩，另外一個小組在斯特恩所在的城市進行外景拍攝和針對中國人的采訪（比如采訪譚抒真）。
估計進入中國之前，導演就製定了龐大的拍攝計劃，並有巨大的資金支持，所以這部紀錄片可以有不惜膠片的底氣和開闊的視野。
斯特恩 1920 年 7 月 21 日，生於俄國與俄國交界的克列緬涅茲 Kreminiecz 小鎮，該地如今在烏克蘭境內。 1921 年時，十個月大的他跟著雙親為了躲避俄國革命來到美國，因此在舊金山受教育、長大。舊金山的歲月對史坦影響很大，主要是在小提琴啟蒙以及室內樂合奏訓練兩方麵。
斯特恩四歲開始學鋼琴，八歲開始拉奏小提琴，並在舊金山開始自己的演出生涯，他師事舊金山交響樂團首席 Naourn Blinder （ Blinder 的老師是布羅茲基，而布羅茲基則是黑爾梅斯貝格在維也納的學生）。他 13 歲第一次舉行音樂會，第一場管弦樂演出在 1936 年，拉奏聖桑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由 Willem Van den Berg 指揮舊金山交響。一年之後，斯特恩在蒙都指揮相同樂團下演出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並且全國廣播。
1937 年， 17 歲的斯特恩第一次到紐約登台，演出塔替尼《魔鬼的顫音》與葛拉祖諾夫小提琴協奏曲。當時的樂評認為他的演出 “ 真誠富有活力的演奏風格 ” ，但也批評斯特恩運弓太過用力，低音雖然飽滿但高音刺耳。斯特恩自從 17 歲之後就沒有再拜師，一直到過世為止，職業演出生涯都靠自己思考解決問題。
斯特恩 1943 年首度登上卡內基，名氣大噪，這回《紐約時報》對他猛進的技藝大加讚賞， “ 琴音圓潤具高度音樂性，運弓控製力過人、音準精確。 ” 當時他演奏巴哈無伴奏小提琴曲、莫劄特 e 小調奏鳴曲、布拉姆斯 d 小調奏鳴曲。可惜的是，斯特恩這段嶄露頭角的歲月，他自己沒有簡報的習慣，沒有旁人替他整理，因此沒有留下任何紀錄。
20 歲的斯特恩早已經是與賽爾、奧曼第、華爾特等一流指揮大師合作，享譽全球的頂尖小提琴家。不過盡管如此，斯特恩依然相當堅持自己的人道路線，像是二次大戰後，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讓他就拒絕再到德國演出，也使德國樂迷無緣親炙他的琴藝。而這項堅持一直持續到 1999 年，斯特恩才重新踏上德國的土地，不過那趟德國行他也是教學而沒有演出。
1956 年在老搭檔 Alexander Zakin 的鋼琴伴奏下，斯特恩回到俄國巡迴，他這次巡迴為的是交換小提琴家大衛歐伊斯特拉夫，以及鋼琴家吉利爾斯到美國演出。因為斯特恩本人相當推崇歐伊斯特拉夫的演出，兩位小提琴巨匠的交情相當好。
斯特恩生前對於藝術推廣工作相當活躍，他不僅是國家藝術捐贈基金的成員，還是美國－以色列文化基金會的主席、猶太音樂中心的創辦人與主席，擔任卡內基音樂廳總裁更長達 35 年，可以說是美國音樂圈最有 “ 勢力 ” 的教父級人物。他也十分支持年輕音樂家，像祖克曼、帕爾曼、馬友友、林昭亮都受到他的幫助。鋼琴家艾克斯就說， “ 他是很多音樂家的父親典範，包括我在內 ” 。
斯特恩介入藝術行政領域，必須溯源到 1959 年卡內基音樂廳即將拆除的事件。當時，斯特恩主動打電話給紐約市長聯繫，希望暫緩此事卻未得要領。因此他便成立拯救卡內基音樂廳委員會，聯合當時頂尖的音樂家發電報給紐約市長，簽名的包括有卡薩爾斯、伯恩斯坦、皮亞第果斯基、海飛茲、霍洛維茲、奧曼第、塞爾、克萊斯勒、艾爾曼、孟許等人。
經過斯特恩的強力奔走， 1960 年 4 月終於確定卡內基得以免去被拆的命運繼續保存，同年 9 月 25 日更舉行盛大的重新開幕音樂會。因此，拯救卡內基音樂廳是史坦生命中重要的分水嶺，他深切的體驗到，除了透過音樂還可以透過行動、思想來改變人們的做法。
斯特恩堅定的人道舉止與高度的活躍還不僅隻於此， 1967 年的六天戰役，斯特恩在伯恩斯坦指揮以色列愛樂之下演奏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該場紀念音樂會收錄在《耶路撒冷之旅》影片中。斯特恩更被稱為是 “ 音樂的馬可波羅 ” ， 1979 年他是中國大陸文革之後，第一位進入北京演出的西方音樂家。這次曆史性的演出所拍成的《從毛澤東到莫劄特》，更贏得 1981 年影藝學院奧斯卡最佳紀錄片以及坎城影展的特別紀念獎。
斯特恩 1979 年到中國訪問，有一支紀錄片攝製小組也隨他來到中國。拍攝了這部斯特恩在中國的紀錄片。幾年以後，這部叫《從毛到莫紮特》的紀錄片在美國得了獎。
記得有一個鏡頭，鏡頭跟著一個白發老頭子在音樂學院附小的琴房走廊，慢慢掠過一扇扇打開的窗，能看到裏麵一個男孩或者一個女孩正在拉琴。白發老頭子真摯地說，每一扇打開的窗裏，都有一個天才在成長。
而片中的當時還是十歲孩童的大提琴演奏者王鍵所演奏巴赫，感覺比現在都更精彩，連他本人也承認。
片中看到斯特恩挾著琴，滿麵好奇，鼓勵、喝彩的笑容，看著一個小姑娘在拉琴。過了這麽多年，再見這兩張似曾相識的臉。一張是從前的美國人的，那麽熱忱和好奇，像幫助孩子學步的父親。另一張是從前的中國人的，那麽赤誠和坦白，像張開雙臂向親人懷抱撲去的小孩。
那是一堂在大禮堂舉行的公開課，台下黑壓壓地坐滿了旁聽的老師和學音樂的學生，個個帶著虔誠的笑容。老人聽完小姑娘拉的一段關於春天的樂曲，對她說： “ 你要相信自己的心和耳朵，想一想春天在你心裏的印象，想一想，它多美。然後，你要把從心裏感受到的美唱出來。你不是在拉琴，你是在傾訴，在說你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愛。 ” 當小姑娘停了停，再次拉起原先的曲子時，老人滿麵的鼓勵和期待刹那間化為一腔甜蜜， “ 太美啦！ ” 他在琴聲中叫起來。大禮堂裏響起一陣掌聲和輕輕的歡笑。台上台下，一派融融。
斯特恩來了以後，音樂學院的學生開始被送到美國去學音樂了。傳說中是老人幫的忙。然後，其他大學的學生也先後開始了去美國深造的夢想。斯特恩就是學生們心目中的美國老師，充滿魅力，又讓人信賴。用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信賴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心。他為我們說出了那一代人的獨立宣言。
片中看到上海 1978 年時簡陋的市府大禮堂，看到被舞台燈光照亮的淳樸而興奮的臉和眼睛，成年人的臉上竟然一派天真，孩子的臉上，竟然剛強而大方。那時真的是什麽也沒有，卻有著無窮的夢想和希望。
20 多年前，中國人曾像信賴自己親人一樣地信賴著這個老人和他背後的美國，那時的美國，是優美的莫紮特，是沒有保留的幫助和喝彩，是對世界充滿個性的眼睛，是大聲鼓勵你表達自己，是精湛的手藝。真的不能相信，那時的中國人，剛剛喘過一口氣來，竟然還能將這樣的激情湧泉般地給了一個美國的小提琴家。他上公開課教中國學生，他為中國人帶來莫紮特的音樂，他幫助李德倫調教中央樂團，他聽中國民樂演奏美國小調，無論他做什麽，中國人總是帶著微笑看他，用自己的學習回報他，為自己能引起他的注意而高興，為自己能幫助他了解中國音樂而驕傲。
《從毛澤東到莫紮特》就是這樣充滿感情的片子，彼此簡直像失散的親人一樣，滿心盼望自己能為對方做得更多。
( 文字來源： http://www.xtpo.cn/info/infodetail-154860-154859-2.html ）
一部紀錄片的畫外音
對於《從毛澤東到莫紮特》這個片名，這樣的理解大致不錯：“毛澤東”代表的是中國，“莫紮特”代表的是世界，“從毛澤東到莫紮特”，意指中國邁步走向世界。
1979年，享譽世界的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Isaac Stern，1920—2001）應當時中國外交部長黃華的邀請訪問中國。他在北京和上海講學並舉行音樂會，隨後還參觀了一些城市並旅遊觀光。跟隨他訪華的，還有一支拍攝團隊。於是，斯特恩此行，便被記錄在一部紀錄片中，這部紀錄片的名字叫做《從毛澤東到莫紮特：艾薩克?斯特恩在中國》。這部片子，1981年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這部紀錄片，以一個美國人的視角，記錄了1979年剛結束封閉狀態的中國的景物和世態：不太寬敞的街道，滾滾的自行車洪流，城市裏簡衣樸裝的民眾，鄉村裏光膀赤腳的農民，曲藝、武術和乒乓球，長城和桂林山水，“文革”的浩劫與餘生，程式的熱情客套與政治生硬??在那個時候，對西方世界來說，這是對中國的一個比較形象生動和真實客觀的介紹。當然，因為斯特恩的身分，音樂是貫穿整部片子的主線，那些中國的音樂少年和青年，是如此地稚嫩和迷惘，但他們的求知欲又是如此的強，他們的才華又是如此的壓抑不住，恰又是一個結束苦難走向新生的國家的縮影。對於《從毛澤東到莫紮特》這個片名，這樣的理解大致不錯：“毛澤東” 代表的是中國，“莫紮特”代表的是世界，“從毛澤東到莫紮特”，意指中國邁步走向世界。
30年過去，確實，這是中國邁步走向世界並融入其中的一個過程。當年片子中那些稚嫩的音樂少年和青年，唐韻、徐惟聆、賈紅光、李偉鋼、何紅英、王健、潘淳，最終都走向了世界，如今都是蜚聲中外的音樂家了。
30年的變化著實很大，少年變成了中年，中年變成了老年，而老年人卻陸續逝去。今年10月30日北京國際音樂節以“《從毛澤東到莫紮特》攝製三十周年紀念音樂會”作為閉幕式，屆時，聽著唐韻、徐惟聆、賈紅光、李偉鋼、何紅英、王健、潘淳的琴聲，欣賞著大衛·斯特恩揮舞指揮棒的風采，我們便有了一個機會，緬懷先哲，品味變化，憧憬未來—音樂之中，音樂之外。
因為這個紀念演出，我們便有了這個專題，剖析一個文化事件的曆史邏輯，對話紀錄片中的少年和青年，尋訪促成和參與事件的未亡人。林昱負責了主要的采寫，Kevin Ching參與了部分采訪。圖片除注明外，由受訪音樂家提供。采寫過程得到北京國際音樂節組委會的協助，特此鳴謝。
斯特恩：努力了多年的中國之旅
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的第一次中國之旅成行於1979年，一般人不知道，他訪問中國的主意八年前就有了。當1971年7月16日中美兩國政府公布了基辛格秘密訪華的消息以及翌年尼克鬆訪華的計劃後，斯特恩立刻就意識到了美中關係的新動向，他說自己“一向有興趣在某些重大的事情一開始時便參與其中” （引語出自《斯特恩回憶錄：我的前79年》，下同），於是就寫了一封信給基辛格：“不知能否幫助我實現一個我長久以來的熱切願望，去中國大陸訪問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在那裏演出。”他並且說：“局外人無法預料未來幾個月裏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交往會是何種形式或將交往到什麽程度，但如果我有可能去那裏的話，我將鼎力從旁協助。”
基辛格並沒有滿足這位曾在50年代末替美國人民出頭以使卡內基音樂廳這座具有曆史意義的建築物免遭改建成辦公寫字樓厄運的“政治家藝術家”的請求。在一次兩人共進午餐時，基辛格還特地勸斯特恩擱置這個念頭，因為“我們與中國建立關係為時尚早”。
斯特恩是出生於俄國的猶太人後裔,未滿1歲便隨父母移居美國。10歲舉行首場獨奏音樂會,15歲以後便開始了職業音樂生涯,20世紀40年代起,已成為美國著名小提琴家。但斯特恩可不是兩耳不聞琴外事的音樂家，他深諳音樂作為一種普世語言的力量，而他的“音樂政治”與“音樂外交”也有源可溯：“二戰”時他就積極地搭乘軍用飛機去給美軍慰問演出；1949年，他即到新建立的以色列國進行演出；1954年，他接受美國國務院的“拜托”，去冰島進行“音樂外交”；1956年，蘇聯文化部邀請這位美國的“敖德薩猶太人”前往多個城市進行巡演，作為前一年美國政府邀請蘇聯的“敖德薩猶太人”奧伊斯特拉赫訪美的“回訪”??這一長串的經曆可以證明他對文化藝術的外交作用十分在行，而且他內心的政治家角色也令他更加渴望中國之行，這種去中國看一看並運用自己的音樂去跟中國人交流的渴望，較之所有其他那些在1979年訪華的西方音樂家更為強烈。
這渴望如此強烈，即使沒能得到美國官方的支持，他仍不放棄。真是上天不負有心人，斯特恩的機會來了：他所住公寓的化學家鄰居居然是中國塑料工業的顧問，一天這位鄰居在家裏組織了一次聚會，在這一聚會上斯特恩被介紹給了當時的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黃華。黃華不久後回國，成了中國的外交部長。1978年3 月，一封由黃華轉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邀請信寄到了斯特恩的手中。次年6月18日，斯特恩攜著太太、女兒和兩個兒子，飛到了北京。
邵耶爾：對這部電影的熱情簡直是走火入魔
如果沒有《從毛澤東到莫紮特》的記錄，斯特恩的訪華，就和那一年其他那些美國和西方的音樂家對中國的訪問一樣，既不會對美國社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其刻在片中的中國年輕提琴家們身上的烙記也不會那麽深。
通常認為拍攝這部紀錄片是斯特恩的好朋友瓦爾特·邵耶爾（Walter Scheuer）的主意。邵耶爾是華爾街上的成功投資人，也是一個熱愛音樂的慈善家。他響應了斯特恩的號召參與挽救了卡內基音樂廳，並且在很長時間裏都是一點兒不賺錢的音樂廳的主要讚助人,也是很多在紐約地區讀書的音樂學生的讚助人。但就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動議這件事來說，斯特恩家的兩個孩子邁克和大衛認為是他們的母親、斯特恩當時的妻子維拉（Vera Lindenblit）最早向邵耶爾提議“我們應該做些什麽來記錄這次旅行”。
1979年，邵耶爾邀請了導演、雇傭了拍攝團隊的工作人員，從最初的拍攝許可，到拍攝行程，再到後期製作的決策和發行推廣，都是他親曆親為地在奔忙。他堅信斯特恩訪華必須被記錄下來，為此不惜自己掏錢。至於影片拍下來以後命運會怎樣，一開始他也並不知道──在中美關係形勢並不明朗的情況下，誰能預言這樣一部講古典音樂的紀錄片居然能夠獲得奧斯卡獎呢？但是邵耶爾對斯特恩的迷人個性充滿自信，所以他相信這一定會是一部好電影。他甚至也不在乎是否賺錢。30年後，正在麻省的別墅歇夏的邵耶爾遺孀瑪吉（Marge Scheuer）解釋說：邵耶爾想拍這部電影有三個原因：一是他愛音樂，他雖然不會任何器樂，卻瘋狂熱愛和支持音樂。其次，他愛中國，1978年邵耶爾夫婦前往中國旅遊，完全被當時的中國和中國人迷住了，瑪吉說，邵耶爾拍這部電影也是為了能夠再次去中國。1979年以後，兩夫婦也多次重訪中國。“第三，他愛斯特恩”，瑪吉這麽說。據她回憶，邵耶爾和斯特恩的友誼，始自斯特恩為挽救卡內基音樂廳所做的慷慨貢獻，之後兩人就成了親密的朋友和與音樂有關的公共事業的夥伴。
在瑪吉的記憶裏，邵耶爾對這部電影的熱情簡直是走火入魔。 首先是進入中國拍攝的許可，他努力遊說每一個可能幫得上忙的人，花了三四個月才獲得了許可。後期的磨難也並不少，“這部電影整整折磨了我們一年”，瑪吉笑著說。
邵耶爾邀請了專門拍攝古典音樂題材的導演阿蘭·米勒（Allen Miller）擔任藝術指導。米勒的音樂修養非常高，他對音樂和圖像的處理使《從毛澤東到莫紮特》充滿了詩意，各種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被影片打動。美中不足的是，因為米勒本人並未參與中國行的拍攝，他的剪輯對鏡頭的打亂重組，也造成了一些小小的困擾──比如斯特恩上海音樂會的片段之後，居然是北京音樂會的鮮花鏡頭。但這無損影片本身的迷人，些微的迷惑反倒使影片中的當事人更添“回憶久遠、恍若隔世”的感慨。
《從毛澤東到莫紮特》於1981年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後，邵耶爾又繼續支持製作了幾部與音樂、舞蹈相關的電影，由梅麗爾?斯特裏普主演，描述音樂教師用小提琴和古典音樂幫助貧困街區少年的好萊塢電影《弦動我心》（Music Of The Heart ）就是根據邵氏製作的紀錄片《小奇跡》（Small Wonders）改編的。但是，就像瑪吉·邵耶爾說的：“沒有任何一部比得上《從毛澤東到莫紮特》。”
邁克和大衛：穿越時空的旅行
如果說1979年的中國行對於斯特恩和邵耶爾，分別意味著具有重大社會價值的演出和電影，對於斯特恩的兩個當時涉世未深的兒子邁克（Michael Stern）和大衛（David Stern）來說，這是一次純粹的體驗與觀光之行。在這次旅行中，他們陪伴父親參觀了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出席了在兩座城市開的音樂會。除了音樂行程，他們還去了西安、杭州、桂林和廣州，坐了火車和輪船，看到了正在出土的兵馬俑。
能夠在1979年來中國旅行的美國青年很少，20歲的邁克和16歲的大衛在那次旅行中所看所想的，也許能代表那個時代的美國青年對中國的理解。對他們來說，1979年的中國是一個在時間和空間上都距離自己極其遙遠的“世界”。
“下飛機後我發覺自己好像是到了另一個星球，好像是到了一個不存在的地方，看到街上如此多的自行車，還有步行的人和在馬路上行走的馬，感覺好像到了另一個時代。”來中國前，大衛對中國的全部了解來自賽珍珠（Pearl S. Buck）的小說《大地》，對於當代中國則全無概念。他對每樣事情都感到好奇，街道，每一個行人，百貨公司的商品，音樂廳裏的人們的笑容和鼓掌的方式。大衛對中國的音樂愛好者能夠如此直接地表達感情感到驚奇：“在音樂廳裏，全世界隻有中國觀眾會迅速地對音樂做出反應，並且直接用表情和聲音表達出來。”大衛?斯特恩是被中國人的純真打動了，回到美國，他跟身邊每個人講述自己在中國的經曆，“深深受到震撼，但絕不是負麵的印象。”邁克的震驚也並不少於弟弟，印象尤為深刻的是他們的翻譯在中國不同的地方，居然也需要別人幫忙翻譯，才能弄明白當地的語言。另一個令他吃驚的現象是，中國擁有特別久遠的音樂曆史，但當他們在中國旅行時，在哪兒都能遇上對西方音樂充滿興趣和知識的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79年在美國，大多數年輕人已經對西方古典音樂沒有興趣了。
對於電影拍攝，最初兩個小斯特恩都反對，“我們以為這是家庭旅行，不願意被人打擾。”在電影製作過程中，大衛數次在阿蘭?米勒的工作室看未完成的版本，最後發現自己非常喜歡這部電影。但即使如此他也完全不能預料《從毛澤東到莫紮特》居然能夠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大獎：“誰會對古典音樂感興趣呢？”
大衛和邁克後來都從事音樂工作，目前分別在歐洲和美國的樂團擔任指揮。對於大衛·斯特恩而言，這又引出了另一段特別的經曆，即1999年，在北京國際音樂節的舞台上，他與自己的父親、中國指揮家李德倫以及當年紀錄片中的青年音樂家一起合作演出，包括他的耶魯校友和親密好友大提琴家王健。激動是可以想象的：1979年他是以家人的身份來到中國，現在則是以指揮的身份，並且是與父親同台。1999年在北京，大衛·斯特恩特意去了一些20年前走過的地方，有些地方還在那裏─比如說故宮，有些地方卻再也找不到了。“在當時（1979年），所有人都知道中國將開始發展，但是誰也不能預料到中國能夠走得那麽快，那麽遠。”
今年10月，大衛·斯特恩又將來到中國，為本次北京國際音樂節的閉幕演出─紀念《從毛澤東到莫紮特》30周年音樂會執棒。“斯人已去反而令我更加明白自己的責任，或者說，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來承擔事業了。”
說這話的大衛·斯特恩是他父親的思想信徒：“我的父親不是來中國炫耀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的，他敞開胸懷與中國人相識、交流，他真正相信音樂是一種交流的方式。”
1979年：標誌著我們起步的原點
對於中國的古典音樂界而言，1979年是曆史性的一年，在斯特恩之前，在中國出生的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剛率領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之後，大名鼎鼎的小提琴家梅紐因和指揮家卡拉揚一前一後地也來了。這一切發生在這一年，將當代西方音樂世界的存在結結實實地猶如雷暴般地打到了中國人的眼前─這場雷暴打醒了年輕的學生對西方音樂和對自己的認識，而他們所學習的西方古典音樂又使他們本能地向往西方的文明，於是，就在第二年，第一批中國的演奏家和學生開始出國，他們開始跟國際名師學習、在國際舞台上登台、在國際比賽上獲獎、加入國際一流樂團。1979年，就像一個紀年，標誌著我們起步的原點，比照著我們今天的位置。
餘隆是最有資格描述中國古典音樂界的今日成就的人。作為中國愛樂樂團的創建人之一、藝術總監和首席指揮，他在今年4月剛剛得知，英國《留聲機》雜誌已將才有九年曆史的中國愛樂樂團列入全球十大樂團，榜單上的其他樂團都是柏林愛樂、紐約愛樂、倫敦交響樂團、英國皇家愛樂這樣具有悠久曆史的一流樂團。並不是要誇大榜單的價值，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肯定。西方音樂傳入中國不過100年。《從毛澤東到莫紮特》中的“上海紳士”譚抒真是第一個在全洋人班底的“遠東第一樂團”上海工部局管弦樂團裏拉琴的中國提琴手。電影中的李偉鋼的外祖父陳宗暉則是和譚先生同一時期玩重奏的起步者。上世紀上半葉，上海作為猶太人逃亡美洲的中轉站，為歐洲不少優秀的猶太裔樂手提供了短暫的庇護，後者也通過他們的音樂活動和教學，為中國人接受和演奏西方古典音樂提供了特殊時代的有益環境。新中國建立之後，西方音樂的發展並未中斷，李德倫、林耀基、劉詩昆、盛中國，都是最早被公派到蘇聯留學的學生。但他們學成後卻並沒有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價值，因為當時“文革”開始，一切機會和自由都被意識形態的牢籠禁閉了。在戴思傑的小說《巴爾紮克與中國小裁縫》裏，一個拉小提琴的知青在麵對質問的時候，必須撒謊說自己所演奏的是《莫紮特想念毛主席》！所以，斯特恩作為“文革”後首批進入中國的西方一流音樂家之一，他的講學和表演，不僅是在參加大師班的學生耳邊打響一聲驚雷，也是在老年一代和中年一代被蹉跎的音樂家的耳邊打響了一聲驚雷。
斯特恩訪華在過去30年的中國古典音樂發展史上留下了種種影響和痕跡。除了王健、李偉鋼、徐惟聆、賈紅光、唐韻、何紅英、潘淳這些出現在電影裏的演奏家，其他來自那個年代的人也受到各種程度不一的衝擊。拿餘隆來說，他是已經有12年曆史的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創始人，1999年斯特恩訪華20周年紀念音樂會和今年的30周年紀念音樂會都是他的主意。他的“斯特恩情結”非常濃厚，對他來說，這有於公於私雙重意義：於公是斯特恩訪華和紀錄片的重要曆史文化價值；於私則因為餘隆的外祖父、時任上海音樂學院副校長的著名音樂家丁善德曾參與接待了斯特恩，而他的太太，正是當年參加過斯特恩大師班並在紀錄片中有不少鏡頭的小提琴家徐惟聆。
北京國際音樂節的節目總監塗鬆也來自音樂世家，他的外祖父是中國近代著名音樂家黃自，他也是80年代出國留學的音樂家之一。塗鬆如今已不吹單簧管，轉而從事古典音樂管理事業。說起1979年的那個夏天，他至今還記得，正在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學習的他是怎樣趴在學校禮堂外麵的窗口，想要看到斯特恩大師班的一些片段。
斯特恩和邵耶爾一定無法想象，那些被拍攝到電影裏的拉琴的孩子和青年，在之後不久的時間裏，就進入到了西方世界的音樂大廳，為同輩和未來的中國音樂家在西方古典音樂的世界裏找到了中國人的位置。餘隆則說，麵對30年的變化，他想到的是茨威格的《人類群星閃耀時》。的確，正是所有那些才華橫溢的個體的有意識和無意識的運動，構成了30年後我們頭頂上的燦爛星空。
1979年來到中國的重要音樂家和樂團：
3月 小澤征爾指揮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演出。
4月 博多與西爾萬•康布拉指揮法國裏昂交響樂團訪華演出。
6月 斯特恩訪華演出與教學。
10月 梅紐因與中央樂團在民族宮劇場演了。
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樂團在北京體育館演出。
11月 安德魯•戴維斯指揮多倫多交響樂團訪華。
12月 小澤征爾客座指揮中國中央樂團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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