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當今最偉大的中國音樂家傅雷誕辰100周年，在其子傅聰為紀念他舉行的鋼琴獨奏會之前，記者采訪了他，聽傅聰談“琴”說愛。。。
那天，客廳裏日光斜照，擺設規整。71歲的大師看上去精神很好，穿著休閑黑衣坐在沙發上，另一件靛藍色的唐裝，被隨意搭在另一邊的椅子上。當年，《傅雷家書》中那個需要父親循循誘導的孩子，如今已到古稀，雖然頭頂著“在世的肖邦”、“鋼琴詩人”等光環，可他全無傳聞中的吝字如金、很難接近的樣子，侃侃而談，談對鋼琴、對人生的至真至性至愛……
我無論如何達不到完美
問：你手指上的舊疾恢複得如何了？會影響您的這次演奏嗎？
傅：不會啊，手指經過兩年的治療，已經徹底恢複正常了。
問：聽說這次音樂會上除了你一向擅長的肖邦作品外，還帶來了海頓的作品？
傅：是的，有三首，分別是海頓音樂生涯前期、中期和晚期的代表作品。
問：但是，您以前好像沒有彈奏過任何一首海頓的作品。
傅：我很慚愧。我直到最近才開始喜歡起海頓的音樂。以前一直很忽略海頓，直到我在上海音樂學院教課的時候，有個學生彈奏了一支海頓的曲目給我聽，才發覺他的音樂是如此美妙。有些人會覺得海頓的音樂聽了會讓人想睡覺，其實，海頓比莫紮特更注重將一些新鮮的元素放入作品中。這跟他的生存環境有關。他很早就被一個匈牙利公爵供養，不用為生計發愁，可以安心創作作品。
問：這一次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演奏海頓的作品嗎？
傅：之前在波蘭已經有過一次。波蘭有個新的肖邦協會成立，他們用真正“肖邦時代”的鋼琴，演奏肖邦的音樂，並邀請我開了一次音樂會。我當時就提出，可否在裏麵穿插海頓的音樂，他們說沒問題。我選了三首分別代表海頓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作品。這次在上海的音樂會，也就沿用了這些演奏曲目。
問：您有“在世的肖邦”之美稱，那麽肖邦的作品應該是您最拿手的吧？
傅：沒有什麽所謂拿手不拿手的。隻有在每一次的演奏過程當中，我才能知道自己每一次演奏的好與壞。但是若要談完美，我覺得我無論如何都達不到。沒有一個演奏家能窮盡音樂作品的全部，真正偉大的作品永遠比所有最偉大的演奏家更要偉大。同時，偉大的作品並沒有一個“唯一性”，作曲家在樂譜上完成的每一件作品，經過不同演奏家的演奏，又重新成為新作品。
不向兒子留“家書”
問：盡管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傅雷家書》的意義已經遠非“家書”，而是影響了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一本書，但對你來說，《傅雷家書》卻永遠是您父親留給您的“家書”。你現在還看《傅雷家書》嗎？
傅：我不敢看《傅雷家書》。
問：你曾經說過這一觀點。我還是想知道，背後究竟是為什麽？
傅：每看一次都會大動感情，太激動了，以至於沒辦法正常工作。
“家書”已經在我的心裏了，不需要再看了。其實“家書”是我父親追求的一種精神價值。這個精神價值包含了很多東西，東方的西方的，是一個很博大的精神價值，可是絕對不是物欲橫流的世界。一切緣於功利的人是不可能真正讀懂“家書”的。
問：我們知道，你自己也早為人父。有沒有想過像傅雷先生那樣，對兩個兒子留下有形或無形的“家書”？
傅：沒有。我的第一個孩子淩霄是第一個夫人生的。離婚後，孩子沒有和我生活在一起，父子間的接觸不是很多。我接觸更多的主要是第二個兒子淩雲。如果一定要說對他言傳身教，那也就是他目睹了我在生活中的很多矛盾、痛苦和掙紮。但這個可能也對他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我很慚愧，沒有像我父親那樣為子女做那麽多。
問：你會要孩子們看《傅雷家書》嗎？
傅：不會。他們生在歐洲，文化和時代的背景截然不同，他們理解不了“家書”裏的精神。而且我也不讚成把自己的經曆強加到下一代身上。這跟我父親當年教育我是不同了。我和父親的文化背景是相同的，但是我和我的兒子之間，卻完全不同。基本上，對於子女，我順其自然。
問：那麽你的兩個兒子有沒有受您的影響，走上音樂道路？
傅：他們都沒有成為音樂人。我的小兒子現在攻讀哲學博士，我喜歡哲學，這可能受了我的影響吧。
郎朗 如不這麽誇張會更好
問：你對現在的“新生代”鋼琴演奏家比如郎朗、李雲迪怎麽看？
傅：李雲迪我不熟，隻聽過他的CD，沒有現場看過他表演。
郎朗是百年難得一見的音樂奇才，我非常欣賞他的音樂才能。如果單論天生音樂上的技巧，他肯定超過我。郎朗這一代很幸福，有最好的老師教，有最好的琴彈。我那個時候什麽都沒有。8歲第一次接觸鋼琴，中間又中斷學習多年，直到17歲才算真正入門。學習音樂的最好的生理期就這麽白白流過。而郎朗在這個年齡時，已經成名。即便是上海音樂學院的任何一個學生，在這點上也都比我強。
問：郎朗的演奏方式，你怎麽看？
傅：有些人很喜歡郎朗的演奏，但是我看了，覺得誇張得不得了。這麽好的孩子，這麽好的音樂家，實在不需要這麽去做。我希望他的藝術能走到一個更高的境界上去。音樂家不僅僅要被聽眾喜歡，更要承擔起引導聽眾走向一個更高境界的審美趣味上去。這麽多年，我一直在堅持做這一點。目前的現狀是，談不上“中流砥柱”，幾乎是“孤軍奮戰”。但是我會一直堅持下去。
“比賽文化”無文化
問：很多年輕的鋼琴家都是從國際大賽上脫穎而出，並為人們所認識，這點跟你當年的情況很像。但是您卻不止一次地提及反對音樂以比賽的形式出現，是嗎？
傅：比賽把音樂變成一種競技。名為“比賽文化”，實際卻是反文化，毫無文化可言。為了比賽而比賽，卻沒有係統性的學習，這都是功利主義的思想。我父親在“家書”裏曾說過，理想的狀態是維持一個平衡的對學問的追求。現在我回想當年，很是慚愧。那時把大量精力都放在了比賽曲目的練習上，沒有好好練習巴赫的作品。而巴赫的作品，正是鋼琴入門的最需要紮實掌握的基本功。如今回過頭來，悔之已晚。
音樂比賽就是一次實用主義的“演義”。現在整個世界似乎都充滿了實用主義，沒有了真正的哲學。在實用主義者眼裏，哲學是荒唐和無病呻吟的。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謎，如果大家都是實用主義，怎麽可能會做夢？怎麽可能會有美？又怎麽可能思想並產生美的精神境界呢？又怎麽可能會有音樂？
不太欣賞貝多芬的作品
問：你好像很喜歡蘇東坡的《江城子》。
傅：很喜歡。“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每次看到這一句，我都會掉眼淚。感情多真啊，是從心底裏流出來的。但我又不太喜歡蘇東坡的“大江東去，浪淘盡”，覺得有點“江湖氣”。但是同樣豪放的，我又很喜歡辛棄疾的詞和曹操的詩。這大概是個人趣味和敏感性所致吧。趣味的東西很難解釋。
問：你喜歡真性情的東西。但是據我了解，您並不太欣賞貝多芬的作品，難道他就不真實嗎？
傅：也不是不真實。打個比方吧。中國的藝術有道家的，也有儒家的。在唐朝，李白就是道家藝術的代表，而杜甫就是儒家藝術的代表。相對而言，我更喜歡李白的詩作，因為都是直接從心底裏流出來的語言。而杜甫也不能說不喜歡，但杜甫太用力，就像貝多芬；而儒家的作品還有一定的說教意味，這也像貝多芬。其實，貝多芬有些作品未必就好，但是因為他是貝多芬。貝多芬一開口，他首先自己就認定自己說的很重要，別人也覺得他說的很重要。如果單純從我天生對音樂的喜好上而言，我更喜歡舒曼和莫紮特那樣的音樂。
問：是不是可以這麽說，貝多芬是一種“救贖”主義，而中國人的文化傳統更多地帶有“逃遁”色彩？對中國的音樂家來說，可能天然要接近於帶點“逃遁”色彩的莫紮特或舒曼？
傅：對，以中國人的天性，這是很自然的一種取舍。
問：大家都說您是中國文化和西方音樂結合得最好的一個人。
傅：這是別人說的，不是我自己說的。我並不是故意要把兩者結合起來的，應該是很自然而然的吧。
(摘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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