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一段音樂, 讀一段書

來源: cat01 於 2009-03-25 15:51:44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3108 bytes)

幾段當代作品

from 舊式的情感 by 葉兆言

老人的寂寞往往被我們所忽視。我侄女兒的小學要給解放軍寫慰問信，沒人會寫毛筆字，於是自告奮勇帶回來，讓祖父給她寫。差不多相同的日子裏，父親想要什麽內部資料，想要那些一時不易得手的馬列著作，隻要告訴祖父，祖父便會一筆不苟地抄了郵來。有一段時候，問祖父討字留作紀念的人，漸漸多起來，閑著也是閑著，祖父就挨個地寫，唐人的詩，宋人的詞，毛主席的教導，一張張地寫了，寄出去，直到寫煩了，人也太老了，寫不動為止。
我記得常常陪祖父去四站路以外的王伯祥老人處。這是一位比祖父年齡更大的老人，他們從小學時代就是好朋友，相濡以沫，風風雨雨，已經有了幾十年的友誼。難能可貴的，是祖父堅持每星期都坐著公共汽車去看望老朋友。祖父訂了一份大字《參考》，大概因為級別才訂到的，王伯祥老人雖然是著名的曆史學家，一級研究員，他似乎沒有資格訂閱，於是祖父便把自己訂的報，帶去給他看。每次見麵大約兩個多小時，一方是鄭重其事地還報紙，另一方畢恭畢敬地將新的報紙遞過去，然後就喝茶聊天，無主題變奏。
說什麽從來不重要，話不投機，酒逢知己，關鍵是看這一點。有時候，聊天也是一種寂寞，老人害怕寂寞，同時也最能享受寂寞。明白的老人永遠是智者。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在這些老人的寂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我從老派人的聊天中，明白了許多老式的情感。舊式的情感是人類的結晶，隻有當它們真正失去時，我們才會感到它的珍重。老派的人所看中的那些舊式情感，今天已經不複存在。時過境遷，生活的節奏突然變快了。寂寞成了奢侈品，熱鬧反而讓我們感到恐懼。
老人最害怕告別，送君千裏，終有一別，祖父晚年時，每次和他分手，心裏都特別難受。於是大家就不說話，在房間裏耗著，他坐在寫字桌前寫日記，我站在一邊，有報紙，隨手撈起一張，胡亂看下去。那時候要說話，也是一些和分別無關的話題，想到哪裏是哪裏，海闊天空。祖父平時很喜歡和我對話，他常常表揚我，說我小小年紀，知道的事卻不少，說我的水平似乎超過了同齡人。我記得他總是鼓勵我多說話，說講什麽並不重要，人有趣了，說什麽話，都會有趣。早在還是一個無知的中學生時，我就是一個善於和老人對話的人。我並不知道祖父喜歡聽什麽，也從來就沒有想過這些問題。我曾經真的是覺得自己知道的事多，肚子裏學問大，後來才知道那是因為源於老人的寂寞。

from 綁匪的紙條 by 餘秋雨

這起綁票殺人案其實早在八年前就發生了，偵查了很久沒有結果，基本上已成了一個舊年懸案，擱置在那裏。去年，一位名叫吳忠義的刑偵專家隨手翻閱舊案卷，偶然地發現案卷中保留著一張綁匪寫的紙條。他先匆匆瞟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決定重新偵查此案，而偵查的範圍，劃定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間。
究竟是一張什麽樣的紙條給了刑偵專家一個重新判斷的機會？
那張紙條上其實隻寫了十九個字，六個標點符號。其文曰：
過橋，順牆根，向右，見一亭，亭邊一倒凳，其下有信。
寫這張紙條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屬指點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縮到最短，減少信號量，但他忘了，文字越簡縮越能顯現一個人的文化功底。
請看這十九個字，罪犯為了把藏信的地點說清楚，不用東西南北、幾步幾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動詞來一路指引，這在修辭上顯然是極聰明的選擇。四個指引詞，“過、順、向、見”，準確而不重複，簡直難於刪改。特別是那個“見”字，用在此處，連一般精通文字的寫作人也不容易辦到。多數會寫成“有”，但隻有用“見”，才能保持住被指引者的主觀視角。更有趣的是，這個句子讀起來既有節奏又有音韻，在兩個“二三”結構的重複後接一個“五四”結構，每個結構末尾都押韻，十分順口。罪犯當然不會在這裏故意賣弄文采，隻能是長期讀古文、寫舊體詩的習慣的自然流露。如果他自己發覺了這種流露，一定會掩蓋的，但他沒有發覺，可見實在成了一種表述本能。時至今日，能有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經不多，因此偵查的範圍可縮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學。很快破案，罪犯是一個大學教師。
誰揭發了他？文化。
高智商犯罪，早已屢見不鮮，監獄裏關著大量聰明人，這好像沒有什麽可以大驚小怪的了。但對這個人，我們仍會沉思片刻。原因是他與“文化”這個概念牽扯得不明不白，使我們對“文化”也疑惑起來。
他的文化水平高嗎？答案是肯定的；他是文化人嗎？答案先是肯定的，後是猶豫的。猶豫的理由，是覺得“文化人”這個稱呼似乎還應該有一些品德上的限定。但也隻是“似乎”而已，實際上限定不到哪裏去，因為既然已經承認他文化水平高，那麽“文化”這個概念本身，顯然沒有這方麵的限定。
這就是說，文化未必有太大的排惡功能。沒有排惡功能的事情多得很，但文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太宏大了，形象一大以為它什麽都行，於是產生誤會。一個人能寫一筆漂亮的毛筆宇，連不認識他的人也會猜測他通體文雅；一個孩子捧著一本書在讀，做家長的便笑逐顏開；一個求職者取出一份學曆證明，單位領導就頻頻點頭；更奇怪的是，一個商人有點文化，就被稱之為“儒商”，即便他極盡詐騙之能事也丟不掉這個招牌，相反，一個文化不高的商人哪怕再講信用，人們仍然會從文化上輕視他。於是他們隻能讓自己的孩子去讀貴族學校之類，隻為一洗文化上的恥辱，至於品德人格，則就不管了。這一切已成為一種社會秩序和心理習慣，誘使更多的人不問青紅皂白地去靠貼文化。在未必有排惡功能的地方出現如此擁擠的局麵，非出事不可。
我不止一次聽人們這樣說：“那些年輕人做壞事，是因為缺少文化。”但是，文化在哪一點上，可以防止人們做壞事？有人解釋道，文化可以使人讀很多書，知道世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足以效仿。那麽事實早已反駁，天下最毒辣的陰謀、最凶險的惡念，也是通過文字來傳達的，而傳達的文宇，很可能是典雅的文言文。
例如我們正在說的這個淪為綁匪的大學教師，他那堪稱精雅的文詞功能，與他的犯罪是否有根本的衝突？沒有。至多與善良人的想象稍稍有一點不協調罷了。他完全可以吟詠著“無毒不丈夫”的句子，翻閱著一本本厚厚的權謀生存典籍，然後用流利的筆觸寫下心得，一有機會便小試身手。
我覺得在文化的問題上，我們中國人曆來有一種一廂情願的天真。不知被文字坑害了多少年，一見白紙黑字還是付給太多的信任。舞文弄墨的狡詐文人也見過不少，但一聽到有人在炫示文史知識還是笑臉相迎。於是，越是見不得人的東西越往文化裏鑽，文化成了一個寬闊的掩體，一個洗手的金盆。連天下最殘酷的社會動亂，也稱之為“文化革命”，連明目張膽的誣陷和謀害，也名之曰“文化論爭”。這種現象也許可以回答人們百思不解的難題：我們擁有那麽悠久而豐厚的文化，為什麽在一係列文明的常識上卻需要從頭啟蒙？
我知道我已經把事情說得太大，再說下去這篇短文就難以結束了。回到綁匪的紙條，我隻能說，文化揭發了他，他也揭發了文化。他揭發了文化什麽呢？那就是：“文化”一詞涉義太泛，極易藏垢納汙。我們現在至少應該讓很多教師和家長明白，文化知識不等於文化素質，文化技能更不等於文化人格。離開了關愛人類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無可無不可的一群，哪怕他們渾身書卷氣，滿頭博士銜。

from 沙漠中的飯店 by 三毛

　　其實母親寄來的東西，要開“中國飯店”實在是不夠，好在荷西沒有去過台灣，他看看我這個“大廚”神氣活現，對我也生起信心來了。第一道菜是“粉絲煮雞湯”。荷西下班回來總是大叫：“快開飯啊，要餓死啦！”白白被他愛了那麽多年，回來隻知道叫開飯，對太太卻是正眼也不瞧一下，我這“黃臉婆”倒是做得放心。話說第一道菜是粉絲煮雞湯，他喝了一口問我：“咦，什麽東西？中國細麵嗎？”“你嶽母萬裏迢迢替你寄細麵來？不是的。”“是什麽嘛？再給我一點，很好吃。”我用筷子挑起一根粉絲：“這個啊，叫做‘雨’。”“雨？”他一呆。我說過，我是婚姻自由自在化，說話自然心血來潮隨我高興，“這個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場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凍住了，山胞劄好了背到山下來一束一束賣了米酒喝，不容易買到哦！”荷西還是呆呆的，研究性的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內的“雨”，然後說：“你當我是白癡？”我不置可否。“你還要不要？”回答我：“吹牛大王，我還要。”以後他常吃“春雨”，到現在不知道是什麽東西做的。有時想想荷西很笨，所以心裏有點悲傷。第二次吃粉絲是做“螞蟻上樹”，將粉絲在平底鍋內一炸，再灑上絞碎的肉和汁。荷西下班回來一向是餓的，咬了一大口粉絲，“什麽東西？好像是白色的毛線，又好像是塑膠的？”“都不是，是你釣魚的那種尼龍線，中國人加工變成白白軟軟的了。”我回答他。他又吃了一口，莞爾一笑，口裏說道：“怪名堂真多，如果我們真開飯店，這個菜可賣個好價錢，乖乖！”那天他吃了好多尼龍加工白線。第三次吃粉絲，是夾在東北人的“合子餅”內與菠菜和肉絞得很碎當餅餡。他說：“這個小餅裏麵你放了沙魚的翅膀對不對？我聽說這種東西很貴，難怪你隻放了一點點。”我笑得躺在地上。“以後這隻很貴的魚翅膀，請媽媽不要買了，我要去信謝謝媽媽。”我大樂，回答他：“快去寫，我來譯信，哈哈！”
　　有一天他快下班了，我趁他忘了看豬肉幹，趕快將藏好的豬肉幹用剪刀剪成小小的方塊，放在瓶子裏，然後藏在毯子裏麵。恰好那天他鼻子不通，睡覺時要用毛毯，我一時裏忘了我的寶貝，自在一旁看那第一千遍《水滸傳》。他躺在床上，手裏拿個瓶子，左看右看，我一抬頭，嘩，不得了，“所羅門王寶藏”被他發現了，趕快去搶，口裏叫著：“這不是你吃的，是藥，是中藥。”我鼻子不通，正好吃中藥。”他早塞了一大把放在口中，我氣極了，又不能叫他吐出來，隻好不響了。“怪甜的，是什麽？”我沒好氣的回答他：“喉片，給咳嗽的人順喉頭的。”“肉做的喉片？我是白癡？”第二天醒來，發覺他偷了大半瓶去送同事們吃，從那天起，隻要是他同事，看見我都假裝咳嗽，想再騙豬肉幹吃，包括回教徒在內。（我沒再給回教朋友吃，那是不道德的。）
　　反正夫婦生活總是在吃飯，其他時間便是去忙著賺吃飯的錢，實在沒多大意思。有天我做了飯卷，就是日本人的“壽司”，用紫菜包飯，裏麵放些唯他肉鬆。荷西這一下拒吃了。“什麽，你居然給我吃印藍紙，複寫紙？”我慢慢問他，“你真不吃？”“不吃，不吃。”好，我大樂，吃了一大堆飯卷。“張開口來我看？”他命令我。“你看，沒有藍色，我是用反麵複寫紙卷的，不會染到口裏去。”反正平日說的是唬人的話，所以常常胡說八道。“你是吹牛大王，虛虛實實，我真恨你，從實招來，是什麽嘛？”“你對中國完全不認識，我對我的先生相當失望。”我回答他，又吃一個飯卷。他生氣了，用筷子一夾夾了一個，麵部大有壯士一去不複返的悲壯表情，咬了半天，吞下去。“是了，是海苔。”我跳起來，大叫：“對了，對了，真聰明！”又要跳，頭上吃了他一記老大爆栗。
　　中國東西快吃完了，我的“中國飯店”也舍不得出菜了，西菜又開始上桌。荷西下班來，看見我居然在做牛排，很意外，又高興，大叫：“要半生的。馬鈴薯也炸了嗎？”連給他吃了三天牛排，他卻好似沒有胃口，切一塊就不吃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要不要去睡一下再起來吃？”“黃臉婆”有時也溫柔。“不是生病，是吃得不好。”我一聽唬一下跳起來。“吃得不好？吃得不好？你知道牛排多少錢一斤？”“不是的，太太，想吃‘雨’，還是嶽母寄來的菜好。”“好啦，中國飯店一星期開張兩次，如何？你要多久下一次‘雨’？”
　　有一天荷西回來對我說：“了不得，今天大老板叫我去。”“加你薪水？”我眼睛一亮。“不是——”我一把抓住他，指甲掐到他肉裏去。“不是？完了，你給開除了？天啊，我們——”“別抓我嘛，神經兮兮的，你聽我講，大老板說，我們公司誰都被請過到我家吃飯，就是他們夫婦不請，他在等你請他吃中國菜——”“大老板要我做菜？不幹不幹，不請他，請同事工友我都樂意，請上司吃飯未免太沒骨氣，我這個人啊，還談些氣節，你知道，我——”我正要大大宣揚中國人的所謂骨氣，又講不明白，再一接觸到荷西的麵部表情，這個骨氣隻好梗在喉嚨裏啦！
　　第二日他問我，“喂，我們有沒有筍？”家裏筷子那麽多，不都是筍嗎？”他白了我一眼。“大老板說要吃筍片炒冬菇。”乖乖，真是見過世麵的老板，不要小看外國人。“好，明天晚上請他們夫婦來吃飯，沒問題，筍會長出來的。”荷西含情脈脈的望了我一眼，婚後他第一次如情人一樣的望著我，使我受寵若驚，不巧那天辮子飛散，狀如女鬼。
　　第二天晚上，我先做好三道菜，用文火熱著，布置了有蠟炬的桌子，桌上鋪了白色的桌布，又加了一塊紅的鋪成斜角，十分美麗。這一頓飯吃得賓主盡歡，不但菜是色香味俱全，我這個太太也打扮得十分幹淨，居然還穿了長裙子。飯後老板夫婦上車時特別對我說：“如果公共關係室將來有缺，希望你也來參加工作，做公司的一份子。”我眼睛一亮。這全是“筍片炒冬菇”的功勞。
　　送走老板，夜已深了，我趕快脫下長裙，換上牛仔褲，頭發用橡皮筋一綁，大力洗碗洗盆，重做灰姑娘狀使我身心自由。荷西十分滿意，在我背後問，“喂，這個‘筍片炒冬菇’真好吃，你哪裏弄來的筍？”我一麵洗碗，一麵問他：“什麽筍？”今天晚上做的筍片啊！”我哈哈大笑：“哦，你是說小黃瓜炒冬菇嗎？”“什麽，你，你，你騙了我不算，還敢去騙老板——？”“我沒有騙他，這是他一生吃得最好的一次‘嫩筍片炒冬菇’，是他自己說的。”
　　荷西將我一把抱起來，肥皂水灑了他一頭一胡子，口裏大叫：“萬歲，萬歲，你是那隻猴子，那隻七十二變的，叫什麽，什麽……。”我拍了一下他的頭，“齊天大聖孫悟空。這次不要忘記了。”

from 讀城記 by 易中天

上海人最可貴的，不是紳士風度，而是理性精神。盡管上海人很看重他們的紳士風度，但這種風度多少有點來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偽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點飄忽，遠不如他們的理性精神來得實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無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車來說。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後由售票員在車上大聲嚷嚷：“哪位乘客給這位大爺讓個座兒！同誌們，一個人做點兒好事並不難，隻要站起來就行 ”有沒有用全靠自覺。上海的做法則是在起點站設“坐隊”和“站隊”，請退休工人當糾察隊員，誰坐誰站，全憑先來後到，一視同仁，人人平等，個別需要重點照顧的殘疾人老年人則安排到“坐隊”的前麵。顯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科學。前者基於人情禮數，後者基於理性精神。
　　又比方說，自行車帶人，這本來是違反交通規則的。可如果上下班時不讓帶孩子，則孩子和自己都得遲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睜隻眼閉隻眼，成都的做法則是鑽政策的空子。交通規則隻規定“不許帶人”，沒說“不許背人”是不是？那我們就背著。成都人本來就有背孩子的習慣，現在則讓孩子站在自行車後座上，再拿根帶子綁在自己身上。你說是帶人，我說是背。上海的做法顯然明智得多：幹脆規定在某些時候某些路段可以帶學齡前兒童。這就既保證了交通安全，又解決了實際問題，無疑是理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