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人物:張薔
巔峰時期:1985年-1987年
時代特色:幾乎一月出一盤新磁帶,單盤銷量動輒二三百萬,這在中國文化史上可謂空前絕後。
自述人物:張薔
一盤磁帶銷到300萬以上
我正式登上唱壇,是在1984年,那時我也就15歲。我參加了第一屆北京歌手大獎賽,在海澱影劇院。我找了個朋友,他彈吉他我唱——這形式在當年算是新潮了,當時反響就不錯。
在歌手這個圈子裏,一個人是什麽類型、什麽時代出道,都是很清楚的。就通俗歌手而言,我應算是第二代,80年代中期才出來。蘇小明、朱明瑛、成方圓、程琳是第一代,80年代初期就成名了。但他們的歌曲、音樂中還有很多民族唱法的成分,真正接近所謂的“流行歌曲”,是從我們這代才開始。當時與我前後成名的,還有張行等人,我的年紀最小,還是個高一的學生。
那時演出市場特別不成熟,沒有什麽晚會演出,而且一演出就去小地方;電視也不發達,沒有電視台找過我做節目,當然更沒有MTV。所以當時玩音樂玩得比較高級的都是在音樂棚裏,“棚蟲子”。我就算“棚蟲子”。
當時看一個歌手影響大小,就看誰的帶子多、銷量大。張行唱得很火,影響很大,但帶子出得也不如我多。那會兒就數我帶子灌得多,在中國流行歌壇,也算是空前絕後了。
1985年底“雲南音像”給我出了第一盤,他們的老板聽了很滿意,問我能不能和他們簽3個月,不給別人唱。
從1985年底開始到我1987年出國,也就兩年的時間,我自己就出了十幾盤帶子。算上跟別人組合的,足有20多盤了。
這十幾盤帶子裏,第二盤、第五盤特別成功,我自己也比較滿意,都發行了二三百萬。要感謝的是,那個年代還沒有盜版帶。
那會兒如果隻銷到50萬、100萬就算少的了,很慚愧呀。有時音像社的人對我說:“你這盤帶子銷得不好呀,才50萬,怎麽也得100萬。”那會兒就瘋狂到這個程度。
當時錢都是一次給清,三五千元,已是很高的報酬了。當時歌手都跟我比,“張薔拿了多少?”
第一盤我拿了1400元。後來唱得不錯,就漲到4000元了。
火到這程度,但歌迷們隻是買我的帶子,並不像現在這麽追星。有一次跟媽媽逛商店,聽見正在放我的歌,我媽讓我趕快用紗巾蒙著頭別讓人認出來。真讓人認出來也就一次,大街上給人家簽了幾個名就跑了。那時電視不發達,歌迷並不熟悉你的臉。
當然有不少人反對我這種唱法,說我唱得不倫不類。換了那些年紀大些的歌手,壓力可能就很大了,但我正好歲數太小,根本不拿這些話當事。
編曲、填詞、演唱、做發型全靠自己
那會兒中國哪有現成的搞流行音樂的人?作詞、作曲、製作、宣傳,都沒有。磁帶封麵要“大頭的”,說是“大頭的”搶眼。而我那些“大頭的”發型,全是我自己想怎麽弄就怎麽弄,也沒有人專門管這個。
當時大家都是翻唱、學唱國外的歌,我的帶子出得多、賣得好,他們普遍反映我比較會選歌,對旋律比較有鑒賞力,一首歌經我一唱,人家聽得入耳也能唱得上口。不過按當時的做法,一般每盤帶子都是好歌在前頭,一盤帶子從頭到尾都好的太少了。
不少歌帶是我家的親戚從國外帶回來的,日本的、歐美的、港台的。英語歌我就注上拚音,日語歌我也聽個大概注上讀音——雖然我不會說日語,也不知道什麽意思,但我會“寫”,有時找個翻譯譯出大意。我必須要先用日語唱出來,雖然不知意思,但我要跟著原語找感覺。
一個人能“紅”都是有原因的,也有曆史方麵的因素。
那個年代沒什麽娛樂,我的唱法也確實沾了“流行”的光,沒有人這麽唱,於是就流行開了。現在不新鮮了,大家都這麽唱。
不過我自己的演唱還是有特點的,與眾不同。即使現在,我已經有這麽大的變化,但我還是喜歡節奏感強的歌,跟15年前沒區別。一個人有特點,別人就不容易替代你。
當然我的成功也有我家裏的原因。機會是我媽媽給我創造的。她是電影樂團的,有不少同學在不同的樂團。媽媽帶著我,唱給這個聽聽,再唱給那個聽聽,慢慢就有人知道了,“噢,誰誰的孩子能唱歌,唱得挺好聽”。這樣有人來找歌手,比如“雲南音像”,就有人對我媽媽說,“哎,你女兒去試試。”這樣機會就來了。
我相信當時也有一些人就被埋沒了。肯定有人比我唱得好,在某一個角落裏,但是沒有出來。所以我覺得對歌手來說,機會太重要了。天時、地利、人和,少一樣都不行。我當時就輕而易舉地出來了,也沒覺得費多大周折。
那時我還是初中生,回到家一邊寫作業,一邊聽歌,家裏有好幾十盤,有國外的,也有頭一撥兒通俗歌手的。當時我最喜歡朱明瑛,電視裏她一唱,我就不許家裏人說話,拿著“板磚”就錄。
就這麽憑興趣聽著、唱著,然後就出來了。高一時,有一天我們班同學去聽演唱會,看到節目單上有張薔,就說是不是我們班的張薔。我一上台,還真是。第二天,他們又來了,舉著標語。
雖然年紀小,但在時代變化的時候,往往能學習得更快,也就走在了前頭。當時也有很有名的、有年紀的作曲家——我就不說是誰了,找到我讓我唱他的東西,說是一唱肯定能火。但他們也是剛開始試著寫流行歌曲,對國外流行歌曲可能還不如我熟悉。寫出那曲真不行,實在沒法唱。
我從小就喜歡唱歌,也就從不覺得累。有一次我媽帶我去樂團,她們給李穀一伴奏,我坐在一旁聽,一聲不敢吭。但我在心裏想,我也想唱,也想讓別人給我伴奏。後來這個願望算是很快就實現了。
粗製濫造逼我出國
我當然也努力,很辛苦——畢竟還是個16歲的孩子,但也沒苦到要和人訴苦的程度。隻是到後來有點兒厭煩了。
因為到了後期,我翻唱的東西總是不如人家原唱的好。我雖然年紀不大,但還是挺有主意的,也可以說是自己的追求。但那些帶子太粗製濫造了。有的音像社為了省棚費,不給我好好弄。
那會兒我們家到夜裏12點都坐著人談事,沒法轟走。最糙的一盤是晚上9點進棚,早上7點出棚,一盤就錄完了。哪有這樣錄的?效果能好嗎?
所以最後我出國,這也是主要原因。實在是煩了、累了。有什麽意思呢?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東西。錄出來的應是我很喜歡的東西,但如果我自己都不認可了,讓別人怎麽認可?還不如上學呢。
1987年我就去了澳大利亞,但1988年就回來了。
這些年差不多每年出一盤專輯,每盤也就銷一二十萬,也不宣傳,有一點賺就行。
我現在對音樂的理解、把握當然要遠遠強於當初,但也比那時多了小心、顧忌,不可能像以前那麽自由自在了。那時,想怎麽唱就怎麽唱,很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