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對”金融曆史

日前，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表示，要防止誤讀曆史，客觀總結經驗，使我們對中國銀行業的發展以及未來的變革有更加清晰的思路和更好的方法論。







　　周小川指出，“讀對”金融曆史並非易事。金融的曆史有兩類：一類是有連續數據可供收集分析的曆史，能夠借助計量經濟學或計量學的其他技術所提供的充分工具，可以通過數據分析和統計檢驗，來說明所分析的思路和得出結果是否正確；另一類是事件型的曆史，比如美國1929年經濟大蕭條、亞洲金融風波等，這類事件並不經常發生，也許很多年就發生一次，也許發生過兩次但每次情況卻各不相同，這類曆史缺乏可用於驗證的連續數據，並且由於其因果關係往往錯綜複雜，人們在分析這類曆史時，往往容易產生截然不同的解釋。由此產生了如何正確解讀金融曆史的問題。

　　結合1999年美國《銀行改革法案》出台的曆史背景，周小川指出，《銀行改革法案》是對1934年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否定，當時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認為是“誤讀了美國大蕭條的曆史(Misreading the Lesson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裏德曼和安娜•施瓦茲合著的《美國貨幣史》一書中，專門探討了大蕭條產生的背景、因果和邏輯的關係，明確提出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是對大蕭條教訓的誤讀，是對錯誤疾病的錯誤藥方；而現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是這一觀點的後續者。

　　針對正確解讀金融曆史事件涉及的方法論，周小川進一步指出，每個人在解讀曆史的過程中都可能會帶有自身的偏好，特別是對於研究人員而言，其慣有的研究思路和所歸屬的學派，都可能會影響分析和解釋問題的方法和角度，從而幹擾其形成正確的“診斷”。此外，在金融曆史事件中是否親曆其境，甚至親自參與政策的製定和危機的解救，並非是正確分析和解讀曆史的充分條件，學術的探討可能還需要更多的思考和驗證，有時還需要時間加以考驗。盡管周小川並未具體評判哪些事件是誤讀了金融曆史或者出現了解釋錯誤，但他強調，並非諾貝爾獎得主的觀點就一定完全正確，有些觀點在得獎者之間也是相左的，也需要曆史的驗證。

　　通過對日本產業政策變革和亞洲金融風波起因的分析，周小川對如何更好地吸取金融曆史事件的啟示提出三點建議：第一，要加強學術上的討論，對於某些問題的研究不能完全取決於主管部門的評判和意見；第二，要加強對不同流派的經濟理論的深剖和推敲；第三，盡量避免過於個人色彩的傾向，力求客觀，避免帶著有色眼鏡去分析問題。結合中國銀行業變革的曆史，周小川指出，對中國銀行業變革曆史的回顧，涉及到對曆史經驗的總結。過去外國人犯過錯誤，可能中國也出現過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分析：出現過哪些問題？根本原因是什麽？是不是找準了原因？……，相信客觀正確地總結曆史經驗，將會使我們對中國銀行業的變革以及未來的發展有更加清晰的思路和更好的方法論。

　　據悉，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一個獨立的學術組織，本次論壇的主題為“綜合經營20年——中國銀行業變革二十年回顧”。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主持了本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