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伊朗門醜聞、油輪大戰、伊朗導彈、海灣護航
第11章 美國手上的指環
“糟得不能再糟了，” 這是理查德·阿米蒂奇對 1986 年聖誕節的感受。“伊朗門”醜聞大曝光曾一度威脅到裏根總統執政基礎的穩定。
與伊朗軍火交易的另一隻鞋子終於也落地了。從第一批陶式（TOW）導彈出貨時開始，以色列人和美國人都向伊朗人收取了超額費用。伊朗賬單上每枚導彈的費用為 10,000 美元，而國防部的實際成本才將近3,500 美元，因此很快就累積了數百萬美元的非撥款資金盈餘，即伊朗黑錢。奧利弗·諾斯（Oliver North）並沒有將這筆資金上交給美國財政部，而是與塞科德（Secord）將軍合謀，用這筆錢購買武器援助美國支持的尼加拉瓜叛軍。諾斯後來稱這是個“巧思妙想”的計劃。此舉涉嫌違法，國會準備在春季時重新舉行聽證會，把包括約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 ）和諾斯在內的高級官員推到鏡頭前。這場聽證會有望達到十年前的“水門事件”聽證會一樣的震驚程度。
由前田納西州參議員、共和黨元老約翰·塔爾（John Tower）領導的總統調查委員會對此事進行了核查。委員會委婉地批評裏根采取了超然的領導風格，放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參與行動而不是僅限於政策協調。塔爾報告得出的結論是，總統的行為是在用武器換人質。裏根就像《北非諜影》電影中的克勞德·雷恩斯（Claude Rains）一樣，聲稱對這件事感到“震驚”，盡管他從一開始就對這項政策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醜聞帶來的壓力在政府內部引起人們相互誹謗和公開的敵視行為。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罕見地在電視上公開批評總統與霍梅尼進行武器交易。此舉激怒了第一夫人南希·裏根。她向平易近人的沙特大使班達爾親王吐露，舒爾茨應該因對總統“不忠”而辭職。裏根拒絕采納妻子的建議，沒有解雇他的國務卿，但是，日後兩人在白宮戰情室開會時繼續為整個事件是否明智而爭辯。盡管醜聞越鬧越大，裏根仍然堅信這是一次有價值的嚐試。
這起醜聞引發了白宮內部人事大清洗。波因德克斯特辭職，弗蘭克·卡魯奇（Frank Carlucci）成為新的國家安全顧問，溫伯格的前軍事助理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作為副手，隨卡魯奇的進入白宮。一起加入國安團隊的還有羅伯特·奧克利（Robert Oakley），他勉強同意接手中東事務。在中央情報局，威廉·凱西在12月時突然嚴重腦中風，一直在醫院臥床至病世。參議院沒有批準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接替凱西的職務，隨後，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William Webster）接受了領導中央情報局的任務。
華盛頓與伊朗秘密交易的消息在中東引發了信任危機。國務院北波斯灣事務辦公室負責人彼得·伯利（Peter Burleigh）表示：“我們派遣高級情報官去警告沙特阿拉伯國王和科威特的埃米爾，如果伊朗擊敗了伊拉克，他們將處於危險境地。可事實上我們當時卻在向伊朗運送武器。他們反應可想而知，他們絕沒想到我們會這麽幹！”
1987年1月，伊斯蘭合作組織（OIC）在科威特舉行年會。在兩伊戰爭隆隆的炮火聲中，成員國討論了美國在該地區所采取的真實政策及其背叛行為。雖然華盛頓曾公開向各國施壓不得向德黑蘭出售武器，但美國自己卻明知故犯。沙特官員一直懷疑美國在販賣武器，美方則多次保證，絕不會有這類秘密行動。這種兩麵派政策的消息一經傳出，大大地動搖了溫和派阿拉伯國家對美國政府誠信的信心，質疑在對抗伊朗的問題上美國是否靠得住。裏根政府的托詞是，這是白宮地下室裏一幫家夥們的越權行為。不過，絕沒有人相信這個借口。
資深的中東事務外交官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談到，在阿拉伯人眼中：“美國是一個極其成功的陰謀大國，海灣國家非常憤世嫉俗，他們深信國家之間隻有利益而無私情。如果我們認為與伊朗打交道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們就會與伊朗打交道。這讓他們感到很不安。”
桑德拉·查爾斯（Sandra Charles）在五角大樓阿米蒂奇手下負責中東政策，他說“受 ‘伊朗門’ 事件影響，該地區領導人對我們充滿了疑慮”。當情報顯示伊朗正在有爭議的阿布穆薩島（Abu Musa）上部署鷹式（Hawk）防空導彈（與諾斯公司出售給伊朗的相同型號）時，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國防大臣在一次會議上對查爾斯作出回應：“很高興知道你們提供的導彈現在成了你們自己部隊的威脅。你們這是自食其果。”
卡魯奇和鮑威爾對《堅定行動》（Operation Staunch）進行了徹底改革。裏根總統正式任命國務卿舒爾茨負責新的跨部門協作，以遏製武器流入伊朗。舒爾茨將任務交給了分管安全支持的副國務卿、伊利諾伊州前國會議員愛德華·德溫斯基（ Edward Derwinski）。德溫斯基隨後組建了一個由政府各部門（包括情報機構）代表組成的《堅定行動》委員會。委員會每兩周在舊行政辦公大樓舉行一次會議，審閱關於運往伊朗武器的最新公開和敏感的情報匯總，為取消相關武器銷售計劃，給所有的政府機構製定一個協調方案。新的《堅定行動》立即取得了成效，尤其是在歐洲。西歐對伊朗的軍火銷售額急劇下降，從 1986 年的十億美元驟降到 1987 年上半年的不到兩億美元。一年前共有二十三個北約國家向伊朗出售武器，現在減少到僅四個國家。同年年底，英國下令伊朗關閉其在倫敦的武器采購辦事處。約70% 的德黑蘭武器是通過該辦事處采購的。
在國務院推進《堅定行動》的同時，五角大樓則依賴軍方之間建立起來的長久聯係來緩解政治上造成的損害。墨菲評指出：“通過中央司令部在軍方之間建立的關係既讓人放心，也很穩固。” 有一次，約旦國王侯賽因不滿美國對伊朗政策前後矛盾，當麵嚴厲斥責阿米蒂奇，在隔壁房間裏的中央司令部和約旦軍官們充耳不聞，專心編製聯合演習計劃。” 中央司令部司令官喬治·克裏斯特（George Crist）將軍在巡視了該地區後至信溫伯格：“短期而言，我們的軍事合作經受住了衝擊，關係一如既往，並且能夠為我們在該地區其他關係方麵提供一些緩衝。”
當醜聞令華盛頓的政客們焦頭爛額之際，“油輪大戰”卻在急劇升級。伊拉克飛機襲擊了六十五艘懸掛各國船旗前往伊朗港口的船隻。沙特阿拉伯允許伊拉克的“幻影”戰機在其空軍基地加油，以增加飛抵霍爾木茲海峽的續航力。另外，伊拉克在近期還從莫斯科購買了遠程轟炸機。這些笨重四引擎“獾”式（Badgers）遠程轟炸機可攜帶中國製造的威力巨大的巡航導彈，其彈頭爆炸力是“飛魚”式（Exocet）導彈的三倍。
海灣阿拉伯國家加大了對伊拉克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出資改進了伊拉克貫穿土耳其的石油管道。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每月向伊拉克提供多達十億美元的援助，截至1987年，僅科威特的援助就達 130 億美元。科威特還開啟了向伊拉克提供軍事援助的大門。1986年12月的一周內，前所未有的蘇聯七艘軍火運輸船抵達科威特，交付了超過三個營的 T-72 坦克以及先進的米格-29戰鬥機。
經過七年的戰爭和革命，伊朗的常規軍事能力已大打折扣。據美國國防情報局估計，由於備件短缺和戰鬥損耗，伊朗空軍作戰飛機已經減少到至多幾十架，且其中大部分被投入到伊拉克前線。他們的 F-4 戰鬥機在被沙特人擊落後，伊朗人改用配備小型導彈的意大利製造的直升機攻擊海上貨輪，並將行動重心轉移到波斯灣的中南部，借阿布穆薩島和錫裏（Sirri）石油平台之便展開行動。1986年，他們摧毀了十八艘船隻，後因缺乏備件而終止了空中襲擊行動。
至此，伊朗在海上作戰的重任竟落在了殘存的、曾經為人矚目巴列維國王時期的海軍身上。伊朗革命後，為了監控軍隊的忠誠度，教士們把持著所有軍中高級職位，導致軍官們棄武從商，轉行到伊朗國家油輪公司任職或流亡海外。隨著與伊拉克的戰爭爆發，政府試圖留住飛行員和海軍軍官，所以打愛國主義這張牌常常奏效。另一些沒有脫離軍隊的人不是出於對國家的情懷，而更多是為了養家糊口。這些人中有接受過美軍訓練的職業軍官，他們逐步走上重要崗位，並且在與薩達姆·侯賽因的首場大規模戰爭中，執掌著這支實力不足的海軍。
至1986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海軍共擁有 1.5萬人和十八艘軍艦。但零備件短缺和戰損使作戰艦船減少了一半，伊朗艦隊一次隻能出動一兩艘艦艇海上執勤。伊朗隻有一枚性能正常的“魚叉”式反艦導彈，部署在喬山號（Joshan）導彈艇上，多年來追蹤這枚唯一的導彈是美國海軍情報局的一個小小執念。四艘英國製造的小型護衛艦擔負著伊朗大部分的海上行動，每艘艦艇都配備小型“海上殺手”型反艦導彈和一門口徑4.5英寸的速射炮。
伊朗領導層對正規海軍持鄙視態度，他們懷疑軍官們與美國海軍裏的老朋友意氣相合，因此有理由質疑他們對伊斯蘭共和國的總體忠誠度。海軍裏沒有為宗教而獻身的“殉道者”，革命衛隊認為這支部隊缺乏應有的奉獻精神和攻擊性。1985年7月，駕駛小型快艇的革命衛隊執行了第一次海上行動，扣押了科威特貨輪“穆哈拉克號”（al-Muharraq）。由於沒有其他資源用於擴大其海上行動，革命衛隊所屬的海軍力量 — “伊朗革命衛隊海軍”（RGCN）得以迅速壯大，到1987年初時，它成為攻擊航運的主要力量。
如果說伊朗海軍是一支職業化、受過西方訓練的部隊，那麽革命衛隊的軍官則是一批外行，他們靠熱情彌補了訓練不足。革命衛隊的基層士兵是由革命分子和強征入伍者組成的大雜燴。曾有一名革命衛隊的水兵，原是一個陸軍的逃兵，他去布什爾看望一位在海軍服役的朋友。結果，革命衛隊在大街上逮住他，24小時後，他發現自己成了波斯灣中一艘小船上的機槍手。
這支艦隊的骨幹是由數百艘小船臨時拚湊在一起的船隊，混雜著與“波士頓捕鯨船”（Boston Whaler）類似的小船和快艇。試想一下，成群配備著火箭發射器和機槍的漁船攻擊一艘三個足球場那麽長的油輪，人們對海灣地區這種新威脅就有概念了。這支“蚊子”艦隊不具備擊沉一艘油輪的火力，但能造成嚴重破壞並殺傷船員。
1984年，瑞典政府不顧美國反對，批準賣給伊朗約四十艘被稱做“艙式巡航艇”的博格馬爾（Boghammer）快艇，革命衛隊全部將其征用。這些船長41英尺，雙沃爾沃引擎驅動，時速可達到45節。船上配備107毫米火箭彈、RPG-7火箭筒和12.7毫米口徑機關槍。這些快艇組成了革命衛隊分艦隊的中堅力量。
革命衛隊海軍采用簡易方法襲擊船隻。他們通常以三到五艘船為一組，靠近預定目標後，全速衝到油輪前方，等船隻駛過時用自動武器和火箭推進榴彈射擊艦橋和上層建築。隨後，他們設計出更複雜的戰術：小船從反方向高速駛近船隻，在反複穿插過程中，協調一致地向船隻連續掃射。第一次襲擊發生在1987年4月，同年另有42艘船隻遭遇了類似命運。1987年9月16日發生了一件重大事件，這是伊朗改變戰術的先兆。在海灣戰爭史上，一艘快艇首次在夜間襲擊了一艘科威特油輪富塔斯號（ al-Funtas）。自此，原來商船用夜航避險的方法再也行不通了。
革命衛隊與伊朗海軍使用相同的基地，尤其是在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和布什爾港（Bushehr）。然而，革命衛隊保持著一套平行且獨立的指揮體係。常規海軍和革命衛隊全都分為四個軍分區司令部（現在仍然如此）。 每個司令部都使用相同名稱，因此，阿巴斯港海軍第一軍分區司令部或布什爾港海軍第二軍分區司令部在海軍和革命衛隊中使用相同名稱。但除了稱呼之外，這兩個命令部完全各自為政。1987年，伊朗人試圖組建一個聯合司令部來協調革命衛隊和常規海軍的行動，但遭到革命衛隊拒絕，堅決反對將他們的行動置於統一指揮係統之下，這一嚐試終告失敗。
革命衛隊和伊朗海軍之間的關係惡劣。私下裏，許多伊朗職業海軍軍官對革命衛隊持蔑視態度，認為他們目中無人、沒有紀律約束。革命衛隊認為海軍墨守成規，仍然對其前盟友美國海軍心存同情。兩派勢力曾多次相互開火，其中一起衝突是伊朗海軍直升機與一個石油平台附近的革命衛隊小船發生火拚。但革命衛隊的勢力日漸壯大。有一次，伊朗海軍指揮官反對革命衛隊扣押一艘科威特貨輪時，革命衛隊竟逼迫他引咎辭職。
有時這兩支部隊都缺乏組織紀律性。個別指揮官拒不執行各自軍分區司令部下達的命令。1987年7月，哈什米·拉夫桑賈尼（Hashemi Rafsanjani）向日本外相剛剛保證，伊朗不會襲擊日本在海灣地區的船隻，自行其是的革命衛隊軍官接著就襲擊了兩艘日本油輪。阿卜杜拉·馬納維（Abdollah Manavi）中校是海軍“薩巴蘭號”（Sabalan）護衛艦的艦長，他後來升任海軍副司令，負責海軍作戰。他的名聲極差，人稱“無賴指揮官”。作為一名狂熱分子，他多次無視海軍第一軍分區（阿巴斯港）下達的不得向特定商船開火的命令。馬納維先是確認收到命令，繼而就向那些不幸的油輪開火。他故意瞄準艦橋和生活區，以殺傷更多船員為目的。由於這個原因，馬納維艦長被冠以了一個恰如其分的綽號 — “邪惡艦長”。
為了尋找可供攻擊的油輪，伊朗依靠幾架美國製的 P-3 偵察機和伊朗的 C-130飛機 — 其中幾架飛機在巴列維國王倒台前由中央情報局裝備了信號情報收集設備。這些設備在監聽船舶無線電通信、確認目的港口，向海軍軍分區轉發信息方麵非常有用。伊朗監聽體係的關鍵環節是伊朗控製的波斯灣島嶼和石油平台。這些地方橫跨在油輪航線上，歸伊朗常規海軍指揮，既是指揮與控製場所，也是前沿作戰基地。它們還被當作集結基地使用，最初是直升機，後來是革命衛隊的小艇。它們為陸基指揮部和在大約一百到兩百英裏外的海灣地區作戰的海軍部隊提供了重要的通信紐帶。除了向布什爾海軍第二軍分區發送報告的法爾西島（Farsi Island）外，所有平台和島嶼基地都向位於阿巴斯港的規模更大的海軍第一軍分區指揮部匯告。
1986年2月，為了跟蹤和監視包括美國海軍軍艦在內的潛在目標，海軍第一軍分區司令部發布一份詳細的作戰命令。該司令部將波斯灣南部和霍爾木茲海峽劃分為東西兩個區域，並在拉拉克（Larak）、阿布穆薩島（Abu Musa）和西裏克前哨站（Sirik，位於霍爾木茲海峽入口處外的波斯灣邊緣）設立了下屬指揮部。這些下屬單位使用公共無線電網，將“可疑”的船隻情況直接報告給阿巴斯港的伊朗指揮部。此外，海軍在每個采油平台上派駐四名士兵，他們扮作伊朗國家石油公司的雇員，任務是監聽所有過往各自平台的船隻，並將信息反饋給阿巴斯港。如果軍分區司令官決定攻擊某艘船，命令將下達給船隻預計途徑的任何一個采油平台或島嶼，海軍艦艇或革命衛隊小船就會出擊。在伊朗對所有航運發起的襲擊中，超過三分之一主要發生在西裏（ Sirri）、羅斯塔姆（Rostam） 和薩森（ Sassan）這 三個采油平台的方圓五十海裏範圍內。
伊朗海軍使用采油平台指揮作戰，革命衛隊的小船則需要它們作為前進基地，因為小船無法在開闊水域中長時間航行。在平時，每天都有革命衛隊的小船聚集在平台周圍，使用海軍電台向革命衛隊指揮部傳遞消息。
革命衛隊和常規海軍加大了對沙特和科威特船隻的打擊力度，共襲擊了41艘油輪，這些船隻遇襲位置大部分集中在波斯灣中部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海岸附近，其中一艘油輪正在迪拜等待裝載原油。從1986年9月開始，他們將憤怒轉向弱勢的科威特。伊朗在接下來的31次襲擊中，有28次是針對科威特的油輪。倫敦勞埃德保險公司將開往科威特的船險費提高了五倍。油輪試圖在夜間駛往科威特，希望以此能躲避伊朗海軍的襲擊。為了進一步施壓，伊朗派人搞破壞活動，他們炸毀了科威特的兩條主要原油輸油管。
科威特並不是個特別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由於地理上的偶然，科威特區區不多的人口卻坐擁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量之一。這個國家有今天完全歸功於英國，是這個昔日殖民地強權辟出了科威特保護國。1961年科威特獨立後，伊拉克憑借一些依據，宣稱曆史上科威特曾是伊拉克的一部分。英國派出7,000 名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前往科威特，阻止伊拉克吞並這個新國家。科威特引進了數以萬計受過良好教育的巴勒斯坦人，讓他們管理其官僚機構並發展其石油工業，但卻拒絕賦予這些阿拉伯兄們選舉權，並以鄙夷態度對待他們。
冷戰期間，科威特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從中漁利。它是海灣國家中唯一與蘇聯保持全麵外交關係的國家，這一點始終困擾著美、科關係。盡管科威特采取了外交平衡手段，但它仍然是個被狼群包圍的毫無禦敵之力的國家。科威特城內的窗子被經久不息炮聲時時震響，執政的薩巴赫（al-Sabah）家族無時不刻地感到自己軟弱可欺。科威特懼怕伊朗人，轉而支持奸詐陰險的薩達姆·侯賽因，而薩達姆同樣垂涎科威特，並拒絕解決長期存在的邊界爭端。原本科威特與美國保持距離是怕激怒其波斯灣鄰國，但是為了生存，最終隻能寄希望於美國。
“科威特人貌似中立，但當他們決定下注時，總會把籌碼押在西方一邊，”國務院駐中央司令部的政治顧問，後出任駐科威特大使納撒尼爾·豪威爾（Nathaniel Howell）有如此觀感。
科威特石油大臣謝赫·阿裏·哈利法（Sheik Ali Khalifa）對伊朗襲擊科威特油輪的行動愈來愈憂心忡忡。哈利法蓄著小胡子，相貌和善， 比起阿拉伯貝都因人來，他倒是更像個國際商人。在王室裏他被視為精明，有商業頭腦，所以執政的埃米爾謝赫·賈比爾·薩巴赫（Sheik Jabir al-Sabah）任命他掌管科威特最重要的企業。 他29 歲時接管了科威特石油公司，親手將其打造成一家全球矚目的公司，包括在歐洲建起了4,000 家加油站。
1986年夏天，阿裏·哈利法和薩巴赫家族的其他顯貴共同商議如何應對伊朗的襲擊。與德黑蘭的恐怖襲擊有所不同，這些海上襲擊傷及到了科威特的經濟命脈。他們曾大致地商討過使用科威特微不足道的海軍保護他們的船隻，但國防大臣謝赫·薩利姆·薩巴赫（Sheik Salem al-Sabah）反駁說，這會招致伊朗索性攻擊他們的巡邏艇，將科威特卷入兩伊戰爭。阿裏·哈利法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隻有超級大國提供的保護才能震懾伊朗。
但是，在科威特領導人心中真正的疑慮是，他們能否信得過美國。如果油輪戰愈演愈烈，華盛頓是否會像兩年前那樣，從貝魯特一走了之，讓小小的科威特吃伊朗的苦頭？阿裏·哈利法決定試一下美國的水有多深。
12月10日，美國駐科威特大使館收到科威特石油公司發來的一項特別的查詢，谘詢在美國注冊船籍有什麽要求。當時在國務院任職，後來擔任駐科威特大使的愛德華·格尼姆（Edward Gnehm）被問及，是否更換了船旗的油輪會得到“美國海軍的保護”。同一天，科威特油輪公司??船隊發展部經理蒂姆·斯塔福德（Tim Stafford）發電傳給美國海岸警衛隊，稱目前在法國注冊的四艘科威特液化石油氣運輸船可能要換成美國船旗，希望就此事給予指導。
海岸警衛隊給斯塔福德發了一份枯燥乏味的法規清單，內容涵蓋了從船上所需的滅火器數量到汙染控製等要求。科威特油輪公司若想注冊美國船旗的話，必須滿足如下條件： 1. 船長必須是美國公民； 2. 至少 75% 的船員是美國公民； 3. 船隻必須由美國公司或董事會大多數成員是美國公民擁有； 4. 戰爭期間美國軍方有權征用。
但阿裏·哈利法為自己的政策留了一條後路，他悄悄地聯係了華盛頓的對手。他會見了蘇聯大使，商討在“鐮刀斧頭”旗下注冊一些船隻。莫斯科立即做出積極回應，完全不考慮滅火器數量或公司資質。第二天，阿裏·哈利法去電美國大使安東尼·奎因頓（Anthony Quainton），通報他說，蘇聯願意使用蘇聯油輪或懸掛蘇聯船旗的科威特船隻運輸科威特的石油。“美國是否能像蘇聯承諾的那樣，願意重新注冊部分或全部科威特的油輪？”他客氣地問。 國家安全顧問卡魯奇回憶道：“這聽起來有點敲詐勒索的味道。”
伊朗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內部仍然在中東政策方麵舉步維艱，阿裏·哈利法的電話又引起一場辯論。雖然遏製蘇聯和伊朗擴張的基本原則從未受到質疑，但對於科威特這個始料不及的提議是否有利於達成這些目標的問題上，政府內部存在著分歧。在一份致高級官員的私人備忘錄中，舒爾茨概述了他的觀點：“在海灣地區牽頭保護中立國航運，不是美國的職責。” 總體而言，國務院仍然有顧慮，不急於答應科威特的請求，因為這似乎是為了拯救科威特經濟而公然向美國施壓，美國的回報卻微乎其微。
溫伯格與舒爾茨再次發生矛盾。溫伯格認為，要求協助的請求來自於對美國安全至關重要地區，這為建立美國安全所需的更緊密的軍事聯係提供了絕佳機會，也正是“新輝煌”（New Splendor）計劃所設想的。國防部長堅持，如果沒有任何作為，就可能削弱美國在波斯灣的地位，並會為蘇聯打開波斯灣的大門。至於換船旗的合法性問題，這位國防部長堅稱，這些船隻是否在美國注冊並不重要。他斷言，如果我們決定保護科威特船隻，我們就可以這麽做，因為這符合我們的利益，並有助於維護我們海洋自由航行的原則。“至於請求是否得體和幫助他們的目的則沒有絲毫疑問，” 溫伯格在談及他的立場時說：“不應對請求的正當性以及我們出手相助的目的存在任何疑問。那是國際水域，我們和所有人都需要石油，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麽不這樣做呢？”
盡管溫伯格後來表示，伊朗門事件這場災難並未影響他的決定，但阿米蒂奇和奧克利這些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都從醜聞的角度看待科威特的請求。阿米蒂奇表示：“在“伊朗門”事件中因隱瞞實情毀掉了中東盟友們的信任，現在通過幫助阿拉伯溫和派和阿拉伯國家恢複美國的信譽度，應該是個黃金機會。” 奧克利對此表示讚同，並且補充說美國在中東的政策已支離破碎，對伊朗在戰爭中取勝所產生的恐懼感變得極為嚴重。阿裏·哈利法的請求給華盛頓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清晰地展示美國對其海灣盟友的支持，並表明在伊朗問題上我們與誰為友。
冬去春來，美國仍然沒有給科威特任何承諾。
終於，失去耐心的科威特走出一招狠棋。科威特油輪公司??的謝赫·阿卜杜勒·法塔赫·巴德爾（Abdul Fattah al-Bader）向錯愕的美國外交官們宣布，科威特和蘇聯已達成協議，為五艘油輪更換船旗，全部油輪由蘇聯船員駕駛，並由三艘蘇聯軍艦在阿聯酋法坎（Khor Fakkan）港和科威特之間護航。科威特政府仍想繼續與美國人探討注冊其它六艘船，但蘇聯人的反應顯然快得多，整個手續隻需一周，而美國海岸警衛隊則需要二十周。
這一消息在五角大樓三樓引發恐慌。中東事務主管桑迪·查爾斯（Sandy Charles ）給溫伯格起草了一份備忘錄，供他在第二天早上與卡魯奇和舒爾茨的每周早餐會議上用。她建議美國應主動提出保護全部十一艘油輪，包括已經許諾了莫斯科的那五艘，先不理會海岸警衛隊的手續如何，甚至不管他們是否懸掛星條旗。
第二天早上，溫伯格打破了僵局。他指出，美國倘若不采取行動，就可能出現蘇聯擴大其海灣地區軍事存在的危險。我們不能任由伊朗恐嚇科威特。雖然卡魯奇表示讚同，舒爾茨卻仍然不為所動。 經過長達一個小時的辯論，溫伯格直接致電總統。裏根隨即同意為全部十一艘科威特油輪提供保護。
溫伯格立即致信科威特國防部長薩利姆·薩巴赫（Salem al-Sabah）：
總統認為，針對非交戰國航運的持續攻擊，加之伊朗“蠶”式導彈的威脅，已對我們的共同安全利益構成嚴重威脅。總統要求我轉達他準備為這十一艘目前在科威特注冊的油輪提供保護。無論科威特是否尋求在美國注冊船旗，我們都準備為科威特的船隻提供這項保護。
美國政府隨即施壓科威特解除與蘇聯的協議。不過，薩利姆·薩巴赫和科威特現在占了上風。他指責美國人辦事拖拉和官僚作風之後，又補充說，他對美國要求科威特改變其政策的決定感到非常氣憤。他說，畢竟“科威特是一個主權國家。”
至於與蘇聯解約，他表示：“有誌者，事竟成。” 但薩利姆·薩巴赫隨後告誡美國人：“在英國，一旦男人向女人求婚，他就不能退縮，這就是科威特和莫斯科之間的處境。”
美國副領事詹姆斯·胡珀（James Hooper）巧妙地反駁道：“直到男人把戒指戴在女人的手指上才算數。科威特有沒有在俄羅斯人的手上戴上戒指？”
“這麽說吧，我們的手正在伸向他們的手，” 薩利姆·薩巴赫詭辯說，“但那枚戒指還沒有戴在俄羅斯人的手指上。”
3月9日，阿裏·哈利法在與薩阿德王儲（Prince Saad）會麵後，給坦帕的克裏斯特打電話。科威特政府已同意不接受俄羅斯這個新娘。它接受了美國保護科威特全部十一艘油輪的提議。科威特把戒指戴在了美國人的手指上。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威廉·克勞（William Crowe）抵達巴林，在前往科威特完成協議之前，他要與埃米爾和中東部隊司令官哈羅德·伯恩森（Harold Bernsen）海軍少將進行例行會晤。飛機著陸後，克勞發現阿裏·哈利法並沒有完全實話實說。科威特仍打算租用三艘蘇聯油輪運輸部分原油。得知這個情況後讓克勞措手不及。
“我們是不是應該取消這個提議，讓科威特自己對付伊朗？讓科威特爭取自己與蘇聯談一筆好生意？”克勞問伯恩森。參聯會主席大體上支持更換船旗的想法，但私下裏有許多舒爾茨同樣的擔憂。他也不喜歡科威特對美國的冷漠態度，對它在超級大國之間通吃的做法極不讚同。
“我認為為時已晚，長官，”伯恩森說。“現在退縮會嚴重損害美國在其他海合會（GCC）國家中的信譽。”當憤怒的克勞終於冷靜下來後，他同意了伯恩森的觀點。除了大踏步向前推進，努力削弱蘇聯在波斯灣新的影響之外，美國幾乎沒有可選擇的餘地。
科威特巧妙擺布了兩個超級大國，為自己免受伊朗傷害爭取到了保護。科威特同意將戒指戴在美國人的手上，同時也為俄羅斯情婦留了一道門。
做出這項政治決定後，中央司令部加強了保護十一艘科威特油輪的計劃。3月6日星期五，下午6點左右，克裏斯特打電話給他的作戰參謀、空軍少將塞繆爾·斯沃特（Samuel Swart），準備召開“董事會” — 指揮官在召集核心參謀們開會時都這麽說。兩個小時後，克裏斯特在會上通報了擬議中的更換船旗行動，行動代號隨機命名為 “私人珠寶”行動。華盛頓給克裏斯特的批示是“將美國人的生命風險降至最低”，但仍要做好準備在96 小時內對伊朗發起報複性打擊。
中央司令部在即將到來的護航行動中遇到了幾個問題。它不僅沒有現成的計劃，而且克裏斯特也沒有一個級別高的海軍下級指揮部來執行這個顯然屬於海軍的任務。金斯頓中將沒有成功說服海軍支持為中央司令部組建第五艦隊。克裏斯特眼下的海上勤務部門由一名身在夏威夷、負責處理預算和文案工作海軍少將組成。因此，任務重擔落到了規模較小的波斯灣分艦隊 — “中東部隊”的肩上。該部隊於1949年成立，由一艘旗艦和幾艘驅逐艦組成，以巴林舊的英國海軍設施為基地。海軍沒有別的奢望，僅指望這支小型海軍力量能展現其軍事存在而已。一旦中東爆發衝突，身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艦隊四星上將將介入並接管指揮權。盡管建立了對中東戰區有法定責任的聯合軍事司令部（中央司令部），但是這一切並沒有改變美國海軍的指揮體係。中央司令部可以在伊朗進行地麵作戰，但是太平洋艦隊將控製軍艦調動，海軍或許會考慮支持中央司令部的行動，但說到家，海軍指揮是單方麵的，不會顧及坦帕指揮官的意願。
為實施如此重要的作戰行動，負責指揮中東部隊的指揮官，卻不是海軍建製派所認定的典型海軍將領。海軍少將伯恩森畢業於達特茅斯（英國皇家海軍學院），而不是美國海軍學院；他雖是一名飛行員，但不屬於電影《壯誌淩雲》裏那類頂尖飛行高手，他駕駛的是平淡無奇的螺旋槳空中預警偵察機。盡管如此，伯恩森卻非常了解波斯灣。在兩伊戰爭爆發時，他曾擔任過中東部隊的旗艦“拉薩爾號”（USS La Salle）艦長，近期還曾擔任中央司令部克裏斯特的首席規劃官，克裏斯特對他極為看重。伯恩森在海軍資曆上的欠缺，他在政治敏銳度上作為彌補。海灣國家領導人欣賞伯恩森的冷靜和謹慎性格，他是為數不多如此了解阿拉伯人的軍官。雖然海軍屬於最保守的軍種，但他思考問題時頭腦機敏且不因循守舊。他是一名嫻熟老道的特使，與海灣地區的埃米爾和國王建立了牢固的聯係。這項使命既具有軍事意義，又具有政治意義。盡管海軍高層對他沒有把握，尤其是海軍作戰部長卡萊爾·特羅斯特（Carlistle Trost）上將，但事實證明，伯恩森是最佳選擇。伯恩森的作戰參謀大衛·格裏夫（David Grieve）上尉抵達坦帕，協助中央司令部製定作戰計劃。在接下來的幾天裏，他們熬夜奮戰，為即將開始的護航行動擬定了一個總體構想。
3月13日，克裏斯特將軍在參聯會會議室向各位總長介紹了中央司令部的計劃。自從泰勒總統號（President Taylor）登船事件以來，中央司令部已經在執行一套基本應對方案，克裏斯特設想將這個方案加以放大。派遣一艘或兩艘美國軍艦，沿著位於波斯灣以外的法坎港到科威特港的600英裏航線上伴隨油輪航行。中央司令部要求增加兩艘艦艇（中東部隊艦船總數達到八艘）來保護油輪，同時與沙特阿拉伯空軍預警機和遠在阿曼灣的航母保持通信聯係。
3月22日，星期日，伯恩森的參謀人員首次與科威特石油官員和大使館代表會麵，討論護航計劃。伯恩森沒有足夠船隻進行持續往返護航，但可以在任何一端聚集兩三艘船，然後護送整??個600英裏的行程。法塔赫·巴德說，這麽做延緩了石油交付，但他別無選擇，隻能同意美國的計劃。他們很快就避開伊朗“禁區”的海灣南部幾條航線達成協議，科威特也同意讓一名美國海軍軍官進駐科威特油輪公司??總部擔任聯絡官，他用衛星電話與中東部隊協調油輪的行程安排。此外，法塔赫·巴德答應護航期間允許一名軍官登上每艘油輪，科威特還同意為這些軍官購買短程對講機，以便與護航軍艦進行通信。他們的工作是向油輪船長提供軍事方麵的建議，並在軍艦和民用船長之間充當協調員。
德黑蘭以其特有的惡毒言辭對科威特護航安排的消息做出反應。哈梅內伊總統表示，科威特要求美國提供保護是“對該地區羞辱”，並警告科威特城及其石油設施均在伊朗軍隊的打擊範圍內。伊朗這位總統兼未來最高領導人在4月27日表示：“伊朗尚未利用其軍事能力向科威特施壓。”
伊朗除了那個規模小的海軍之外，還另有其他軍事選項。1986年8月，伊朗海軍準將卡努什·哈基米（Kanoush Hakimi）前往中國，與中國談判達成一項秘密協議，購買威力強大的中國製造的“蠶”式反艦巡航導彈。這些裝載一千磅爆炸力彈頭的土豆形狀導彈，在相對簡陋的雷達導引下，能夠嚴重損壞超級油輪或擊沉美國軍艦。中國同意出售十二個發射器和多達 一百枚導彈。不久後，更多伊朗人抵達中國接受新式武器訓練。
美國情報部門立即獲悉這筆交易。卡努什·哈基米碰巧受雇於中央情報局。此外，英國間諜機構軍情六處可能也有一名特工在收集此案的信息。伊朗軍火商賈姆希德·哈什米（Jamshid Hashemi）聲稱，1985年至1986年期間，在中國進行的十輪混亂無序的討價還價中，談判達成了總價值 4.52 億美元的交易。在此期間，他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每周在倫敦與他的波斯語上線“邁克爾”會麵一次。英國政府將他的信息轉交給中央情報局。
在五角大樓的一次會議上，溫伯格質問他的中國同行，後者斷然否認向伊朗出售導彈。難以置信的國防部長回答：“我們的衛星拍攝到第一批離開中國並在阿巴斯港卸貨的貨物。”
到1987年1月，伊朗已擁有一個現役的“蠶”式導彈營，並在伊斯蘭合作組織會議之前向科威特港方向發射了一枚導彈以示宣告。伊朗開始在霍爾木茲海峽周邊建造十個混凝土“蠶”式導彈發射陣地。中央情報局和中央司令部認為這是對海灣航運和美國軍艦的重大新威脅。伊朗現在擁有了嚴重阻礙石油出口的手段，因為一枚射程達五十海裏“蠶”式導彈可以將一艘40萬噸超級油輪變成一堆廢鐵。伊朗現在具備了控製霍爾木茲海峽並攻擊任何進出船隻的能力。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給國防情報局下達一項緊急任務，要求獲取一枚用於解剖的導彈，1987年春天，在另一個情報部門幫助下成功完成了任務。
盡管哈梅內伊口出狂言，再加上他的新型“蠶”式導彈，伯恩森和克裏斯特都不相信伊朗會硬幹。克裏斯特在冗長的作戰行動評估報告中表示：“伊朗似乎不太可能故意攻擊美國軍艦或由美軍護航懸掛科威特船旗的油輪。” 中央司令部的作戰計劃強調威懾優於交火。伊朗人不會冒遭到美國報複的風險。在阿拉伯海巡弋的航母為可靠的威懾提供了必要的力量，伊朗軍方非常了解美國的軍事能力。隨即到來的護航行動帶來的風險似乎微乎其微。然而，在哈梅內伊發出叫囂後的一個月裏，油輪戰爭的危險突然變得非常真實。這一次，薩達姆·侯賽因再次敲響了警鍾。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