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什葉派伊斯蘭、伊朗革命衛隊、黎巴嫩、真主黨、貝魯特爆炸案、
第七章 驚天之舉
1982年夏天的一個深夜，一架伊朗航空公司的四引擎波音707客機降落在大馬士革。大約二十幾名革命衛隊成員走下金屬舷梯，伊朗大使阿裏·阿克巴·蒙塔希米（Hojjat ol-Eslam Ali Akbar Mohtashemi）親自在機場迎接。蒙塔希米按照伊朗外交部的明確指令，迅速安排革命衛隊人員越境進入黎巴嫩。他們已經在巴勒貝克（Baalbek）郊外空置的房屋和旅館裏建起了指揮部。巴勒貝克以壯麗的羅馬廢墟聞名，是現存最大規模的朱庇特、維納斯、酒神巴卡斯（Bacchus）三座神廟所在地。
在這之前，在大馬士革舉行的高層會議上已經批準了這項秘密行動。伊朗代表團人員不僅包括蒙塔希米，還有國防部長和革命衛隊總司令穆赫辛·雷紮伊（Mohsen Rezai）。這位年僅二十八歲的革命衛隊指揮官是個講究實效的狂熱分子。他雖是一名經濟學博士候選人，但從未接受過西方教育。他冷酷無情、大權在握，深得霍梅尼及其繼任人阿亞圖拉·哈梅內伊（Ayatollah Khamenei）的信任。是雷紮伊一手把革命衛隊從一支雜牌軍改造成了伊斯蘭共和國的一柄利劍。
會議是在伊朗與伊拉克戰爭的關鍵時刻召開的，會上霍梅尼作出了入侵伊拉克並且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重要決定，他要以戰爭的方式推行他的宗教革命。同時，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還給他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他既可以在富有同情心的什葉派民眾中傳播教義，還可以直接打擊那些占領了耶路撒冷的萬惡的猶太人。
起初，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拒絕大批革命衛隊人員過境自己國家。這位世俗化社會主義獨裁者對霍梅尼的革命不感興趣。兩伊戰爭爆發後，阿薩德的確批準過一批伊朗軍事人員進入大馬士革，目的是有可能形成伊朗對伊拉克西部邊境的軍事威脅，讓薩達姆·侯賽因這個複興社會黨（Baathist）的宿敵日子不好過。可是，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間，沙龍（Sharon）與敘利亞發生戰鬥，複仇心切的阿薩德索性敞開門戶，借霍梅尼的胡子兵之手去反擊沙龍。
這二十多人是八百名革命衛隊大部隊的先頭部隊，他們奉命去黎巴嫩東部富饒的河穀地區建立基地。在敘利亞軍隊的保護傘下，這些人不久就轉往巴勒貝克。他們接管了黎巴嫩的軍事基地 - 謝赫·阿卜杜拉軍營（Sheik Abdullah Barrack）作為永久性營地。與美國陸軍“綠貝雷”特戰隊的任務相似：向備受壓迫的黎巴嫩什葉派民眾提供軍事、政治、人道主義援助，同時還擔負著在黎凡特（Levant）地區傳播伊朗革命理念的任務。在短短三年時間裏，伊朗這批人將數個不同派別的什葉派武裝組織聯合在一起，結出了伊斯蘭共和國最佳的外交成果：真主黨（Hezbollah）。在未來數年裏，這些戰鬥人員從小規模遊擊隊發展壯大成為黎巴嫩的主要政黨，其軍事實力讓黎巴嫩軍隊相形見絀。他們曾在兩場戰爭擊敗了該地區具有最強軍事實力的以色列，並且在一次精心策劃的爆炸行動中，造成美國在軍事上自韓戰以來最慘痛的戰術性敗局。
像許多在東貝魯特長大的孩子一樣，黎巴嫩內戰決定了賽義德·阿裏（Sayeed Ali）的未來人生道路。賽義德家境貧寒，父親在機場為一家東歐國家航空公司作工。戰爭爆發那年他才七歲。青春年少的賽義德·阿裏渴望參加戰鬥，他常拿著真的AK-47衝鋒槍與朋友們一起模仿投身軍旅的情形。看到大齡的孩子加入了納比·貝裏（Nabih Berri）領導的無教派阿邁勒（Amal）民兵組織，他也想體驗戰火中的驚險刺激。於是，他加入阿邁勒，起初是個儀仗隊的號手，直到年齡達標後才把號角換成了步槍。他與朋友們每天聚在一起時，不是去空場上踢球，而是驅車去向長槍黨人或巴勒斯坦人打黑槍。之後，賽義德·阿裏當上了著名宗教領袖謝赫·穆罕默德·邁赫迪·沙姆塞丁（Sheik Mohammad Mehdi Shamseddine） 的保鏢。以黎巴嫩內戰的標準衡量，沙姆塞丁屬於溫和派。盡管在以色列問題上與賽義德觀點相同，但他主張對以色列進行非暴力抗爭，同時鼓勵基督教與穆斯林和解。“沒有基督徒，黎巴嫩將不複存在；沒有穆斯林，黎巴嫩亦無法生存。” 他曾說。
出生在伊朗的黎巴嫩教士穆薩·薩德爾（Musa al-Sadr）對當時的政治環境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他致力於提升什葉派穆斯林在黎巴嫩的權利地位，同時號召與以色列開戰，解放以色列占領的國土。薩德爾常用的口號是“以色列是真正的妖魔”。他在1978年訪問利比亞期間離奇失蹤，這個事件促使大批什葉派民眾加入到支持阿邁勒的運動中。
伊朗與黎巴嫩的什葉派群體有一段長達四百年的交往曆史。兩地家族之間頻繁通婚，黎巴嫩的伊瑪目常在庫姆（Qom）或納賈夫（Najaf）的同一所神學院進修。伊朗革命激起了許多黎巴嫩什葉派的熱情，霍梅尼為這些黎巴嫩南部受欺壓的民眾豎立起一座燈塔，為他們指出了新的前進方向。內戰期間，已有少數伊朗人在黎巴嫩作戰，其中最出名的當屬革命衛隊創始人之一穆斯塔法·查姆蘭（Mostafa Chamran）。總有一些在宗教的感召下的伊朗人陸續前往貝魯特的清真寺宣教，試圖埋下霍梅尼的革命種子。賽義德·阿裏回憶道：“這裏總能看到伊朗人的身影，他們在清真寺禮拜，向我們提供支持。”
在沙龍執意想摧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過程中，他完全忽視了他的大軍必須要麵對黎巴嫩什葉派族群。許多什葉派人士樂見巴解組織被清除，在歡迎以色列士兵的到來時，向他們拋灑香米和花束。可是，盛情禮遇迅速變了風向。以色列軍隊采用慣常的火力偵察戰術，用坦克肆意開火，射擊一些潛在風險極低的目標，如停泊的車輛或俯視陣地的房屋，造成了大量平民傷亡。在陌生的文化環境下作戰，以色列軍隊在缺乏準備的情況下，在占領區采取高壓手段的行徑激怒了許多什葉派民眾，從而為伊朗的“抵抗”宣傳大開方便之門。假如沙龍和貝京沒有貿然入侵黎巴嫩，“我不確定是否會出現一個叫真主黨的組織，我對此深表懷疑。” 真主黨秘書長哈桑·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曾直言。
隨著越來越多革命衛隊成員抵達，他們開始進入什葉派在貝魯特南部的貧民區，充當社會福利人員和軍事顧問。他們不僅資助學校，還組織清理垃圾和疏通汙水係統等基礎公共服務。伊朗人參加本地的清真寺活動，並在周五的禮拜之後舉行行宣講活動，讚頌阿亞圖拉·霍梅尼，強調伊朗和黎巴嫩什葉派之間的傳統紐帶聯係。這些伊朗人員反複地將以色列的罪惡行徑與其主要靠山 — 美國聯係起來，聲稱美、以兩國在合謀對抗穆斯林世界和伊朗革命。
許多伊朗未來的軍事領導人都是在這支派到黎巴嫩的先遣隊中得到鍛煉和提升，其中包括未來的伊朗國防部長艾哈邁德·瓦希迪（Ahmad Vahidi）。他先是擔任軍事顧問，隨後組建了一個情報單位，最終演變成革命衛隊精銳的海外秘密準軍事特種部隊 — 聖城旅（Quds Force）。
伊朗為在黎巴嫩的軍事人員建立了一套正式的指揮係統。命令由伊朗在德黑蘭的外交部長發給駐敘利亞大使館，再由大使蒙塔希米用無線電或信使轉發給在貝卡（Bekaa）的革命衛隊。伊朗運輸機定時在大馬士革機場降落，卸下大批武器彈藥，隨後再用卡車運往黎巴嫩。
伊朗駐黎巴嫩大使館還是革命衛隊行動的另一重要環節。臨時代辦中的一個人，卡邁勒·馬吉德（Kamal Majid）曾是1979年占領美國使館的學生煽動者之一。他的終身職業是革命衛隊軍官，後來擔任駐蘇丹大使，主管紅海沿岸地區的類似準軍事組織活動，擴展伊朗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武官艾哈邁德·穆塔瓦塞利安（Ahmad Motevaselian）上校在貝魯特為革命衛隊早期行動提供戰術指導。這名德黑蘭人在外交官身份掩護下充當西貝魯特什葉派與在巴勒貝克的革命衛隊關鍵聯絡人。他是一名有魅力、受人愛戴的指揮官，他在培養那些心懷不滿的黎巴嫩阿邁勒戰鬥人員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色列的入侵造成納比·貝裏（Nabih Berri）領導的什葉派阿邁勒民兵組織發生分裂。成員們在與以色列對抗還是合作、以及伊朗在組織中扮演的角色等問題上存在尖銳分歧。貝裏拒絕伊朗的提議，繼續把自己的武裝運動看作是黎巴嫩自己的事情，不打算聽命於德黑蘭。可是，許多年輕的戰鬥人員樂於接受更有政治活力的伊斯蘭。即便以色列未曾入侵，這些年輕的霍梅尼信徒也非常可能拋棄貝裏，但以色列的行動激化了那些呼籲“聖戰”，主張在黎巴嫩建立一個伊斯蘭國的人士。革命衛隊通過批評阿邁勒的軍事能力，主動提出給予軍事訓練和裝備來提升什葉派戰鬥力的同時，播下了不滿的情緒種子。
一天晚上，在機場南側沙姆塞丁（Shamseddine）家中舉行了一次氣氛緊張的會議，阿邁勒內部逐漸擴大的裂痕最終徹底爆發。此前，為了解除以色列對西貝魯特的圍困，納比·貝裏參與了以美國主導的斡旋努力，他辯護稱這個決定是為了避免在以色列和巴解組織交火中增加什葉派人口的傷亡。當貝裏抵達沙姆塞丁家參加會議時，雙方就阿邁勒的前途發生了激烈爭論。年輕激進的成員指責貝裏背叛了什葉派的事業，私下與敵對國美國和以色列達成協議。當晚，許多年輕戰士宣布脫離貝裏的領導，這其中就包括負責沙姆塞丁住處安保的賽義德·阿裏。
心灰意冷的賽義德·阿裏搬回到南貝魯特的父母家，在無所事事的生活中尋找有刺激性的事。他有個朋友叫默罕默德·科多爾（Mohammed Khodor），他的兄弟為後起之秀的年輕教士哈桑·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當司機。科爾多約阿裏與三十多名鄰居朋友在家中聚會，因為他接受到伊朗人的指示，負責在他的居住區裏招募成員，建立基層組織。見麵後，他介紹了伊朗人的計劃，以及如何領導抗擊以色列占領軍的抵抗行動。他還解釋了伊瑪目霍梅尼的教義，強調伊斯蘭教在個人生活中和抵禦撒旦誘惑的雙重核心地位。盡管有人不接受他這套說辭，但是仍然得到了包括賽義德·阿裏在內的大多數人的認可。“聽起來很有趣，而且當時我既年青又懵懂無知，”他後來回憶道。
美國情報機構估計，到1984年時約有八百名伊朗革命衛隊人員在黎巴嫩活動。盡管人數上可觀，但是伊朗對革命衛隊實際參與作戰持謹慎態度，主要還是把打仗的事留給黎巴嫩盟友。革命衛隊反而是將什葉派戰鬥人員帶到貝卡穀地，在一個由革命衛隊管理的新兵訓練營地裏督導新兵訓練。伊朗人除了把謝赫·阿卜杜拉軍營當作總部外，還設立了另外三個軍事訓練營。黎巴嫩人在這些地方接受訓練，學習基本的射擊和爆破技能。在後續的課程中，士兵們接受如何摧毀敵人坦克這類更複雜的訓練。
革命衛隊在訓練新兵時表現出極高的靈活性。許多新招募來的人都是年輕學生，伊朗人利用學校假期開設課程。為了方便那些課業多，無法在貝魯特和貝卡穀地頻繁往返的學生，革命衛隊甚至安排在貝魯特市內授課。賽義德·阿裏在一所技工學校就讀，主修一門與他毫不相幹的內部裝飾課程。他在暑期時參加了距巴勒貝克有一小時路程的訓練營。
在軍事訓練期間，海加入了政治課和宗教課程。通過阿拉伯語翻譯，伊朗教官大肆讚美霍梅尼，或講授宗教內容。哈桑·納斯魯拉是常來的客座講師，通過煽情的演說，宣揚其鬥爭的正義性。薩賽義德·阿裏與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建立起友誼，經常去他家做客。“他充滿活力，會講笑話，總是笑口常開，”賽義德·阿裏回憶說。
除了賽義德·阿裏之外，伊朗還招募了另一名更關鍵的人物 — 侯賽因·穆薩維（Hussein al-Musawi）。他曾是一名黎巴嫩化學教師，後來成了革命分子，也曾是納比·貝裏的追隨者。在沙姆塞丁家中那場激烈爭吵的會議後，穆薩維單起爐灶，組建了自己的組織，稱為伊斯蘭阿邁勒（Islamic Amal）。穆薩維與賽義德·阿裏相似，年輕而且充滿理想主義，也是狂熱的霍梅尼支持者，他公開宣稱，“我們是伊朗的子孫。” 穆薩維與貝裏決裂後，逃回到貝卡穀地自己的村寨，建立起自己的核心團隊。據退休的中情局官員羅伯特·貝爾（Robert Baer）稱，穆薩維主導接管了謝赫·阿卜杜拉軍營，並邀請革命衛隊將其作為基地使用。
當著名的教士法德拉拉（Ayatollah Sheik Sayed Muhammad Hussein Fadlallah）宣布支持革命衛隊的使命時，伊朗在黎巴嫩的認可度得到提升。法德拉拉是知名的學者和多產的伊斯蘭作家，他的家在貝魯特南郊。在那裏，他將幾個為什葉派貧民區提供基礎服務的慈善組織收歸到他自己的控製下。為了打擊什葉派激進派組織，伊拉克政府驅除了數十名黎巴嫩宗教學生，不少學生投奔到法德拉拉門下，構成了他的核心支持力量，此舉大大增加了他的影響力。
法德拉拉對伊朗革命持歡迎態度，公開支持霍梅尼的什葉派激進主義。他曾說：“革命運動賦予了什葉派權利和力量”。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後，法德拉拉變成了什葉派抵抗運動主要的激勵者，他對美國政府的譏諷挖苦經常與霍梅尼的無情的抨擊如出一轍。
以色列入侵後，一個伊朗代表團前往法德拉拉在南貝魯特的住處會麵，他們希望由法德拉拉領導伊朗在黎巴嫩的行動。眾多伊朗的早期支持者都在法德拉拉的清真寺做禮拜，深受到他的啟迪。但是法德拉拉拒絕了他們的請求。他接受的宗教訓導來自納傑夫（Najaf），而非庫姆（Qom）。盡管他接受霍梅尼政伊斯蘭政教合一的理念，但他不打算聽命於伊朗。他們是阿拉伯人，不是波斯人。他堅信，黎巴嫩的抗爭應該由黎巴嫩人主導。
法德拉拉在反對伊朗主導什葉派抵抗運動的強硬立場，造成了他與革命衛隊之間出現了相當大的緊張氣氛。由於他的社會威望實在太大，無法清洗掉，因此伊朗與他保持著一種別扭的關係。然而，美國情報部門未能察覺到這個顯著區別和分歧。多年來，美國駐貝魯特大使館的往來電報中繼續稱法德拉拉是“真主黨的精神導師”，其實真主黨和法德拉拉根本不承認這個定性。
伊朗支持的抵抗以色列和美國的行動最初呈零散式且缺乏組織性。各派係在貝魯特周邊以及黎巴嫩南部對以色列軍隊發動各自為戰、收效甚微的襲擊。賽義德·阿裏在談到早期的軍事行動時說：“我們消耗了大量彈藥，許多人傷亡，卻沒有取得什麽成果。”
1982年11月11日，他們首次對以色列造成沉重打擊。清晨七點鍾，住在距泰爾（Tyre）市僅十英裏的德爾·阿爾卡馬爾（Deir Al-Qamar）村的十七歲少年艾哈邁德·卡西爾（Ahmed Qassir），駕駛著一輛裝滿炸藥和圓型氣罐的汽車，撞入一幢七層樓建築，這座建築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主要指揮中心。卡西爾在1978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期間失去了多位親人，他一心複仇。汽車炸彈將大樓夷為平地。爆炸將一名以色列士兵從五層樓上拋出來，不可思議的是一把椅子和一個冰箱飛落在他頭部四周，形成一道防護障礙，他才沒有被埋在成噸飛落的鋼筋水泥之下。其他75名以色列士兵未能幸免，其中還包括以色列內務部精銳的“辛貝特”（Shin Bet）人員，此外還有14名正在接受審訊的阿拉伯人也在爆炸中喪生。以色列隨後宣布為死難者舉行一天的哀悼活動。此次襲擊至今仍是該國遭受的最慘重自殺式襲擊之一。
以色列對他們入侵所釋放的這股新興力量一無所知。一名真主黨創始人回憶說，在混亂的黎巴嫩局勢中，他們的早期襲擊毫無章法，就像“一群在沙漠裏亂撞的駱駝”。起初，一個名為“武裝鬥爭組織” 的匿名團體宣稱對襲擊負責。直到1985年以色列撤出泰爾市後，真主黨才宣布在泰爾的爆炸案是該組織的首次“烈士行動”。真主黨一直閉口不談細節，是為了防止以色列對汽車炸彈司機及其家人進行懲罰。同年，伊朗的支持者在襲擊者的村裏豎起一個紀念碑，家屬還收到由霍梅尼親自贈送的一幅壓印著伊斯蘭共和國國徽的伊瑪目肖像。
這次襲擊標誌著真主黨在軍事上成功的一項重要特征 — 首次使用自殺式炸彈。在黎巴嫩內戰期間，使用汽車炸彈已經司空見慣。但是，親伊朗的什葉派對這一 “黎巴嫩傳統” 加進了獨創性，由人駕駛車輛實施爆炸。由於該伊斯蘭教派分支的信條強調“殉道精神”，同時伊朗發現有太多願意用生命換取偉業的成功和萬古流芳的司機們。盡管以色列和美國都譴責此類行為是恐怖主義，但實質上，這些襲擊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恐怖主義。真主黨的創始人發明出來的是 “窮人的精確炸彈”，目標是防護欠缺的敵方軍隊。一位與該組織有關係的黎巴嫩人說：“如果真主黨有三萬英尺投下的GPS製導炸彈，他們就不需要那些以身殉道的人了。”
起初，親伊朗的什葉派民兵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賽義德·阿裏回憶道：“每個人都想說了算。”伊朗支持多個組織，包括侯賽因·穆薩維的“伊斯蘭阿邁勒”以及其他黎巴嫩處於分裂狀態的組織。在一份1984年提交給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的美國情報報告中，列出了十個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民兵組織。這其中包括黎巴嫩“達瓦黨”（Dawa Party of Lebanon）— 它是伊朗支持的在伊拉克和波斯灣國家的達瓦黨的對等機構。達瓦黨又分成兩個半獨立的分支：一個是政治陣線“穆斯林學生會”，另一個是軍事分支”真主旅之軍”（Jundallah）。甚至在伊斯蘭阿邁勒內部也有一個下級組織，稱做“侯賽因自殺小隊”，由穆薩維招募人員實施他的殉道行動。總之，他們擁有不到一千名戰鬥人員，但是美國情報承認，他們在什葉派民眾中得到廣泛支持。
什葉派蓬勃發展的抵抗運動中真正的領袖是年僅二十歲的年輕人伊瑪德·穆格尼耶（Imad Mugniyah）。1962年7月，他出生在泰爾附近，是家中四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朋友們記得他是個才華出眾男孩。他曾在貝魯特大學就讀，一年後輟學加入阿拉法特的精銳第17旅部隊，從此投身黎巴嫩內戰。他蓄著深色胡須，年輕力壯，言語得體，性格嚴謹，具備天生作戰指揮的天賦。賽義德·阿裏回憶說，他全身心投入到伊斯蘭抗擊以色列的鬥爭中，別無他想 。前中情局行動處處長查爾斯·艾倫（Charles Allen）評價說：“伊瑪德·穆格尼耶具有高超的組織能力和行動能力，他的副手無一能與他比及。
以色列的入侵也激發穆格尼耶要采取行動。1982年7月，他搭乘出租車前往巴勒貝克，與一名阿拉伯裔的伊朗革命衛隊軍官謝赫·侯賽因（Sheik Hussein）會麵。穆格尼耶讚同其宣教，決定將其全部精力投入到他新組建的“伊斯蘭聖戰組織”（Islamic Jihad Organization）中去。伊朗人對穆格尼耶十分感興趣，他與阿拉法特以及眾多什葉派領袖的關係使他成為一名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以任何外籍人士都無法企及的方式，為伊朗在黎巴嫩的影響力開啟了一扇大門。
對伊朗來說，穆格尼耶不僅是盟友，更是戰略合作夥伴。伊朗正式授予他革命衛隊軍官軍銜。2008年，當他在大馬士革汽車炸彈爆炸中喪生時，許多伊朗戰友的確為他的死感到悲哀。穆格尼耶在真主黨擔任了二十多年主要軍事指揮官，是一個富有神話色彩的人物。以色列和美國似乎將所有遊擊式攻擊和恐怖活動都歸咎於他，即便是在他的青年時代，他就已經策劃過很多行動。了解他的人寥寥無幾，他隱姓埋名，甚至他的獨生子穆斯塔法（Nustafa）都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他甚至偽裝成石材推銷員與哈馬斯在黎巴嫩的頭目奧薩馬·哈姆丹（Osama Hamdan）會麵。
為了努力將這些分散的支持者們變成一股整體力量，伊朗成立了“黎巴嫩委員會”（Council of Lebanon），這是一個由黎巴嫩和伊朗高級教士組成的五人委員會，負責協調激進的親伊朗什葉派團體的宗教、政治和軍事活動。革命衛隊把軍事訓練全部集中在巴勒貝克進行。1983年6月27日，穆薩維的伊斯蘭阿邁勒和穆格尼耶的伊斯蘭聖戰這兩個主要組織，全都歸由伊朗軍官直接指揮。至1984年，美國情報機構開始在匯報中使用一個新的統稱 — 真主黨（Hezbollah），用來指代這些親伊朗的民兵組織。
伊朗在黎巴嫩日益增強的角色沒有逃過美國的注意。1983年4月初，美國最高電子監聽機構 — 國家安全局（ NSA）的局長威廉·奧多姆（William Odom）在中東進行了一次穿梭訪問，期間包括在貝魯特停留，與中情局站長和駐紮在機場的海軍陸戰隊交談。一名隸屬於海軍陸戰隊無線電偵察連、負責微型信號收集的一等軍士，向奧多姆提供了他們攔截到的謝赫·阿卜杜拉軍營與伊朗駐貝魯特領事館之間的通訊記錄。“伊朗人的存感在不斷增強，”奧多姆在回憶起這些信息時說。“他們想盡辦法尋找足夠的阿拉伯語翻譯以滿足工作需求。”
奧多姆並不認同裏根政府對黎巴嫩局勢的樂觀態度，離開貝魯特時，他深感不安。他認為，陸戰隊遭到越來越多的攻擊，還有伊朗在什葉派人口中不斷增長的影響力，對美國來說絕不是好兆頭。回到華盛頓後，他寫信給陸軍參謀長愛德華·邁耶（Edward Meyer）：“恐怖分子針對陸戰隊的行動已經開始，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個不祥的預兆。”
奧多姆結束訪問幾天後，1983年4月18日，一輛綠色奔馳轎車在貝魯特擁堵的交通穿梭行駛，幾乎撞上一輛自卸車和一位帶著兩個孩子的母親。司機加速駛入一條車道，繞過不知所措的警衛，徑直朝七層樓的美國大使館正門衝去。車子躍過前門的台階，一頭紮進了前廳的大門並且轟然爆炸。巨大的衝擊波摧毀了整個大樓的正麵結構，十一名黎巴嫩警衛和警衛隊長美國陸軍特戰隊一等上士特瑞·格爾登（Terry Gilden）當場死亡。事發時，格爾登正在大樓門廊裏等候護送大使去赴約。搜救援人員從瓦礫中挖掘死者和搶救傷員，陸戰隊從機場趕來提供安全警衛。襲擊最終導致63人喪生，其中包括17名美國人。最令人震驚的是，這次爆炸毀滅了美國在黎巴嫩的整個情報網。遇難者中有七名中情局雇員，包括站長，副站長，以及中情局中東地區行動部門主管羅伯特·艾姆斯（Robert Ames）。爆炸發生時，他恰巧在使館訪問， 與中情局人員一起吃了一頓不合時宜的午餐。情報官員中沒有任何人能比得上艾姆斯更了解中東事務。威廉·凱西和白宮都對他極為敬重。一位了解艾梅斯的退休中情局特工說：“如果說有誰是不可替代的話，他就是鮑勃。”
奧多姆的國家安全局（NSA）審閱截獲的通信記錄，試圖找出罪魁禍首。在伊朗外交部與貝魯特和大馬士革使館之間的零星電訊中透露出，他們有襲擊美國在黎巴嫩利益的模糊目標。盡管缺乏確鑿證據，國家安全局的分析人員斷定，這些信息肯定與大使館的襲擊相關。奧多姆讚同。“這似乎是個合乎邏輯的推論。”
中情局緊急調派一批外勤人員前往大使館，其中有一名為數不多的女性阿拉伯語翻譯，這是她加入中情局後的首次任務。新站長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是個瘦子，看上去死氣沉沉，外勤經驗不多，大部分時間是在總部度過的。凱西勸說猶豫不決的巴克利接受這項任務。局長喜歡巴克利，因為中情局有豐富中東專長的高級官員不太多。海軍陸戰隊的軍官們對他的看法褒貶不一。傑拉蒂（Geraghty）上校對他評價很高，兩人關係融洽，可是許多下級軍官覺得這位中情局官員高傲自大。巴克利的確有一個情報官致命的弱點：他記不住人的姓名。為了彌補這一點，他在襯衣口袋總裝著一份下屬的名單。
1984年8月初，海軍陸戰隊截獲一份無線電通信，同時經一名什葉派人員證實，效忠伊朗的民兵即將發動襲擊，海軍陸戰隊隨即進入全麵戒備狀態。隨著蘇格阿爾加卜（Souk El Gharb）周邊的戰鬥加劇，海軍陸戰隊多次截獲波斯語的戰區通話。為了協助翻譯，全美海軍陸戰隊中僅有的五名波斯語言學家之一被緊急派往黎巴嫩，以破譯通話內容。
1983年9月9日，羅伯特·麥克法蘭（Robert McFarlane）向白宮報告伊朗介入局勢的情況。他指出，對奧恩（Aoun）第 8 旅的襲擊不是黎巴嫩人所為，而是伊朗和敘利亞軍隊協同發起的罪惡勾當。這些國家出兵幹涉並反對合法的黎巴嫩政府時，美國不能袖手旁觀。然而，麥克法蘭發現他所持的立場頗具諷刺意味，因為美國同樣難辭其咎 — 美國作為一個外部國家，也正動用武力支持內戰中的某一派係。
雖說局勢並非是麥克法蘭所感知的那種外部入侵行為，但敘利亞軍隊確實為多個反對長槍黨支持的政府的派係提供了保護傘。 德魯茲派、什葉派和巴勒斯坦武裝都在蘇格阿爾加卜周邊的山地上與奧恩將軍的軍隊作戰。革命衛隊潛藏在幕後，為他們的盟友出謀劃策。隨著美國積極援助黎巴嫩政府軍，帶有美國軍事力量顯著象征的海軍陸戰隊，成了所有反對傑馬耶勒（Gemayel）政權和以色列勢力的共同目標。
在阿亞圖拉·霍梅尼看來，美國始終是遏製伊斯蘭革命的急先鋒。他認為如果美國援助伊拉克，駐黎巴嫩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就理應受到報複。 在他眼裏，這一切都是相互關聯的，每一場戰鬥都是伊斯蘭共和國和美國之間更大鬥爭中的一部分：是正義對抗邪惡之爭。 當德魯茲人炮擊海軍陸戰隊時，伊朗的民兵組織則使用他們所謂的“窮人版精確製導武器”。
1983年9月1日，一名革命衛隊軍官在謝赫·阿卜杜拉軍營會見了侯賽因·穆薩維。穆薩維想炸毀一些他稱之為“特殊目標”的東西，當時他並不確定具體目標是什麽，不過他傾向於襲擊東貝魯特的基督教長槍黨據點。 伊朗軍官如實地匯報給大馬士革的莫塔係米大使，後者隨後上報給德黑蘭。隨著蘇格阿爾加卜周邊的戰鬥加劇，麥克法蘭和斯丁納（Stiner） 向傑拉蒂（Geraghty）施壓要求發動空襲。穆薩維再次找到伊朗人，這一次，他想要得到多達 30 噸的 TNT 和塑性炸藥。
這項請求引起了莫塔希米的注意，他要求穆薩維到大馬士革見麵，解釋一下他打算用這些致命武器做什麽。9月22日，穆薩維的親戚賽義德（Sayed）和”侯賽因自殺小隊”隊長的兄弟阿布·海丹·穆薩維（Abu Haydan Musawi）驅車前往敘利亞首都，在伊朗大使館辦公室內與大使見麵。黎巴嫩人解釋說，雖然他們還沒有特定目標，但他們想對他們的敵人，美國人、長槍黨人或黎巴嫩政府軍發動一場讓人震驚的襲擊。
莫塔希米聽得很專心。他回答說 “是的，當然你應該盡量針對美軍、長槍黨或黎巴嫩政府軍。” 然後，伊朗大使提出一個建議：“你應該對美國海軍陸戰隊采取一次非常規行動。”
賽義德讚同這個主意， 他以前並沒有想到這一點，對海軍陸戰隊的打擊會破壞美國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全盤布局。 莫塔希米指示他要確保與真主黨協調行動，也就是要與伊馬德·穆格尼耶配合。
“或許等這個偉大的使命結束後，我們就可以去伊朗了。”賽義德興奮地問道。“也許我們還可以見到阿亞圖拉·霍梅尼？”
“非常歡迎，”莫塔希米說著起身與賽義德握手，祝他好運。 “但伊朗政府不能正式邀請你。我們最好在公開場合保持距離。”
兩天後，莫塔希米大使致電德黑蘭，向伊朗外長匯報了會見情況。高級官員們討論了穆薩維的提議，阿亞圖拉·霍梅尼很可能最終會批準這次襲擊。
莫塔希米不久得到回話，讚成“對美國海軍陸戰隊采取一場驚天之舉的行動。”
10月18日，阿布·海丹·穆薩維和“侯賽因自殺小隊”的 20名成員從巴勒貝克抵達貝魯特。伊朗未能提供足夠的炸藥，因此穆薩維會見了一名巴勒斯坦聯係人，希望再獲得 4,000 磅炸藥。第二天，三輛卡車出現在貝魯特的伊斯蘭阿邁勒辦公室前，裏麵裝滿了他的所需炸藥。 爆炸物的數量遠遠超過了黎巴嫩汽車炸彈所能容納的數量，穆薩維這家人似乎已經準備好兌現大幹一場的承諾。
幾天後，莫塔希米給巴勒貝克打電話，在與一名革命衛隊軍官通話中，下達了實施襲擊的命令。然而，除了美國海軍陸戰隊以外，他還希望對法國維和部隊進行攻擊，因為法國剛剛向伊拉克出售了先進的“超級軍旗”攻擊機，甚至還派遣了一支軍事小組為伊拉克飛行員提供戰術指導和訓練。 伊朗政府對法國放棄中立的做法非常失望，因此駐黎巴嫩的法國軍隊已成為合法打擊目標。 伊斯蘭阿邁勒表示同意，其部分原因是最近法國部隊遭到迫擊炮襲擊後，法軍戰機報複性轟炸了穆斯林武裝。
“侯賽因自殺小隊”至少在兩輛卡車上裝載了數千磅炸藥和增強炸彈破壞力的壓縮氣體罐。為了方便司機使用，引爆裝置連接在方向盤邊上，即使司機受傷也能引爆裝載的炸藥。
被選定執行襲擊海軍陸戰隊任務的人 — 阿西·紮因丁（Assi Zeineddine）很可能是賽義德·阿裏 (Sayeed Ali) 的熟人。他父母家離阿裏的家僅相隔兩棟樓，非常近，他可以從陽台向他家的公寓窗戶扔石塊。與阿裏不同，紮因丁來自富庶家庭，他父親經營著多個小生意，還出租公寓。阿裏回憶紮因丁在學校時是一個愛吵鬧，滑稽有幽默感的半大孩子。目前並不清楚為什麽選中他。阿裏不記得紮因丁比其他加入真主黨的人更虔誠。但隨著“殉道行動”的啟動，紮因丁的上線確保他不再與其他人接觸。
美國情報機構截獲到伊朗駐大馬士革大使館與德黑蘭外交部之間的通話。9月27日，美國國家安全局發布一則消息，概述了即將發生的襲擊，其中包括伊朗大使自己咒語：“針對美國海軍陸戰隊實施一次驚天之舉的行動”。 遺憾的是，這條消息僅發布在一個極為有限的內部情報渠道，外界根本無法得知，那些“無需知情”的人包括傑拉蒂上校以及海軍陸戰隊的整個指揮鏈。10月25日，海軍情報局長帶著這份國家安全局詳述9月底襲擊預警的信息，急匆匆趕到海軍作戰部長辦公室。不幸的是，“侯賽因自殺小隊”已經在兩天前完成了任務。
那天早晨，貝魯特與往常一樣，黎明的曙光明亮而美麗。由於是星期天，住在機場四周的海軍陸戰隊作息安排較為輕鬆。他們得以在睡袋裏多睡半個小時的懶覺，營部每天早上六點鍾的常規參謀例會也取消了。前一天，也就是 1983年10月22日，一支西部鄉村樂隊為士兵們進行了慰問演出，還專門從黎巴嫩海岸附近的軍艦上空運來了披薩。海軍陸戰隊當時占用了通往貝魯特機場航站樓四車道主幹道旁的三座建築物。樂隊在步兵營指揮部所在的四層大樓前演奏。這座建築由大柱子從底層抬高，帶有開放式中庭，這裏最初是黎巴嫩航空管理局的辦公室。大樓雖已被炸成一個空殼，裝飾上層的大型平板玻璃窗已被塑料板和膠合板遮蓋，並用數千個沙袋加固。但是混凝土和鋼結構仍然堅固，遭到炮火和迫擊炮攻擊時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防護，海軍高級指揮官傑拉蒂上校同意讓他下屬營級大規模行政支持單位在這裏集中辦公。現在，大約有350名海軍陸戰隊戰士睡在滿是塵埃的房間裏，頭上是一個大大的屋頂，為他們遮風擋雨和免受地中海陽光的照射。
頭天晚上，幾枚火箭彈落在附近，流彈擊中了大樓舉辦音樂會的一側。海軍陸戰隊提升了警戒等級，但對於一個處在內戰中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寧靜的夜晚。那天早上，有一不顧危險的海軍陸戰隊戰士仍然出去慢跑，遭到警衛中士史蒂文·拉塞爾（Russel）的斥責。
10月23日，淩晨5點左右，一輛不開大燈的黃顏色奔馳卡車駛入指揮部大樓以南、通往貝魯特機場航站樓的主幹道以東的大型開放式公共停車場。一個三英尺高的蛇形鐵絲圍欄將停車場及整個城市與營指揮部大樓隔開。卡車轉了一圈後就隨即離開。下士艾迪·迪弗蘭科（Eddi DiFranco）從他的哨所注意到了這輛車，但這些卡車在機場周圍是常事，所以他沒有多加留意，也覺得沒必要向拉塞爾中士報告。一小時後，另一名哨兵注意到一輛白色奔馳車駛過。司機的手伸過副駕駛座位，隨手拍了一張海軍陸戰隊大院的照片。
早晨6點22分，迪弗蘭科聽到汽車引擎的轟鳴聲。他朝停車場望去，正好看到一輛黃色奔馳卡車極速轉彎，衝破蛇形鐵絲網，加速朝70碼外的營指揮部直衝過去。為避免意槍支走火，傑拉蒂上校禁止哨兵攜帶子彈上膛的步槍。迪弗蘭科意識到要出大事，奮力從肩上取下步槍，想將彈匣裝進 M-16，可是時間來不及了，巨大的卡車從他身邊疾馳而過。司機是個白人，留著濃密的八字胡、雙手緊握著方向盤，他低頭看著迪弗蘭科，臉上露出狂野的微笑。卡車衝過了鐵絲網圍欄上一處敞開的大門，並穿過了地上兩根大型黑色汙水管之間僅八英尺的間隙。
在指揮部大樓入口處的沙袋掩體裏，拉塞爾中士背著身，與不聽管教的慢跑者交談，幾個電台發出的靜電幹擾聲在耳邊嘶嘶作響。卡車駛過蛇形鐵絲網時，他聽到劈啪聲或爆裂聲。當聽到柴油引擎越來越大的轟鳴時，他轉身看到一輛大卡車的車頭直奔他而來。
拉塞爾飛跑穿過空曠的院子，連聲高喊：“趴下！ 趴下！” 就在黃色奔馳卡車衝過他的哨位，把沙袋和碎木頭撞飛到大廳時，他回頭看了一眼。卡車停在了中庭的中央，前擋風玻璃撞得粉碎。有好一會兒，四周悄無聲無息。拉塞爾仍在奔跑並讓海軍陸戰隊戰士們“臥倒”。他扭頭再看卡車，車輛前部冒出一個耀眼的橙黃色閃光。相當於兩萬磅的高爆炸藥，由可燃氣體罐增強引起一陣大爆炸。一股強大的熱浪和巨震將他拋到了 15 英尺高的空中，灼傷了他的皮膚，他像布娃娃一樣在空中翻轉。
爆炸力沿著建築物開放的中心結構垂直向上衝，在屋頂形成一個倒 V 形，硬是把整個建築物從地基上拔起。隨後，大樓像手風琴的風箱一樣坍塌下去，四層高的樓瞬間化為一層，整個城市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蘑菇雲。聯邦調查局後來通過內衣碎片上的殘留物確定了爆炸物的類型。卡車停車的地方附近有個小健身房，一名海軍陸戰隊戰士當時恰巧在那裏鍛煉，內衣是他留下的唯一遺物。
少數幸運的海軍陸戰隊戰士活了下來。一些睡在樓頂的人順著倒塌的大樓滑下來，躲過一劫。營長霍華德·格拉赫（Howard Gerlach）中校被炸出辦公室，在曾是指揮部的一堆瓦礫旁蘇醒過來。灰色的混凝土粉塵覆蓋了一切。不少死者的肢體散落在海軍陸戰隊大院各處。有一具屍體仍裹在睡袋裏被拋掛在一棵樹上。當一名海軍陸戰隊救援人員的靴子踢到軟綿綿物體時，他低頭看到一隻斷手，手掌朝上，手指上還戴著婚戒，見此情景他差點嘔吐起來。茫然的幸存者和黎巴嫩救援人員努力從瓦礫中拉出傷員，信件、技術手冊、色情刊物等碎紙片，緩緩地飄落在廢墟周圍。
當時，傑拉蒂上校在不遠處的二樓辦公室裏，就在一處植被覆蓋的岩丘對麵。爆炸摧毀了大樓的所有窗戶，玻璃碎片在辦公室裏橫飛。他衝下樓，繞到指揮部後麵，朝他屬下營部的方向望去。隨著塵埃和碎片的迷霧散去，傑拉蒂發現整棟樓不見了。他立即用保密電話接通了第六艦隊司令官，報告說損失會及其慘重。
與此同時，另一輛卡車炸彈襲擊了附近的法國軍事指揮部。法國傘兵最近才搬進西貝魯特海邊的這座九層高指揮部大樓，他們曾希望這裏能獲得更好的防護。法國哨兵向駛來的卡車開火，可能是在司機引爆前將其擊傷。那天早上，241名美國軍人和58名法國傘兵喪生。對美國海軍陸戰隊來說，這是自1945年硫磺島戰役以來單日傷亡最慘重的一次。
10月23日之後，再也沒有人見到過紮因丁。他的家人拒絕談論他的去向，或者他參與了爆炸行動。但在他知根知底的鄰裏當中，大家都清楚是誰製造了那個星期天早上震撼貝魯特的爆炸。他的父母突然頻繁往來伊朗，那裏的官員視他們為貴賓，甚至他們還得到阿亞圖拉·霍梅尼的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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