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鐵絲網鮑勃
1981年1月20日，這天羅納德·裏根成為第四十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在白宮最後一個上午的大部分時間裏，在忙於落實釋放扣押在伊朗的美國人質事宜。這一天對卡特來說苦樂參半。當人質離開德黑蘭機場飛往阿爾及利亞獲得自由時，新總統已經正式宣誓就職。
裏根上任時69歲，是史上年齡最大的當選總統。盡管他的長臉龐上露出了年齡的皺紋，但是黑亮的頭發讓他顯得精力充沛，朝氣蓬勃。他開朗樂觀，極少發脾氣。這位新的三軍總司令有極強的是非觀。眾所周知，他不插手錯綜複雜的政策細節，而是始終給人一種全局觀念：我們代表道德正義的自由世界在與罪惡的蘇聯帝國的擴張主義進行抗爭。
裏根不喜歡與人正麵交鋒，避免當麵爭執，不急於做出讓人難堪的決定，特別是對那些在本屆政府裏任職的老相識。所以，在重要的國家安全會議上大家總是一團和氣，但是會後沒人知道總統到底做出了什麽決定。
乍一看，新總統與其前任有明顯的區別。卡特像個愛訓斥人的校長，裏根看上去和藹近人。卡特鑽研政策之間的差異，裏根是個多麵手，不拘泥於繁文末節。卡特在中東阿、以和平進程和快速部署部隊問題上有清晰的方向，裏根上任時沒有任何固定的見解。卡特遲遲認識不到蘇聯在中東的冒險主義政策帶來的威脅，裏根一上台就決心抗擊蘇聯的擴張行徑。
美國海軍陸戰隊總司令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w）將軍讚賞新總統。巴羅將軍身材高大，老家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副文質彬彬南方紳士派頭。他在韓戰長津湖撤退戰鬥時擔任連長，榮獲海軍十字勳章（美國次級軍功獎章）。盡管巴羅敬佩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的才華，但他對卡特的許多防務政策心懷疑慮，感到美國在蘇聯麵前顯得軟弱無力，不堪一擊。長達一年的人質危機和以失敗告終的營救行動更加重了巴羅的憂慮。裏根的競選承諾是增加國防開支，這無疑帶來些安慰，讓巴羅和許多將領們吃了顆定心丸。
陸戰隊總司令與總統的首次會麵是在就職典禮的觀禮台上。當一支軍人方陣舉著美國國旗走過時，總統轉頭問巴羅，自己雖不是軍人，可否行禮致敬。
“當然可以，閣下。您是三軍統帥，總統先生，” 巴羅操著路易斯安那的拖腔口音答道。裏根行了個軍禮，這一慣例延續至今。
新的共和黨政府裏有一個獲得政治任命的團隊，他們不信任卡特時期留任的人員。在政府過渡期間，他們對卡特時期的防務計劃沒有沒興趣，公開蔑視所有認同卡特對伊朗和蘇聯采取軟骨頭政策的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戴維·瓊斯將軍首當其衝，承受著新文官團隊的無禮對待。共和黨人認為，他過分地迎合卡特的政策，放棄美國在巴拿馬運河的控製，削減如B-1轟炸機這類國防項目。裏根總統曾打算撤掉瓊斯，但考慮到他還有一年的主席任期，此時換人將是個不好的先例，所以決定讓他留任。裏根的解決方法是在任命一名他更中意的將軍之前，不讓參聯會主席參與所有重大的決定。在總統任期的第一年裏，裏根從不去五角大樓，也不與參聯會主席見麵，這個有意為之的冷漠態度，就是讓華盛頓清楚地意識到，新一屆政府對卡特時期國防部軍職人員的看法。此舉對軍方的政治影響決不亞於裏根撤掉瓊斯。
1982年6月，戴維·瓊斯如期退休，裏根任命陸軍上將約翰 “傑克” 維西（John Vessey）出任新的高級軍事顧問。維西是個樸實無華，腳踏實地的軍人，在二戰意大利血腥的安其奧（Anzio）戰役中，他被火線提拔成軍官，然後逐級晉升。這位新參聯會主席相貌清瘦，花白頭發，是虔誠的基督徒。同時代的人從未把維西視為一個有思想的人，然而，他在軍隊中備受尊敬，有誠實可靠和不問政治的名聲，裏根總統也正是看中他這兩個優點。對維西來說，戰爭不是做學術，他自己親身經曆了三場戰爭，所以要用年輕人的生命去冒險，他持慎重態度。維西堅信，戰爭應該是不得已的選項。
盡管裏根的外交政策團隊不願意承認，實際上他們延用了許多卡特時期的波斯灣防務政策。在裏根政府初期，參謀長聯席會議編製了一份新的研究報告，準備在摩洛哥至索馬裏等地建設更多的美軍基地，其實這是反映出當年卡特得出的結論。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批準了這份報告。裏根政府為支持快速部署部隊在中東修建基地又追加了七億美元。
1981年9月30日，裏根的國家安全事務團隊在橢圓形辦公室隔壁的內閣會議室開會，會上做出一份需要總統簽字的決策令，內容是概述本屆政府對付伊朗的方法。釋放人質沒有改善德黑蘭與華盛頓的關係，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理查德·艾倫（Richard Allen）在寫給國防部長的信中說，改善關係取決於 “伊朗願意以實際行動尊重國際法，以文明方式行事。” 這份新的政策文件重申了防止蘇聯控製伊朗石油資源的重要性，製定了加強在伊朗內部獲取情報的步驟，防止伊斯蘭革命擴散，在伊朗政府內培育親西方國家的溫和派。這些政策奠定了裏根總統八年任期內美國對伊朗政策基石。
新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身材矮小，衣著穿戴一絲不苟，是一隻和藹的鬥牛犬。他是加州人，是裏根的政治盟友和私交，也是堅定的共和黨人。他還曾經擔任過尼克鬆的預算主管和衛生教育福利部長。與前任國防部長不同的是，他上過戰場，在二戰太平洋戰區服役，後在麥克阿瑟麾下擔任情報官。溫伯格短暫的軍旅經曆影響著他新角色的觀點。
當溫伯格進駐五角大樓外圈E區三樓辦公室時，他立即就摘下詹姆斯·福萊斯特（James Forrestal）冷冰冰的巨幅肖像。福萊斯特是第一任國防部長，因患憂鬱症從貝塞斯達海軍醫院（ Bethesda Naval Hospital）高聳的塔樓窗戶墜地自殺。溫伯格換上了一幅更能提振情緒，四百年前的畫家提善（Titian）的作品。畫得是一位天主教紅衣主教在向修道院長施與恩澤的場景，新部長覺得這幅彩色畫作給人以慰藉和安寧。他在豪華的辦公司裏放了兩座青銅半身像，一座是溫伯格戰時的上級麥克阿瑟，另一座是一名步兵戰士。“我還想明確一點，我們的政府並不擔心這是過分好戰的做法，”溫伯格後來寫道。
溫伯格在政策方麵謹慎小心。他把使用軍事力量看作迫不得已，而不是首選方案。“他崇尚實力，但並不是真的要使用實力，” 著名軍史學者斯蒂芬·裏爾登（Steven Rearden）評論說。1984年11月28日，溫伯格在離白宮不遠的國家記者俱樂部參加午餐會，他的哲學觀點在他演講中得到了最佳的詮釋。溫伯格闡述了幾條美軍參戰的原則：為了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並且有清晰定義的勝利目標，還必須得到美國人民的支持。這就是所謂的“溫伯格主義”。
這個觀點也反映出部長幕僚的信念，特別是兩位重量極摯友，他的軍事助手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少將和國防部副部長幫辦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
在福特政府時期，鮑威爾曾作為白宮實習生在溫伯格手下短期工作過，溫伯格對他有不錯的印象。鮑威爾討人喜歡，他表現出陸軍領導的許多優秀品質：聰明，談吐精練，有感染力的微笑和幽默感，容易博得上級和下屬的尊敬和忠誠。然而，鮑威爾從來不是一名摸爬滾打出身的戰士，他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維西形成鮮明對比，他是手段高明的政治將領和華盛頓圈內老手。鮑威爾第一次到華盛頓時是1969年，那時還是個中級軍官。除了為提職而短期擔任指揮職務外，他根本沒有離開過華盛頓。在出任溫伯格的高級軍事助理時，他已經在五角大樓中度過了將近十個年頭，包括在卡特政府期間為國防部的二把手擔任軍事助理。
理查德·阿米蒂奇在許多方麵屬於華盛頓的另類。在這個充滿不露聲色的政客，院外說客和律師的城市裏，阿米蒂奇完全與眾不同。他曾經是名海軍軍官，多次派往越南參戰。他同時還是個舉重迷，每天都去昏暗迷宮似的五角大樓軍官健身俱樂部健身。阿米蒂奇當時40多歲，通常推舉的重量遠比年輕軍官們多。他為人直率，直言不諱，不事張揚，寬厚的胸膛，開始禿頂，除了一雙透著敏捷思維和精練旺盛的藍眼睛之外，他很像電視劇《亞當斯一家》裏麵的菲斯特叔叔。他是溫伯格的知己，無疑也是五角大樓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如果想辦成事，”那時的一位四星上將說，“你就托阿米蒂奇。”
溫伯格走馬上任的第一天，見到桌上一封沃爾尼·沃納（Volney Warner）將軍的信。這位陸軍將領羅列出若幹建議，打算把凱利的快速部署部隊指揮部和在布拉格堡的反恐精銳部隊，即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都歸自己指揮。溫伯格一直關注著快速部署部隊的曲折曆史，認為在伊朗大規模陸地作戰不太現實。有些人認為軍方在中東不是需要一支實際的軍隊，而是威懾能力，他同意這個觀點。可是，他要麵對布朗部長曾經的兩難困境，軍方在處理伊朗和中東問題上的分歧涇渭分明，互不相讓。
溫伯格在軍隊中的短暫經曆使他懂得，兩支部隊之間存在的界線感十分危險，即友鄰部隊走到一起時會產生的麻煩。“我深知把兩個指揮機構放在一起時的麻煩，” 溫伯格說。“敵人會利用兩支部隊銜接出現的漏洞。” 溫伯格指出，中東正好是歐洲司令部和太平洋司令部兩個四星上將轄區的結合部，是世界上最不穩定的地區。按照溫伯格的想法，一旦中東爆發戰爭，到底由誰負責指揮，而快速部署部隊更激化了這個矛盾。“我們需要一個負責整個區域的人，” 溫伯格認為。沃納的信促使他采取行動。
1981年4月初，溫伯格召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各位總長到“坦克”討論快速部署部隊的前景。所有出席會議的將領們都不同意保留這個建製。“波斯灣的行動應該完全由兩洋的艦隊擔當，” 溫伯格記得海軍作戰部長提出的看法。卡斯帕·溫伯格沒有采納海軍作戰部長和沃爾尼·沃納的意見，而是更傾向於凱利。國防部長下令快速部署部隊歸屬一個新的四星上將指揮，五角大樓稱其為一個聯合司令部，統轄所有中東地區的美軍部隊，不分軍種兵種。
國防部長的決定引發五位白發紳士在“坦克”裏的激烈論戰，他們爭執哪支部隊應該歸屬這個司令部，負責管轄哪些國家，其中埃及和以色列是爭論的焦點。甚至這個四星上將級的指揮部名稱也讓五角大樓領導層費盡心機。有認建議用 “新月司令部”，還有人提出中東、非洲、南亞司令，簡稱“CINCMEAFSWA”。接替凱利出任快速部署部隊指揮官的是羅伯特·金斯頓（Robert Kingston）中將，他提議命名稱為“美國中央司令部”，因為這個名稱包含諸多意義。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不喜歡這個名稱，他們不明白稱這個司令部為“中央”是相對於什麽而說？而是應該換成 “西南亞司令部”。國防部內還有其他人反對，原因是聽起來這個軍事建製大有幹涉主義色彩，而成立這個司令部原本就是這個目的。一名溫伯格的軍事助理一度寫信給部長，“我的確聽說有人要用 “WEINLUCCICOM”，可是我不明白這些字母是什麽意思。” 就這樣，一天天的拖延下去。
在總統委婉的催促下，僵局終於打破。羅納德·裏根非常理解伊朗給他前任所帶來巨大麻煩，所以裏根對組建中東地區軍事司令部一事抱有極大興趣。“我舉雙手讚同，” 裏根得知溫伯格決定組建四星上將級中東司令部後寫信給他：“我一直以來都認為，這一地區的重要性之高，要求我們必須盡可能作出最優的指揮部署安排，這就意味著一個獨立的司令部。我批準你的決定，並且期望早日收到詳細的實施計劃。” 一年過去了，新司令部仍然沒有建立起來，總統以客氣但嚴厲的口吻提醒溫伯格，他需要了解新司令部的進展情況。總統還正式知會五角大樓要付諸行動。這回果然有效。
盡管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阿拉斯加參議員泰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支持海軍，企圖否決這個議案，五角大樓依然迅速確定了中東新司令部的細節。溫伯格批準的正式名稱為美國中央司令部，軍方簡稱CENTCOM。中央司令部的責任區涵蓋19個國家，西到埃及，東到巴基斯坦，南到肯尼亞。大部分所屬部隊已經歸屬到了快速部署部隊，陸軍和空軍將建立支持中央司令部的下一級指揮機構。二戰期間，喬治·巴頓將軍指揮的第三軍團在西歐是美軍的一把尖刀，陸軍此次重新啟用著名的第三軍團指揮中東的武裝部隊。為了消除對中央司令部控製的擔心，維西將軍與巴羅將軍達成一項默契，中央司令部的司令職位在陸軍與陸戰隊之間輪換，這個協議延續了20年，直到2003年，由於美國占領伊拉克的困難所帶來的壓力，導致由陸軍將領連續擔任。
溫伯格的決定終結了沃爾尼·沃納將軍的前程。沃納拒絕了一項歐洲司令部的重要任命，他致信溫伯格，由於“我得不到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支持和信任，在此我提出解除我職務的請求。”溫伯格遂其所願。心懷怨恨的沃爾尼·沃納給裏根總統寫了一封長達五頁紙的信，抨擊溫伯格所做的決定，批評眼光狹隘和徒勞無益的參聯會。沃納拒絕舉行退役閱兵式，反而約了幾個戰友在布拉格堡上空跳傘，然後在降落點暢飲啤酒。“這是我想幹的事，幾個朋友，幾瓶啤酒。”
組建中央司令部的決定得到親西方的阿拉伯國家歡迎。1982年12月16日，太陽西斜的傍晚時分，和藹精明的沙特駐華盛頓大使班達親王（Prince Bander bin Sultan）來到溫伯格的辦公室，帶來一個沙特王室的口信。親王說法赫德國王百分之百支持新組建的美國中司令部，視其為明智的舉措，這是發給蘇聯的一個正確信號，” 親王又補充道，中央司令部讓蘇聯感到極為不安，蘇聯試圖想讓沙特阿拉伯相信，中央司令部是美國統治該地區的工具。班達親王告訴國防部長，沙特國王不同意這個觀點，他堅定不移地支持美國在波斯灣的目標。
班達以典型的沙特方式結束了會麵，他直言不諱地宣稱，他的政府將對外聲明，沙特會與中央司令部保持距離，溫伯格不必在意。溫伯格當然明白，點頭同意。會議結束時，想到中東充斥著如此口是心非現象，兩人不禁開懷大笑起來。
有一個重要的中東國家對美國新的防衛策略不滿意，它就是華盛頓在該地區最堅定的盟友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擔憂一個專門支持阿拉伯國家的美國軍事司令部會帶來什麽後果，以色列希望看到可以美、以兩國關係更緊密的軍事聯盟，並且極力推動將以色列包括到美國在中東的防禦計劃中。以色列政府十分清楚華盛頓文職領導層的鷹派冷戰觀點，所以強調指出蘇聯插手了阿、以衝突。總統宣誓就職一個月後，以色列外交部長在五角大樓會議室與溫伯格部長會麵。伊紮克·沙米爾（Yitzhak Shamire）向溫伯格不斷強調，蘇聯是造成大部分地區不穩定的因素。沙米爾在與溫伯格首次會麵就說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是恐怖組織，直接聽命於蘇聯”，他說得鏗鏘有力，但並非實事求是。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首次與裏根在總統辦公室會麵時也再次老調重彈，他認為蘇聯在中東的傀儡國與在歐洲的華沙條約國沒有兩樣，他主動提出允許美軍使用以色列的空軍基地和港口，甚至願意讓以色列空軍替代美軍在波斯灣執行飛行任務。作為回報，他希望美國完全放棄剛剛與阿拉伯國家達成的支持快速部署部隊的協議。貝京指出伊拉克是以色列的頭號敵人，所以也是美國的敵人，原因是伊拉克擁有大規模常規部隊和剛起步的核項目。由於以色列對伊拉克軍事實力的擔憂與冷戰無關，所以沒有成為討論的焦點。但是，以色列總理大力提倡以色列是華盛頓在冷戰中的重要資產的論點，對美國官員產生了影響。
現在的亞曆山大·黑格是裏根政府國務卿的，無需他人的幫助就已經用冷戰的視角看待中東了，他也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他和裏根都覺得，應當把以色列也包括到中央司令部裏，溫伯格起初也有同樣的看法。
然而，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防部的文職官員都想說服溫伯格不要這麽做。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以色列距離波斯灣太遠，以色列加入進來將危害與阿拉伯國家達成的重要基地協議。參加過越戰的賓·韋斯特（Bing West）負責國防部軍事事務（除蘇聯外）的高級文職官員，他告誡溫伯格，國家安全委員會裏那些親以色列的成員，長期對裏根施加影響，所以總統才打算把這個猶太國家放到中央司令部裏去。
這個暗示讓溫伯格怒火衝天。“ 他是總統，” 國防部長回應韋斯特。“在他做決定之前，與聽取誰的建議毫不相幹。”
1982年5月25日，溫伯格在“坦克”裏與參聯會開會，會後他徹底改變了立場，並且致信裏根，考慮到阿拉伯國家的敏感情緒，建議不要把以色列、黎巴嫩、敘利亞包括到中東司令部中去。“雖然我不完全同意這麽做，但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隨時更動。” 溫伯格寫道。
接替換凱利首任中央司令部司令的是羅伯特“鐵絲網鮑勃”金斯頓，他又高又瘦，嚴厲苛刻，脾氣火爆，心裏裝的全是戰爭。“他的眼神在說，別惹我。” 中央司令部老牌軍史學家傑伊·海因斯（Jay Hines）說。為了不讓士兵踩踏草地，他用鐵絲網把指揮部圍起來，因此得了這個綽號。金斯頓不是個戰略思想家，而是個鬥士，有天生領兵打仗的能力。年輕時在韓戰是少尉，他率領一百名士兵組成的部隊前進到中國邊境鴨綠江封凍的岸邊。當中國於1950年11月介入戰爭後，他在美國陸軍南部地區的混戰中有多次優異表現。
金斯頓與中央情報局有長久的淵源。韓戰第一次任務後，他調到軍方和中情局組建的聯合準軍事組織，負責派遣南韓特工從潛艇出發，向北方滲透，發動偷襲行動，在北朝鮮戰線後方炸毀列車和橋梁。隻有極少數美軍隨韓國特工一起上岸實施破壞任務，金斯頓就是其中一員。“我當時覺得爽透了，”金斯頓後來說。韓戰後，金斯頓是少數軍官中參加了中情局為操縱外國特工專門培訓情報官的課程。1967年春，金斯頓任OP-34號絕密任務的指揮官，負責派遣南越特工進入北越，組織反對共產黨政府的暴亂。行動在1960年代初由中情局啟動，到1964年時由軍方接手。
金斯頓上任伊始就懷疑整個行動已經暴露。因為500名特工空投到北方後，大多死掉或成了共產黨的雙料特工。金斯頓的上級是約翰·辛洛布（ John Singlaub）上校，是美國戰略服務局（OSS）的傳奇特工，曾經在 D-日之前空投到法國。金斯頓以他慣常毫不諱忌的態度向上司報告了壞消息：“你想對胡誌明說點什麽嗎？因為你的人都是雙料特工，我可以通過他們給胡誌明送個信。”
金斯頓去坦帕走馬上任新司令官後依然保持著與中情局的聯係，他是弗吉尼亞州蘭利中情局總部的常客，他習慣通過正常渠道以外的方法獲得中央情報局原始情報，此舉讓金斯頓得到通常四星上將看不到的特殊信息。不過最終中情局副局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發現了這個情況，他下令關閉這個後門。蓋茨指示隻有經過核準的情報文件才能發給中央司令部，並且必須通過國防情報局的常規渠道。
金斯頓從凱利任期接手的保衛伊朗不受蘇聯攻擊的計劃，是以紮格羅山脈為屏障的戰略。現在該作戰計劃代號為OPLAN-1004。這項計劃基於長久以來冷戰造成的恐懼心理，擔心蘇聯入侵伊朗從而威脅西方獲得中東石油。因此，計劃要求部署四個美國師和三隻航母，首先保證波斯灣海上通道暢通，然後美軍從霍爾木茲海峽的阿巴斯島和海灣北部阿巴丹附近登陸，再向東北推進而進入內陸，並準備沿紮格羅一線建立防線。紮格羅山脈體型巨大，蜿蜒崎嶇，不少山峰高度超過一萬英尺高度，從伊拉克東北部的庫爾德斯坦向西南方向伸延，最後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結束。
當金斯頓著手修改伊朗作戰計劃時，發現伊斯蘭共和國有一個顯而易見的軟肋。麵對危機發生時，伊朗如何在超級大國之間做選擇。倘若蘇聯單方麵入侵伊朗，或是支持一場親蘇的政變，金斯頓推斷霍梅尼可能擱置對美國的怨恨，而與美國軍方合作。一次合作，哪怕是被動的，也將極大提高美軍在伊朗的成功機會。中央司令部期望與伊朗軍方合作，共同保衛伊朗西南部的胡澤斯坦（Khuzestan）油田，由此可以緩解伊朗對美國妄圖得到該國石油的擔心。
1983年8月，基於一項假設，情報機構重新做了一份評估報告。如果美軍以抵抗共產黨為由出兵保衛伊朗，伊朗會保持冷靜嗎。國防情報局分析人員的結論是，伊朗對美國和蘇聯的厭惡程度不相上下，極可能不分伯仲地堅決抵抗。中情局的評估是同樣結論，並特別指出伊朗政府擔心超級大國將重複二戰時分裂伊朗的曆史：“霍梅尼極其宗教機構在伊朗人民中散布恐怖信息，說超級大國密謀把伊朗肢解成受不同勢力控製的區塊。” 如果蘇聯發動一場政變，像在阿富汗那樣扶植一個傀儡政權，中央司令部的幹涉行動會遭到堅決的抵抗。伊朗確信華盛頓和莫斯科在密謀推翻伊斯蘭共和國。甚至在與蘇聯紅軍交手前，中央司令部將不得不在伊朗殺出一條血路。
金斯頓修改了作戰計劃，反映出真實情況。美國軍方現在要等待蘇聯首先越過邊界進入伊朗。當大批伊朗軍隊北上迎擊紅軍時，此時的陸戰隊和陸軍在沒有特別抵抗的情況下奪取布什爾港和阿巴斯島。更重要的是，中央司令部的計劃人員推測，等待蘇聯首先發動進攻後，伊朗才會更願意與美軍合作抵禦共產黨的侵略。
具有豐富的秘密行動經曆的金斯頓堅信一點，中央司令部有必要在伊朗發展地下組織。金斯頓期望，如果能與伊朗軍方做出適當安排， 就可以為美軍進入伊朗鋪平道路，協助組織伊朗人抵禦蘇聯。金斯頓以北約計劃為範本，一旦中歐燃起戰火，五角大樓計劃派出特戰小分隊潛入蘇聯戰線後方的東歐執行戰鬥任務，炸毀橋梁，並且在敵後縱深襲擊重要目標，實施非常規作戰行動，與反蘇遊擊力量配合在消極的華約成員國裏煽動革命。為了支持這個計劃，美軍在東歐地區秘密藏匿了大量武器彈藥。
金斯頓為伊朗製定了一個大膽的特戰行動計劃。他在坦帕組建了一個核心指揮部，由一位陸軍準將指揮，命名為聯合非常規作戰特遣隊。特遣隊控製著可在伊朗進行秘密戰的幾千名陸軍特戰隊，海軍的海豹突擊隊，空軍的戰鬥機和直升機。美國陸軍第五特遣大隊配備了熟練掌握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語言人才，是專門為中東訓練的特種兵部隊。他們會被空運到安曼的希巴（ Seeb）建立指揮部，然後，所屬的三個營分別前往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甚至在敵對行動開始之前，就秘密飛抵伊朗，部署在沿西北地區蘇軍部隊入侵途徑的山口附近，他們將選擇性地摧毀道路、橋梁、鐵路線，阻止蘇軍前進。與此同時，其他部隊與伊朗抵抗力量接觸，開始在蘇軍戰線後方組織遊擊隊。
如果伊朗抵抗美軍，海豹突擊隊就迅速搶占阿巴斯和布什爾等重要港口，在守軍來不及組織有效防守前將伊軍殲滅。美國海軍陸戰隊或陸軍王牌遊騎兵迅速空運抵達，確保港口安全，為後續坦克師建立交通紐帶。
在華盛頓郊外一個不起眼的大院裏，駐紮著一支美國陸軍最不為人知的秘密部隊：情報支持行動處（ISA）。行動處始建於1981年3月，是為了解決伊朗人質和後來失敗的營救行動而建立。這是個集人力情報、信號情報、電子情報為一體的新建製用來支持特戰隊行動。行動處最初幾年的作為頗受質疑，英文它的主要任務是為前陸軍特戰隊中校詹姆斯·波格利茲（James “Bo” Gritz）提供財政和情報支持（他後來成為外圍總統候選人），他設計了一項異想天開計劃，打算營救那些越戰後一直被關押在老撾的美軍戰俘。國防部副部長弗蘭克·卡魯奇（Frank Carlucci）在1982年作出決定，暫停了所有行動處的活動，在給負責國防政策的助理部長弗蘭德·艾克（Fred Ikle）備忘錄中，他特別提到對這個機構目無法紀的情況“極度不安。” 第二年，溫伯格頒布了新的情報支持行動處規章，將其置於布拉格堡嚴格控製之下，很快行動處洗麵革心，隨後發展成美軍中一支優秀的部隊。1987年，行動處在約翰·拉齊（John Lackey III）上校指揮下發展到將近400人的規模，分別編成秘密戰、信號采集、通訊聯絡等中隊。
1983年，陸軍高級情報官（ G-2）威廉·奧多姆（William Odom）中將交給情報支持行動處一項任務，在伊朗打通渠道和招募特工支持中央司令部。奧多姆體型消瘦，戴著一副角質架眼鏡，是個學者型軍人。他是蘇聯問題專家，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擔任過的最高職位是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軍事助手。奧多姆認為金斯頓需要基層的伊朗特工，他們熟知道路，可以告訴你哪座橋的承重是多少，可以實實在在地幫助美軍部隊進入伊朗。
“我要的是出租車公司，貨運公司，酒店經理，”奧多姆後來說，“底層招募的人員可以在機場與你見麵，迅速帶領部隊進入該國。” 在陸軍參謀長愛德華·邁耶（Edward C. “Shy” Meyer）的支持下，奧多姆提高了行動處在伊朗人力情報的優先等級，僅次於在歐洲搜集蘇聯情報的優先程度。
金斯頓在坦帕的一批下屬軍官配合下，行動處組建了兩個以伊朗為重點的特殊分隊。E分隊在位於西德法蘭克福九層高樓的法本（IG Farben）大樓裏以偽裝身份工作。在這幢1930年代的建築裏，還有美國陸軍第五軍團（US Army V Corps），以及歐洲和中東地區軍事反間諜和秘密戰指揮部。分隊工作目標是伊朗流亡海外和伊朗國內的抵抗團體。很快行動處又在巴基斯坦建立了辦公點，在那裏操控伊朗境內的行動和特工人員。L分隊的駐地在美國，公開發展與前伊朗軍事官員的關係，通過他們與伊朗的朋友和同事取得聯係，獲得第一手伊朗軍方現狀的信息。
行動處在伊朗內部發展異族關係和分離主義團體方麵不太成功，特別是在西北部庫爾德人地區。奧多姆認為他們應該很自然地成為美國盟友，甚至為美國特種部隊提供備選的庇護所。“我們可以進入庫爾德人地區，” 一名美國陸軍情報官事後說，“但是土耳其人和伊拉克人都不想讓美國挑起庫爾德人分離主義運動，除非由他們操控，生怕麻煩會傳播到他們自己的國家。”
奧多姆的人翻出來一份過去的防禦計劃，代號“阿米什-麥格”，是由第十特戰大隊為巴列維製定的防禦蘇聯入侵伊朗的計劃。計劃包括隧道和從蘇聯阿塞拜疆通往伊朗北部山口的詳細目標數據。巴列維的軍隊使用這個數據預先放置爆破材料，摧毀橋梁和隧道。一位在行動處工作的伊朗人確認，雖然炸藥已經拆除，可是在橋梁樁基和隧道入口處鑽的洞保留了下來。有了這個信息，陸軍特戰隊隻要重新放入炸藥，就可以迅速地封閉蘇聯入侵伊朗必經的重要道路。陸軍分析員事後承認，此舉省去了許多年的調查研究。
然而，行動處惹怒了中情局。在和平時期，中央情報局負有招募所有特工的法律責任，他們視行動處人員為外行。霍華德·哈特（Howard Hart）是中情局老牌特工，是他最先組織為阿富汗聖戰遊擊隊（Mujahideen）提供武器，後來掌管中情局準軍事部隊的特別活動處（ Special Activity Division），他認為軍方在執行敏感任務時缺乏細膩入微的手法。“軍人是愛國者，進行準軍事行動或刺探情報時，通常情況下他們是好心的外行。當軍方派人以中東商人身份到伊朗執行秘密任務時，他們一看就是裝出來的商人，而中情局派出的人的確是一名中東商人。” 當時，美國軍方認為中央情報局也同樣是瞎折騰。在軍隊中常用一個與指揮官或司令部有關的縮寫“C2”，意思是指揮與控製（Command and Control），一名與中情局共事了二十年的美軍高官說，在中央情報局“C2” 的意思是“控製與功勞”（ Control and Credit）。
盡管如此，行動處必須與蘭利協調所有的行動，中情局還是把軍事單位看作是闖進自己地盤的不速之客。奧多姆清楚蘭利想要行動處關門，他的軍官指責中央情報局歪曲行動處存在的問題，1982年時向國會透露的負麵信息幾乎導致行動處被關停。據奧多姆所知，中央情報局暗中破壞五角大樓在伊朗的行動。中情局巴基斯坦站長邀請行動處負責伊朗行動的陸軍軍官參加伊斯蘭堡的一次外交雞尾酒會，他特意與那名軍官待在一起，並且大聲說兩個人在一起工作。由於站長是公開的身份，軍官在公眾場合與他在一起無疑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迫使他離開該國。他的離開中止了軍方在巴基斯坦特工招募工作，中央情報局的這個小動作激怒了五角大樓的許多官員，包括溫伯格。
裏根政府上台時抱有一個信念，蘇聯的冒險主義陰謀是美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問題根源。阿、以衝突要從冷戰的視角來看，因為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挑戰的敘利亞和巴解組織是蘇聯的傀儡。金斯頓和行動處在伊朗發展起來的秘密間諜組織，其任務僅僅是對抗蘇聯，而不是伊斯蘭共和國。這種片麵的觀點淡化了自二戰後，造成該地區一係列爭端的曆史性和地區性原因。說得好聽一點，伊朗革命與情報支持行動處的認知體係格格不入。華盛頓緩慢地改變了這個短視的觀點，開始意識到是伊朗本身，而不是蘇聯，將成為美國控製波斯灣的真正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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