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伊朗在波斯灣的戰爭已經打了八周的時間，戰爭的走向依然不明了。這場戰爭其實是雙方三十多年的積怨和敵意總爆發。從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至今，美、伊之間從未正式宣戰、卻從未停止秘密交鋒。《暮色戰爭》（The Twilight War）這本書詳細記述了大部分史實。作者戴維·克裏斯特（David Crist）不僅是一位曆史學家，更是美國國防部的資深顧問，長期擔任美國中央司令部的首席曆史學家。他出身將門（其父為美軍上將，曾擔任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擁有佛羅裏達大學博士學位，專業背景深厚，可以接觸到五角大樓的機密檔案，其視角深受職業軍官和戰略分析師的影響，書中關於某些特種行動的細節在出版時曾引起情報部門的嚴格審查，引發了關於國家安全與知情權之間界限的討論。 原著於2012年由 Penguin Press 出版，我們今天在YouTube、X、主流媒體上看到的封鎖霍爾姆斯海峽、戰領哈爾克島、油輪戰、水雷戰等等，都在十多年前出版的這本書中談到過。我當年閱讀時隨手翻譯了幾章給家人們看，現在貼上來供有興趣的看客們一讀。
第一章 “心中敬愛的國王”
1979年1月4日，淩晨兩點。
在德國斯圖加特家中熟睡的美國空軍將軍，羅伯特 “荷蘭佬” 海澤爾（Robert “Dutch” Huyser）被一陣保密電話鈴聲驚醒。對五十四歲的海澤爾來說，半夜來電並應是情理之中的事。有危機事件發生時，他必須跟著華盛頓的作息時間走。每當美國東海岸下班時，五角大樓總會有諸多臨時需要征詢的事， 所以就算是四星上將，把你從睡夢中喚醒並不為奇。
海澤爾將軍體型微胖，圓臉上布滿皺紋，是空軍轟炸機部隊造就出來的將領。二戰期間，他曾駕駛四引擎的B-29轟炸日本。冷戰初期，雖然駕駛著同樣機型，卻已掛載著攻擊蘇聯的核彈。隨著美國航空科技的進步，他的職務也在提升。在經曆了B-52轟炸機北越的任務後，他於1975年9月出任要職，任美軍駐歐洲司令部副司令。
在這個半夜來電的一周前，海澤爾與兩個人反複通了無數次電話，一個是他的頂頭上司亞曆山大·黑格將軍（Alexsander Haig），另一個是他多年的故交，新上任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大衛·瓊斯（David Jones），他們在密商前往伊朗執行一次秘密任務。
過去的三年中，海澤爾與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伊朗的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國王建立了很好的私人關係。眼下，一場人民革命運動正在席卷全國，王朝統治處在崩潰邊緣。華盛頓此時希望派出一名高級別軍事特使，前往伊朗配合伊朗軍方工作，但是到底能做些什麽，誰都不清楚。
當代的美國軍隊中少有像黑格這樣善於權術的將軍。他早年曾在專橫跋扈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手下當過副官，所以不但了解東亞的戰場，還領教過華盛頓的官場。黑格公開反對卡特政府對伊朗革命采取的軟弱態度，呼籲美國應為伊朗國王撐腰。而更重要的是，黑格不希望伊朗崩潰所造成的危機給自己的仕途帶來不利。他小心謹慎地與德黑蘭正在上演的這場大戲保持距離。所以，當瓊斯將軍向黑格建議，海澤爾是向伊朗領導層傳遞信息的最佳人選時，當即被海澤爾頂頭上司歐洲聯軍最高司令官黑格否決了。
淩晨兩點鍾，海澤爾拿起電話，聽到黑格生硬的嗓音。“荷蘭佬，我們沒轍了，你要準備去一趟伊朗。”
1977年1月20日，天氣寒冷而晴朗。吉米·卡特總統在宣誓就任總統的時侯，伊朗和波斯灣都不在他的日程上。他雖然清楚中東石油的重要性，卻沒有為美國在獲取中東石油上麵做出努力，而是推出一套政策措施，集中精力解決美國對進口能源日益增長的需求這個結症。
日漸逼近的能源危機成了本屆政府早期的魔咒。總統才入主白宮僅僅兩周的時間，就要全力以赴應對即將爆發的危機。他穿著開身毛衣坐在木椅上，在白宮圖書館火光閃爍的壁爐旁，進行了首次全國電視講話，他告誡聽眾們在節約能源方麵要做出共同的犧牲。
三個月後，卡特再次在電視黃金時間檔露麵。1977年4月18日晚，觀眾們在電視前等著看那部描寫西部淳樸生活的家庭劇《草原小屋》時，他們在電視上卻見到身穿深色西裝，神色凝重的總統。“今晚”，總統提高了嗓門說，盡管他操著婉轉的南方口音，“我要與各位談一件談史上前所未見的難題。除了避免發生戰爭之外，這是你我有生之年要麵對的最嚴峻的挑戰。”
總統警告說，步入80年代後，原油需求將超過全球儲量。他預言隨之而來可怕後果是，工廠關門、失業、失控的通貨膨脹、各國之間激烈爭奪奇缺的能源資源。“如果我們不迅速采取行動，一場撼動自由體製根基的經濟、社會與政治風暴將降臨。”卡特接著道出了總統任期時的名言之一：這次一觸即發的石油危機，“在道德層麵上等同於一場戰爭。”
卡特總統繼承的波斯灣政策，完全是在冷戰的鐵砧上鍛造定型的。早在1946年3月，美國和蘇聯就在該地區見證了第一次危機。當時，蘇聯在二戰後依然賴在伊朗北部不走，甚至命令坦克部隊揮師向伊朗首都德黑蘭推進。隨著美國提出強烈抗議，加之莫斯科並不真心此時開戰，所以最終選擇罷手。此後的三十年時間裏，美國的重點是在歐洲中部與莫斯科對抗，英國則承擔起了在中東地區抵禦蘇聯擴張的責任。英國在該地區有強大的軍事存在，海灣地區的酋長國仍處在英國的殖民保護下。但是，在1968年1月情況發生了變化。由於財政緊張，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悍然宣布英國政府決定撤軍，結束在波斯灣地區長達140年的殖民統治。當大英帝國的米字旗從新獨立的酋長國降下來時，美國正深陷越南戰爭，苦於分身無術，無法派遣軍隊前往海灣地區。
於是，20世紀70年代初，理查德·尼克鬆總統設計出一個少花錢，辦大事的新方案，習慣上被稱為是 “雙支點戰略”（twin pillars strategy）。根據這個設想，美國在波斯灣地區的安全基礎由本地區兩個堅定的反共力量做支撐：伊朗與沙特阿拉伯。沙特擁有驚人的石油財富，還有聖城麥加和麥地那守護者的宗教威望；另外，再加上伊朗強悍的軍事實力。這兩個國家作為美國的戰略代理人遏製蘇聯。亨利·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寫道，“英國撤軍所帶來的權利真空，將由親美的本土國家來填補。” 美國在波斯灣的安全要依靠伊朗國王不斷增強的軍事力量來保護。
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十分樂意扮演這個角色。1953年，在中央情報局協助下，巴列維發動一場恢複王位的政變。此後，巴列維表現出了雄圖大誌，積極擴張，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本色。他在國際外交場合毫不掩飾地宣稱，伊朗必須成為新的地區強國。巴列維國王巧妙地利用美國懼怕共產主義的心理，坐擁1968-1975年的七年中瘋狂增長了24倍的石油美元收入。在金錢和政治雙重加持下，伊朗軍隊迅速發展，成了中東地區最大的軍事力量。除核武器之外，福特和尼克鬆兩屆政府共向伊朗統治者出售了價值120億美元美國武庫中最先進武器裝備。
巴列維肆意使用新采購的軍事裝備挑戰鄰國。1971年11月，在英國最終從海灣撤出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巴林等曾經的殖民地保護國準備宣布獨立之際，巴列維聲稱伊朗享有在波斯灣內有爭議的通布島（Tunb Islands）和阿布穆薩島（Island of Abu Musa）的控製權。島嶼雖小（阿布穆薩的麵積僅有12平方英裏），但是其位置卻極具戰略意義。以阿布穆薩島為例，它扼守在霍爾木茲海峽西向的深水航道上，任何進出海灣的油輪都必須緊挨著島嶼駛過。巴列維國王還支持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叛亂，逼迫時任伊拉克副總統的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在1975年簽了城下之盟《阿爾及爾協議》，將兩國南部邊界劃定在阿拉伯河（Shatt al-Arab）的主航道中心線 — 這條伊拉克唯一的入海咽喉，自此被伊朗分去了一半主權。
卡特總統雖然繼續推行尼克鬆的“雙支點政策”，但少了幾分熱度。他最初希望在波斯灣實行非軍事化，並試著向莫斯科放話，建議雙方減少向第三世界國家銷售武器，包括美方將大幅消減銷售給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武器數量。不僅如此，卡特總統又正式提議，雙方簽署一項消減在印度洋海軍力量的條約，以此為突破口，最終達成在印度洋水域實現非軍事化。可惜，兩項提議最終都淪為走過場，莫斯科斬釘截鐵地反對限製中東買家采購武器，因為這些買家正是購買蘇聯武器的大客戶。
卡特總統的外交政策團隊內部也存在著根本分歧。兩派陣營主要對手的一方是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老牌共和黨外交政策專家，現年49歲波蘭出生的冷戰鷹派人物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另一方是在前兩任民主黨政府裏出任陸軍部長和國防部副部長職位，現年60歲的國務卿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這兩位幕僚雖然都一致讚成卡特總統強調的人權政策的重要性，但在幾乎所有其他重大政策上各執一詞。兩人服務於同一屆政府，但兩人的理念如此南轅北轍，他們所帶來的潛在隱患就不足為奇了。卡特有一位年輕的競選經理漢密爾頓·喬丹（Hamilton Jordan），他在總統上任過渡期時放出話來：“總統就職後，如果你發現萬斯任國務卿，布熱津斯基任國家安全助理，我們肯定會一事無成，我會辭職走人。” 卡特總統不僅同時任命了這兩個人。喬丹自己也沒有辭職，還當了白宮幕僚長。
布熱津斯基和萬斯對波斯灣的看法也完全不同。布熱津斯基支持美國在該地區具有更強大的軍事存在。相較於蘇聯，他將海灣石油看作西方國家的致命弱點，強調要對中東石油擁有絕對權利。如果石油資源變得供不應求，冷戰的下一場戰役將不會在柏林，而是在利雅得或德黑蘭。國務卿萬斯希望淡化美國軍事在海灣地區扮演的角色，他在國務院內部推行的一種觀點是，美國軍隊在波斯灣的存在會適得其反，因為在一個有著長期殖民地遺產和對超級大國的動機極度不信任的地區，最好是讓美國軍隊遠遠避開，而不是在這個地區增加軍事活動。
新國防部長的觀點介乎於兩人之間。哈羅德·布朗（Harold Brown）現年49歲，他年僅22歲時就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他自稱頭腦客觀，有分析能力，是一名出色的科學家。他是作為 “神童” 跟隨肯尼迪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進入五角大樓。布朗在整個60年代的作為給自己贏得了一個實至名歸的溫和派和現實派的名聲。可是，在中東問題上，布朗部長基本上讚成布熱津斯基對蘇聯意圖更鷹派的判斷。布熱津斯基擔心蘇聯意圖控製波斯灣，這一點上他與布熱津斯基的看法不謀而合。“如果蘇聯控製了這個地區，工業化強國和發展中國家事實上就變成了它的附庸國。”
盡管有這些不同聲音存在，華盛頓仍然認為該地區屬於低風險，因為巴列維國王看起來權力根基穩固，並且聽任美國左右。1977年1月，國務院所屬的情報與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作出一份樂觀的報告，印證了情報界對巴列維國王的政治生存前景的預判。“在巴列維國王的治下，伊朗有希望在今後的若幹年裏維持穩定。伊朗的前景良好，起碼到80年代中期之前將一帆風順。” 1977年12月，卡特總統在任期第一年結束時，出訪期間曾順道在德黑蘭做短暫停留，出席了一場盛大的除夕晚會。他借機再次強調對巴列維國王的支持，指出在巴列維國王的領導下，伊朗“是眾多麻煩地區中的一個 ‘安全島’。”
可是，巴列維王朝並非像美國情報界描繪得那麽樂觀。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國王開啟了推進現代化和宗教世俗化進程。他鐵腕實行土地再分配政策，尤其是針對屬於什葉派神職人員的田產領地，此舉無異於切斷了他們的財路和權利上的命根子。他還下令出售國有企業，給予婦女選舉權，甚至允許她們有出任公職的權利，並在學校裏取締教授伊斯蘭教義等措施。國王的邏輯是，伊斯蘭教不僅落後，更是阻礙伊朗現代化的羈絆。然而，他的現代化進程的副作用帶來了快速的社會機構撕裂和與日俱增的不穩定因素。由於伊朗的石油新財富掌握在少數權貴手中，農村失業人數大增，失地的農民湧入城市尋覓生計，德黑蘭人口短時間內激增了五倍。
1975年，巴列維取消了選舉，廢除了名義上的兩個獨立政黨製度，僅支持忠誠於王權的單一黨派，君主立憲製的偽裝徹底消失。得到數千名失業的海歸學子的推波助瀾，反對派運動和德黑蘭街頭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一開始，對巴列維國王的舉措最直言不諱的反對者之一是來自庫姆（Qom）的宗教學者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霍梅尼對社會世俗化的尖銳批評引起國王的警覺。1963年，國王將這名63歲的宗教人士投入監獄，並於次年驅逐出境。流亡在伊拉克什葉派聖城納傑夫（Najaf）的歲月裏，霍梅尼繼續對 “腐朽” 的巴列維王朝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國進行無休止的口誅筆伐。廣大伊朗人民群眾仍然對霍梅尼心存敬意，在反對巴列維的伊斯蘭民眾和非宗教大眾心目中他樹立起一個神諭般的形象。他不傾向參與政治紛爭，而隻提供廣泛的政策性指導，細節留給關鍵的門徒們去處理。許多西方觀察家錯誤地認為，霍梅尼的領導方式是打算扮演一個傳統的什葉派伊瑪目（Imam）的角色，雖說有權有勢，但是超脫在世俗政治之外。然而，霍梅尼十分清楚要把伊朗帶往何處。伊朗的未來既不需要西方民主也不需要君主立憲，他誓言清除一切腐朽的汙垢，完成社會的伊斯蘭化再造。他深信曆史的教訓，王權失道寡助，君主製必須廢除。阿亞圖拉·霍梅尼要把伊朗重新建成伊斯蘭共和國，用清真寺取代王權。
巴列維的權利基石在1977下半年開始瓦解。
霍梅尼的長子猝然離世（死因極可能是心髒病），霍梅尼卻一口咬定是國王及其秘密警察機構薩瓦克（Savak）下得毒手。緊接著，1978年1月7日，官方報刊登出了一篇羞辱霍梅尼的文章，不僅質疑他的宗教地位，甚至談及他的性取向，此舉引爆宗教聖城庫姆的騷亂。在騷亂中，警察對示威者開槍射擊，具體死亡人數有說6人到300人不等。按照伊朗悼念死者的習慣，接下來的40天祭悼期間裏，街道上出現了死寂般的平靜。2月18日，悼念期結束時，伊朗所有主要城市都爆發了抗議槍殺事件的示威。在大不裏士（Tabriz），示威演變成暴力衝突，政府派出軍隊鎮壓，造成逾百人死亡。接下來的數月裏，每次鎮壓行動後都跟著一段哀悼期，然後接著又是一波示威者和政府安全部隊的衝突，血色循環，周而複始。
襲擊事件和暴力烈度持續升級，特別是酒肆和電影院等被視為是西化和腐朽生活方式成了重點目標。其中最令人發指的慘劇發生在港口城市阿巴丹，支持霍梅尼的人縱火焚燒了一棟兩層商業建築內的雷克斯電影院（Cinema Rex），濃煙迅速吞噬了整個影院，400多人葬身火海，許多人是在座位上被活活燒死。在中東，陰謀論總是比真相更有市場。盡管證據指向是霍梅尼的支持者所為，民間卻瘋傳是政府是為了抹黑宗教反對派而自導自演。這一謠言讓許多持觀望態度的人轉變了立場，倒向了國王的對立麵，這標誌著巴列維二十五年的統治開始走向終結。
巴列維發現自己身處困境。如果出手鎮壓，肯定會招致美國對他無視人權的做法發難。要是坐視不管，必將助長反對派氣焰。他選擇了按兵不動。7月22日，他召見薩瓦克的頭目，商討示威者的事情。會議的結論是，巴列維明令使用武力鎮壓示威，批準軍隊開槍射擊。可是這項命令根本沒有執行，因為由平民組成的義務兵軍隊拒絕朝同胞開火。僅僅不到一個月後的8月19日，國王改弦更張，釋放了711名政治犯，這些人又立刻投入到街頭戰中去。中央情報局專責伊朗的近東事務主管在一份備忘錄中精辟地總結了這場悲劇：“準確地說，國王在伊朗現代化努力中釋放出一股出人意料、卻真實強大的反作用力。如今，無論是戒嚴令或向反對派施以小恩小惠，均無法控製局麵。”
在伊朗政府施壓之下，或許是未雨綢繆，也為了平息本國占多數人口的什葉派騷亂苗頭，伊拉克政府對霍梅尼下達逐客令，試圖切斷霍梅尼與伊朗民眾的聯係。霍梅尼起初想到科威特暫避，卻被埃米爾（Emir）拒絕入境。沒想到這場閉門羹卻成了塞翁失馬。
曾旅居美國的心腹顧問易卜拉欣·亞茲迪（Ebrahim Yazdi） 極力勸說霍梅尼轉往一個民主國家避難，因為亞茲迪深知，言論自由的環境可以幫助霍梅尼傳播他的主張。就這樣，霍梅尼搬進了巴黎郊區諾夫勒堡（Neauphle-le-Chateau）的一處住所。他發現，擺脫了伊拉克社會複興黨（Baath Party）的專製桎梏，富於同情心的西方媒體為他的革命言論提供了一個更為通暢的傳播渠道。在巴黎的最初幾個月裏，阿亞圖拉·霍梅尼接受了多達450次采訪，發起了一場針精心策劃反對君主製的媒體攻勢。
抗議活動勢如燎原，支持者把霍梅尼的講話錄音偷運回伊朗。技術官僚、民主改革派、共產主義者、以及滿腹牢騷的商人們都加入到不斷升級的示威中。石油工人宣布罷工。12月初，當成千上萬示威者走上街頭時，暴力活動達到白熱化程度。與此同時，霍梅尼批準把一批批支持他的人，送往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等地，開始接受遊擊戰訓練，準備與對手就爭奪伊朗控製權進行長期武裝鬥爭。
國王所麵臨的困境讓華盛頓的官方始料不及。最初，美國政府根本沒有把反對派中的宗教勢力當作一回事。“以往從來沒有發生過伊斯蘭革命，” 時任國務院伊朗事務的專員亨利·普雷希特（Henry Precht）說。盡管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規模大位居世界第五，但鮮有美國外交人員能夠體察到街頭上彌漫的民情。國王牢牢掌控著外交人員可以得到的信息，而國務院不鼓勵外交人員外出與異見人士接觸，特別是那些宗教領袖。正如一名政務官員回憶的那樣，“我相信在大使館裏根本找到一位認識毛拉（mullah）的人。”
中央情報局曾投入巨大資源監視蘇聯動向，並且死死盯著伊朗境內的共產主義者，情報收集的努力並沒有放在招募伊朗內部眼線上麵。一名退休的中情局特工調侃道 “畢竟我們有國王的秘密警察負責通風報信。” 兩家情報機構曾聯手追查過 “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MEK）。這是一個由多派別組成的伊斯蘭左翼組織，該組織曾發動過一係列刺殺在伊美國人的恐怖活動，包括在中東地區首次使用自製炸彈，把美國空軍準將哈羅德·普萊斯（Harold Price）炸成重傷。盡管中情局對伊朗的關鍵軍政領導人進行過背景研究，但絕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努力基於在該地區與蘇聯的影響力進行抗爭。在1976年的一份自我評估報告中，中情局得出的結論是，“總體來說，駐外機構的匯報內容在絕大多數議題上令人滿意。”
美國情報界的一項重大疏忽是沒有研究國王本人。1974年，一名法國著名血液病專家讓·貝爾納（Jean Bernard）秘密飛抵德黑蘭，為患有脾腺腫大的國王診病。貝爾納的診斷觸目驚心，國王患有嚴重的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和原發性巨球蛋白血症。國王唯恐病情信息泄露出去，斷然拒絕進行複查或治療。雖然德黑蘭常有國王健康出問題傳言，華盛頓卻對他的病情一無所知。病魔使巴列維日益消沉，沉默寡言。與此同時，華盛頓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卻絲毫不知這位為美國捍衛波斯灣石油利益的人已經病入膏肓。
伊朗的動蕩局勢造成卡特政府內部分成兩派。布熱津斯基主張國王訴諸武力，彈壓反抗力量。他深信美國需要對這位君主展現出無保留的支持，並且提議派出一艘航空母艦前往安曼灣以表明態度。而國務卿萬斯則警告說，伊朗人對美軍在該地區的行動會解釋為入侵的前奏。萬斯認為美國應該協助伊朗完成從專製政體向民主政體的過渡。
總統本人則舉棋不定，他從個人情感上傾向於支持伊朗反對派所標榜的民主改革，另一方麵他也意識到，如果巴列維政權被推翻，將是美國一場嚴重的戰略性災難。國王的人權記錄並不光彩，常有關押和虐待持不同政見者的事件發生，總統也為此始終感到困擾。可是，伊朗領導人始終如一地支持以色列，以及卡特促使以色列和埃及在1978年9月簽署的戴維營協議。正是因為伊朗承諾向以色列保證燃油供應，以色列最終下決心撤出西奈半島，放棄半島西部阿布魯底斯（Abu Rudeis）油田的控製權。
為了彰顯美國支持伊朗的決心，卡特最終同意派遣一艘航空母艦前往伊朗附近海岸。同時，指派國防部副部長沃倫·克裏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召見伊朗駐美國大使，傳達卡特總統對巴列維毫無保留的支持。沃倫·克裏斯托弗是個盡職盡責的人，但沒有什麽個性，後來在克林頓政府出任國務卿（1993-1997）。一周後，卡特總統親自給巴列維國王發去一封便函：“在此，請允許我再次向您致以最誠摯的祝願，希望您繼續致力於伊朗的社會和政治改革，並且取得成功。”
當時美國駐伊朗的大使是老牌外交官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他衣著入時，舉止優雅，滿頭白發。在此之前，沙利文已經有兩次出任大使職位的經曆，其中包括越戰高峰時期任駐老撾大使。他對外交政策中的陰暗麵並不陌生，因為他派駐老撾時，曾鼎力支持中央情報局主導的針對北越的秘密戰爭。
沙利文急於與霍梅尼展開對話。當巴列維向他灌輸霍梅尼的支持者都是“地下共產黨人”時，沙利文對此嗤之以鼻。他反駁說，什葉派伊斯蘭教派的影響力遠比任何西方意識形態，特別是無神論共產主義強大。在沙利文看來，霍梅尼的支持者是反政府運動背後的真正力量，可以作為抵抗共產主義滲透的一個天然屏障。他告誡華盛頓，任何後巴列維時代的政府若想實現向民主政體的有序過渡，都繞不開霍梅尼的支持。華盛頓越早認識到這一點，美國在與未來的伊朗打交道時，就能處於更有利的地位。
布熱津斯基反對沙利文對德黑蘭形勢的觀點。他告訴沙利文，這不是在巴列維或民主製度之間做選擇。如果巴列維倒台，霍梅尼會將不可避免地把新政府推向神權政體。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開始繞過沙利文，與伊朗政府內的強硬派秘密商討軍事接管。1978年10月28日，布熱津斯基在白宮與中央情報局局長斯坦菲爾德·特納見麵，要求中情局搜集用於削弱反對派勢力的信息，鞏固巴列維的地位。特納表示同意，但提醒布熱津斯基，許多國會議員視巴列維極端獨裁，不會批準旨在維係他現政權的秘密行動。
幾天後特納回複說，中央情報局可以在短時期內幫助巴列維保住政權，由此給予伊朗政府喘息的機會，但是，巴列維必須使用“極限武力”手段才能奏效。中央情報局分析人員警告說，從長遠觀點來看，武力無法解決巴列維的問題，他必須盡快采取措施，建立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文官政府。
布熱津斯基沒有就此罷手，繼續追問沙利文，如果巴列維願意使用極限武力彈壓反對派，軍事接管的勝算有多大。沙利文在多次氣氛緊張的電話中反駁軍事接管的可能性。然而，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軍事接管的成功機會也隨之喪失。更重要的一點是，沙利文說保衛美國的長期利益將付出極高的代價，會有大量人員傷亡，國家的民主進程也將付之東流。沙利文再次提出與反對派接觸，但被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斷然拒絕。接下來的日子裏，兩人在這件事情上的爭論愈加激烈，經常在電話中高聲爭執，旁邊房間裏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1978年9月8日，大批示威者聚集在德黑蘭的亞拉赫廣場（Jaleh Square），他們根本不知道巴列維在前一天已經頒布了戒嚴令。當軍隊抵達時，抗議活動開始發生暴力衝突，緊張之中士兵朝人群開了槍。平民實際死亡人數不到一百人，而成千上萬和平示威民眾，包括許多婦女在內被打死的新聞不脛而走。這一天在伊朗被稱為黑色星期五。大屠殺的消息讓巴列維和示威民眾倍感震驚，同時也讓後者認真反思他們的行動。然而，中央情報局資深分析員和伊朗軍史學者斯蒂文·沃德（Steven Ward）說，“政府隨後處置不力，錯過了一個可能最佳重新掌控局麵的機會之一。”正在反對派不知所措之時，巴列維選擇與他們調解。他撤了安全部隊軍官的職，釋放了被關押的反對派，把自己的秘密警察特工關進牢房，下令軍隊隻能朝民眾上空開槍。巴列維此舉不但沒有平息革命人士，反而被當作軟弱和優柔寡斷的表現，反對派變得更加無所忌憚。
黑色星期五的幾天後，卡特總統致電巴列維，強調美國對他一如既往的支持，同時強調放寬政策的重要性。為了顯示美國的支持，巴列維把電話內容隻字不漏地刊登在報刊上。結果事與願違，這條消息在伊朗民眾的眼裏，亞拉赫廣場血腥屠殺幾千名手無寸鐵民眾的政府後麵原來是美國，這更激起對巴列維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華盛頓的仇恨。
1978年11月，斯坦利·埃斯庫德羅（Stanley Escudero）抵達德黑蘭，目的是深入了解在德黑蘭街上發生的事情。埃斯庫德羅是佛羅裏達州德通納市（Daytona）墨西哥後裔，是年齡一名35歲的外交官，曾有四年駐外使館的經曆。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波斯語，深色頭發和黝黑膚色很像當地人。不過，他承認自己的相貌更像是邊遠地區的阿塞拜疆人，而不像德黑蘭人。70年代初時，他派駐伊朗的經曆對日後的職務升遷沒有什麽益處。他雖然沒有預見到巴列維眼下的困境，但是公開質疑巴列維王朝的執政長期性，以及巴列維兒子執政的可能性。這就惹惱了國務院的高層，基辛格和國務院不想聽到這些言論。埃斯庫德羅的言論不僅偏離了既定方針，而且還多次與國王的反對者，尤其是宗教領袖會麵，使其一錯再錯。“對美國來說伊朗實在太重要了，” 他事後說。“我堅信，不管將來是巴列維或者反對派領導伊朗，與他們保持接觸對我們會有益處，這個說法在華盛頓不吃香。” 埃斯庫德羅被調往國務院當時不太知名的國際組織事務局（Bureau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似乎前途堪憂。但是，巴列維的問題讓埃斯庫德羅的角色再次登場。1978年秋，負責近東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哈羅德·桑德斯（Harold Saunders），和負責伊朗事務的專員亨利·普雷希特分別問埃斯庫德羅是否願意返回德黑蘭，評估一下反對派情況，了解巴列維是否有撐下去的可能。
埃斯庫德羅不情願地答道，“你們是要我再去接觸那些一開始就讓我惹上麻煩的人，還要把一些你明知不符合當前政策的情況講給你們聽嗎？”
桑德斯和普雷希特都承認，埃斯庫德羅對巴列維的預測是正確的。他們補充說，“我們找不出任何有生還機會的人。” 埃斯庫德羅決定接受這項任務。“因為我年輕，愛幹傻事，” 許多年後他笑著說。
抵達德黑蘭後，他身穿伊朗人的服裝，胡子修剪成普通伊朗男人的式樣，喬裝成當地人，滲透進革命組織。為了不露馬腳，他與大使館保持距離，隻在夜裏才去向沙利文匯報最新信息。他住在可靠的伊朗朋友公寓裏，為了自己和他們的安全，不得不經常搬家。
埃斯庫德羅前往庫姆，見到了阿亞圖拉·薩義德·沙裏亞特-馬達裏（Ayatollah Sayed Shariat-Madari）。此人是巴列維的反對派，但是沒有霍梅尼那麽極端，而是更看好與美國的關係。埃斯庫德羅還假扮成記者，會見霍梅尼派別裏的宗教領袖，搜集他們對叛亂活動的看法，證實了布熱津斯基對霍梅尼真實意圖的判斷，佐證了沙利文認為霍梅尼對伊朗未來重要性的直覺。他還發現宗教領袖在發動反政府示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示威行動組織的井井有條，”他注意到。負責組織的人佩戴臂章，維護秩序，指揮高喊口號， 把各路團夥統一起來。示威人群包含了各派反對巴列維的力量，而伊斯蘭運動的成員是組織最嚴密，資金最充足。在德國漢堡的默哈邁德·貝赫什迪（Mohammad Beheshti）是霍梅尼的支持者，他能說流利的英語，是霍梅尼在漢堡的代理人，他在指導示威行動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偽裝成學生的埃斯庫德羅潛入反抗巴列維的暴亂組織裏，混在幾千人的隊伍中，在街上與皇室軍隊對峙，揮拳高喊“處死巴列維！處死巴列維！”任務的風險極高，倘若學生或宗教人員發現他們中間有一名美國外交人員的話，他必死無疑。
埃斯庫德羅很快就意識到，用不了多久巴列維就會倒台。他的情報支持了沙利文的觀點，王朝無法逃脫被推翻的命運。在發給萬斯和布熱津斯基的多份電報中，沙利文大使寫道，在革命運動失控和爛攤子無法挽救前，唯一的方案就是促成一個民選政府。
喬治·保爾（George Ball）曾在尼克鬆和卡特兩任政府期間專門處理中東事務，並幫助尼克鬆建立了雙支柱戰略，是個老牌外交官和中東事務專家。他支持埃斯庫德羅的看法，並在1978年12月12日提交給總統一份報告，重複了埃斯庫德羅的觀點。他直言不諱地稱，巴列維必須立即行動，除了保留武裝部隊總司令一職外，實現向文官政府過渡，並且交出全部權利。不然的話，保爾預言，“巴列維將垮台。”
為了挽救巴列維，卡特非常勉強批準了首次在伊朗的秘密行動。總統雖然極其反感此類做法，不過最終還是同意試一試。中央情報局啟動了一項有限心理戰宣傳攻勢，高調宣傳屬於伊朗共產黨組織的伊朗人民黨（Tudeh Party）支持霍梅尼返回伊朗，以此希望贏得反共組織對巴列維的支持，進而削弱反對派運動。心理戰以失敗告終，中央情報局在一個多月後終止行動。伊朗示威者指責美國大使館是個“間諜窩”，一名白宮資深人員寫信給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伊朗人指控我們利用大使館大搞間諜活動，可實際上我們幾乎什麽也沒幹，諷刺意味實在太大了。”
1978年的聖誕節即將來臨，悲觀情緒籠罩著華盛頓和德黑蘭這兩個國家的首都 。為了象征性地節約能源，卡特總統命令關閉白宮南草坪的國家聖誕樹燈飾。沙利文寫道，在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裏唯一能聽到的聖誕唱聲是“一群衣衫不整的年輕人，在大使館附近遊行時的高聲呼喊 ‘美國佬，滾回去。’”
1979年1月4日，海澤爾將軍抵達伊朗首都。驅車駛過德黑蘭時，眼前的景象讓他吃驚不小，昔日生機勃勃的城市變得商戶緊閉，空蕩蕩的街道沒有了平常忙碌紛亂的交通。
考慮到黑格反對這次任務，惴惴不安的海澤爾堅持讓國防部長布朗給他一份書麵指令。他在赴德黑蘭前收到了文件，可是指令就像美國在處理這場危機的政策時一樣語焉不詳。海澤爾受命向巴列維轉達的信息是，美國總統將一如既往地支持伊朗軍隊，因為軍隊是過渡到穩定的新政府的關鍵環節：“為協助一個負責任的文官政府有效運作，伊朗軍方應盡其所能保持強大和完整，這一點至關重要，”指令中如此寫道。“伊朗軍方在經曆這場時代變革之際應該清楚，從總統到基層的美國軍方和美國政府都是他們堅強的後盾。” 海澤爾依然不清楚，他究竟要向伊朗軍方傳遞什麽信息。萬斯打算告訴伊朗的將領們，美國支持伊朗過渡到民選政府。可是，布熱津斯基卻讓海澤爾給伊朗軍方開綠燈，發動政變，實行戒嚴令，接管政府。海澤爾的指令讀起來模棱兩可，這反映出兩個相對立場的折衷，也讓送信人和收信人全都一頭霧水。
海澤爾來到大使館見沙利文大使，這是一個月裏多次會麵的首次。“巴列維完了，”大使硬生生地對海澤爾說。“軍隊已經瓦解，什麽事情都幹不成了。” 阿亞圖拉·霍梅尼和一個伊斯蘭政府要比一場軍事政變更好，美國越快著手修複與強大的宗教勢力的關係，對美國的長期利益越有利。然而，考慮到霍梅尼可能消弱巴列維已經十分脆弱的權威，卡特政府禁止與霍梅尼進行任何接觸。作為回應，沙利文給萬斯發去一份措辭犀利的信，敦促與霍梅尼直接對話。“如您所知，總統沒有派一名特使赴巴黎麵見霍梅尼，這是一個嚴重或許無法挽回的錯誤。我無法理解做出這項糟糕決定的原因。我敦促您與哈羅德·布朗務必在此事上保持清醒。”
第二天早上，1月11日，海澤爾和沙利文從大使館穿過城區，前往巴列維豪華的王宮麵呈總統的信，並且要討論伊朗領導人的前景。他們看到的是巴列維憔悴不堪樣子，國王沒有穿自危機開始以來一直在身的軍服，而是一反常態穿了件深色西服。誰都能一眼看出他疾病纏身，完全失去了他維係政治生命所需的活力和意誌。
稍事寒暄後，巴列維提出一個可能性，準備離開伊朗去“休長假”。他期望這有助於平息街頭的示威活動，很明顯他幻想等局勢平靜後再回歸王位。“我該什麽時候走？”他問。
沙利文馬上答道，“越快越好，這樣對大家都有益。”巴列維同意了。
會見結束時，海澤爾將軍想起五個月前，在巴列維出麻煩時兩人的一次談話。巴列維當時斬釘截鐵地告訴這位空軍將軍，他不會丟掉控製權。“究竟發生了什麽事，陛下？”海澤爾問道。
巴列維靜靜地思索了一會兒，透過厚厚的眼鏡盯著沙利文。“你們的最高統帥與我不同，我實際上徒有其名，因此，讓我下令那就有必要…” 他停頓了一下。“作為最高統帥，你能下令殺害自己的人民嗎？”
1979年1月16日，巴列維離開伊朗前往埃及去“休長假”。之後他再也沒有回伊朗。成千上萬興奮的伊朗民眾上街慶祝，活動直至夜幕降臨才結束。海澤爾穿過昏暗的大使館，到保密室去與華盛頓進行晚間通話。四周出奇的安靜，但是，海澤爾卻感受到 “一種異樣的氣氛。”
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裏，海澤爾將軍多次與伊朗軍方領導會麵，他協助製定了一係列維持秩序和確保平穩過渡的軍事備選方案。其中最極端的是C方案，即以軍事政變形式粉碎任何罷工和抵抗行動，奪回國家控製權。當海澤爾在保密電話會議裏向布熱津斯基和布朗反饋情況時，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抓住這個軍事備選方案不放，因為這與他一貫支持用軍事接管來維持一個親美政府的觀點不謀而合。“政變備選方案值得考慮，”布熱津斯基強調。“軍方能實施這個方案嗎？”
“是的，”海澤爾將軍回答，“隻要軍隊沒有出現分裂。”
由於征招入伍的士兵沒膽量殺戮伊朗同胞，所以軍隊否能朝反對派開槍不確定。除此之外，巴列維對軍隊領導層控製極嚴，不獎勵那些自作主張的將領。
2月1日，霍梅尼乘機返回德黑蘭，五百多萬人湧上街頭歡迎他。在海澤爾的要求下，伊朗軍隊為霍梅尼提供了安保和護衛，甚至派了一架直升機前往市區。整個場麵有些怪異，因為巴列維的軍隊高層為一個他們為之唾棄的人安排了儀仗隊和護衛。
2月9日晚，伊朗電視台重播了霍梅尼回國的消息，煽動駐紮在德黑蘭東部伊朗空軍司令部基地的一批下級技術軍官霍馬法蘭（Homafaran，相當於美軍的尉官）公開反對巴列維。霍馬法蘭與巴列維的精銳“長生軍”（Immortals）的一支分隊發生衝突。第二天，霍馬法蘭強行衝進一座軍火庫，開始將武器分發給其他叛軍和右翼同情者。2月11日，叛軍與伊朗軍隊之間的激烈衝突隨即在城市各處展開，這一天在伊朗仍然作為全國節日慶祝，稱為伊斯蘭革命勝利日。一夥暴徒衝擊了相當於伊朗五角大樓的總參謀部（Supreme Staff Headquarters），大批士兵嘩變，在參謀部大樓外擊斃了陸軍總參謀長。一天下來，舊政權的殘餘被一掃而光，幾乎全部伊朗軍方高層都被關進監獄。
海澤爾回到斯圖加特一周後，他在與黑格一起閑聊黑格的退役想法時，一名助手打斷了他們，說有華盛頓來的重要電話。黑格和海澤爾兩人同時拿起電話，電話的另一頭是國防部副部長查爾斯·鄧肯（Charles Duncan），布熱津斯基，還有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瓊斯將軍（General Jones），他們剛剛在白宮開完會離開。白宮會議最終做出一項決定，由歐洲司令部編製一項軍事幹涉伊朗的計劃。盡管總統沒有決定實施這項計劃，而駐紮在布拉格堡（ Fort Bragg）的陸軍第82空降師已經進入戰備狀態。瓊斯問海澤爾將軍願意返回德黑蘭執行軍事接管任務嗎？
簡直難以置信，海澤爾心裏尋思，“我在德黑蘭時，伊朗軍隊還沒亂套，他們為什麽不問這個問題呢？”
“閣下，讓我考慮考慮，” 海澤爾強壓著火氣說道，“前提是資金不能受限製，我親手挑選10-12名將軍和一萬名美軍精銳部隊，因為眼下我無法知道有多少可以依賴的伊朗軍隊。最後，國內必須給予全力支持。” 電話的另一頭沒有聲音。
沉默了好一會，海澤爾接著說。“我覺得在場的人並沒有準備好采取這類行動，我相信行動也得不到美國人民的支持。答案顯而易見，因為行不通。”
布熱津斯基又提了幾個無關痛癢的問題，瓊斯問黑格有沒有什麽意見。“沒有，”黑格生硬地回答。對話就此結束，此後再也沒有提起政變或美國軍事幹涉的事。
一方麵新的伊斯蘭共和國想留下專業軍官管理軍隊，另一方麵，政府迅速清洗伊朗軍隊中頑固不化的保皇派。海軍中校賽義德·讚加內（Said Zanganeh）在被清洗之列。他中等身材，開始禿頂，是個功名卓著、很有氣度的軍官。他於1964年加入伊朗皇家海軍，1977年，也就是革命爆發的兩年前，讚加內成為伊朗新組建的導彈快艇縱隊第一任指揮官。縱隊快艇均由法國建造，每一艘快艇裝備有美製魚叉式（Harpoon）反艦導彈，可以攻擊60海裏以外的目標艦船。
革命日後，讚加內接到命令，必須參加一名高級神職人員召集的會議。“你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位敬愛的國王，我們必須徹底將他鏟除掉，” 神職人員對與會的軍官們說。雖然這句話不帶脅迫的語氣，但他的意圖再清楚不過。
讚加內是世俗化穆斯林，是堅定的巴列維支持者，他絕不想為一個由落後無知的宗教人士統治的政府工作。巴列維離開伊朗後，他走進空蕩蕩的海軍參謀長辦公室，簽署了他的辭呈。
幾天後，一名由教士擔任的新海軍將官把讚加內招到辦公室。“你為什麽要辭職？我查看了你的檔案，你與巴列維以及他犯下的罪行沒有政治關聯。”
讚加內用了一個教士能夠理解的比喻做回答。“我不像你那樣了解伊斯蘭教，不過，我懂得一個道理，如果我是個已婚女人，就算阿裏是個大好人，阿裏讓我與他上床，我依然不會答應。”
教士兩眼死死盯著讚加內，簽字批準了辭職。讚加內急忙走出辦公室，滿心以為自己的傲慢態度一定會招來腦後的一顆子彈。所幸的是，他活著走出大樓，第二年他遠走高飛去了美國。
卡特政府希望與伊朗新政府保持正常外交關係。霍梅尼親自指定了伊朗臨時政府的第一位總理，時年72歲的邁赫迪·巴紮爾甘（Mehdi Bazargan）。他是虔誠的穆斯林，同時也是世俗民主主義者，讚同繼續與美國保持交往。
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縮減了領事業務，盡管在2月份時，受革命思潮影響的左翼學生曾一度占領了美國大使館6個小時之久，大使館仍然沒有閉館。霍梅尼隨即下令學生撤離大使館，他不願讓馬克思主義者 — 這一日益構成權力挑戰的對手 — 獲得這樣一場宣傳上的勝利。但是，這次占領使館的事件隻是即將發生的事件前兆。
1979年3月，當沙利文卸任大使一職時，卡特提名另一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官沃爾特·卡特勒（Walter Cutler）接任。伊朗新政府處決了一名與巴列維關係密切的著名伊朗裔猶太商人後，紐約參議員雅各布·賈維茨（Jacob Javits）越來越察覺到新政府的反猶太主義態度，他力促通過一項指責伊朗新政府的決議。這一舉動引發了伊朗的暴力示威，伊朗民眾在有27英畝麵積的美國使館外麵撕毀美國國旗，在大使館牆上塗寫反美塗鴉。國務院取消了卡特勒大使提名，1979年6月58歲的布魯斯·萊茵金（Bruce Laingen）被指定為新的臨時代辦和美國在伊朗的最高級別外交官。萊茵金曾是海軍軍官，二戰期間在太平洋地區服役。1953年，美國策劃的扶持巴列維上台的政變後，他曾派駐過德黑蘭。
萊茵金繼續與伊朗官員會麵，試圖恢複兩國關係。他麵臨的主要難題之一是要搞清楚，賣給伊朗的價值幾十億美元的武器裝備和備件，不管是在運往伊朗途中還是仍在美國倉庫中的情況。毫不奇怪，伊朗很想得到這些裝備物資，可是美國感到忐忑不安。軍事物資可能會落到伊朗這個潛在敵人之手，新的伊朗政府也可能依然是對抗蘇聯的盟友，美國必須在這兩種可能性之間做出權衡。
總理巴紮爾甘在8月11日與萊茵金會談時表示意願，希望兩國有緊密合作。然而，他聲明美國政府對巴列維的支持是兩國友好的障礙。萊茵金答道，他的政府無意重新扶持巴列維執政。巴紮爾幹對這番保證表示懷疑。
1979年6月，伊朗副總理前往瑞典會見美國官員。美國代表團中有中央情報局裏最出色的伊朗問題專家之一，50歲的喬治·卡夫（George Cave）。他又高又瘦，舉止文靜，喜歡沉思，波斯語純熟，曾經兩次派駐伊朗，第一次是1958年。這批人是來麵談恢複兩國關係的事宜。在接下來的兩個月的會談裏，雙方商定了一個框架，準備在德黑蘭進行更實質性的談判。中央情報局派遣負責近東地區國家的情報官羅伯特·艾姆斯（Robert Ames）前往德黑蘭，與萊茵金和其他國務院高級官員一起，討論如何改進兩國關係。他們在德黑蘭多次與一位立場強硬但是態度客氣的教士阿亞圖拉·默哈邁德·貝赫什迪（Ayatollah Mohammad Beheshti）見麵。他是伊朗僅次於霍梅尼有權勢的教士，還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新憲法的主要執筆人之一。霍梅尼新建立了一個神秘的革命委員，成員由毛拉和忠誠的伊斯蘭教徒組成，他們是隱身在巴紮爾甘後麵真正的實力。貝赫什迪是革命委員會的重要領導人。雖然貝赫什迪對美國沒有好感，可是他支持恢複兩國關係的談判。
1979年的秋天裏，美國談判人員一直在進行秘密會談，在化解雙邊分歧方麵進展緩慢。1979年11月1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和伊朗總理貝赫什迪在阿爾及爾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布熱津斯基告訴伊朗代表團，美國承認伊朗的革命，沒有計劃讓巴列維複職。然而，美、伊在談判的消息被泄露，激進的學生憤怒無比，伊朗領導人不希望外界知道他們在與大撒旦談判，因此雙方會談嘎然終止。
1979年10月23日，布魯斯·萊茵金坐在使館住宅裏的早餐桌前，一名陸戰隊衛兵送來一份急電。電文說美國政府已經決定允許巴列維赴美國治療癌症，指示萊茵金通知伊朗政府，巴列維赴美完全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巴列維病重，他在國會的支持者們遊說卡特總統同意接納他。總統勉強答應了請求。
萊茵金清楚，伊朗新政府沒人會相信這個說法，所以他向國務院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伊朗局勢尚處於不穩定狀態，民眾對任何美國和巴列維重新合作的跡象，都會表示出公開的敵意。這是一項重大錯誤，因為萊茵金或國務院其他精通伊朗事務的同僚都毫不懷疑伊朗會有什麽反應：他們會強行占領大使館。
喬治·卡夫在巴黎時收到電報，要求他返回德黑蘭，協助萊茵金向伊朗政府解釋為什麽允許巴列維進入美國。他打電話給萊茵金。“布魯斯，我覺得幫不了你什麽忙。”
“是呀，”布魯斯答道。“你隻能增加一個被困在大使館裏的人。”
“沒有伊朗人相信巴列維去美國是出於人道主義原因，”一名在西方受教育的工程師和革命運動早期的支持者穆赫辛·薩澤伽拉（Mohsen Sazegara）說。“美國支持巴列維，會讓他重新掌權，推翻革命政府。所有伊朗人都相信這一點。” 巴列維患癌的謠言在德黑蘭流傳了許多年。對新的革命政府來說，華盛頓及其無孔不入的情報機構肯定清楚巴列維的病情。忽然間允許巴列維去美國就更顯得心懷鬼胎，萊茵金的解釋聽起來荒唐可笑。
萊茵金和卡夫的預言成為現實。11月1日，出現第一次大規模反美遊行，除了有人投擲石塊，沒有發生其他事情。11月3日晚，萊茵金參加伊朗外交部舉辦的一場電影首映式，觀看一部伊朗革命運動的新紀錄片。盡管電影主題是反美宣傳，萊茵金仍覺得有意思，主要是因為影片中有2月份暴徒衝擊美國大使館的片段。第二天，萊茵金在外交部參加一個會議時，有消息說學生們企圖翻過大使館圍牆。他設法驅車返回大使館，可是使館人員警告他遠離使館，因為情況已經變得十分危急。萊茵金回到伊朗外交部後，找到一個外線電話，向華盛頓通報了大使館越來愈糟的情況。
當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發生騷亂的消息傳到德國帕奇營區（Patch Barracks）時（黑格在歐洲的司令部），剛剛晉升的陸戰隊準將喬治·克裏斯特（George Crist）是J-3分管作戰的參謀，負責跟蹤事件進展。他迅速來到作戰中心，拿起一部非保密電話，撥通大使館的號碼，想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電話鈴聲響了幾聲，電話另一邊有個人說起了波斯語。克裏斯特問了一個問題，發現此人不懂英語。
“我需要個說波斯語的！”克裏斯特高喊，歐洲司令部的軍官們慌忙去樓裏找能與對方說波斯語的人。司令部有幾百號人，其中包括情報部門，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講波斯語。經過幾分鍾雞對鴨講的對話，困惑的伊朗學生失去了興趣，掛了電話。
一批伊朗各大學的學生密謀發動一場占領大使館的協同行動。他們受霍梅尼最近發表的反美聲明的鼓動，自稱 “穆斯林學生伊瑪目門徒”（Muslim Student Followers of the Imam's Line），決定給予大撒旦沉重打擊。雖然，美國允許巴列維入境是導火索，其實計劃衝擊大使館的計劃早在9月份就已經開始。陸戰隊衛兵使用了大量催淚彈，仍未能夠阻止暴徒。萊茵金請求伊朗安全部隊派人驅散學生，結果也沒有實現。很快，在為之愕然的全世界媒體前，使館人員全被抓起來，蒙住眼睛，捆綁起來遊街示眾。
起初，學生們本想隻占領使館幾個小時，有點像60年代美國示威的學生在伊朗的翻版。那時的示威者們占領總統辦公室，抽他的雪茄煙，發表幾個聲明，自鳴得意地宣稱勇於反抗權勢，然後散去。
但是，占領使館的事件一旦發生，便開始失控。外交部長易卜拉欣·亞茲迪聯係霍梅尼，得到許可並前往大使館命令學生們撤離。可是，霍梅尼又馬上改變了主意。他事先並不知道學生們的行動，而占領大使館行動為他提供了一個機會。霍梅尼一直視改革派和民族主義派為他心目中伊斯蘭共和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因此，他需要以犧牲革命運動中的對手為代價，鞏固自己力量，號召公眾站在伊斯蘭主義身後。霍梅尼公開支持占領使館行動。第二天，巴紮爾甘和亞迪茲，以及其他溫和派為表示抗議而辭職。因此，僅剩下革命委員會和伊斯蘭主義派獨自掌權。在接下來的一年中，霍梅尼的支持者將僅剩的溫和派和非宗教人士全部從權利位置上清除。
隨後的444天裏，包括萊茵金在內的52名美國人被伊朗激進學生作為人質扣押。吉米·卡特總統凍結了伊朗金融財產，中斷了外交關係，嚐試不同途徑和平解決危機。美國政府內部就如何解決危機出現分歧，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讚成動武，而賽勒斯·萬斯擔心動武將會給人質帶來嚴重後果，卡特站在萬斯一邊，拒絕采取軍事行動。
複雜局麵的壓力對總統產生巨大影響。他仔細研判政策細節，閱讀海量文件和汲取信息的能力讓白宮工作人員倍感欽佩，退還回來的長篇備忘錄底頁上有他的親筆批注，還經常滿篇更正語法錯誤。如此事無巨細的工作，特別是處理人質危機占據了卡特許多時間。他每天平均睡眠5小時，早上5:30就來到總統辦公室，經常要工作到午夜才離開。每天慢跑的距離從5英裏減到3英裏，常常是夜裏在白宮空地上跑。他變得越來越暴躁，有時不問青紅皂白地訓斥工作人員。
美國不斷設法與伊朗談判，但是全是徒勞無功。一份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概括了與伊斯蘭共和國談判的艱巨性：
很顯然，我們麵對的是一個與我們自身完全不同的世界觀，以及一個混亂的內部局麵。我們的民族性格和社會建立在樂觀之上 — 源自一段漫長的強盛與成功的曆史，對平等可能性的信念，對製度的保護（並由憲法加以確立），以及對自身能夠掌控命運的信心。相比之下，伊朗有一段漫長的苦難的曆史，充斥著外族侵略、占領和被統治的曆史。他們的世界觀正是這種曆史的產物，同時也與大多數伊朗人從什葉派伊斯蘭中獲得的精神慰藉密切相關。他們把生存置於首位；其處世方式往往表現為精於權變、帶有宿命色彩、多疑，並對外來者抱有排斥心理。
美國軍方製定了一係列計劃，包括對伊朗實施海上封鎖。詹姆斯“Ace”萊昂斯（James Lyons）在海軍作戰部長辦公室工作，他生性爭強好勝，在未來十年的伊朗事務上麵將扮演重要角色。他製定了一項計劃，利用航空母艦提供空中支持，由陸戰隊攻占哈爾克島（Island of Kharg），伊朗95%的原油是從這個島上輸到等侯的油輪上。因為島嶼沒有設防，美軍兩棲部隊較容易就可以登陸。“拿下哈爾克島，”萊昂斯說，“伊朗就無法出口一滴原油 。”
1980年3月20日，在卡特重要外交政策顧問白宮會議後，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大衛·艾倫（ David Aaron）和參聯會主席戴維·瓊斯送走了大部分人後，僅留下幾位參與製定軍事戰略的人。艾倫問起封鎖計劃：你能切斷石油出口嗎，還是需要封鎖全部港口？如果美國采取這樣行動，伊朗會有什麽反應？”
中情局局長斯坦斯菲爾德·特納（Stansfield Turner）回答艾倫的問題。“為了做到行之有效，必須完全斷絕所有進口，包括食品。這將在兩周裏對伊朗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但是，日本會受到沉重打擊，因為日本10%的油料要從伊朗進口。特納補充說，世界市場上損失的原油和接踵而來的危機會把油價推高15-30%。
在回應艾倫第二個問題時，國務院代表戴維·紐森（David Newsom）提醒道，封鎖行動將引起伊朗和伊斯蘭世界強烈抵觸，“最糟糕的情況是，”他警告說，“會導致激進分子動手殺害人質。”
特納不同意如此嚴重的預測，不過，他認為封鎖行動可以加強溫和派的地位。會議最終沒有做出任何決定。最後，卡特總統拒絕采取封鎖行動，除非伊朗審判人質。
卡特唯一認真考慮的軍事行動是動用新組建的三角洲精銳部隊，實施代號“鷹爪”的營救計劃。戴維·瓊斯將軍在參聯會的J-3作戰指揮部內組建了一個獨立計劃單位，稱為特戰部（Special Operation Directorate）。經過在美國、埃及、安曼的數月策劃和訓練之後，卡特在1980年春批準了行動。
1980年4月24日，載著特種兵的美軍直升機從航空母艦上起飛，準備飛往德黑蘭附近的地方與中情局安排的內應人員碰麵，這些人再用卡車把美軍送到德黑蘭。解救出人質後，全體人員在大使館附近的體育場集中，直升機接他們離開伊朗，獲得自由。
在伊朗的荒漠中，一架直升機在代號“沙漠一號”臨時起降場地加油時，不慎與一架四引擎的C-130運輸機相撞，造成8名美軍喪生。另一架直升機連續發生了一連串機械故障後，美軍決定放棄這次危險的拯救行動。營救行動失敗後，11名潛入伊朗的中央情報局人員成功逃脫。他們有的喬裝成商人從德黑蘭機場脫身，有的在伊朗友人幫助下，從伊朗東部邊境多山的俾路支斯坦省（Baluchistan）逃之夭夭。卡特總統的任期也像美、伊關係一樣走到了盡頭，沒有人再真心指望能與伊朗修複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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