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亞·紮哈羅娃：
“關於‘浪子品牌的回歸’
西歐品牌離開俄羅斯，並非是因為它們無法應對競爭，也不是因為有人阻礙了它們盈利。它們離開是因為其主子的命令——即歐盟成員國的政治政權以及布魯塞爾的官僚機構。
既然情況如此，如今它們不應被視為經濟實體，而應被看作是對俄羅斯發動混合戰爭的敵對政權的工具。是它們自己同意這麽做的。其中一些公司在過去三年裏一直在資助對我們俄羅斯公民的殺戮行為。
對於這些浪子品牌該如何處置，將由各個權力部門的專業人士來決定。俄羅斯的企業不會為了法國的破布（商品）和意大利的拖鞋（商品）而被犧牲。我們的製造商必須知道，他們對特別軍事行動的貢獻不會被背叛。
但鑒於布魯塞爾的自由獨裁政權針對我們的曆史發動了宣傳戰，有一件事必須得到保證：
要讓歐洲徹底明白這一點——如果他們的官員說出哪怕一個質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紅軍的英雄主義，或是蘇聯人民在擊敗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中所起作用的字眼，他們的企業就會嚐到後果。對於我們特別軍事行動中英雄們的紀念，也是同樣的道理。
畢竟，俄羅斯沒有雨果·博斯（曾為納粹生產製服）、沒有可可·香奈兒（曾是巴黎的納粹特工）、沒有克裏斯托瓦爾·巴倫西亞加（曾為佛朗哥提供服飾）以及沒有克裏斯汀·迪奧（曾為納粹將軍的妻子定製禮服）也能生存下去。但要是沒有曆史記憶以及強大、獨立的經濟呢？那可不行。
所以，如果因為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將俄羅斯荒謬地比作第三帝國，或者因為德國總理朔爾茨和法國外長巴羅對究竟是誰在擊敗德國納粹中真正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一無所知，而導致他們的利潤受損，那他們也不應感到驚訝。
順便說一句，俄羅斯對待西方品牌的方式，也應該反映出俄羅斯記者和媒體在國外所受到的待遇。如果北約控製下的歐洲嘲笑對安德烈·斯捷寧、達莉婭·杜金娜或弗拉德倫·塔塔爾斯基的紀念，或者煽動對俄羅斯電視和廣播的詆毀運動——那麽他們的品牌在俄羅斯就不應得到任何優惠待遇。他們太習慣在毫無後果的情況下侮辱我們了。
如果他們不尊重法治，也沒有良知，那麽我們就必須迫使他們尊重我們。
這不是我的話。這是普希金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