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我們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專揀軟的欺；打仗又好比做生意，賺錢就來，蝕本就不幹，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以後，麵臨的困難是空前的：人數少、裝備差、物資供應極為困難，同時處於敵人的四麵包圍之中，反“進剿”和反“會剿”成了我軍一項重要的日常工作，非此則不能生存。毛澤東在井岡山剛剛落腳，便利用兩湖和廣東軍閥混戰，井岡山周圍敵人兵力薄弱之機，指揮工農革命軍廣泛發動群眾，頻繁地開展遊擊戰，擴建根據地。
這時，應以什麽樣的戰略戰術對付敵人，成了毛澤東開始研究的軍事課題。起初，毛澤東注意到了“山大王”朱孔陽的“不要會打仗，隻要會打圈”的多年對官軍作戰經驗。但毛澤東不完全讚同這個“山大王”的做法，因為這種打法是消極的、被動的，它不能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打破敵人的進攻，改變被動挨打的地位。他認為：我們“既要會打圈子，又要會打仗”。打圈，是為了避實就虛，迷惑敵人，擺脫敵人，並使其暴露弱點。打仗，就是要消滅敵人。所以要將“打圈”與“打仗”有機地結合起來。隻有如此，才能達到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從1927年11月到1928年1月，工農革命軍和當地群眾同敵人進行了十餘次較大的戰鬥。1927年11月中旬和1928年1月初，工農革命軍先後占領茶陵、遂川等地。當敵人向紅軍占領的遂川進攻時，紅軍實行敵進我退，主動返回寧岡，使敵陰謀破產。在1927年12月底，敵人一個團來進犯茶陵時，工農革命軍第一團第一營和後來趕來的第三營拚力扼守了一天多，曾給敵以一定殺傷，但自己也傷亡較大。這種打消耗戰的做法，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他曾經風趣地說過：我們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專揀軟的欺；打仗又好比做生意，賺錢就來，蝕本就不幹，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1928年1月，毛澤東把這一時期的作戰經驗總結為：“我們對付敵人的辦法，要看敵人的多少，了解敵人的情況，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敵人來了我們就退，敵人去了我們就後麵追。”1928年初毛澤東在一次講軍事課時，又概括為“十二字的遊擊戰術”，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追”。
朱德在南昌起義之後，同陳毅一起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轉戰粵湘贛邊界地區，開始由正規軍活動改變為打遊擊。1927年10月，在廣東韶關的犁鬥鋪休整時，朱德曾對部隊說：“我們人少，槍也少，要想戰鬥打得贏，以少勝多，就不能和敵人硬拚。我們要瞅敵人的弱點，要注意避實擊虛的遊擊戰術。”1928年1月，朱德帶領隊伍由粵北轉移到湘南地區，在地方黨的配合下，發動宜章、永興等縣農民舉行湘南起義。在這一時期中，朱德也積累了一些遊擊作戰的經驗。上井岡山後，區別進剿之敵的強弱，本著避實擊虛的原則，他編出一套樸素的遊擊口訣：賺錢就來，折本不幹；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跑不贏就繞，繞不贏就鑽，鑽不贏就化（化裝成老百姓）。
1928年4月，毛澤東與朱德、陳毅率領的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以後，采用靈活機動的遊擊戰術，連續取得了多次戰鬥的勝利。通過攻打茶陵、遂川和新城，又經過了五鬥江、草市坳和龍源口戰鬥，毛澤東和朱德從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出發，在總結井岡山地區武裝鬥爭經驗的基礎上，較為係統地概括了紅軍遊擊戰的基本原則，即著名的“十六字訣”。正如毛澤東所說：“從1928年5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遊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1929年4月5日，毛澤東在《紅四軍前委關於目前形勢閩贛鬥爭情況和紅軍遊擊戰術向中央之報告》中寫道：“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不同。”“我們的戰術就是遊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又進一步指出：“‘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十六字訣”的提出，雖然帶有樸素的性質，但它標誌著毛澤東人民戰爭的指導原則已經開始產生。
為什麽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一開始就成功地提出了“十六字訣”呢？這是因為毛澤東善於總結實踐經驗，善於抓住“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一戰爭的本質。“十六字訣”很好地貫徹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一戰爭的基本原則。毛澤東後來曾說過：“一切軍事行動的指導原則，都根據於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盡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滅敵人的力量。”
當敵人向紅軍占領的根據地“進剿”時，就是戰略上的全麵進攻，紅軍在戰略防禦中，為了保存自己，就必須實行戰略退卻，這就是“敵進我退”。當敵人進入根據地後，為了使其不得安坐站穩，為了削弱其戰鬥力，就要“敵駐我擾”。當敵人被擾亂得疲憊不堪時，就要集中兵力主動向敵人進攻，消滅敵人有生力量，這就叫“敵疲我打”，也就是戰略防禦中的戰役戰鬥進攻。當敵人站不住腳，開始退卻時，就要展開追擊，爭取多消滅一些敵人，多繳獲一些武器。這就是戰略進攻。
上述過程，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就是：“十六字訣”包舉了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禦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
“十六字訣”體現了以弱勝強的作戰手段。弱軍戰勝強軍，不能像強軍戰勝弱軍那樣，主要依靠強有力的進攻，而是需要運用一些謀略為特征的作戰手段。如有時為了造成對方的錯覺和不意而運用麻痹敵人的手段，為了把強敵削弱而運用襲擾、疲憊敵人的手段，以及避實擊虛、尋機而戰等。作為戰略步驟，“敵進我退”可以直接造成敵人的錯覺，起到使敵人麻痹的作用。如果在退卻中再運用一些偽裝、欺騙敵人的手段效果會更好。在敵人前進過程中，用少數兵力沿途襲擾敵人，就可以達到疲憊敵人，削弱敵人戰鬥力的目的。
從“敵進我退”到“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包含了避強擊弱、避實擊虛和尋機而戰的內容。從退卻中避開優勢之敵，避開進攻之敵的鋒芒，然後尋找機會專打被削弱了的敵人，或打已經疲勞沮喪的敵人，或打多路強敵中的薄弱之敵，或打敵人戰線中的薄弱部位，就很容易成功。
“十六字訣”在遊擊戰爭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得到了當時黨中央的承認和推廣。1929年6月15日，在中央給賀龍及湘鄂西前委的信中指出：“你們應從每一次戰爭中吸取經驗，以作以後戰爭的指南，同時應收集材料隨時報告中央，以便輸送其他遊擊部隊，以好取法，據朱毛幾年戰爭所得戰術的經驗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些經驗很可以作你們的參考。”鄂豫皖、湘鄂西、贛西南、贛東北等各根據地，在“十六字訣”的影響下，結合自己鬥爭的實際情況，積極貫徹執行這一作戰指導原則，先後總結出反映本地區特點的遊擊作戰原則。如：方誌敏領導的贛東北根據地提出了“五十三字”的作戰原則：“出敵不意，攻其不備，聲東擊西，避實就虛，集中兵力，爭取主動，打不打操之於我，紮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補藥，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賀龍於1929年8月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自然我們的戰術，也同朱毛方麵紅軍所指示的軍事原則一樣，我們對於此一重大的軍事，決不冒險，當視敵我力量，酌處或進或退，自當隨機應變。”在他領導的洪湖根據地提出了“你來我飛，你去我歸，人多則跑，人少則搞”的遊擊戰術。1929年11月，徐向前在鄂豫邊根據地鬥爭中提出了遊擊戰術七條作戰原則：“（1）集中作戰分散遊擊。（2）紅軍作戰盡量號召群眾參加。（3）敵情不明不與作戰。（4）敵進我退，敵退我進。（5）對敵采取跑圈形式。（6）對遠距離敵人，先動員群眾擾亂敵人，次采取突擊方式。（7）敵人如有堅固工事，不與作戰。”
此後，各個革命根據地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都開創了新局麵，站穩了腳跟。隨著戰爭的發展，我軍的作戰原則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發展和提高。但是，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戰爭理論。“十六字訣”，是戰爭進入毛澤東時代產生的第一個作戰指導原則。它不僅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起了重要指導作用，而且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對遊擊戰爭也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對此，彭德懷在抗日戰爭初期曾這樣講述：“毛澤東同誌曾經發明了一個有名的十六字訣的遊擊戰術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駐我擾，敵疲我打’。這一原則雖是十年前的發明，在今天的民族革命戰爭中，仍然是用得著的。”
從中國革命戰爭的曆史可以看出，雖然隨著遊擊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許多新的作戰形式相繼出現，但它的基礎仍然是“十六字訣”。“十六字訣”被稱為一個時代的軍事原則，最重要的是它解決了在敵強我弱、雙方力量懸殊的條件下，如何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一根本問題，反映了反“圍剿”作戰全過程的指導規律。因此，它有著普遍的指導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