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劫，搶劫，還有更多的搶劫。”
——以色列曆史學家湯姆·塞格夫的《1949 年，第一批以色列人》
1949年2月28日晚，以色列第169團的一名士兵進入距離耶路撒冷邊界線不遠的一座廢棄的阿拉伯建築。在一樓，他發現了一家幹貨店，裏麵有大量的玻璃器皿。 大約十天後，警方在耶路撒冷的 Mahaneh Yehuda 市場逮捕了該團的兩名士兵，他們攜帶的是該商店的物品。 這件事引起了廣泛的調查，調查發現了一名低級別陸軍指揮官和一些私人承包商之間的書麵協議：承包商同意按照法律要求將貨物運至廢棄財產托管人的倉庫；作為回報，軍隊有權索取貨物價值的 30%，作為上交廢棄財產的獎勵。 在這個特殊情況下，他們還承諾將價值的 10% 捐贈給士兵基金。連長後來解釋說，他在被占領地區的經曆告訴他，在這種情況下，控製這些人是不可能的。他說他必須向他們承諾某種獎勵，哪怕隻是以士兵基金的額外收入的形式，否則他們可能會懷疑他從監護人那裏得到了私人獎勵。 耶路撒冷憲兵局長指出，“鑒於私人承包商將如此輕鬆地賺取如此大的利潤，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滿足士兵對價值 10% 的要求。”
（1947年至1949年的）戰爭期間和戰爭結束後，掠奪和搶劫非常普遍。 大衛·本-古裏安在一次內閣會議上說：“唯一讓我感到驚訝和痛苦的是我們發現了我們之間存在這樣的道德缺陷，這是我從未懷疑過的。我指的是大規模搶劫，幾乎所有人都在參與其中。”士兵們進入他們占領的（巴勒斯坦）城鎮和村莊的廢棄房屋後，搶走了所有能搶走的東西。 有些人為自己拿走這些東西，另一些人則“為男孩們”或為基布茲（殖民據點）進行搶掠。 他們偷走了家庭用品、現金、重型設備、卡車和整群牛。貝霍爾·施特裏特告訴廢棄財產部長級委員會的同事，他曾訪問過一些被占領地區，並親眼目睹了搶劫行為。“僅從呂大，（以色列）軍隊就搶走了 1,800 卡車的財產。” 財政部長卡普蘭承認：“事實上，無論是財政部還是廢棄財產托管機構都無法控製局勢，軍隊為所欲為。” 看守人多夫·沙弗裏爾告訴部長們，地區指揮官及其副官希望製止搶劫，“但各連排的指揮官卻不想。
1948 年，以色列猶太人搶劫耶路撒冷 al-Musrara 區的巴勒斯坦社區後，耶路撒冷軍事總督多夫·約瑟夫 (Dov Yosef) 寫信給本·古裏安：
“搶劫再次蔓延……我無法核實收到的所有報告，但我明顯感覺到指揮官們並沒有急於抓捕和懲罰竊賊。……我每天都會收到投訴 舉例來說，我附上一封來自法國巴黎聖母院（修道院）經理的信的副本。修道院裏的這種行為會對我們造成相當嚴重的傷害。我已經盡力了 製止那裏的盜竊行為，這些行為都是由士兵進行的，因為平民不允許進入這個地方。但正如你從這封信中看到的，這些行為仍在繼續。我無能為力。”
在（以色列）內閣會議上，搶劫問題也經常被討論。 希特裏特部長報告了雅法和海法的盜竊事件。 莫德海·本托夫部長詢問了離開耶路撒冷的戰利品車隊的情況，西茲林部長說：
“……據說……拉姆拉發生了強奸案。我可以原諒強奸，但我不會原諒其他在我看來更糟糕的行為。當他們進入一個城鎮，強行摘下人們手指上的戒指並從某人脖子上摘下珠寶，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許多人都為此感到內疚。”
拿撒勒民主名單黨議員阿明·賈朱裏亞報告稱：“（以色列軍隊）在薩法德地區奪取吉什村後兩天，軍隊包圍了該村莊並進行了搜查。搜查士兵搶劫了幾處房屋，偷走了605英鎊、珠寶和其他貴重物品。當被搶劫的人堅持要給他們財產的收據時，他們被帶到一個偏僻的地方被槍殺。村民向當地指揮官馬努·弗裏德曼抗議，後者將屍體運回村子。其中一名死者的手指被砍掉，以取下戒指。……我們在戰爭期間的行為方式都沒有達到我們所期望的猶太人民的行為方式，無論是在財產還是人命方麵，我們都應該感到羞恥。”
不久後，所謂的以色列托管人開始分配洗劫的財產。沙弗裏爾後來報告說，首先，貨物、材料和設備直接從被占領城鎮的商店移交給軍隊。軍隊不需要的商品被出售。這次銷售是由為此目的設立的專門部門進行的，在戰爭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其工作人員均由在主要商業部門接受過培訓的人員組成。其他商品根據材料類型通過與商人或實業家談判出售。沙弗裏爾說：“軍隊擁有其可能需要的任何貨物和材料的優先選擇權。接下來是政府辦公室、戰爭傷殘者、猶太機構、地方當局和公共機構，例如哈達薩。” 軍隊還需要大部分車間設備，如櫥櫃製造廠、鎖匠廠、車工廠、鐵廠、錫廠等。沙弗裏爾表示，“隻要有可能”，可以在現有場地上運營的工業工廠都是通過合同出租的。沒有人願意租賃的工廠被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約瑟夫·雅科布森——一名橘子種植者，後來擔任國防部顧問—— 建議本·古裏安從雅法所有者手中征用一家製鞋廠，並將其移交給“基布茲”（殖民據點）吉瓦特的製鞋企業。本-古裏安谘詢了財政部長，卡普蘭表示，留在雅法的阿拉伯人的私有財產不應被征用，但本·古裏安不同意。他認為，隻有私人住宅內的財產才不應被征用。雅各布森告訴他，軍隊每天從雅法財產中運走的貨物估計有 30,000 英鎊。海法的律師納夫塔利·利夫什茨告訴他，該市的銀行裏有 1,500,000 英鎊屬於阿拉伯人的存款。本-古裏安指出，“銀行願意移交這些財產”，因此政府也參與了“戰利品”的分配。
（以色列）占領雅法幾天後，猶太機構移民吸收部主任喬拉·約瑟夫塔爾前去查看該鎮可以安置多少新移民。當他到達時，許多街道空無一人，房屋被遺棄，商店也用木板封起來。空氣中依然彌漫著戰爭的氣息，還有先前殘留的生活氣息。約瑟夫塔爾是一位身材高大的yekkeh（德國猶太人），為人正派且非常謹慎，他小心翼翼地獲取了證明他的行為符合官方政策的文件。這些文件包括一份來自托管人的文件和一份來自本-古裏安本人的文件，確認雅法是用於新移民定居的。“雅法將成為一座猶太城市，”本-古裏安在日記中寫道，“戰爭就是戰爭。” 約瑟夫塔爾在他的部門設立了一個“住房委員會”，並賦予其根據他自己確定的資格和標準向移民分配住房的任務。但對於委員會和標準來說，這個時間並不吉利——雅法的房屋就會落到先搶到者的手裏。
按照既定的習俗，誰成功地在房間裏放置了一張床並在其中過夜，誰就獲得了占有權。一天，19 歲的（猶太人）亞伯拉罕·阿姆·薩利姆進入（阿拉伯原住民）穆罕默德·阿布·西拉在雅法阿賈米區的家中 ，用衝鋒槍威脅阿拉伯人，入侵並占領了他家的走廊。該男子被帶上法庭，他在法庭上解釋說，他即將結婚，但無處可住，他被判處五天監禁。幾周前，幾十名以色列士兵（其中一些是殘疾人）入侵了海法瓦迪尼斯納斯和阿巴斯街的阿拉伯房屋。他們攜帶武器，於早上六點出現，強行驅逐居民。然後他們扔掉居民的物品並帶來自己的物品。警察趕來並帶走了他們，但到了晚上，他們就侵入了其他人的家。讓更多的人無家可歸。
遭受這種暴力的不僅是阿拉伯人。以色列移民摩西·尤皮特從所謂的托管人那裏得到了自己的公寓，但他不斷受到人們的騷擾，這些人三三兩兩地以猶太機構官員的身份出現，要求檢查他的房間、檢查租賃協議並提出其他問題與公寓有關。尤皮特察覺到他們不是猶太機構的官員，這些“拜訪”不止一次以威脅和咒罵結束。他很害怕。“沒有人可以去，”他抱怨道。“沒有民警，軍警離這裏也很遠。” 看守人沙弗裏爾證實，“警察提供的幫助很少，憲兵也根本沒有幫助。” 在獲得警察部的許可後，沙弗裏爾設法招募了幾名自己的警察為他的辦公室工作。
總共有 140,000 至 160,000 名（猶太人）移民定居在（阿拉伯人的）廢棄房屋中：雅法約 45,000 人，海法市中心約 40,000 人，阿卡約 5,000 人。負責重新安置阿卡的人是莫德海·薩裏德稱：“我們查閱了地圖，我知道我要買哪些房子，我與工程師一起確定我們將如何處理每間公寓。一個地方需要安裝水槽，另一個地方需要塗一層油漆，而其他地方則需要地板和汙水處理。” 費用由猶太機構承擔。有一天，薩裏德詢問了一些移民的情況，並被告知他們正在“組織起來”。“太棒了，”他說，“讓他們組織起來。” 他的一位助手解釋了這句話的含義。“他們從廢棄的房子裏偷桌子和衣櫃。”
到年底，拉姆拉大約600 家商店已“分配”給猶太人移民。埃爾卡亞姆不知道一座城市可能需要什麽，所以他去了特拉維夫。“我走遍了街道，列出了各類商店的清單，”他後來回憶道。“我或多或少估計了需要多少雜貨店、肉店、理發店和咖啡館。” 正如他所描述的，這些商店隨後由一個特別委員會進行分配，首先考慮到殘疾人。但有些商店被租給了有能力支付費用的人。在移交給（猶太人）移民的（阿拉伯人）廢棄財產中，已經投入運營的財產包括：紐扣製造廠；碳酸飲料工廠；香腸、冰、 紡織和通心粉工廠。
在耶路撒冷，情況也是一樣。1949年4月，以色列政府決定向將搬到耶路撒冷的政府官員“分配”400套公寓。他們可以選擇在巴卡、“德國殖民地”和“希臘殖民地”等更好的社區安家。本·古裏安最親密的顧問之一紹爾·阿維古爾是任何爭議的絕對仲裁者。詳細說明財產分割的文件沒有提及優雅的塔爾比耶區，那裏的房子被送給高級官員、同事和有重要關係的人——政府官員、法官、希伯來大學的教授等。在耶路撒冷，人們也被派去占領“空房子”（阿拉伯人被驅逐）。巴卡的移民中心將他們派往分配給政府官員的公寓。
數百人主動搬入（阿拉伯人的房屋），以色列政府檔案中列出了此類占屋者的名單，並提出了讓他們留在他們占領的公寓中的建議，就好像他們是合法獲得這些房屋的一樣：
克萊因·摩西。移民日期：2049 年 7 月 22 日。原籍國：匈牙利。人數：四人。於 1949 年 1 月 12 日在第 160 號街區第 302 區占用，房間數量：2 個。建議日期：1950 年 1 月 25 日。
穆蘇德·阿姆蘭。移民日期：49 年 1 月 3 日。原產國：阿爾及利亞。人數：8 人。於 1949 年 8 月 23 日在第 13 區第 112 區，房間數量：2。推薦日期：1950 年
1 月 24 日。
看來這個建議隻是流於形式。伊紮克·本茨維警告說：
“如果我們去拜訪國外猶太社區的領導人，他們也會詢問空置的阿拉伯住宅是如何被占用的。超過40萬人被疏散，隻有7萬人定居，這可以解釋為我們的疏忽。廢棄住宅的合理利用勢在必行！”
於是，數以萬計的以色列人，無論是士兵還是平民，都開始攫取“戰利品”（被驅逐的阿拉伯人的財產）。一個人拿了一把扶手椅，另一個人拿了一張地毯，第三個人拿了一台縫紉機，第四個人拿了一台聯合收割機；一個人買了一套公寓，另一個人買了一個葡萄園。很快、很容易地，整個階級——盡管是一小部分——新富裕起來的人出現在現場：商人、投機者、承包商、各種代理人、實業家和農民。有些人偷了他們能偷的財產，另一些人則合法地獲得了他們的財產。許多交易都處於法律允許與非法之間、徹底搶劫與官方征用之間的灰色地帶。
在任命托管人之前，以色列國防軍的前身“哈加納”成立了所謂的阿拉伯財產委員會。在占領海法、提比裏亞、薩法德、阿卡和耶路撒冷等阿拉伯人的聚居區後，當地以色列檢察官被任命負責監督這些被遺棄的財產。由於財產數量不斷增加和搶劫發生率增加，因此決定集中並正規化處理財產的程序。在英國統治下，還設立了德國和其他外國財產的托管人。起初，托管人被視為難民留下的財產的臨時受托人，這些財產必須保留到他們返回為止。作為托管人職能法律框架的《緊急條例》限製了托管人的特權：托管人不能出售其負責的財產，隻能租賃不超過五年的期限。大多數難民不被允許返回，除少數例外，以色列沒有將他們的財產歸還給他們，盡管它沒有正式征用他們的財產。政府確實宣布願意補償難民，但這隻是作為總體和平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甚至在《獨立宣言》發布之前，本·古裏安就一直關注如何處理敵人財產的問題。“財產屬於政府，”他決定。總理對征收廢棄財產所有權的方法非常感興趣。
1948年下半年開始，以色列司法部著手起草《缺席財產法》，規定所謂的托管人對其作為受托人控製的財產享有部分所有權，並授權其將其轉讓給托管人。新成立的“發展局”的草案提出了“缺席者”一詞的字麵定義，即不再存在於該國境內的人。當草案提交部長委員會時，摩西·沙雷特要求修改定義，指定在某個日期（1947 年 11 月 29 日）之後離開家的任何人，無論此後他可能住在哪裏。他提請人們注意成千上萬離開村莊並在拿撒勒定居的難民。如果不被定義為缺席者，就必須讓他們返回自己的家。沙雷特還提出了以色列有一天可能占領約旦河西岸納布盧斯的可能性，他認為這是“合理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數以千計的難民將進入以色列的管轄範圍，他們將要求返回家園並收回他們放棄的財產。沙雷特的保留被接受。因此，法律中的定義發生了變化，以涵蓋所有放棄“通常居住地”的人，即使他們仍然居住在以色列。一段時間後，托管人被授權將廢棄的財產出售給開發部門，以色列政府授權後者將其出售給猶太國家基金會。因此，超過五十萬英畝的土地被從其所有者手中征用。這些業主中有幾千人實際上居住在以色列控製區，但法律將他們定義為缺席者，即使他們隻離開家園幾天，與附近村莊或城鎮的親戚住在一起，等待戰鬥結束。後來他們被稱為“缺席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被允許返回家園。那些戰後被允許返回以色列的難民也被正式缺席，他們的財產也沒有歸還給他們。
在以色列總理辦公室的一份檔案中，有幾位政府部長之間的一封信函，源自海法阿拉伯律師埃利亞斯·庫薩向 MK 大衛·哈科恩提出的申請。律師想知道，對於根據家庭團聚協議被允許返回以色列的缺席者，他在返回後收到了離開前不屬於他的財產，無論是通過購買、繼承或任何其他方式。司法部長表示，缺席者永遠是缺席者，即使被允許返回，隻要他是缺席者，他的財產就屬於托管人，無論他何時或如何獲得該財產。警察部長希特裏特不同意。最終，法律被修改，使“目前缺席者”能夠獲得新財產。
以色列軍管部門的權力也被用來征用土地。軍管部門會發布命令，將（阿拉伯）村民趕出家園，或禁止他們進入田地，從而阻止他們耕種。然後伊斯蘭農業部長就會宣布這些土地為荒地，並利用他的權力將這些土地交給其他人耕種。這樣，阿拉伯農民就失去了土地，但實際上並沒有失去土地所有權。後來又通過了具有相同目的的其他法律。
阿拉伯村莊中“廢棄財產”的分配方式與城鎮中大致相同。戰爭仍在進行時，猶太機構定居部負責人列維·什科爾尼克巡視了最近被遺棄和占領的阿拉伯村莊。正如所說，他看到了“曾經存在和不再存在的痕跡”——房屋被闖入、掠奪和燒毀。“這景象通過我的眼睛和鼻孔進入我的頭部、大腦、血液和心髒……” 1948 年信中一半的一天，艾希科爾驅車前往耶路撒冷。和他在一起的還有他的司機和他的助手拉南·韋茨。他們經過比裏耶附近，這是一個小村莊，坐落在拉姆拉東南的一座岩石山頂上，俯瞰著通往拉特倫的道路。他說：“我不知道細節，但我相信這個荒涼和廢棄的地方可能會解決國家的安定問題。” 他停下車，和韋茨一起在村子裏散步。當他們前往耶路撒冷時，他們製定了一個計劃。艾什科爾回憶道，“那天晚上，我……派人去請工程師，請求工兵部隊提供援助，並開始轉動偉大的車輪，使我們能夠在那個冬天將超過 45 個廢棄的村莊改造成生機勃勃的新定居點。”
1948年下半年，猶太機構安置部門製定了一份清單，列出了幾十個阿拉伯村莊，提議在這些村莊重新安置新移民。大多數村莊都被遺棄了，但也有一些村莊還不算空。有些原本打算被拆除，他們的土地將用於新的定居點。
以色列當局還將猶太人擁有的土地納入其計劃中。他們傾向於強調，他們提議征用的大部分阿拉伯土地都沒有耕種，即使征用之後，阿拉伯村莊仍然有足夠的土地來維持生計。該規劃是與軍隊密切合作完成的。軍隊推薦了某些地點，並經常要求定居。人們的假設是，新的定居點將有助於鞏固該國的邊界，並防止在戰爭期間及其後果中逃離和被驅逐的阿拉伯村民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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