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在 2021 年加入 AUKUS 夥伴關係，澳大利亞承諾與美國和英國這兩個核武器國家合作，目標包括獲取配備常規武器的核動力潛艇。這有可能削弱《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為其他國家樹立破壞性先例）和《拉羅湯加條約》。
阿爾巴尼亞政府告訴澳大利亞工黨全國會議的代表，澳大利亞計劃采購核動力潛艇對於“威懾侵略”是必要的。國防部長理查德·馬勒斯也表示，“為我們地區的集體安全和維護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做出貢獻……是澳大利亞戰略意圖的核心……”
本文認為，按照 AUKUS 夥伴關係的意圖加強聯盟以及參與核威懾項目可能無助於實現集體安全的目標。澳大利亞在參與 AUKUS 時走的是一條微妙的路線：它正在采購核動力潛艇，但同時加強與核國家的聯盟。這不一定會實現集體安全和基於規則的秩序，但可能會破壞它。這個命題可以通過考察 1945 年以來核威懾的運作來加以說明。
重要的是要明確集體安全不同於威懾。相反，正如伊尼斯·克勞德（Inis Claude）所表明的那樣，集體安全是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的主要關注點。它以安全為目標，以集體為手段，以製度為製度組成部分，其形式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國際組織形式。此外，集體安全是專門為了解決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等自由主義者指出的問題而製定的，即國家之間的嚴格聯盟可能會破壞穩定並引發大戰。
核威懾體係在冷戰期間發展起來，並得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澳新美等美國區域聯盟體係的支持。1945 年 8 月美國向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後，軍事戰略家伯納德·布羅迪認為，原子彈（以及後來的核武器）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爭的性質。
布羅迪在他的開創性著作《絕對武器：原子能與世界秩序》中概述了一種在一個以上國家擁有核武器的世界中的核威懾理論，就像 1949 年之後的情況一樣。布羅迪得出的結論是，核武器國家有保證第二次打擊能力——第一次打擊後進行報複的能力——將防止戰爭爆發或升級。這是因為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冒險發動先發製人的打擊。
後來，其他理論家認為核威懾可以防止戰爭，有些人甚至建議擴散核武器——每個人都應該擁有核武器。
這不是冷戰期間美國政策製定者的想法和行為方式。在與蘇聯的軍備競賽中，美國積累了核武庫和三位一體的運載係統——陸基導彈、遠程轟炸機，以及從 1957 年起配備彈道導彈的核動力潛艇。但與此同時，它也始終致力於防止武器在其對手及其盟友之間擴散。
這種情況在 1968 年達到頂峰，當時美國與其冷戰對手蘇聯合作，製定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備控製措施——《核不擴散條約》(NPT)。根據該條約，參與核武器國家承諾不向其他國家提供核武器技術，並合作推進核裁軍目標。就澳大利亞和西德等無核武器國家而言，他們同意不購買它們。
盡管一些澳大利亞政策製定者不想放棄獲取核武器的能力，惠特拉姆政府還是於 1973 年批準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此後它一直是澳大利亞安全的基石。半個世紀以來，澳大利亞一直屬於一個國家不會像印度次大陸那樣以核武器相互威脅的地區。可以說，美國對消除大規模戰爭做出的最大貢獻不是威懾，而是其防擴散努力的成功。這可以通過目前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數量相對有限來衡量。
20 世紀 80 年代，澳大利亞與其他太平洋國家一起簽署了《拉羅通加條約》，正式確立了南太平洋無核武器區，從而擴大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範圍。簽署國同意不在其區域內製造、部署或試驗核武器；不使用它們來對付條約締約方；並且不要在區域內進行測試。
通過在 2021 年加入 AUKUS 夥伴關係，澳大利亞承諾與美國和英國這兩個核武器國家合作，目標包括獲取配備常規武器的核動力潛艇。這有可能削弱《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為其他國家樹立破壞性先例）和《拉羅通加條約》。
核威懾理論的其他方麵基於理性決策者的假設，並在必要時發出部署核武器的可信威脅，但在冷戰期間受到了強烈質疑。
在1958年至1962年的柏林爭端中，當蘇聯總理尼基塔·赫魯曉夫威脅西方占領的東德柏林地區時，美國動員了其核力量，從而冒著一場可能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戰爭的風??險來保衛傳統上無法防禦的領土。距離敵方領土數百公裏的城市的一部分。這是針對一個敵人，該敵人在這場競爭中的利益可以說更大，因為它的核心目標是阻止西德獲得原子彈，這一目標後來通過《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實現。
在更為危險的 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中，赫魯曉夫在共產主義古巴部署導彈，並迫使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陷入邊緣政策遊戲，而這種遊戲很容易升級為災難性的。全球衝突。避免戰爭更多地是由於好運和肯尼迪對其軍事顧問令人欽佩的克製，而不是威懾的成功。
如果澳大利亞希望為阻止兩個大國（其主要盟友美國及其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中國）之間爆發戰爭這一值得稱讚的目標做出貢獻，那麽以過高的成本購買核動力潛艇並不是答案。 。如果成功，澳大利亞可能會獲得額外的能力，但與此同時，我們可能會通過加強與一個核國家的聯盟體係來削弱集體安全，而該國家所執行的核威懾戰略與上世紀麵臨核災難風險的核威懾戰略相同。
對澳大利亞來說，最好保留一支常規海軍及其經過考驗的區域防禦戰略，同時不要削弱其安全最大堡壘之一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製度，也不要削弱其與鄰國的關係。澳大利亞不應參與任何可能帶來危險升級和災難性衝突風險的大國之間的競爭，而應繼續努力促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下的核裁軍並簽署《禁止核武器條約》。
最後，正如前外交部長鮑勃·卡爾（Bob Carr）所言，澳大利亞必須明確表示，正如一些人認為 AUKUS 夥伴關係中隱含的那樣，澳大利亞不會與美國一起因台灣問題與中國發生任何戰爭。
（穀歌翻譯：Australia, alliances and deterrence: AUKUS will not make us sa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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