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調停下，北愛衝突各方最終簽訂了《耶穌受難日協議》
1998年在美國的調停下，北愛衝突各方進行了和平談判，最終簽訂了“Good Friday Agreement”。這一協議的簽訂意味著1972年以來起伏不定的北愛和平進程在各方的妥協讓步之下，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得到了初步解決，北愛和平迎來了新的曙光。為什麽一直以來被英國認為是自己內政的北愛問題最後竟是在美國人的“幹預”下實現和平談判？這是現實版“沒有永遠的盟友，隻有永遠的利益”的又一實例。
北愛爾蘭地區是英國的一部分，北愛問題一直以來被英國視為自己的內政。二戰後，作為執西方世界牛耳的盟主的美國，出於共同的價值與文化、安全考慮結成的英美特殊關係，在國際體係中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特別是在冷戰時期，英美結盟的特殊關係不僅能夠促進美國的利益，更代表了盎格魯--薩克遜人的聯合。因而對北愛問題一直謹言慎行，正如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大師Robert Keohane所言“美國官方認識到英美之間是一種複合相互依賴的關係，而北愛是倫敦的家務事”。尼克鬆總統的第一任國務卿William Rogers在1972年與愛爾蘭外長的會談中宣稱“北愛問題是英國的內部事務，英美特殊關係不會用於改變美國的這一立場”。言外之意，美國不會幹涉北愛事務。這一點直到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上台之後徹底被改變。
克林頓於1993年1月20日宣誓就職後，就批準了北愛獨立派新芬黨領導人格裏?亞當斯的赴美簽證。2月1日，亞當斯立即赴美訪問，與克林頓政府接洽和平進程事宜。是年9月9日，克林頓批準了亞當斯的第二個赴美簽證，同時在華盛頓的希爾頓酒店會見北愛聯合派的代表。12月1日，克林頓便派遣前參議員喬治?米歇爾為經濟活動特使前往愛爾蘭，並通過“愛爾蘭國際基金會”和“北愛過渡計劃”等合法渠道對北愛進行經濟援助，增加對該地和平行動的資金援助。1995年11月30日，克林頓更是親自前往北愛首府貝爾法斯特進行國事訪問，著力推動各方舉行和平談判，成為曆史上首位訪問北愛的美國總統。1998年9月3日，克林頓再次造訪北愛地區，推動冷戰後北愛和平進程的到來。
克林頓在北愛問題上的外交政策徹底打破了冷戰以來英美在北愛問題上的共識，正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助理Nancy Sodeberg所言“在1994年美國給亞當斯頒發簽證的那一刻，美國在北愛的角色已經無可挽回地改變了，克林頓政府侵犯了過去一直以來專屬英國的權力範圍。那麽美國的北愛政策為什麽會在克林頓時期出現巨大的轉折呢？首先，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力圖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自己的單極時代，這必將相應改變英美之間原本特殊的外交關係，兩國關係逐漸走向正常化。因此，北愛問題對於美國而言便不再有絕對服從於英美特殊關係的需要。其次，克林頓政府時期的美國對外戰略推行“民主擴展”，而北愛地區是克林頓改變美國外交路線，推行“擴展戰略”的理想試驗場。據William Hyland所言，克林頓在進人白宮前便提出了三大目標：一是結束冷戰；二是通過貿易、投資和商業建立一個新秩序；三是處理新的威脅，製止種族的衝突。這一點在克林頓於1994年9月23日發表的演講中得到充分驗證“為何北愛人民在英愛之間、新教徒與天主教徒之間80年的衝突之後願意美國將和平的福社帶入北愛呢?。。。因為他們相信我們代表自由、民主、公正與機會，我們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第三，美國與北愛地區之間深厚的曆史淵源。正如研究北愛問題的資深記者科諾爾•奧克萊利在《綠色白宮》一書中所言“美國的幹涉(北愛)思想是深深植根於過去的”，“如果沒有正確認識到愛裔美國人的作用，那麽就不能理解幾百年來的愛爾蘭曆史”。從16世紀開始時至今日，愛爾蘭裔的美國人約有3600萬人，是愛爾蘭本土人數的九倍之多。愛爾蘭裔占到美國人口總數的12%，這一數字僅次於德裔。作為最低廉的勞動力而存在，處於美國社會的最低層，飽受其他民眾的歧視，逐漸成為美國社會的精英團體。據英國《每日電訊報》，美國44位總統中，有13位總統有愛爾蘭血統，包括羅斯福、肯尼迪、尼克鬆、克林頓、布什父子、奧巴馬等。他們的數量占到美國曆史上總統總數的1/3。隨著愛裔美國人政治勢力的崛起，其院外集團積極遊說美國政府幹預北愛事務。其中最為著名的代表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愛裔“四騎士”(Big Four)，包括政治活動家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白宮發言人托馬斯•奧尼爾，紐約州州長休•卡丙和紐約州參議員丹尼爾•莫拉漢。愛裔美國國會議員不但要求英國撤出北愛地區，並且輪流在參眾兩院對英國的北愛政策大加鞭斥。愛德華•肯尼迪公開宣稱“阿爾斯特是一個國際問題，英國的政策是消極的，不負責任的”。1971年10月，他和休•卡茵一道向國會遞交議案，要求英國立即從北愛地區撤出，並且痛斥“英國隻是依靠刺刀與鮮血來維護統治”。1992年大選前，克林頓為爭取愛爾蘭裔居民的選票，一再呼籲英國政府加快北愛和平進程。而愛裔美國人也組成了支持克林頓的愛裔選民團，希望克林頓“承諾派遣特使，以對天主教少數派公平的方式結束北愛爾蘭的暴力”。作為一名愛爾蘭人後裔的克林頓總統在一次記者采訪時曾說“我們與愛爾蘭是血脈相連的，我是愛爾蘭人，這於我很重要”。克林頓任內前後三次親自出訪貝爾法斯特和都柏林，克林頓政府的積極幹預政策有力地推動了北愛的和平進程。1994年8月31日，愛爾蘭共和軍開始停火，這是北愛衝突過程中最為全麵，也是延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停火。1998年在美國的調停（幹預）之下，北愛衝突各方進行了和平談判,最終簽訂了《耶穌受難日協議》。1998年，克林頓派遣的和平特使喬治•米歇爾成了和平僵局的破冰者，愛爾蘭總理Bertie Alem稱他是“現代愛爾蘭曆史上當之無愧的英雄”。1998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再次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北愛和平的總設計師約翰•休姆和大衛•特倫布爾，這既是對兩位北愛領導人所作努力的肯定，同時也是對克林頓卓越貢獻的表彰。
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美國介人北愛和平進程是出於冷戰後自身國家利益和對外戰略調整的考慮。冷戰結束後，美國欲通過民主、人權和貿易自由等方式在全世界推廣美國的成功模式，而北愛則成為美國對外推行民主擴展戰略的理想實驗田。從克林頓到布什以來的美國政府一直推行全麵幹預的政策。這種幹預不僅可以增強美國在北愛事務上的影響力，使其順理成章地成為和平的締造者，更可以將北愛作為擴展民主的樣板向全世界推而廣之，由此達到改造世界、建立美國世紀的目的。冠冕堂皇的背後往往隱藏著對國家利益與全球戰略的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