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與時俱進了解人類文明史，應該首先了解人類戰爭史

要與時俱進了解人類文明史，應該首先了解人類戰爭史。因為從人類誕生之初，時至今日，戰爭從未遠離。正如約翰·基根（John Keegan，1934—2012）在享譽全球的著作《戰爭史》（A History of Warfare）中所論述的那樣，文明史某種程度上就是一部戰爭史。戰爭深深的影響了文明進程，推動了曆史前進，如促進農耕文明、遊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觸碰和融合。但要清楚文明沒有——也不可能製止戰爭，隻會造出更先進的殺人武器。早至石器時代的人類社會，就已頻現衝突，人們生活在爭鬥不休的小社會中，有1/10甚至1/5的可能會死於暴力。到了火器時代，火器和火藥的技術發明及應用，火器提供了戰事的傷害烈度。用在船上之後更延伸了侵襲範圍，這讓戰爭的威懾程度提高，也推動了各門科學的發展。但文明程度的提高絲毫沒有妨礙或者改變戰爭概念所固有的為爭奪稀少的資源，比如土地、水源、財富、權力等和消滅敵人的傾向。到了20世紀，人類進入現代工業社會，卻發生了最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一戰死亡一千萬人，二戰死亡五千萬人。在被稱為終極武器的原子彈的出現，同樣也沒有消滅戰爭。如50年代的朝鮮戰爭，60年代的兩伊戰爭，70年代的越戰。根據戰爭史學家的研究，從遠古到現代，越來越先進的武器使人類的殺傷能力提高了2000倍，但現代人類所麵臨的人類暴力和戰爭危險已經大大減小。因為“人是會思考的動物，他的思想指導著他捕獵的欲望和殺戮的能力。”戰爭打造出的大型中央集權國家以及武力的均勢，從而能夠確保和平穩定，這頗有“以戰止戰”的意味。這種說法似乎已成共識。的確，當美國擁有了這個星球上的終極大殺器核武器，日本沒有，其它國家也沒有能製約美國使用它的能力。為了達到結束戰爭的目的以及震懾的作用，美國毫不猶豫在1945年8月6日及9日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兩顆原子彈，迫使日本宣布投降。然而到了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將自己的核武力量布置到對方的領土附近以期一擊就將對方癱瘓，無法進行核反擊。可是雙方知道誰都無法取得絕對優勢。其結果是要麽一起活下去要麽一起見上帝。在上帝的門前他們最終選擇了一起活下去。美國保證不入侵古巴，兩強都將自己的核武撤走，並在80年代開始核裁軍。世界避免了核戰爭，上帝也高興的咬了一口手上的蘋果。這才有了蘋果，喬布斯，有了iphone。核大戰之弦在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衝突中再次繃緊。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刊登了一則消息說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意圖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美國認為一個強大中國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因此美國不會坐視不管。中國也適時進行了當量為2萬到2．5萬噸的地下原子彈裂變爆炸和轟炸機空投的當量約300萬噸的氫彈熱核爆炸。蘇聯才又回到了談判桌上。隨後90年代的海灣戰爭，2011年的利比戰爭，使一些國家伊朗，朝鮮看到擁有核武器的必要。現在許多人不理解朝鮮為什麽一門心思發展核武。想想當年在赫魯曉夫說我們有核武保護你們，你們中國不需要研發。把自己的命交給別人那是不要命，仰人鼻息。毛澤東怎能同意。舉全國之力，在艱難的條件下研製核武器。有了原子彈，氫彈，打破了美蘇的核訛詐，有了國家安全。朝鮮就是在走當年中國走過的路，因為我們都知道和平是祈求不來的。進入21世紀，恐怖主義成了危害社會穩定、危及平民生命與財產和國家安全的新模式。它突破了你死我活，勝王敗寇的人類鬥爭模式，步入了你死我死，同歸於盡的人類末日心態。為什麽人人都向往和平，卻總是生活在戰爭的陰霾下。為什麽人人都渴望生存，卻總是置身於死亡的恐懼中。戰爭總是從刀光劍影中走入，再茫然地走出。用野蠻毀滅了上一代的文明之後，再苦心打造自己這一世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