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破獲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看非法NGO危害性
媒體報道稱，近日國家安全機關和公安機關聯合破獲一起危害國家安全案件，成功打掉一個以“中國維權緊急援助組” （在香港注冊成立名為“Joi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Limited”（簡稱JDI）的機構）為名、長期接受境外資金支持、在境內培訓和資助多名“代理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的非法組織。彼得·耶斯佩爾·達林（瑞典籍）等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強製措施。
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非法NGO的活動必須嚴打嚴控
軍事評論員高峰指出，上述中國執法機關破獲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該犯罪團夥接受境外資金支持，以民間NGO的方式以其所謂的公益性為幌子，實施有明確政治目的的犯罪活動，而彼得一夥人編造中國的各類負麵情況向境外提供所謂的中國人權報告，違背了國際上關於NGO的非政治性定義原則。
更重要的是，彼得等人完全是在多達7家境外NGO的授意下，利用所謂“法律援助站”方式，惡意激化中國社會矛盾，蓄意策劃群體事件，並最終把矛頭指向中國政府。這一點從境外NGO機構給他們下達的任務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據彼得供述，某外國非政府組織提供的項目書明確提出JDI每年發起不少於96起針對中國政府的訴訟。
高峰指出，彼得一夥的所謂“法律援助站”不是以NGO公益性為出發點，為弱勢群體或受害者提供合理合法的公益性援助，也不是以合法的組織性為中國社會提供有益的法律和社會監督。顯示出來的是險惡政治意圖，明顯是西方搞和平演變（顏色革命）一直玩弄的標準手法。其危害性後果已經在世界多地顯現，他們要實現的目的是要讓中國陷入社會混亂和政治動蕩。
該組織成員王某、邢某供述，彼得等人是西方反華勢力安插在中國的眼線，他們搜集中國的負麵信息，由境外勢力加以利用，在國際上抹黑中國國家形象；以幫助中國發展為名，在中國民間不斷培植勢力，挑起訪民群體、敏感案事件當事人等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以各種手段蒙蔽、利誘更多不知情人員，伺機在國內製造事端，擾亂國家和社會秩序，妄圖以此影響、改變中國的社會製度。
蘇俄的教訓可以充分說明非法NGO的危害性並非危言聳聽
二戰結束後，西方將蘇東社會主義國家視為戰略遏製對象，企圖利用一切手段達到削弱社會主義政權、瓦解社會主義陣營的目的。為此，西方還推出“和平演變”戰略，希冀通過內部滲透的方式動搖蘇共統治。非政府組織是“和平演變”戰略的“突擊先鋒”。美國的非政府組織表麵上“中立”“客觀”，具有“公益性”，實際上卻是在駐在國製造謠言、欺騙民眾，歪曲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建設等，以達到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目的。
據蘇共前莫斯科市委第一副書記尤裏·普羅科菲耶夫回憶，戈爾巴喬夫時期，西方情報機構利用各種非政府組織，在蘇聯成功組建了主要由知識分子構成的“第五縱隊”。一時間，“改革鬥士”的言論充斥報端，反蘇反共成為社會思潮。當時，很多蘇聯民眾對所發生的一切盲目歡迎，全然不知其實質，也沒有意識到嚴重後果，這正是非政府組織想要達到的目的和多年經營的結果。在其大力推動下，蘇聯民眾成了蘇聯的掘墓人。
蘇聯解體後，美國為首的西方並沒有放過已經“民主化改造”的俄羅斯。西方的新遏製政策先從俄羅斯周邊開始：在烏克蘭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挑起“顏色革命”，扶植親西方政權上台，從而對俄羅斯進行戰略牽製。而烏克蘭的幾場政治危機和至今沒有平複的國內動蕩，都是美國為首的西方非政府組織在做先鋒。整個過程是一出“非政府組織搭台、外國政府唱戲”整垮俄羅斯地緣政治體係的鬧劇完整呈現。
為此俄羅斯政府多措並舉對非政府組織實施嚴厲管控。一是通過《外國代理人法》，管控接受外國資助並從事政治活動的具有“代理人”特征的非政府組織；二是通過立法允許執法機構對非政府組織進行突擊檢查。截止2015年底，俄司法部已下令關閉至少9000個非政府組織，另有5610個組織麵臨罰款。截至2015年1月下旬，俄羅斯已有34個非政府組織被司法部認定為“外國代理人”，其詳細資料及接受外國資助情況也被公之於眾。
結語：中國是個包容性很強的國家，隻要是致力於幫助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切非政府組織和民間NGO在中國都會受到歡迎。但是如果心懷叵測試圖令中國陷入政治和社會動蕩，阻攔中國全麵崛起的組織和個人都會受到中國法律的嚴懲。2014年1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審議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草案規定了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設立代表機構和開展一次性臨時活動的申請登記許可程序，還明確了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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