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中國曆史上“革命”屢發，戰亂頻仍？

來源: 於 2021-10-21 08:22:13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為什麽中國曆史上諸多“革命”？

漢語中革命的原意是改朝換代，中國從夏商周至清經曆了二十六次“革命”，平均每個朝代的統治不足百年。農民起義不斷發生，大多數農民起義都逐鹿天下，問鼎中原，以皇權為目標。

日本皇權從公元前660年日本第一代天皇，直到今天，曆經2600多年從未換過。英國曆史上發生過黑死病、大憲章、百年戰爭、玫瑰戰爭、光榮革命、英國內戰等等社會大動蕩，但自１０２８年威廉一世諾曼征服後至今，一共出現了四十一位國王，都多少帶有威廉一世的血統。波蘭隻有皮亞斯特和雅蓋洛兩個王朝。兩個王朝有血緣繼承關係。朝鮮隻經曆了高麗和李朝兩個王朝。

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為了鑄就萬年基業，改封建製為郡縣製，改鬆散管理為中央集權，加強皇權，嚴厲控製，整個帝國如同一個鐵桶。“朕為始皇帝。後世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誰料想，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秦帝國二世而亡。以後的帝國都襲用秦製，都沒能逃過十幾年到幾百年就改朝換代的命運。大而嚴厲的中國皇權為什麽比小而鬆散的歐州，朝鮮、日本的王權更短命？

主要原因是合法性機製。合法性是一個政權的基石。缺乏合法性則得位不正，不為民眾認可，難以持久。歐洲君權的合法性主要來自於宗教，王位的繼承需要教宗的確認。後來英國亨利八世脫離天主教，但每次新國王即位，還需要國教大主教的加冕。由於基督教在歐洲的普及，沒有宗教的承認，任何王位篡奪者都是名不正言不順。日本天皇和日本宗教是合一的，天皇就是神道教總神官，是天照大神的嫡係子孫，以血統繼承王位。這種來自宗教的合法性確認，對非法的王位覬覦者是個很難跨越的障礙，把武力篡取的野心扼殺於搖籃之中。宗教的一貫性強調王位繼承的血緣性，英國珀金·沃貝克（Perkin Warbeck）反叛，需要對外宣稱自己是倫敦塔裏的兩個王子的弟弟約克公爵理查。而中國的改朝換代不需要一個統一的宗教承認，血緣不是障礙。所以有“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中國君權的合法性來自所謂天命，君權神授。秦始皇的玉璽上刻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皇帝稱為天子。與血緣相比，實際上天命是一個更合理的合法性認證。如果天子失德無道則丟失天命，人民有權推翻他，而天命轉移到新朝。革命本意就是天命的更迭。《易經》雲：“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給予人民推翻腐敗王朝的正當理由。但是天命也是一個模糊的低位的合法機製。可以由天象和自然災害來解釋，也可以由神話傳說編造，有很大的任意性。天命的解釋權沒有一個唯一的權威機構，甚至可以來自造反者的自封。黃巾起義的口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陳勝在布帛上寫下“陳勝王”，塞到魚腹中，吳廣在廟中，裝狐狸叫：“大楚興，陳勝王。”元末農民大起義韓山童在河道埋下刻著“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獨眼石人。幾乎所有的農民起義都借用天象、讖語、童謠、自然災害來作為天命的合法性。天命還可以事後核準，曆史是由勝利者寫成的，成王敗寇，天命的合法性也可由勝利者追加。每個新朝都在自己的史書上編造了開國皇帝得到天命授權的神話。比如劉邦老媽在湖邊睡覺，夢與神交，劉邦的老爹看見一條龍和她滿床打滾，因此懷孕，生下劉邦。劉邦起義前殺一白蛇，遇一老婦夜哭，稱其子白帝子被赤帝子所殺。《宋史》中說，趙匡胤出生時，赤光繞室，異香滿屋，通體金黃，三日不變。

既要為我朝推翻前朝提供合法性，又要杜絕自己被革命的危險，所以漢景帝隻好說：“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將天命授權當作理論討論禁區。這是所有守成君主的忌諱。

原因之二是中國自秦朝開始都是中央集權製。而歐洲和日本都是封建製，君權受限，君位和權力結合鬆散，人們對王室有脫離權力的敬畏乃至敬愛，王室成為民族和國家的象征。追逐權力者不必通過對王位的追逐來實現。而皇權越大，越容易成為追逐權力的野心家的目標，權力變更隻能通過改朝換代而實現。所以皇權越大，越容易改朝換代。

中國的農民起義也遠比其他國家多，而且多以爭奪皇權為目標。較大的有：秦朝的陳勝吳廣，西漢的赤眉綠林，東漢的黃巾軍，隋朝的瓦崗軍，唐朝的黃巢，北宋的王小波、李順、宋江、方臘，南宋的鍾相、楊幺，元朝的紅巾軍，明朝的李自成和張獻忠、清朝的白蓮教、撚軍、太平天國。《清實錄》記載的農民起義超過300次，平均每年有一次半的農民起義。

跟中國相比，歐洲的農民起義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歐洲8世紀才出現了第一次農民起義的記載，從那時起一直到16世紀，歐洲大大小小那麽多國家，農民起義加在一起也不十次。中世紀歐洲的戰爭，主要是貴族戰爭。

中世紀的歐洲，權力比較分散，國王、主教、封建領主互相製約。18世紀末瑞典和丹麥的國王與農民站在一起，反對相對較弱的貴族。丹麥君主將農民自由視作遏製貴族地主的手段。領主們不敢過分壓榨依附屬的農民，否則農民會逃走。這就會迫使各封建領主，實施一些比較仁政的措施，以招徠與留住農民。這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封建製度相似，存在很多小國，每個國家都在努力使“近者悅，遠者來”。人民有用腳選擇的權利。所以春秋戰國516年鮮有人民起義發生（曆史記載隻有小規模的暴動和民潰以及盜蹠和莊蹻這樣的大盜）。

官逼民反。但凡有一絲活路，農民都不會起義。實在是走投無路，才會揭竿而起。中國自秦朝以後都是集權帝製大一統的國家。分散的農民對皇權很難抵抗。封建製下，農民一般隻向領主交租，而在集權帝製下，農民除交給地主的地租外，還要向國家交稅。集權帝製采用流官管理地方，官員們隻向上負責，為了政績和發財，刮地皮似地增加賦稅。所以中國農民遠比同時代的歐洲農民生活艱難。中國古代一個自耕農的年均糧食保有量，在扣除各種稅費稅賦後，平均約有640斤，而同時代歐洲農奴的年均糧食消費量約為1070斤，歐洲中世紀農奴的生活，要比同時期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高很多。11世紀的英國農民，每周能吃到一兩次肉，這對當時的中國農民來說，是不可想象的。

歐洲社會呈多元結構和多權製衡，社會存在多種改正渠道，在農民忍無可忍之前，常常問題已經得到解決。

每一次暴力的改朝換代都有對社會巨大的破壞性，所以中國社會兩千多年來一直在重複“發展--毀滅和坐穩奴隸--坐不穩奴隸”的周期循環中。比較宗教和天命，民主製度以多數人的選票提供合法性機製，是更合理且平穩的“改朝換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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