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權主義者的結局
無疑，這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個案，然而卻是一個令人心酸的個案。
誰能想得到，一個有過正經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最後竟會淪為街頭無家人，在49歲的時候慘死在小青年的拳打腳踢之下。
故事的主角叫瑪麗婭(Maria King)，是一個身材矮小瘦弱的女人，死前為美國加州伯克萊市無業無家遊民。瑪麗婭
1955年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人士家庭。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蘇格蘭人。父親少年時是蘇聯西伯利亞死亡營
地中的幸存者，二戰期間在倫敦做翻譯。在蘇格蘭上大學時，他結識了格拉斯哥大學第一個獲得全額獎學金的女學生並於
1951年與她在芝加哥結婚。婚後， 他們生有二女和二子。瑪麗婭是第二個女兒。
瑪麗婭年輕時熱愛體育，學業優秀。 1977年，她畢業於伊利諾斯州立大學，獲曆史學士學位。畢業後在老人院和殘疾越
南老兵服務機構工作過。後來她得到一家出版公司的工作，負責法律文件的寫作。
幾年以後，她轉到這家公司在舊金山灣區的分部工作。灣區的活躍的政治氛圍使她如魚得水。她很快成為當地一名活躍的
政治人士，參加咖啡館和書店裏的討論，為同性戀團體編輯小報，參加爭取民權和婦女權利的*。
下坡路
1980年，在辦公室搬動辦公桌的時候，瑪麗婭傷了腰，從此她的生活開始走下坡路。經過多次治療無效以後，1990年她
不得不辭去工作，靠每月820元的殘疾人福利金生活。這點錢在灣區充其量是一個房間的月租。 交了租金以後就所剩無幾。
她一邊選修做教師必修的課程，一邊在奧克蘭做半工，給法律公司當助手。由於腰病越來越嚴重，最後她不得不完全放棄工
作。矽穀的電腦公司把當地的房租帶高了以後，瑪麗婭連房子都租不起了。 她先是住在立交橋下，後來搬到舊金山的一個
儲藏間裏。
生活的艱難更加重了她身體健康的進一步惡化。她治療子宮發炎後喪失了生育能力，而她卻一直想當母親。希望的破滅導致
她曾經企圖自殺。1995年，她被送進精神病院後， 又企圖自殺。醫生診斷她有輕微人格失常，對她采取了藥物治療。藥物
治療卻又使得她產生了藥物依賴性。
同時，她的家人提出給她在芝加哥買房子，她拒絕了，說那裏太冷。他們幫助她找過一些優惠殘疾人的公寓，但每個她都沒有
住長。後來她過去的同事給她找到一個長住旅館。
她在那裏住了兩年，義務為房客擔任法律顧問並且定期探望這個同事90歲的叔叔。但是後來在2001年10月，她因為旅館的
安全條件太差而跟房東打官司，被下了逐客令。從此以後，她便流落街頭。 社會工作者給她弄來一家汽車旅館的減價住宿券，
但卻是在犯罪率很高的地區。她當然不敢去。她住過女子收容所，可是看望過她的哥哥承認說，那裏頭的女人與其說是正在改
過自新，不如說是繼續狼狽為奸。他說，在瑪麗婭看來，街頭更為安全一些。
後來瑪麗婭漸漸固定在伯克萊大學南門外大學路一家二手貨商店附近出沒。有的時候在朋友家客廳的沙發上借宿。在此期間，
她開始看心理醫生。
但是在她心裏，她一定還有著一個家的夢想，因為她開始撿拾自己以後的“家當”，包括家具。朋友們因此再也不敢招她上門，
因為過不了幾天她就在別人的客廳裏堆滿了東西。她收集的物品後來發展到三個儲藏間。最為登峰造極的例子是她的那個老
同事為了幫助她，幫她找了公寓並且付了押金和兩個月的租錢，還把汽車借給她搬家。
借了車以後，她卻沒有了蹤影。後來發現車被丟棄街頭，裏麵堆滿了她撿來的東西。
慘死街頭
今年二月八號的夜晚，瑪麗婭遭到兩個小青年的毆打，被人發現後送醫院不治， 於二十號死亡。有目擊者通過自家的百葉窗
看到兩個人好像在狠命踢足球。行凶以後，其中一個人還跑回來，跳起， 雙腳踏在“什麽東西”上。他們說整個過程不過15秒。
被抓到的一個18歲的小青年說，他們在那個地方翻檢東西，吵醒了瑪麗婭。瑪麗婭罵了他，還揪他的頭發。他說他是自衛，沒有
想到要把瑪麗婭打死。另一個，警方已經懸賞15000美元征求線索。
瑪麗婭似乎是一個“不知好歹”的人， 辜負了朋友們的好心幫助。然而在流浪街頭的時候，她又好像是一個活雷鋒，常常樂於
助人。她有的時候用自己的殘疾福利金給其他流浪漢買吃的東西，有的時候給他們買漫畫書，有的時候傾聽他們的心聲。瑪麗婭
死了以後，認識她的人，包括社會工作者，巡警，街頭的流浪漢，都向媒體記者講述了她生前的種種善舉。
五月十五日，在伯克萊的一家教堂，人們為瑪麗婭舉行了一個悼念會。
讀完瑪麗婭的故事，我不禁“掩卷自歎息”：人生真是沒有定數， 一個出身知識分子家庭，自己也完成了大學學業並且有過像樣
工作的人最後竟然這樣一個死法。當然，我這是從中國人的慣常心理看待這件事。其實在美國，大學畢業根本算不了什麽。中國
還有過大學畢業生自動就是國家幹部的曆史階段，美國就從來沒有這麽一說。大學畢業即失業在美國不算新鮮事， 而找到工作
以後，能否做得久，還要看經濟好壞，個人健康狀況等。
一個旦夕之禍， 完全有可能讓一個人從峰頂跌入穀底。像瑪麗婭這樣在失業之際又有一定程度的精神失常， 更是一種雪上加
霜的境地。
社會安全網
按說美國的社會工作是很發達的，但是社會工作者說瑪麗婭的死是他們工作的失敗。伯克萊的一個負責流浪人員的活動人士說，
伯克萊對流浪人士還是很同情的，而瑪麗婭這樣死在伯克萊，“是 [這個地方的] 一種恥辱”。
我曾經看過一個電影，裏麵一個流浪漢在冬天被警察強行帶到收容所， 卻在收容所裏遭到其他流浪漢的襲擊而死亡。看來美國
的社會工作，如果不解決收容所的安全問題，對於流浪人員的幫助真是很有限的。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對瑪麗婭的事有諸多不解之處：顯然她的父母還在芝加哥。她的哥哥在東部工作。他們完全可以把瑪麗婭接走。
但是這種中國社會的思維方式，並不適合美國的社會情況。瑪麗亞是典型的美國人，肯定恥於連累父母兄長，所以借口芝加哥天氣
太冷而挽拒了父母的好意。她的父母也是典型的美國思維，尊重孩子的獨立人格。你說不來，我們也就不強人所難了。在這件事情
上，真是很難說出一個誰對誰不對。連聖經上都說：“我不是我兄弟的看顧人。”
不過，現在即使在中國，像這種成年人在窮困潦倒的時候能夠投親靠友的情況也少見了吧。
美國社會裏，個人在喪失工作能力、生活能力的時候，依靠家庭少，依賴社會多。 依賴社會或者用的是納稅人的錢，或者用的是
自己的保險。有工作的人， 能夠買保險的人，自然可以在多年後絕處逢生。低收入的人，沒有相應保險的人，隻能依靠福利機構。
這些福利機構，由於資金有限，多多少少有不能盡如人意之處，以至於有的人寧可流浪街頭。
寫作此文，完全是因為同情死者，並沒有想要聯係中國社會問題的意思，就算一種海外見聞吧。中國現在也建立了獨立於單位之外
的社保係統。以往的單位大包大攬雖然有一定弊病，但是也有其可取之處。單位對於自己的職工，多少還脫不了一種人情關照的義
務。現在歸社會了，公事公辦，會不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呢？但願中國在發展自己的社會安全保障係統的時候，能夠在借鑒西方的同時
能融入中國傳統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
無疑，這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個案，然而卻是一個令人心酸的個案。
誰能想得到，一個有過正經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最後竟會淪為街頭無家人，在49歲的時候慘死在小青年的拳打腳踢之下。
故事的主角叫瑪麗婭(Maria King)，是一個身材矮小瘦弱的女人，死前為美國加州伯克萊市無業無家遊民。瑪麗婭
1955年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人士家庭。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蘇格蘭人。父親少年時是蘇聯西伯利亞死亡營
地中的幸存者，二戰期間在倫敦做翻譯。在蘇格蘭上大學時，他結識了格拉斯哥大學第一個獲得全額獎學金的女學生並於
1951年與她在芝加哥結婚。婚後， 他們生有二女和二子。瑪麗婭是第二個女兒。
瑪麗婭年輕時熱愛體育，學業優秀。 1977年，她畢業於伊利諾斯州立大學，獲曆史學士學位。畢業後在老人院和殘疾越
南老兵服務機構工作過。後來她得到一家出版公司的工作，負責法律文件的寫作。
幾年以後，她轉到這家公司在舊金山灣區的分部工作。灣區的活躍的政治氛圍使她如魚得水。她很快成為當地一名活躍的
政治人士，參加咖啡館和書店裏的討論，為同性戀團體編輯小報，參加爭取民權和婦女權利的*。
下坡路
1980年，在辦公室搬動辦公桌的時候，瑪麗婭傷了腰，從此她的生活開始走下坡路。經過多次治療無效以後，1990年她
不得不辭去工作，靠每月820元的殘疾人福利金生活。這點錢在灣區充其量是一個房間的月租。 交了租金以後就所剩無幾。
她一邊選修做教師必修的課程，一邊在奧克蘭做半工，給法律公司當助手。由於腰病越來越嚴重，最後她不得不完全放棄工
作。矽穀的電腦公司把當地的房租帶高了以後，瑪麗婭連房子都租不起了。 她先是住在立交橋下，後來搬到舊金山的一個
儲藏間裏。
生活的艱難更加重了她身體健康的進一步惡化。她治療子宮發炎後喪失了生育能力，而她卻一直想當母親。希望的破滅導致
她曾經企圖自殺。1995年，她被送進精神病院後， 又企圖自殺。醫生診斷她有輕微人格失常，對她采取了藥物治療。藥物
治療卻又使得她產生了藥物依賴性。
同時，她的家人提出給她在芝加哥買房子，她拒絕了，說那裏太冷。他們幫助她找過一些優惠殘疾人的公寓，但每個她都沒有
住長。後來她過去的同事給她找到一個長住旅館。
她在那裏住了兩年，義務為房客擔任法律顧問並且定期探望這個同事90歲的叔叔。但是後來在2001年10月，她因為旅館的
安全條件太差而跟房東打官司，被下了逐客令。從此以後，她便流落街頭。 社會工作者給她弄來一家汽車旅館的減價住宿券，
但卻是在犯罪率很高的地區。她當然不敢去。她住過女子收容所，可是看望過她的哥哥承認說，那裏頭的女人與其說是正在改
過自新，不如說是繼續狼狽為奸。他說，在瑪麗婭看來，街頭更為安全一些。
後來瑪麗婭漸漸固定在伯克萊大學南門外大學路一家二手貨商店附近出沒。有的時候在朋友家客廳的沙發上借宿。在此期間，
她開始看心理醫生。
但是在她心裏，她一定還有著一個家的夢想，因為她開始撿拾自己以後的“家當”，包括家具。朋友們因此再也不敢招她上門，
因為過不了幾天她就在別人的客廳裏堆滿了東西。她收集的物品後來發展到三個儲藏間。最為登峰造極的例子是她的那個老
同事為了幫助她，幫她找了公寓並且付了押金和兩個月的租錢，還把汽車借給她搬家。
借了車以後，她卻沒有了蹤影。後來發現車被丟棄街頭，裏麵堆滿了她撿來的東西。
慘死街頭
今年二月八號的夜晚，瑪麗婭遭到兩個小青年的毆打，被人發現後送醫院不治， 於二十號死亡。有目擊者通過自家的百葉窗
看到兩個人好像在狠命踢足球。行凶以後，其中一個人還跑回來，跳起， 雙腳踏在“什麽東西”上。他們說整個過程不過15秒。
被抓到的一個18歲的小青年說，他們在那個地方翻檢東西，吵醒了瑪麗婭。瑪麗婭罵了他，還揪他的頭發。他說他是自衛，沒有
想到要把瑪麗婭打死。另一個，警方已經懸賞15000美元征求線索。
瑪麗婭似乎是一個“不知好歹”的人， 辜負了朋友們的好心幫助。然而在流浪街頭的時候，她又好像是一個活雷鋒，常常樂於
助人。她有的時候用自己的殘疾福利金給其他流浪漢買吃的東西，有的時候給他們買漫畫書，有的時候傾聽他們的心聲。瑪麗婭
死了以後，認識她的人，包括社會工作者，巡警，街頭的流浪漢，都向媒體記者講述了她生前的種種善舉。
五月十五日，在伯克萊的一家教堂，人們為瑪麗婭舉行了一個悼念會。
讀完瑪麗婭的故事，我不禁“掩卷自歎息”：人生真是沒有定數， 一個出身知識分子家庭，自己也完成了大學學業並且有過像樣
工作的人最後竟然這樣一個死法。當然，我這是從中國人的慣常心理看待這件事。其實在美國，大學畢業根本算不了什麽。中國
還有過大學畢業生自動就是國家幹部的曆史階段，美國就從來沒有這麽一說。大學畢業即失業在美國不算新鮮事， 而找到工作
以後，能否做得久，還要看經濟好壞，個人健康狀況等。
一個旦夕之禍， 完全有可能讓一個人從峰頂跌入穀底。像瑪麗婭這樣在失業之際又有一定程度的精神失常， 更是一種雪上加
霜的境地。
社會安全網
按說美國的社會工作是很發達的，但是社會工作者說瑪麗婭的死是他們工作的失敗。伯克萊的一個負責流浪人員的活動人士說，
伯克萊對流浪人士還是很同情的，而瑪麗婭這樣死在伯克萊，“是 [這個地方的] 一種恥辱”。
我曾經看過一個電影，裏麵一個流浪漢在冬天被警察強行帶到收容所， 卻在收容所裏遭到其他流浪漢的襲擊而死亡。看來美國
的社會工作，如果不解決收容所的安全問題，對於流浪人員的幫助真是很有限的。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對瑪麗婭的事有諸多不解之處：顯然她的父母還在芝加哥。她的哥哥在東部工作。他們完全可以把瑪麗婭接走。
但是這種中國社會的思維方式，並不適合美國的社會情況。瑪麗亞是典型的美國人，肯定恥於連累父母兄長，所以借口芝加哥天氣
太冷而挽拒了父母的好意。她的父母也是典型的美國思維，尊重孩子的獨立人格。你說不來，我們也就不強人所難了。在這件事情
上，真是很難說出一個誰對誰不對。連聖經上都說：“我不是我兄弟的看顧人。”
不過，現在即使在中國，像這種成年人在窮困潦倒的時候能夠投親靠友的情況也少見了吧。
美國社會裏，個人在喪失工作能力、生活能力的時候，依靠家庭少，依賴社會多。 依賴社會或者用的是納稅人的錢，或者用的是
自己的保險。有工作的人， 能夠買保險的人，自然可以在多年後絕處逢生。低收入的人，沒有相應保險的人，隻能依靠福利機構。
這些福利機構，由於資金有限，多多少少有不能盡如人意之處，以至於有的人寧可流浪街頭。
寫作此文，完全是因為同情死者，並沒有想要聯係中國社會問題的意思，就算一種海外見聞吧。中國現在也建立了獨立於單位之外
的社保係統。以往的單位大包大攬雖然有一定弊病，但是也有其可取之處。單位對於自己的職工，多少還脫不了一種人情關照的義
務。現在歸社會了，公事公辦，會不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呢？但願中國在發展自己的社會安全保障係統的時候，能夠在借鑒西方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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