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家中國餐館打官司的經曆看美國的司法製度
美國北卡州西部的愛詩威爾市是一個美麗的山區城市，周圍群山環繞，風景優美，氣候宜人。是美國著名的旅遊和退休養老勝地。其西部的大煙山，是美國遊客最多的旅遊景點。其東部的誘人湖，是許多名人的聚居地，美國有幾部家喻戶曉的電影如“下流舞蹈”就是在這裏拍的。遊人坐在遊船上，聽導遊講解當年拍電影的花絮，湖邊大房子及其房主的趣聞軼事，別有一番風味。登上誘人湖旁的煙囪上，四周青山綠水的美麗景色盡收眼底。 愛詩威爾城內的巴爾迪莫莊園，是當年美國的鐵路大王建的美國最大的私人莊園，占地幾千畝，這裏有世界一流的酒店，賓館，葡萄園和酒莊，世界各地的遊客，聞名而來參觀昔日的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絡繹不絕。
因為這裏是旅遊城市，所以這裏的餐飲業在美國也小有名氣。愛詩威爾也是美國的啤酒之都，有許多本地釀造的啤酒。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烹調風格都可以在這裏找到。各式各樣的中國餐館就有四十多家，中國人開的日本餐館也有十三家。 但本文要談的不是美國的餐飲業，而是透過一家中國餐館的法律糾紛，來透視美國司法製度。許多中國知識精英，對美國的法律和政治製度隻是一知半解，就想當然的認為美國是法治國家，是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國家。本文想通過一個普通案例來說明，真正法治國家在階級社會裏是不存在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更是天方夜譚。所謂的法治曆來是雙刃劍。所謂的美國的法治在現實中更是荒唐透頂。實際上，美國司法製度的死板，及執法人員的官僚化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是美國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要說的這家中國餐館的主人是王先生，他在當地開餐館已經二十多年了，王先生工作很努力。除了感恩節外，他的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開門。 王先生的店是自助餐，比較大，菜的種類很多，價錢很便宜，午餐隻需五美元多一點，晚餐因為有很多海鮮價錢稍微貴一點，但加上飲料，也不過九美元多一點。 真正是價廉物美。 所以王先生生意不錯。
但因為一場飛來的官司，讓王先生的生意一落千丈。王先生跟大多數在美國的華人一樣，是遵紀守法的人。從來沒有跟法律發生任何糾葛。他們先前跟警察打過交道，但都是當王先生和太太被一些不法之徒持槍打劫，事後向警察報案而已。王先生的員工大多數是自己的同鄉，少部分是墨西哥人，偶爾雇一二個白人。王先生一般不雇美國人，除語言不通外，文化也不一樣。去年王先生雇了一個年輕白人。這個年輕人有前科，父母是王先生的顧客，請求王先生給他兒子一份工作，好讓他走上正道。王先生動了惻隱之心，就雇了他，讓他與其他員工住在店裏給員工提供的宿舍裏。 但王先生發現這個年輕白人在公司提供的免費宿舍裏吸毒。 吸毒在美國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 美國人消費全世界毒品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我以前的一個同事，是老布什當副總統時候的員工，就因向同事販賣毒品而丟了工作。 但是員工在公司的宿舍裏吸毒，如果被抓住了，王先生可能就會有法律麻煩，因為他有為員工提供吸毒場所的嫌疑。因此，王先生立即告訴那位白人員工，他以後不可以住在公司提供的免費宿舍了。於是這位員工就懷恨在心。
幾天以後，王先生出外辦貨回來，見到這位白人雇員跟一個墨西哥女員工在飯店外爭吵，並叫來了警察。 王先生見狀後，就上去拉那位白人員工回店裏，讓他有什麽事回店裏講。不曾想那位白人員工當場指控王先生人身攻擊。因為警察看到王先生拉了那位員工的胳膊，這在美國就構成人身攻擊。於是警察當場就給王先生拷上了手銬，帶到警察局。從來沒有跟警察和法律有過過節的王先生便第一次進了監獄。進監獄之前要進行裸身檢查，打指模，並帶上腳鐐，直到第二天，王先生雇了律師，交了保釋金，王先生才被從監獄裏放了出來。
沒想到，這隻是王先生的麻煩的開始。 那個白人員工指控王先生人身攻擊後，知道自己的工作保不住就走掉了。但他向往美國移民局誣告王先生往美國販賣人口等等。
美國聯邦政府財政緊缺，借有人告狀，便從兩百公裏之外的沙勒特地區總部派人來調查王先生和他的店。他們跟蹤王先生一個月，拍錄像，照像，把王先生每天的活動都記錄下來。王先生每天早晨九半點鍾用公司的車拉員工到店裏上班，晚上下班後，再用車把員工拉回公司的宿舍。天天都是這樣，移民執法局並沒有發現王先生有任何違法的事情。但移民執法局跟蹤王先生一個多月，投入很大的人力財力，他們不想承認自己輕信一個有前科的不務正業的人的一麵之詞，就浪費公帑來調查一個本分的生意人。於是他們就在一個月後對王先生的餐館進行了大搜查。移民執法局的人包圍了王先生的飯店，員工宿舍。把所以員工進行搜查。他們發現王先生的餐館一切合法。 但是他們發現三個華人的身份證是假的，還有數個墨西哥雇員的身份證也是假的。
其實在美國的中餐館，墨西哥餐館，及其他許多企業雇傭所謂非法移民是非常平常的事。不然美國政府估計的一千萬到三千萬的非法移民何以生存。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麵的。許多美國人不願意幹非法移民所從事的髒活累活，如在餐館刷碗，修路的重體力活。好多單親媽媽不能工作。她們找不到廉價的托兒所，托兒所費用很貴，減去托兒所的費用，她們的工資所剩無幾。如果隻算經濟賬，她們還不如不工作，靠政府的福利勉強生活，她們的孩子還可以享受免費醫療。 這就是為什麽美國有大量的單親媽媽要靠政府的福利生活。她們如果工作，就會失去政府的福利，或者政府的福利就會減少，而且她們的子女還會喪失政府提供的免費醫療。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政府的政策不鼓勵窮人工作。 這是美國的兩黨政治所造成的荒唐局麵。民主黨為了窮人的選票，拚命給窮人爭取更多的福利。 但共和黨為了富人的選票，就拚命的限製窮人的福利，以便減少政府的開支，達到為富人減稅的目的。這樣窮人被夾在中間，隻能得到勉強能活下去的政府福利，但往往失去工作的機會。
另外美國社會中因為父母離婚，家庭暴力，父母吸毒，酗酒等問題，使許多孩子沒有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數字，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孩子不能從高中畢業。許多比較貧困的國家，窮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學。而美國盡管有免費的義務高中教育，但因為家庭和許多社會問題，美國許多孩子無法完成高中學業。美國政府的統計數字還顯示，美國有四分之一的兒童有某些精神疾病，需要藥物控製。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是沒有能力工作的。美國政府的統計數字還顯示，去年美國有近百分之六十的人沒有工作一天。這當中就包括那些因精神疾病，吸毒或酗酒問題不能上班的人。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人，所以像王先生這樣的餐館老板，和其他美國企業，隻好雇非法移民來打工。其實，美國企業雇傭非法移民工作是公開的秘密。美國政府對此也是睜一個眼閉一個眼。如果認真起來，那麽好多美國企業就沒法經營下去。這就是為什麽我在美國課堂上講到警察與法律的問題時，說大部分人都是沒有被抓住的違法者。警察愈多，裝備越好，訓練越好，被抓的違法者就會越多。這就是為什麽美國隻要世界上百分之五的人口，監獄裏卻關押著世界百分之二十五的監獄人口。另外，2012年，美國的拘留所裏還關押了一千萬交不出保釋金的等待判決的犯人， 每三十個美國人，就有一個在拘留所裏。
以往非法移民被抓，跟雇主關係不大。最多罰雇主一點款。一九九零年，我在美國佛蒙特大學念書的時候，美國移民局在一家台灣人開的餐館裏，一次抓到十名台灣非法移民。移民局沒有漢語翻譯，雇我做他們的翻譯。 他們當時並不知道按照美國法律，我是不可以在美國工作的。美國聯邦移民局在佛蒙特有一個中心。因為沒有漢語翻譯，就到佛蒙特大學求援，學校就推薦了我去。 其中的一個被抓的蔣先生，六十多歲了，不會寫自己的名字，隻知道自己姓的是蔣先生的蔣。他以旅遊簽證到美國，然後被介紹到這家餐館打工，十年裏他在餐館裏吃，在餐館裏住，很少出去。外邊的社會什麽樣子，他知道的很少。 他當時已經六十歲了。 移民局官員問他話，他都一一回答。 給他翻譯的時候，我心裏感到痛 當時國內的精英正在鼓吹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跡，但這位不識字的蔣先生和其他被抓的九位台灣非法移民簡直就是當代美國社會的奴隸，別人的賺錢工具。當時移民執法局到那家台灣餐館找老板問話後，老板問聯邦移民局的官員會怎麽處理他。 聯邦調查局的官員說，政府不會追究老板的責任。最多會罰一點款而已。 其實後來連款也沒罰。
我跟移民局的官員一起工作幾天以後，關係比較熟了，就問他們為何要抓這些非法移民，他們並沒有傷害美國的利益。但移民局官員說，他們抓非法移民，是為了保護像我一樣的合法移民和美國公民的工作機會。當我告訴他們按照美國的法律，我作為留學生並不能到校外工作時，那個移民局佛蒙特站的站長用手猛擊自己的腦門，連說移民局竟然雇不能合法工作的人工作。從那以後，他們再也沒有請我給他們當翻譯。 那個站長有美國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 但第一次跟我見麵的時候，坦白的告訴我，他對台灣一無所知。問我台灣是一個海島？是一個國家？我隻好告訴他台灣是一個海島，但是否是一個國家，要看你問誰？當然我得簡要的給他講一次中國的內戰的曆史。
但是現在美國聯邦政府財政緊張，要從華人身上榨油，就把王先生抓了。 那天早上，王先生跟往常一樣，從家裏出來，但早就在等在王先生家周圍的八九名警察圍了上來，給王先生拷上手銬。 跟上次一樣，王先生又被關進了監獄。 王先生的家人又雇律師，繳納保釋金，把王先生給保了出來。 保釋出來後，王先生得交出護照，不得離開所在的地區，如果需要到外地去，要向假釋官員請假。
這期間王先生雇的律師開始跟政府的檢查官進行談判，爭取庭外解決。其實政府的檢察官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王先生犯了他們指控王先生犯的罪行，王先生根本就沒有像他們指控的那樣販賣人口。但政府又不想承認他們聽信一個有前科的“社會渣滓“的一麵之詞，就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調查一個努力工作的守法公民。 於是他們就讓所謂的“犯人”承認一個罪名輕一點的罪名，與政府達成協議。這樣所謂的“犯人”就不用出庭與政府進行長時間的庭審，可以避免花費大量的律師費。王先生雇的律師一個小時五百美元，外加其他的費用，對象王先生這樣的小公司，這樣的律師費是巨大的經濟負擔。 為了節省律師費，大部分的美國人都會接受廳外協商的方式來擺脫法律的麻煩。實際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國案件都是以這樣的庭外協商解決的。 所謂的嫌疑犯，很難找回自己的清白。 為了省律師費，隻好忍氣吞聲的承認一項輕罪，以免牢獄之災。
由於許多反共反毛反社會主義的中國精英多年洗腦，許多中國人盲目地崇拜美國和西方的法製體係。其實無論從哪個角度上講，對大多數普通民眾來講，美國的司法製度都是失敗了。首先美國的司法製度根本不在乎所謂的“正義與清白”，他們隻講所謂的“程序正義”，什麽是程序正義呢？就是他們會讓被告和原告走完所有的法定的法律程序，究竟你最終是否得到正義和清白，那根本不是法庭首先考慮的。 在法庭上，如果是刑事案件，被告的律師和政府的檢察官在法庭上陳述各自的立場和證據，法官決定哪些證據可以被采納，哪些不可以采納。 但最後決定被告是否有罪的不是法官，而是十二個從普通民眾中隨機挑選出來的陪審團。 這些陪審團成員都是匿名的。他們不需要為他們的判決負責。審判過後，他們都各自回到自己原先的職業。 即便他們的判決錯了，也沒有人會追究他們的責任。 法官也不需要為任何冤假錯案負責，因為他們並不是案件的最後定案的人。 這就是為什麽美國的監獄裏關押著許多無辜的死刑犯。 他們沒有錢雇一個好律師為自己辯護，而政府指派的律師，因為工資很低，水平較差，更重要的是他們根本不在乎。
美國的司法製度，隻有對那些有錢有勢的大富豪有利。隻要你有錢，肯花錢，殺人的罪也可逃脫。 美國橄欖球球星辛普森殺妻案就是很好的說明。你雇一個大牌律師。這個大牌律師隻要在選陪審團成員時想法選中一兩個黑人基本上就可以搞定。 律師沒有挑選陪審團成員的權利，但有拒絕某人當陪審團成員的權利。 隻有拒絕的人足夠多，挑到一二個黑人陪審團成員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審判過程中，律師不需要證明被告無罪，而隻需要證明被告並不是完完全全有罪，判被告有罪，可能有一點不能完全肯定。律師隻要提醒陪審團成員，隻有他們毫無懸念的認為被告有罪，他們才能定他的罪。隻要十二個陪審團成員中有一個人不能完全肯定被告有罪，律師就成功了。
負責王先生的案子的政府的檢察官提出罰王先生十萬美金罰款，並沒收王先生公司的職工宿舍和運送員工的車輛，外加三到五年的刑期。 這簡直就是敲竹杠。 政府方麵根本就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王先生有罪。他們這樣做基本上就是恐嚇。但如果上法庭，曠日持久，律師費將是不小的數目。而且打官司總有萬一打不贏的擔心。 王先生想讓律師保證能打贏他打這場官司，但律師隻肯說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打贏。一旦官司打不贏，王先生就得坐牢。 如果王先生去坐牢，那餐館生意就無人打點，王先生一家老少的生活全靠王先生一人張羅，他是家裏的頂梁柱。 家裏不能沒有他。 所以他不能冒險。 他必須忍辱負重，穩紮穩打。 為了穩妥起見，王先生讓律師跟政府的檢察官談判。 幾個回合下來，政府監察官同意將罰金減到六萬。隻要王先生同意自己犯了運輸非法移民罪，政府就不再要求法官判王先生入獄。協議達成了，接下去就是等待法庭判決。 因為美國的犯人多，等待開庭的時間往往很長。
但是王先生在等待法官審判的時候，又出了許多麻煩。在王先生的餐館被移民局搜查後，當地報紙頭版報道了移民局在王先生的餐館抓到了非法的華人和墨西哥移民。報紙一出來，王先生餐館的生意立即大受影響，來吃飯的顧客驟降。被抓的三位華人，一男二女都不會講英語，王先生給他們雇律師。我作為當地的華人教授，也陪律師去監獄看望三位華人。 兩位女同袍來這個餐館上班隻有兩個星期，表現還淡定，其中一位決定回國。 另一位希望申請留在美國，因為她的丈夫一年前車禍去世，正在跟保險公司理賠，她有兩個孩子要照料。 但那位男同袍見到我，摟著我的肩膀放聲大哭。他身穿囚服，帶著手銬腳鐐。 他是一個老實巴腳的福建農民，隻是默默的在王先生的餐館裏當炒鍋。 我想他一輩子都沒有受到這種委屈。 他無非像許多其他福建農民一樣，受前些年偷渡美國的大氣候的影響來到美國。他有一個哥哥在紐約，讓我給他哥哥打電話，讓他哥哥為他繳納保釋金出獄。
王先生給三個華人雇的律師，是做移民業務的。他答應到監獄來的時候，先跟王先生要了一千美元。 但他比約定的時間晚到十五分鍾，然後又吸了一支煙，才帶上我進監獄。 如果沒有他的帶領，我是進不了監獄的。 但進了監獄後，他所關心的是這三個華人囚犯是否有能力雇他做他們的代理人。他一個一個的問那三個人家裏有多少資產。當他得知其中一個華人已經準備回國，另外兩個人也沒有請他當代理人的打算後很失望。我們在監獄裏前後呆了一個多小時。唯一見得到的結果就是我見了他們三個人一麵。回來後告訴王先生給那位炒鍋的哥哥打一個電話。 王先生的一千美元就得到這樣一個結果。
九位墨西哥被抓的非法移民的情形就不同了。墨西哥人有一個社區中心。中心立即組織募捐，營救被抓的墨西哥人。王先生還給他們的中心捐了幾百美金。墨西哥人的社區中心還在市中心組織了支持墨西哥工人的遊行示威。他們的口號和標語是非法移民也有工作的權利，要求關注非法移民的合法權利等等。 為了博得市民的同情，他們開始攻擊王先生的餐館剝削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哪有不剝削工人的企業。 其實王先生的中國餐館的工資高過美國餐館的工資。在別的餐館打工的墨西哥工人每小時隻能拿到最低時薪，每小時7.5 美元。 在美國餐館工作工人，工人可以自己帶飯，也可以在餐館吃，但要繳納所吃食物的成本費，扣除吃飯的時間。而王先生的餐館讓員工免費吃飯，也不扣除吃飯時間。在美國餐館打工的墨西哥工人每月的工資一般隻能拿到一千二百美元，而在王先生餐館洗碗的工人，一般都能拿到一千八百多美元。這就是為什麽墨西哥工人願意到王先生餐館工作的原因。
但是現在美國政府抓了這些沒有合法身份的墨西哥工人，並要遣返他們回國。墨西哥人社區的人為了博得市民的同情，就開始打中國餐館剝削墨西哥員工的牌。當地報紙也開始攻擊王先生的餐館剝削員工的文章。這樣一來，王先生的餐館生意進一步受到影響。更讓中國餐館雪上加霜的是，當地一個沒有多少業務的律師，開始代表這九個墨西哥員工告王先生的中國餐館剝削員工，要求王先生賠償。因為這個律師沒有多少業務，他願意先免費替這些員工打官司，贏到錢後再跟員工分成，如果官司贏了，一般是律師和客戶各得一半。如果官司輸了，律師白做，員工也不損失什麽。 在美國法院立案，需要交納二百五十美元。 法院一旦立案，就會給被告下達傳票。被告就得應訴，不然就是蔑視法庭。
其實代表墨西哥非法員工的律師已經籌劃好了。他隻要告王先生的餐館就肯定能贏。因為王先生如果跟他打官司，就要花幾萬律師費，而且還沒有把握打贏。這跟敲竹杠差不多。盡管他們獅子大開口，王先生隻好雇律師跟對方談判，以減少損失。 談判來談判去，對方願意把要求降到三萬美元。這大概就是王先生雇律師打官司可能要花的律師費。對方絕不肯再往下降。王先生跟律師商談後，答應了對方的要求，求得對方撤訴。但被對方敲詐去三萬美元。因為王先生要支付自己雇的律師每小時五百美元，外加其他費用。對方的律師贏了三萬元，分成大概可得一萬多元。雙方的律師都賺夠了。隻有王先生一人是輸家。
報紙上對王先生的報道，又引起美國勞動局對王先生的關注。 因為這些被抓的非法移民都是講西班牙語，所以勞動局就派了一個西班牙裔的美國官員來詢問王先生是否按法律付給了工人工資。 王先生的華裔工人都說王先生付的工資超過了最低工資，而且都說老板讓員工免費用餐，並且不扣除吃飯時間，工人可以隨便休息。而個別墨西哥員工，特別是那些已經不在王先生上班的墨西哥員工，看到有機會從老板處拿到更多的錢，就開始胡說老板讓工作的時間太長。 有的人甚至說老板不給吃飯的時間，不給休息的時間等等。 按照美國法律，員工工作超過八小時，超時工作的時間要加到基本工資的一點五倍。王先生沒有把超時工作和八小時內的工作分開來算，隻是付給工人每天多少錢，期間不扣除三餐的時間。如果扣除三餐的時間，王先生付的工資，仍超過了政府的規定的最低工資要求，及超時工作的部分必須增加的一點五倍的法律要求。本來政府無話可說，但這位西班牙裔美國政府工作人員顯然偏心墨西哥工人。 本來王先生是按小時付工資的，但他卻故意把王先生給工人的基本工資，算成是每月一千八百元，要求王先生再給工人補發每天超時的工資。根據員工在店裏工作時間的長短，勞動局要求王先生給他的幾個墨西哥工人補發幾萬到幾千的工資。王先生不想讓政府找自己的麻煩，就照辦了。勞動局的人走的時候還告訴王先生，以後他要對工人每天幾點來上班，幾點下班，中間幾點到幾點吃飯，幾點到幾點休息，都要有詳細記錄。 他半年後還會來查看。
半年後他果然又來了。王先生拿出他的員工上班記錄給他看。 勞動局的官員，馬上說王先生的記錄有問題。 因為工人不可能每天正好九點半來上班，也不可能都正好在同一時間吃飯，因此他認為王先生的記錄不是實際的工作記錄，他不能接受。 因為在王先生的記錄裏工人都是早上九點半來上班，晚上九點下班。 期間早飯是十點半到十一點半，一個小時，午飯是二點半到三點半，一個小時，晚飯七點半到八點半，一個小時。員工實際工作時間八個半小時。如果扣除每天的飯費，員工的工資將少於現在的每月一千八百元。墨西哥員工並不在乎每星期多工作一天，或者每天多工作一個小時。 他們隻想多掙一點工資。如果老板每天扣除他們的飯錢十五美元，如果再扣掉他們的房租，隻按最低工資付給他們，那麽他的工資，將會是每月隻有可憐的一千多美元。
美國國會裏民主黨人推行最低工資的標準，本來是要保護工人的利益。 但是美國政府的官僚主義執法作風，反而傷害了工人的真正利益。 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要想保護工人的利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公司，大老板，剝削工人的辦法太多了。 即便工人的最低工資提高了，但物價上漲了，其實工人實際生活水平還是沒有提高。這就是百分之七十多的美國人負債。 美國工人的生活水平相比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人高，原因就是美國的大跨國公司可以更多的壓迫剝削第三世界的工人，來補貼一下本國的工人，以便防止工人過不下去起來造反。 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人的生活狀況不如美國的工人，原因就是他們要受大的跨國公司和本國的資本家的雙重壓迫剝削。
在階級社會裏，中國所謂公知們所宣傳的所謂“普世價值”根本就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普世價值，他們是不肯說出來的，那就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的階級壓迫和剝削。要想正真提高工人和農民的地位，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工農地位，隻有毛澤東主席和他們那一代的革命家所建立和推行的社會主義製度。
王先生有了上一次跟勞動局打官司的經驗，便讓自己的律師跟勞動局的官員打交道。結果這一次王先生的律師並沒有幫上王先生什麽忙，因為他並不懂美國的勞動法，讓勞動局的官員給他洗了一下腦後，他基本上全是站在政府一邊，指責王先生沒有按照政府的要求記錄員工的工作時間等。王先生成了雇了個律師給政府作幫工。我作為王先生的義務翻譯，氣不過問王先生的律師是否還會讓王先生付他律師費？ 那位律師也感到很尷尬。
最後王先生又被迫按政府的要求付給員工超時工資。 如果不同意，又得出庭跟政府打官司打官司，政府的律師反正有的是時間，但像王先生這樣的小本生意，根本耗不起跟政府打官司的律師費。隻能忍氣吞聲。仍然在工作的墨西哥員工都不知道為什麽王先生又額外給他們發錢。個別人拒絕接受，認為是不該要的錢。 但政府規定如果員工不肯拿錢，政府最後就要沒收這部分錢。 另外，王先生還得支付政府的罰款。
王先生的案子現在隻是取保候審。等了六個多月後，終於等來了初審的機會。這次初審，是由聯邦地區法院北卡州西部法院的助理法官審理。出庭前，王先生的律師說這次出庭隻是走過程而已，真正判決要等到下次正式判決。在庭上，書記官要求王先生宣誓他在庭上會一切如實回答。 然後我作為王先生的翻譯，也得宣誓，一切如實翻譯。 然後那位助理法官就開始照著事前寫好的問題，一個一個的問王先生。 王先生隻需回答同意如否就可以。這個程序本來是走走過程就可以了。但是助理法官問王先生是否同意政府對他的指控，說他明知道犯法，但仍然不顧後果的幹了等等。王先生說不同意。因為他並非知法犯法。結果讓那助理法官很意外。本來應該半個小時就完的程序，拖了四十分鍾還沒完。助理法官不耐煩了，說他要下班，讓我們明天再回來。出庭後，我們的律師跟王先生說，你就對每個問題做肯定回答就可以了。因為他說了一句不同意，我們第二天還要回到法庭，重新開始，結果就是律師多收他幾千元的出庭費。
在美國打官司，大都是原告律師跟被告律師，或者律師跟政府檢察官在私下談判，當事人幾乎似懂非懂的走過程。 盡管律師都是讓王先生最後拿主意，但王先生的選擇，都是律師建議的。 美國法律術語不是一般人能明白的，隻能依靠律師來給解釋。 其實所謂的預審，也就是讓預審的助理法官來證實一下，被告與政府達成了庭外解決的協議而已。 預審法官並不管其他的事情。 所以第二天，王先生就按照律師的指點，對預審的助理法官問的問題，都做了肯定的回答。 預審完了，就等待法官的最後判決。 又等了六個多月，二零一三年的九月十四日，王先生等到了他出庭受審的日子。這次的法官是聯邦地區法院北卡州西部法院的聯邦法官。 他是總統任命，國會表決同意的終身法官。在我們的案子之前，他先判了兩名墨西哥少年毒販子 入獄兩年。 到了王先生的案子，先是王先生跟著書記官宣誓，然後我宣誓。 然後法官問王先生是否跟政府達成庭外解決的協議。 王先生做了肯定的回答。但法官又接著說，盡管王先生已經跟政府的檢察官達成廳外解決協議，但他不一定按照協議的條款判決。 然後問王先生是否還承認自己有罪。王先生隻好說承認自己有罪。 因為不承認有罪，以前的工作就白做了，錢也就白花了。 然後法官就宣判了。 罰王先生六萬美元，沒收工人宿舍和運送工人的車子。 這個沒有什麽意外。 然後法官說要關王先生四個月的家庭緊閉，和三年的外出自由限製。 這讓王先生很意外。
四個月家庭緊閉就是法庭要給王先生帶上電子腳套。他每天九點以前不能出門，白天隻能到餐館上班，晚上九點必須回家。 不得到許可，不可以到別的地方去。 王先生每天要為這個腳套交納三點四美元，每月一百美元的費用，還要交納其他的一些費用。 四個月後，腳套拆除後，他可以在我們這個區自由活動，但要離開我們這個區，他必須得到假釋官員的許可。 這個限製外出自由的期限是三年。
王先生對法官這個判決非常不滿。他認為自己辛辛苦苦的工作，就因為一個有前科，不務正業的壞小子誣告，自己就蒙受這種不白之冤，律師費，政府罰款外加給員工補發的工資，總共耗費二十萬美元，一年的工白幹了，他得跟親戚借錢付律師費。 特別是法官判他家庭緊閉四個月，並三年的限製外出自由，給他的生活帶來極大的不便。 他感到美國的司法製度對他太不不公平了。他氣的在法庭外用福州話大罵美國法律的不公平，不合理。但他也隻能罵罵出一點氣而已。除此之外，他毫無辦法。
就在王先生接受家庭緊閉不久，王先生的嬸娘病危。王先生向假釋官要求去紐約見自己的嬸娘最後一麵。 但假釋官先是不同意，一天後又同意了。 但王先生終於沒能見上自己的嬸娘最後一麵。 他還在路上的時候，嬸娘就走了。 給王先生留下終身遺憾。 王先生嶽母八十多歲了，還住在中國，意味著王先生三年內不能回中國看望嶽母了。 王先生的寡母也已經八十多歲了。老人不相信西醫， 有時候需要回中國看病，這意味著王先生三年之內不能陪母親回國看病了。
其實聯邦的法官不知道，也不在乎王先生的案情。他隻按照王先生認罪的罪名來判決。你承認你自己有罪，那就按你承認的罪名判你罪，讓你無話可說。這看上去是法治，實際上就是一個陷阱。
四十天的家庭緊閉到期了，王先生到假釋官那裏去除掉腳上的電子套。帶電子腳套的這些日子，王先生一直抱怨頭痛，頭發蒙，像感冒一樣。 摘掉電子腳套後，王先生頭疼消失了。王先生問假釋官員，這種電子腳套是否有副作用，那位官員說不應該有。 但王先生堅信他的頭痛就是帶電子腳套的結果。 美國的法律是講究懲罰犯人的。 法官在判決的最後就強調他如此判決就是要懲戒犯人，讓犯人知道犯法的代價。 可能帶腳套，讓犯人感到頭痛也是懲戒的一部分。
中國許多公知，天天在美化美國的法治，和憲政，但他們並不知道美國法治真相，隻是想當然的認為美國的法治多麽好。中國人民必須知道美國的法治和憲政的真相。 因為美國的法治和憲政，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國，卻關押著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五的監獄人口。 其拘留所裏還關押著一千多萬交不起保釋金的候審犯人，每三十個人就有一個在拘留所裏。為什麽？難道美國人天生比其他民族更傾向犯罪嗎？當然不是。美國人的律師多得很，每三百人就有一個律師，比醫生多一倍半，因為，平均每七百多人才有一個醫生。 律師是靠打官司吃飯的，美國的法律都是律師寫的。 美國的警察比例很高。 警察是抓罪犯的。警察越多，犯人就越多。 更令人意外的是，美國關押一個犯人一年的費用是四萬多美元，超過私立大學的費用。紐約市的費用更是超過十六萬美元一年。 美國連續多年財政危機，國會兩黨為此打得不可開交。 地方政府因為財政危機，在破產，學校在裁員，或減少養老金。但美國的監獄人口卻在增長。這樣的法治和憲政，有什麽價值這是一個值得中國人深思的問題。
（作者：河北大學特聘教授 美國華倫威爾遜大學政治係教授 韓東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