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在美國，打女人卻是嚴重法律問題。也是在小說裏，已去世的美國著名作家約翰·厄普代克，曾在《村莊》（Village） 一書中寫道，社區裏的人都不願和某家來往，因為那家的男人經常在家裏對著老婆吼（還不是打）。厄普代克寫的是二戰之後的事。如今過了七十年，打老婆在美國成了要蹲監獄的罪。中國留學生通常都是規規矩矩的，什麽事情送他們上法庭最多？——打女人和打孩子。
不過，如果是外國人，這裏有兩個難題。第一是女方的身分往往附在男的之上，比如男的是Ｆ－１學生簽證，女的是Ｆ－２陪讀簽證。男的進監獄，女的簽證就成了問題。有簽證尚且未必能打工；簽證有問題，打工絕對非法，女方可能會有生活困難。因此，女人未必肯作證，她不願或不敢送丈夫進監獄。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雖然家庭暴力是公訴罪，女的不起訴，政府的檢察官會代勞，但是，如果未離婚，法庭卻不能強迫女人作證——因為美國一貫遵循孔老夫子“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的偉大教導，嫌犯的直係親屬可以拒絕作證，不管起訴的是何等重罪。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美國的女權和民權組織幾度催促，終於在比爾·克林頓總統任期之末，讓國會通過了一個“人口買賣和暴力受害者保護法案”（The Victims of Trafficking and Violence Protection Act），克林頓在新世紀元年１０月２８日簽署，使之正式成為法律。該法案規定，每年發放一萬個Ｕ簽證（美國用字母標記簽證類型，如Ｆ、Ｈ、Ｕ等），專給那些協助司法機關打擊犯罪的外國人，允許他們暫時留在美國。
什麽樣的人可以得到Ｕ簽證呢？舉個華盛頓外交圈裏的例子。一位尼日利亞外交官，經常打老婆。他有外交豁免權，一般情況下美國警察不會管。但事態越來越嚴重，女的擔心有生命危險，本國大使不當回事，她隻能尋求美國警察的保護。華府警局請求尼日利亞吊銷其丈夫的外交豁免，準備起訴他。拘捕令即將發出之前，這位外交官匆匆離開美國。申請Ｕ簽證，需要司法機關證明申請人曾經協助辦案。這位女士在尋求警察保護時出示了傷情，錄了口供，是案子的最重要證人。她的簽證申請被接受。
理論上，多種罪案的受害者都可以申請Ｕ簽證。比如，最近被美國司法部民權律師在夏威夷起訴的 Global Horizons Manpower Inc.，曾為四百餘名泰國農民申請農場短工專用的Ｈ－２Ａ簽證。如果這些泰國人能幫助司法部證明這真是“美國曆史上最大的販賣人口案件”，他們有可能獲得Ｕ簽證。不過，在實踐中，申請Ｕ簽證的人，三分之二是躲避家庭暴力的女性。所以一些律師“昵稱”其為“家暴簽證”。
雖然設置Ｕ簽證的法案早在２０００年就已通過，但美國接著“變天”，行政權力從民主黨轉到共和黨手裏，而共和黨官員對此不甚熱心，移民局一直沒有製訂執行細則。所以Ｕ簽證雖有名號卻多年不未曾正式發放。一些共和黨議員認為，打擊犯罪是一項社會義務，你有證據就該出庭作證，不該要求合法逗留美國的Ｕ簽證作酬報。這話道理上並不錯，不過Ｕ簽證在打擊犯罪的工具性一麵之外，還有幫助受害者的人道性一麵。一個來自夫權至上地區的女人，如果有膽量上法庭指控男人，她就與傳統割裂了，實際上是回不去了。她需要Ｕ簽證為她擔保一個新生活。
試看一個類似的中國例子。１９６０年，“畝產萬斤糧”的“大躍進”所引起的三年饑荒之中，母親和兩個孩子被餓死的四川農民何明淵，逐級上妨，逐級被打壓。到北京後，他在街上大白天打燈籠，以示世道“暗無天日”。當時的北京市會書紀、政治居會員彭真，了解真相之後，不但將他放出監獄，而且考慮到何明淵老家的幹部作風問題，允許他選擇其他地方落戶安居——這是老農最佩服的地方，那一代領導人裏，還是有了解農村風土人情的。何明淵表示願意去貴州一位朋友處。他到貴州後，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很多老上妨戶，其實已經無法在原地居住。即使解決了最初觸發上妨的問題，由於得罪了有勢力的大戶，他也很難在原地和諧生活。押回原籍隻是迫使他再次上妨；改換到大一點的市鎮，在無人與之有曆史過節的地方讓生活重新開始，才是比較徹底的辦法。
Ｕ簽證的事情拖到２００６年。國會中期選舉之後，民主黨議員重新占據國會多數。他們施壓移民局，終於在２００７定出執行細則，並在下一年的８月正式發放了第一批Ｕ簽證。該簽證有效期四年，允許打工；持證三年後可以申請綠卡。大概是要安撫遭了難的暴力受害人，Ｕ簽證在附屬申請方麵特別寬鬆。二十一歲以下者，還不算完全的成年人，其父母、子女和未婚兄弟姐妹都可以附屬申請，這些不算在一萬人的名額內。
前兩年，可能知道的人不多，名額沒有用完。今年，一萬個名額在７月初已經爆滿。裏麵總有近七千個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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