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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義門世家 加帖在 史海鉤沉 【凱迪網絡】 http://www.kdnet.net 二 抗戰勝利了，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個人的威望也達到了頂峰。可是人們很快就失望了。接收大員變成“劫收”大員，物價不斷上漲，內戰的威脅也在逼近，山雨欲來，人心惶惶。 資中筠雖然不懂政治，但是她也注意到，家裏的大人、親戚朋友之間對內戰的擔憂。當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談判的消息傳來時，“都說這下好了，和談了，不用打內戰了”。也不管是哪邊的，都希望最好不要打內戰。 資中筠課餘學了六年鋼琴，1947年高中畢業之時在鋼琴老師力主下，舉行了個人鋼琴演奏會，邀請親朋好友約數百名來助興，也相當正式。資中筠是老師的三大弟子之一，兩個學姐都考取了音樂係，後來成為鋼琴教授。但是資中筠的第一喜好並不是音樂，而是數學和文學。但是第一年考第一誌願清華大學失利，而是被燕京大學錄取。 考清華發揮得很不好，特別是長處國文，清華大學的作文是白話“我的中學生活”，很難“出彩”，而燕京大學的作文是一篇文言文，題目是“立國必先樹人，樹人必先立德說”。從小學起就寫文言文的資中筠自然是得心應手，順利進入燕京大學數學係，而且免修大一國文，直接讀大二國文。(那時的學生不論什麽係，都必修兩年國文)。 燕京大學的校園是美麗的，但是資中筠在這裏並不開心。秉承美國教會大學的傳統，燕京大學有各種各樣的學生“團契”，不過那時除了少部分傳統的、被認為是“右派團契”外，絕大部分團契都成為地下黨的活動平台，舉行傳播左派思想的“讀書會”，爭取中間同學，以及其他配合黨的任務的活動。 資中筠回憶說，“我對這兩頭都格格不入，都不願意參加，所以比較孤立。”十七歲的資中筠不大善於跟人來往，她經常和一位中學同學在一起。上了一個月數學係的課之後，資中筠發現，數學係裏人才濟濟，自己並非數學天才。反對她學數學的母親也鼓勵她轉係，就轉了外文係。一年級結業的時候，她毅然地退了學，決心再考清華大學，因為要考轉學必須先退學，不能留後路。 這一年的暑假，資中筠沒有回家，而是每日清晨走進北海邊的“北平圖書館”讀書學習。對資中筠來說，這個暑假非常愜意，“上午複習功課以備考試，下午就隨便看各種各樣的書。那個時候圖書館借書非常容易，管理員態度也非常好，環境安靜。我就永遠占一個靠窗口的位子，一看就是一天。” 此時內戰的硝煙已經開始彌漫，國共在東北戰場即將進入決戰。可是在古香古色的北平圖書館裏，資中筠依然守著一張安靜的書桌，餓了就出去買一個燒餅，累了就在長椅上躺一會兒。 那個時代的大學都是獨立招生，資中筠在參加了清華大學的考試之後，為保險起見，還南下上海，參加了聖約翰大學和滬江大學的考試。巧合的是，作為教會大學的聖約翰大學的作文題目也是文言文。 三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都來了，資中筠如願以償地進入了清華大學，成為清華英語係二年級的學生。此時，清華大學已經成為北平學生運動的中心，但是遠離政治的資中筠對政治依舊懵懵懂懂，與許多同學一樣，痛恨國民政府的腐敗，感到外麵社會很黑暗，但是對政治采取逃避的態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圖書館——音樂室之間。 1948年12月中旬資中筠進城到父親朋友家中度周末，第二天清華大學迎來了解放軍，北平開始圍城，既不能夠回清華，又不能回天津。直到一個半月後，她終於回到了天津。此時天津已經解放，她發現客廳裏住了解放軍(不久就搬走)，父母都很擁護新社會。父親前不久，正被銀行派往美國考察，不顧友人的挽留，執意回到已經隱隱聽得見炮聲的天津，這在天津金融界引起不小的轟動，因為當時很多人倉皇外逃。天津解放後，資耀華衷心擁護新政權，熱情滿懷，並積極建言。 三 北平和平解放後不久，清華重新開學，資中筠回校繼續讀書。此時時代的大背景已經轉換，校園裏時時回蕩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聲，學生們忙於參加各種各樣的政治活動，清華園裏已經沒有了安靜的書桌。 開始思想有所觸動是1949年的冬天，清華學生被組織到海澱農村參加土改複查，有幾個星期和農民同吃同住。從來沒有見過農村真實生活狀態的資中筠震驚了，她發現被認為是富農的人家都那麽窮，破破爛爛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所以我開始感覺到很慚愧。雖然那時候還沒有把他們拉出來鬥，但是他們畢竟是被審查的對象，而我們就是因為有機會讀了書，就好像是站在正確的立場。”這樣，她開始為自己原來享有的優越生活感到內疚。一首土改歌曲《誰養活誰》更觸動了資中筠的靈魂。在學校聽政治學習報告，其中說，大概400個農民一年的生產才能養活一個大學生。所以，她越來越覺得自己是欠了農民的。 資中筠剖析當時的思想，“我對國民黨並無任何好感，對舊社會也沒有留戀，在國民黨時期我們都認為社會黑暗的不得了，所以我想的隻是逃避。我在中學的時候受像陶淵明等魏晉文人的影響很大，總想出世，遠離政治。但是後來一想，我自以為是遠離政治的，但是我要不要吃飯呢?我既然要吃飯，是誰養活我?這就產生問題了。我覺得，我好像沒有權利自以為是地離開所有的政治。” 她開始轉變了。以前對政治學習總想逃避，現在不反感了，能夠聽得進了。 最大的轉變是抗美援朝。根據當時的宣傳，南朝鮮在美帝支持下挑起了戰爭，而且放映了朝鮮人民受到侵略者殘酷殺害的電影。資中筠接受了這樣的論斷:世界上分成兩大陣營，不站隊是不行的，不站在革命的一邊，就是站在反革命的一邊。於是，她和許多同學一起，積極報名參軍。她的行動得到了父親的支持。 回想當年，資中筠說:“我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徹底轉變。我確實是比較單純，一旦認定了這個理，就按這個理走，義無反顧。” 盡管清華的學生90%都報名參軍，最終批準的極少，外文係和工科的高年級都留下來，因為建設國家需要。留下的也都很自豪，自以為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從此以後，資中筠對所有官方宣傳都深信不疑，“覺得祖國前途光輝燦爛。” 就這樣，一個青年完全“轉變”過來了，但是她還要經受“考驗”。 1951年，大學畢業的資中筠和她的同學馮鍾璞(即後來的作家宗璞)一起分配到“政務院宗教事務處”工作。可是不到半年，在“三反五反運動”中，一直被認為是進步人士的資耀華一夜之間成為“奸商”，《天津日報》大標題說“大奸商資耀華拒不坦白”。 資中筠成為被“幫助”的對象，單位黨組織動員她劃清界限。“當時我的心情是這樣，第一，黨永遠是對的。這個大前提我不動搖，但是我想不出來我父親怎麽會成為奸商?他工作的事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也從來不在家裏頭說什麽，可是他的為人無論如何與“奸”字連不起來。後來我就表態說，我服從組織的任何結論。可是他們說我態度消極。” 資中筠把所有的家信都交了出來，實際上父親極少寫信，都是母親的信，除了詢寒問暖就是鼓勵好好工作之類。這過不了關。一個中學同學登報聲明與資本家父親脫離關係，使她受到啟發，她也要求登報脫離關係。可是“組織上”說，這違反政策，並不希望她這樣做。 這場煎熬曆時半年。忽然又說資耀華沒問題了，結論說他是“完全守法”，不久，資耀華調到北京，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從此這位正值盛年的銀行家埋頭整理近代貨幣金融史料工作。 整的時候大張旗鼓，等到落實政策的時候卻靜悄悄的，所以資中筠並不知道父親何時“落實政策”，何時來北京，因為她幾乎和家裏完全脫離了聯係，凡是給家裏寫信，就得給單位審查，於是不再通信。後來還是從妹妹那裏得知父母居住在北京，她才回家看望。 雖然父母對她一如既往，但是“從此我跟他們的關係就疏遠了，親情無法再同以前一樣。父親在家中更沉默了。” 四 1952年，資中筠調到“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這是和工會、青年團、婦聯並列的所謂“群眾團體”，當時並稱“工青婦和”。這幾個組織都有國際部，負責國際交往，而“和大”本身則主要就是從事國際工作的。資中筠在國際聯絡部，主要從事翻譯和文書的工作。她曾擔任“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中國書記的助手及翻譯，常駐維也納三年。 資中筠感到非常幸運，特殊的工作讓她逃脫了“反右運動”。“我出國之前，已經在開始學習‘娜斯佳精神’，娜斯佳是蘇聯的共青團員，特別敢提意見。學習娜斯佳精神就是號召大家敢提意見。“和大”的青年團組織專門開會討論給領導提什麽意見這就是‘鳴放’的開始，正在這個節骨眼上我被派出去了。”否則以她的性格一定會積極、直率地提意見。 1957年暫時回國休假，“反右”開始了。資中筠發現，有好多原來的同事年輕人正在被批判(後來有些人戴“右派帽子”，命運很慘)。幸運的是，資中筠隻參加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其間還匆匆與陳樂民結了婚，又被一起派出國去了。資中筠反思說:“如果我先在國內，一定參加‘鳴放’，我很可能變成右派，因為我對黨是無所保留的。假如沒參加‘鳴放’，‘反右’運動中留在國內，我又很有可能變成積極分子，批判別人。因為那個時候自己沒腦子，隻知道緊跟。所以我回想起來，覺得自己特別幸運，既沒有變成右派，也沒有做現在想起來對不起人的事。” 1958年在國外的資中筠聽說國內“大躍進”，異常興奮，想象著國內的大好形勢，而自己不能躬逢其盛，太遺憾了。1959年又聽說國內遭遇“自然災害”了，物質匱乏，開始實行糧食定量。“我們在國外養尊處優，很慚愧，於是乎就申請回國，要求跟國內的人們一起同甘共苦。” 資中筠和丈夫陳樂民一起奉調回國時，遍地的小高爐早已熄了火。陳樂民主動要求下放農村鍛煉，“因為當時在國外工作的人，雖然是組織上派出去的，可是都認為沒有跟勞動人民在一起，缺了這一課，老被認為沒改造好。” 資中筠正巧懷孕就沒有下去。在河北農村工作的陳樂民親身體驗了大饑荒中農村的困難生活——，每天隻有不到四兩的帶糠的口糧，人人都營養不良。陳樂民有一次餓暈了，滾到溝裏去，幸虧被老鄉給救起來，送到縣城醫院打營養針。資中筠慨歎道:“他是中央下放的幹部，不能讓他餓死，可是老鄉就不知道餓死多少。” 當時在北京城的資中筠也浮腫了，早上一起來眼睛就睜不開，一摁一個坑。可是她沒有抱怨，“上麵說是自然災害，就是自然災害，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麽會造成這種局麵，更沒有懷疑過政策上有什麽錯誤，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 因工作需要，資中筠仍然不斷出國，隻要出國一個禮拜，浮腫就消。但是在國內外生活的對比中，資中筠也沒有絲毫懷疑，因為“預防針”打得足足的，“雖然住高級旅館，吃奶油麵包，但是‘信念”和‘立場’沒有絲毫動搖”。當時因大家食不果腹，上麵有減少工作時間的指示，但是資中筠所從事的國際活動工作，其中包括國際會議的英、法文翻譯，間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外事翻譯，仍然十分繁重，整晚整晚的開夜車，使她因營養不良且勞累過度而終於躺倒，到1964年不得不完全中止工作，治療、休養。 休養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五 和中國無數的知識分子的命運一樣，“文革”中的資中筠被趕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河南周口地區的農村，完全不用腦而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反而治愈了她嚴重的神經官能症。更大的收獲是，她開始了懷疑。一是農村生產力之落後、農民生活之苦、青壯年文盲比例之高，完全與她所相信的宣傳差距太大(她所在的農村並非偏僻窮山溝，而是一片平原，土質很好)。真正對最高指示懷疑的引發點的出現非常偶然。在“林彪事件”之前，傳達了毛主席在姚文元一個報告上的批示，姚說他讀了《天演論》、《史記》、《孫中山集》、《五燈會元》等五本書。毛主席批示說，很好，繼續努力，必有成效(大意)。聽到這樣的傳達，資中筠忽然覺得，“讀這些書有什麽了不起，我大部分都看過。8億人隻有一個人替大家讀書，讀這麽點書還要最高領袖讚揚。我突然覺得這事有點荒唐，這麽一轉念呢，我好像已經開始懷疑了。”她稱之為開始“腹誹”。雖然此前隱隱約約想到可能有什麽不對，可是不敢想，現在懷疑就像一株嫩草，終於從石頭縫裏鑽出來。 接著，就是陳伯達出事了。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陳伯達被毛澤東斥為“野心家”，又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被發動起來。“昨天那麽革命，今天為什麽忽然又不行了?”資中筠開始有點保留，雖然她跟誰也不會講，“等到林彪出事以後，更覺得不對頭了，明明上了黨章的接班人了，怎麽忽然就這樣了?然後又傳達了一個毛主席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信，說他老早就看出林彪有問題了，邏輯上更說不過去了，到‘批林批孔’時就越來越荒唐，實在沒法跟了。” 本來，資中筠已經做好了長期做農民的打算，所以認真學習農活，怕一旦完全靠勞動吃飯，自己養不活自己。想不到中美關係出現了轉機。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外文幹部上調，資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負責對美工作，參加了尼克鬆訪華以及隨後陸續訪華的美國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參眾兩院領導人訪華團。 封閉的國家開始慢慢地與世界接觸，1975年鄧小平的複出更讓知識分子們看到了希望。因為他講了很多符合常識的話，正是當時大家所想的。她記得他在軍委說，什麽政治掛帥，思想萬能，一個螺絲釘擰不好，飛機就要掉下來。這都是大實話。那時人們已經有了相當的共識，中國不能那麽胡鬧下去了。 到了1975年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時，對“批鄧”緊跟的人少多了，“上麵壓下來必須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抄報紙上現成的批判稿，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應付了事，領導也不那麽認真的來壓”，在資中筠看來，“批鄧”是一個轉折點，“大家開始懷疑毛，但是對體製還不敢懷疑，而是認為如果那些老幹部出來工作，大概就會好了。” “四五運動”來了，毛澤東去世了，“四人幫”垮台了……發生在1976年的一係列重大曆史事件都昭示著，新的轉機出現了。 六 1979年1月，鄧小平出訪美國，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 和人們習慣的說法“改革開放”不同，資中筠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開放改革”，因為“如果沒有開放，我們關起門來是無法實行改革的。而對外開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對美國的開放。在中國開放改革的進程中，中美關係正常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關鍵作用”。 也是在1979年，資中筠第一次走馬觀花地訪問了美國。1980年，她決心退出送往迎來的工作，從事學術研究，在她要求下，先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室，開始專業從事美國研究。 一次偶然的機會，資中筠在飛機上遇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一番傾談之後，正在籌建美國所的李慎之向資中筠發出邀請。1985年，資中筠應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組建的美國研究所任副所長，三年之後擔任了所長。 “我真正解放思想是到社科院來以後，那幾年我心情特別舒暢，”資中筠至今認為，八十年代是社科院的“黃金時期”，是思想解放的前沿。當代中國國際政治學也逐步擺脫了僵化意識形態的影響，開始走上正軌。 資中筠似乎又回到了北平圖書館時期，她在當時最開放的學術殿堂，潛心學術研究。當然，她也時時感受到改革時代的熱潮。許多知識分子心情舒暢，他們對中國的前途又一次升起希望，雖然知道有阻力，但是他們還是對當時的領導和改革方向寄予厚望。但是八十年代很快就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結束了，許多知識分子再次陷入新的困惑。資中筠坦陳，到80年代末，她的思想又得到了一次解放，這次比七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更徹底，她珍視“獨立”二字，隻希望能以獨立學人的身份立於世，“所以我就堅決辭去所長的職務，因為在所長的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須說你不想說的話，或者是去貫徹你不讚成的政策。於是我下決心:在盡可能的範圍內，我要自由。” “耳順之年”之後的資中筠得到了真正的心靈的“自由”。退休之後，她的學術精進，《二十世紀的美國》、《財富的歸宿》等著作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在專業研究之餘，她的思想日見開闊，信手寫來的隨筆文章題材廣泛而又有一以貫之之道，字裏行間透露出對吾土吾民的摯愛、對民族命運的憂思、對文明和正義的呼喚，彰顯了一位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胸懷。因此，知識界尊稱她為“資先生”。 “我自己覺得越想越明白”，今年八十歲的資中筠坦誠的說，“慢慢看透了體製，也明白了中國到底應該走怎麽樣的一條道路。”幼年得到的愛國教育沒有因為個人經受的苦難而消磨，同時由於思想的開闊獲得了新的視角，“過去國際關係整天考慮的是國家利益，現在我覺得，還需要從人類共同的角度去考慮，從人民的幸福的角度來看。過去中國人老說，我們要在世界上要占什麽樣的地位，以後美國衰落下去了，中國就是第一了。其實，大多數人到底幸福不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有很多小國的人民很幸福，它們幹嗎非得做大國呢?有人說，英國沒落了，很多殖民地都獨立了，但是英國普通人的幸福沒有因此減少，還是原來的體製，人民享受自由和福利，各方麵不是都挺好嗎?幹嗎非得做一等大國不可?” 讓資中筠感到憂慮的是，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缺乏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因此，她呼籲“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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