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援助60年的得與失

今年是新中國開展對外援助60周年。據中國商務部對外援助司相關負責人介紹，截至2009年底，中國累計向120多個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經濟技術援助，並向30多個國際和區域組織提供了捐款，支持這些組織開展多邊援助活動。…[詳細]



回望這60年的對外援助史，我們可以看到，以改革開放為界，中國的對外援助可以劃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從第一個階段中國超出國力的對外援助，再到第二階段的“量力而行”，折射出一個大國理性與成熟的進步。


改革開放前：對外援助政治掛帥，遠超國力 1976年以前，中國已經援助了110多個國家1950年7月，蒙古國請求支援勞動力，這也是我國最早的對外援助。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根據解密的外交部檔案，1976年以前，我國曾向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11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過經濟援助，而援助的項目也非常的多，現匯、技術、物資、工程，乃至勞動力……不一而足。

50年代，中國援助的最多的國家是朝鮮和越南，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出動100多萬誌願軍，開支戰費7萬億元人民幣（舊幣）。1953年11月金日成訪問中國，中朝簽訂經濟文化合作協定，中國不僅將戰時費用一筆勾銷，又無償贈送朝鮮8萬億元人民幣（舊幣）。1950年1月18日，中國第一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並與之建交。從1950年至1954年，中國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萬億人民幣（舊幣）的援助。在越南內戰結束之後，中國對越南的援助有增無減，提供了巨額的無償現匯援助、援建了許多工廠、送去了海量的物資，完全把越南當做了兄弟，無所不給，在送去的物資中甚至還包括香煙、中成藥、葡萄幹和酒等等。…[詳細]
凡是“兄弟們”的要求，中國有求必應據解密的外交檔案顯示，某某國“要求中國提供”、“請求中國援助”、“請求我給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紀50年代我國一些駐外大使館來電及外交部上送報告中的常見字句。而當時的中國政府對於這樣的要求幾乎是來者不拒，就算自己節衣縮食，也一定要盡力滿足“兄弟們”的要求。這些對外援助都被當做是最為嚴肅的政治活動進行，美其名曰國際主義。

中蘇翻臉之後，為了讓一些國家不完全倒向蘇聯，中國更是加大了對外援助的規模和力度。而這些國家，也因為支持了中國，得不到蘇聯的援助了，因此對中國要求頗多且理直氣壯，阿爾巴尼亞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阿第一書記霍查對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說，“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阿總理謝胡也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從1954年起，中國政府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折合人民幣100多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全國每人掏3850元，而當時中國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詳細]
後果：中國的援助已經超出當時世界上最發達、最富裕的國家對外經濟援助的比例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國力並不雄厚，但是卻常常是寧願自己喝粥，也要讓“兄弟們”吃上肉。中國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讚鐵路，也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援外項目。其實，當時坦桑尼亞和讚比亞剛開始向西方大國和蘇聯求助，被拒絕後才轉求中國。雖然中國當時財力有限，但是還是承接下來，施工條件極為艱苦，最終中方59人犧牲。這幾乎是傾舉國之力來進行對外援助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1967年中國對外經濟援助占國家財政支出的4.5%，1972年達51億多元，占財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發達、最富裕的國家對外經濟援助的比例。1973年之後，中國的這種超過國力的對外援助才逐漸地扭轉過來。…[詳細]
反思：出於意識形態的狂熱援助得不償失一些學者認為，中國通過對外援助，獲得了政治、國家安全等方麵的回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支持中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但是，另一方麵，隨著中國與美對抗，與蘇交惡，在對外援助上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越來越低，出於意識形態方麵的狂熱因素越來越大。早在1962年，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曾經建議，我們實際許諾承擔的義務已經超出了中國的實際承受力，麵對國內外的特殊形勢，有必要調整對外政策，謀求某種緩和。但是毛澤東並沒有接受，相反，在文革中，王稼祥還因此受到嚴厲的批判。…[詳細]
改革開放後：走向理性，但是也有質疑 經濟訴求超過了政治訴求，並且學會量力而行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對外援助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樣、注意實效、共同發展”的內容，對外援助的經濟意義超越了對政治利益的訴求。考慮到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內的實際狀況，對外援助金額並沒有相應大幅增加。1995年以後，金融機構提供的優惠貸款成為中國對外援助的主要形式，合資合作項目開始受到更大的重視和鼓勵。商務部的數據顯示，自1995年開始對外提供優惠貸款以來，截至2008年底，中國已向74個國家提供了優惠貸款，支持各類項目252個。此外，中國也繼續援助了很多的工程和對外項目，包括鐵路、公路、工廠等等。…[詳細]
質疑一：絕不附帶任何條件，有時會導致負麵效應從1964年開始，不附帶任何條件一直都是中國對外援助的“聖經”。但是隨著中國的崛起，這一主張也逐漸受到很大的質疑。

美國智庫對外關係理事會高級學者費恩波姆在《外交政策》雙月刊發文稱，中國的援助或貸款與發達國家的不同。中國從不過分關心減少貪汙，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營公司的條件；相反，它通常要求受援國家，購買中國產品或者雇傭中國工人。文章認為，向世界其他國家捐款時，中國不遵守發達國家和國際機構製定的規則。中國的貸款通常是秘密協商，沒有傳統的附加條件，往往提供給那些西方國家資金害怕去的地方。這樣一來，很容易變相地支持了腐敗、黑暗的政權。…[詳細]
質疑二：中國習慣“單打獨鬥”，較少參加國際合作今年4月6日，商務部公布了2010年度該部門的財政收支預算信息，支出總額為151.57億元。其中，外交支出是占比最大的支出項目，總額高達140.6億元，而對外援助總額為130.85億元，占財政撥款總支出89.8%。幾乎與此同時，聯合國和美國政府在紐約舉行了一個海地重建籌款會議。超過50個國家共捐助了53億美元。但中國僅捐助了150萬美元，與岡比亞和摩納哥差不多。5/6月號的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揶揄說，這些錢甚至還不夠買上海郊區的一棟別墅，中國花錢的方式與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全球大國的地位越來越不相稱。中國的對外援助習慣“單打獨鬥”，而較少參與國際合作，這一點常常被詬病，隨著中國的國力越來越強大，國際社會也要求中國更多地負起責任，參加到國際合作當中來。…[詳細]
麵對質疑，中國也在不斷進步，邁向負責任大國之路 在不幹涉內政和促進解決人道危機之間做出平衡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周琪撰文認為，由於中國在近代所遭遇的百年屈辱，中國對西方列強侵略和幹涉中國內政的行為記憶猶新，因此對尊重主權的外交原則更為重視。但是，如果中國要想向世界顯示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就必須在堅持不幹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和在國際上促進人道主義危機解決方麵做出適當的平衡。忽略人道主義問題而堅持完全不介入的做法，在冷戰後的全球化時代不能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詳細]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也曾經指出，假如援助對象有一個負責的政府，不加條件很好，能獲得對方政府和人民的感謝讚賞。但如果對方政府或主要領導者胡來，援助時還不附加條件，後果就會非常負麵。最直接的損失是，寶貴的援助沒有被用在經濟與社會發展項目上，而是被貪汙或浪費了。中國還沒有公開的製度化的程序，來確定如何對外國進行對外援助，這一點也需要加強。…[詳細]
積極主動參與國際組織的多邊援助1997年，中國開始主動參與國際組織的多邊援助，2007年，出現了關鍵性的轉折點——中國加入了國際開發協會的捐助國名單，該協會是世界銀行下屬機構，專門為最貧窮的國家提供無息貸款。BBC評論說，中國在8年前還是國際開發協會的受援國，如今首次從受援國轉變為捐款國，“具有很大象征意義”。而“德國之聲” 則認為，這種“象征意義”不可小看，這將是一個轉折的開始，中國總的趨勢是從受援國完全變成出資國。那麽，中國就真正走出了第三世界。當然，這是雙方麵的，中國的貸款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動了這些機構的變革。…[詳細]
不斷調整的理性援助其實也是邁向負責任的大國必經之路近十多年來，中國開始提出“負責任的大國”這個概念，這是以前不曾有過的。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強大，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要求也越來越多，中國能過承擔的也越來越多。負責任的大國是個很寬泛靈活的概念，不僅指現在全球經濟要中國起“火車頭”之一的作用，在戰爭與和平等傳統的國際安全上，在氣候變化、跨國流行病、跨境犯罪、國際洗錢、非法移民、恐怖主義等非傳統的國際安全方麵，更要求中國起重要作用。…[詳細]

所以，中國不斷理性調整的對外援助之路，其實，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一條邁向負責任大國必經之路。
結語：幾內亞曾經有一位官員說，“中國已經改變了他們的策略，他們不再會向一個不穩定國家的不確定市場中注入50億美元。”這樣一句話，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對外援助的理性進步的注解和詮釋。回顧對外援助的六十年，從政治掛帥到經濟先行，從狂熱援助到量力而為，從單打獨鬥到參與國際合作，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國家的成熟，盡管，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