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不應當因日本人尚禮而低估他們對誹謗的敏感。美國人隨便評論人，視同遊戲。我們很難理解，日本人對輕微的批評也當作大事。日本畫家牧野芳雄在美國出版的英文自傳，生動地描述了一個日本人對他所講的"嘲笑"作出的典型反應。他寫這部傳記時已在美國和歐洲度過了他大部分的成年時代，但其感受之強烈卻好象仍然生活在他的故鄉愛知縣的農村。他是一位頗有地位的地主的幼子，在幸福的家庭中受到無比的寵愛。幼年期即將結束時，母親去世。不久父親破產，為了償還欠債，變賣了全部家產。家庭敗落了，牧野身無分文，無法實現自己的宏願，其中之一就是學習英語。他來到附近的教會學校當門房，為的是學英語。直到十八歲，除了附近幾個鄉鎮以外，他還未出過遠門，卻決心要到美國去。
"我拜訪一個我最信賴的傳教土，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國的意思，指望他也許會告訴我一些有用的知識。可是非常失望，這位傳教土喊道：'什麽？你想到美國去?'傳教士的夫人也在房間裏，他們倆一塊兒嘲笑我，瞬時間，我似乎覺得腦子裏的血全部流到了腳底下。我在那裏默默地站了二、三秒鍾，連一聲'再見'也沒說，就返回自己的房間。我自言自語道：'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離開了。現在我要說一說原因。我總堅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對人不誠懇，而嘲笑人則是最不誠懇的。"
"對人們的發怒，我常常原諒，因為有時脾氣不好是人的本性。人們向我撒謊時，我一般也能原諒，因為人性很脆弱，在麵對困難時常常不夠堅強，不敢講真話。對無根據的流言蜚語、背後談論，我也能原諒，因為人們遇到別人說閑話時，難免不陷進去。"
"甚至對殺人犯，我也可以酌情體諒。但對嘲笑，則無可原諒，因為隻有內心不誠懇，才會嘲笑無辜者。 "
"請允許我對兩個詞講一下我自己的定義。殺人犯：殺害某人肉體的人；嘲笑者：殺害他人心靈的人。"
"心靈遠比肉體寶貴，因此，嘲笑是最惡劣的罪行。那一對傳教士夫婦實在是要殘害我的心靈，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創痛，我的心在叫喊'你為什麽……！？'"
第二天早晨，他把全部東西打成一個包袱，背著走了。
他感到"被殘害了"，一個身無分文的鄉村少年想去美國學畫，卻遭到傳教土的不信任。他的名分被玷汙了，隻有實現他自己的目的才能雪除汙名。既然已經遭到傳教士的嘲笑，他就隻能別無選擇，離開這裏，並且證明他有能力到美國去。他指責傳教土時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insincerity"(不真誠、不誠懇)。這使我們感到奇怪，因為在我們看來，那位美國人的驚奇是十分符合"sincere"(誠實、正直)的含義的。而牧野先生則是按日本人的含義來使用這個詞的。日本人對那種蔑視別人、以至不屑挑起爭吵的人，認為是不誠實、不誠懇。這類嘲笑是放肆的，毫無顧忌的，是對人不誠懇的明證。
"甚至對殺人犯，我也可以酌情體諒。但對嘲笑，則無可原諒"。既然"原諒'不是對嘲笑的正確態度，那麽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報仇。牧野來到了美國，也就洗刷了汙名。在遭到侮辱或失敗的情況下，"報仇"是一件"好事"，在日本傳統中占有很高的位置。為西歐人寫書的日本人，常常使用生動的比喻來描寫日本人對待報仇的態度。新渡戶稻造這位最富於博愛思想的日本人，在其1900年所著書中寫道："報仇具有某些足以滿足正義感的東西，我們的報仇觀念就象數學中必須使方程式的兩邊相等那樣嚴密，否則，我們總感到心事未了。"岡倉由三郎在題為《日本的生活與思想》這本書中，把報仇與日本一種獨特的習慣作了比較後寫道：
"所謂日本人的心理特異性，很多來自喜愛潔淨及與之相聯係的厭惡汙穢。否則無法解釋這種現象。我們被訓練成(實際情況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譽或者國家榮譽，就視若汙穢或疤疥，必須通過申辯洗刷幹淨，否則就猶如不能恢複清潔或健康。對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見的報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個喜愛潔淨成癖的民族所進行的晨浴。"
他接著說，"日本人過著清淨無塵的生活，猶如盛開的櫻花，美麗而凝靜。"換言之，"晨浴"就是洗淨別人向你投來的汙泥，隻要你身上沾一點，就不貞潔。日本人沒有這樣一種倫理教育，即一個人隻要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他們也不認為："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並不是別人對他說了什麽或做了什麽。
日本的傳統經常公開提倡這種"晨浴"式的報仇理想。無數事例和英雄故事已經家喻戶曉，其中臉炙人口的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這些故事被編入教科書，在劇場上演，拍成電影，寫成通俗讀物。它們已成為日本現有文化的一部分。
這些故事中很多是描寫對偶然失敗的敏感。例如，有一位大名讓他的三個家臣去猜一把名刀的鍛造者。三人提出了三個名字，待至請來專家鑒別後，隻有名古屋山三準確地說出這把刀是"村正"鍛造的，另外兩位鑒定錯了的家臣感到受了侮辱，便要伺機殺掉山三。其中一個人趁山三熟睡之際用山三自己的刀去刺殺，但山三末被刺死。此後，狙擊者矢誌複仇，終於殺死山三，實現了"情義"。
其它的故事是關於必須向自己的主君進行報仇。按照日本的倫理，"情義"意味著家臣必須終生忠於主君，同時也意味著，如果家臣感到受辱，也會一變而為仇敵。德川第一位將軍家康的故事中就有這樣的好例子。德川的一位家臣聽說，德川曾在背後說他是個"會被魚骨頭卡死的家夥"，這是對武士尊嚴的侮辱，絕難容忍。於是，這位家臣發誓，至死不忘此辱。當時，德川剛剛奠都江戶，著手統一全國，敵對勢力仍在，大局尚未平穩。這位家臣暗中勾結敵方諸侯，策謀內應，縱火燒毀江戶。他認為這樣就實現了"情義"，向德川報了仇。西方人有關日本人的忠誠的議論，很多不合實際，其原因就在於他們不了解，"情義"不僅是忠誠，在特定條件下它也要求背叛。正如他們所說："挨了打會成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一樣。
日本曆史故事中這兩個主題：一個是有錯誤者向正確者進行報複；另一個是凡受辱必報複，即使對方是自己的主君。這兩個主題在日本文學作品中很常見，情節也多種多樣。但是，如果考察一下當代日本人的身世、小說及實況，情況就很清楚，盡管他們在古代傳統中非常崇尚報仇，在現實生活中則和西歐一樣，複仇行為很少見，甚至比西歐還要少。這並不意味人們的名譽觀念日趨淡薄，而是意味對失敗和侮辱的反應已日益成為自衛性的而不是進攻性的。對恥辱仍然看得很重，但已更多地以自我麻痹來代替挑起爭鬥。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擊的複仇可能性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處理相互依存的經濟難度，把複仇行為打入了地下，或者把它針對自己胸膛。人們可以玩弄計謀向仇人進行報複而使對方毫無察覺，這多少有些象古代故事中，主人暗藏糞便於珍饈，以饗仇敵，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對方食而不察。客人竟毫末覺察。今天，就連這種隱秘的攻擊也極為稀少，更多的是把攻擊矛頭指向自己。這裏，有兩種抉擇：一種是，把它當作鞭策，激勵自己去幹"不可能"的事；另一種讓它侵蝕自己的心靈。
日本人對失敗、誹謗或排斥的反應很敏感，因而極易惱恨自己而不去惱恨別人。近幾十年，日本的小說一再描寫有教養的日本人如何在極端狂怒與悲傷抑鬱之間輾轉不安。這些小說中的主角厭煩一切，厭煩日常生活，厭煩家庭，厭煩城市，厭煩鄉村。他們的厭倦並非由於未達到理想，亦即與理想的偉大目標相比，一切努力都渺小得可憐。它不是來自現實與理想的對立。日本人一旦有追求重大使命的遠景，厭倦情緒就會消失，不管這個目標多麽遙遠，厭倦情緒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日本人所特有的這種厭倦是一種敏於感傷的疾病。他們把被擯斥的恐怖引向內心，不知如何自處。日本小說中描寫的厭倦心理狀態與我們熟悉的俄國小說不同。在俄國小說中，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對立是小說主人公一切苦悶經驗的基礎。喬治•桑塞姆爵土(Sir George Sansom)曾經說過，日本人缺乏這種現實與理想的對立感。他這樣說，並不是為了說明日本人厭煩的根源，而是為了說明日本人的哲學是怎樣形成的，以及他們對人生的一般態度。的確，這種與西方基本觀念的對立，已經遠遠超出此處所指的特殊事例範圍，但與日本人的動輒憂鬱卻有特殊關係。日本和俄國都是喜歡在小說中描寫厭倦的民族，這和美國形成鮮明的對照。美國小說不大寫這種題材。美國小說把書中人物的不幸歸咎於性格缺陷，或殘酷社會的虐待，而很少描寫單純的厭煩。描寫一個人與環境不協調總有一個原因，作者總是讓讀者從道義上責備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會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無產者小說，譴責城市中可悲的經濟狀況以及漁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說的，日本的人物小說所暴露的是這樣一種社會，在那個社會裏，人們情緒爆發時就象有毒的氣體在漂蕩。小說的主人公或作者都不認為有必要分析周圍的環境或主人公的經曆，以弄清陰雲來自何處。它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人們都容易傷感。古代英雄慣於向敵人進行攻擊，他們則把這種攻擊轉而向內。在他們看來，他們的憂鬱似乎沒有明確的原因。雖然也不無找些事件當作原因，但這些事件留給人們的印象則至多不過是一種象征。
現代日本人施之於自身的最極端的攻擊行為就是自殺。按照他們的信條是，用適當的方法自殺，可以洗刷汙名並贏得身後好評。美國人譴責自殺，認為它隻不過是屈服於絕望而自我毀滅。日本人則尊重自殺，認為它可以是一種光榮的、有意義的行為。在一定場合，從"對名分的情義"來說，自殺是最體麵的辦法。年關還不了債的人，因某種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殺的官員，結合無望而雙雙情死的戀人，以死抗議政府遲遲不對中國進行戰爭的愛國誌土等等，都象沒有考中的少年及避免當俘虜的士兵一樣，把最後的暴力對準自身。有些日本權威說，這種自殺傾向在日本是新近出現的。是否如此，很難判斷，但是統計表明，近年來觀察者往往高估自殺的頻率。按比例來說，'上一世紀的丹麥和納粹前的德國自殺人數比日本任何時代都要高。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歡自殺這一主題，就象美國人大書特書犯罪一樣，兩者都為此感到同樣的切身之感。與殺別人相比，他們更津津樂道自殺。借用培根(Bacon)的話來說，他們是把自殺當成最喜歡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 case)。議論自殺可以得到其他話題所不能得到的某種滿足。
近代日本的自殺與封建時代曆史故事中的自殺相比，更加富於自虐性。在曆史故事中，武土為了免受不名譽的死刑，按照朝廷的命令而自殺，恰如西方敵方士兵寧願被槍殺而不上絞刑架或落入敵手遭受酷刑。武土被批準切腹，也恰如不名譽的普魯土軍官有時被允許秘密自殺一樣。犯罪的普魯土軍官在知道除死之外，無法挽救名譽時，他的上級就在他臥室的桌上放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槍。日本武土也是一樣，死是注定了，隻不過是選擇死的方法。而近代的自殺則是主動選擇死。人們往往把暴力轉向自己，而不是殘害別人。在封建時代，自殺行為是最終宣布一個人的勇敢和果斷，今天則變成主動選擇自我毀滅。最近四、五十年間，每當日本人感到"世界混亂"、"方程式的兩邊"不相等、需要洗"晨浴"以洗淨汙穢的時候，他們越來越傾向於毀滅自己，而不是毀滅別人。
把自殺作為最後論據而爭取獲勝，雖然封建時代和現代都有，但在現代，也在向上述方向轉變。德川時代有個著名故事，說的是幕府有一位年高德劭的顧問，擔任將軍監護人，曾經在其他顧問官和將軍代理人麵前，當眾袒腹抽刀，準備切腹。這種威脅手段奏效了，他推薦的人繼承了將軍職位。他達到了目的，也沒有自殺。用西方語言來說，這位監護人是在用"切腹"威脅反對派。在現代，這種抗議性的自殺行為已不是談判手段而是為主義殉身，其出現多半是所提主張未被采納，或反對某些已簽字的協議(如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以求留名史冊。在這種場合，隻有賣實在在的自殺，才能影響輿論；不是擺擺架式進行威脅就能夠奏效的。
在"名分的情義"遭受威脅時，把攻擊矛頭指向自己，這種傾向正在發展，但並不必然包含自殺這種極端手段。自我攻擊有時表現為沮喪、消沉以及日本知識階層中流行的那種典型的厭倦情緒，這種情緒之所以在這個階層廣泛蔓延，有充分的社會學原因。這是因為，知識分子過剩，他們在等級製中的地位很不穩定，隻有極少數人能夠滿足其雄心壯誌。特別是1930年代，當局懷疑他們有"危險思想"，使他們愈加感傷。日本知識分子常把他們的抑鬱歸因於西方化造成的混亂，但這種說法並不對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緒搖擺是從強烈的獻身精神一變而為極端的厭倦。很多知識分子都曾蒙受過的這種心理毀損乃是日本傳統所固有的。1930年代中期，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是用傳統辦法擺脫這種厭倦情緒的。他們抱著國家主義目標，把攻擊矛頭再次從自己內心轉向對外。從對外發動極權主義侵略中，他們重新"發現了自己"。他們擺脫了惡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內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們相信，雖然在人際關係上不能作到這一點，卻相信作為一個征服民族就能夠作到。
現在，這場戰爭的結果證明了上述信念的錯誤，消沉再次成為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脅。不管怎麽想，他們很難克服這種心情。它根深蒂固。東京的一位日本人說："再不用擔心炸彈了，真是一個大解放。但我們不打仗了，也沒有目標了。每個人都恍恍惚惚，幹起活來心不在焉。我自己是這樣，我老婆是這樣，所有的日本人都象住醫院的病號，幹什麽事都是慢騰騰的，茫然若失。人們抱怨政府對戰爭的善後及救濟工作進展緩慢。我以為，這是因為那些官員的心情也和我們一樣。"這種虛脫狀態的危險性與法國解放後一樣。在德國，投降後最初的六至八個月期間還沒出現這個問題，日本則成了問題。美國人能夠充分理解這種反應。但是令人幾乎難以置信的是，與此同時，日本人對戰勝國竟如此友好。幾乎戰爭一結束，情況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態度接受了戰敗及其一切後果。他們以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歡呼來歡迎美國人。這些人的表情既不抑鬱，也沒有發怨。用天皇宣布投降詔書中的話來說，他們已經"忍所難忍"。那麽，這些人為什麽不著手重建家園?在占領條件下，他們有這種機會。占領軍並沒有占領每個村莊，行政事務的管理仍在他們手中。整個民族似乎都在歡笑招手迎接而對自己的事卻漠然置之。然而，正是這個民族，在明治初年完成了複興奇跡，在1930年代傾注全力準備軍事征服，他們的土兵在整個太平洋地區不顧一切，逐島拚死作戰。
這個民族確實絲毫末變。他們是以日本方式作出反應的。在頑強努力與消磨時光極端消沉之間，情緒搖擺不定，這對他們來說是很自然的。在當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維護戰敗的榮譽，而且他們認為采取友好態度能夠達到這一目的。作為一種派生的結論，許多日本人認為依賴美國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安全辦法。由此他們很容易認為，做出努力反而會招致疑忌，還不如消磨時光。於是，消沉情緒蔓延。
但是，日本人絕不欣賞消沉。"從消沉中站起來"，"把別人從消沉中喚醒"，既是當前日本號召改善生活的經常性口號，也是戰爭期間廣播中常用的詞句。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向消極無為作鬥爭。1946年春季，日本報紙連篇累族地說："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視著我們"，而轟炸廢墟的瓦礫依然未清，某些公用事業仍處於停頓，這對日本名譽該是何等站汙：他們還埋怨那些無家可歸的難民，說他們意誌消沉，夜宿車站，讓美國人看他們的可憐相。日本人頗能理解這些啟發名譽心的呼籲。他們也希望傾注最大努力，以便將來能成為一個在聯合國組織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國家。那仍然是為了名譽，但方向則全然一新了。如果將來大國之間實現了和平，日本是能夠走上這條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日本人持久不變的目標是名譽，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條件。至於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使用的手段則根據情況而決定取舍。情況發生變化，日本人就會改變態度，這算不上道德問題。而我們熱中於"主義"，熱衷於意識形態上的信念。即使失敗，我們的信念也不變。戰敗的歐洲人到處都在組織地下活動。而日本人則除少數極端頑固分子外，不需要組織抵製或在地下反對美國占領軍的運動。他們不感到在道義上有堅持舊路線的需要。占領後不到幾個月，美國人即使單身乘坐擁擠不堪的火車前往日本的窮鄉僻壤，也不必為安全擔心，並且受到曾經是國家主義者官員的有禮貌的接待，末發生過一次報複行為。我們的吉普車通過村子時，孩子們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d"(再見)，嬰兒自己不會招手，母親就把著他的小手向美國兵揮動。
戰敗後日本人這種180度的轉變，美國人很難理解是真實的。這是我們無法做到的。對於我們來說，甚至比俘虜營中日本俘虜的態度變化還要難以理解。因為俘虜們自認對於日本來說，他們已經死了。既然是"死人"，那我們就不知道他們會幹些什麽。在了解日本的西歐人士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會預測到，日本俘虜的上述表麵性格的變化也會出現在戰後的日本公眾之中。他們多數人都認為：日本"隻知道勝利或失敗"；而且在日本人眼裏，失敗就是侮辱，一定要以拚死的暴力進行報複。某些人則認為，日本的民族性使他們不可能接受任何攜和條款。這些日本研究者們不懂得"情義"。他們在眾多為保持名譽的各種抉擇中，隻挑出複仇與侵犯這種顯著的傳統程式。他們沒有考慮到日本人還有采取另一種方針的習慣。他們把日本人關於侵犯的倫理與歐洲人的公式混為一談。在歐洲公式中，任何個人或民族，如果進行戰鬥，首先必須確認其戰爭目的的永恒正義性，其力量則來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義憤。
日本人則另外尋找侵略的根據。他們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贏得尊敬。他們看到大國是靠軍事實力贏得尊敬的，於是力求與這些國家並立。由於資源缺乏，技術落後，他們不能不采用比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他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還是失敗了，這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侵略到底不是贏得名譽之路。而"情義"則常有雙重同等的含義，一方麵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麵是遵守互敬關係。在戰敗之際，日本人從前者轉向後者，而且顯然不覺得心理上對自己有任何壓力。目標仍然是為了名譽。
在曆史上其它場合，日本也曾有同樣的舉動，往往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長期的鎖國推幕剛剛拉開，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國人在薩摩遭殺害，（ 應是生麥，位於橫濱市。著者誤以為是在薩摩。當時是薩摩藩兵隊列通過生麥村，理查森欲橫穿隊列，引起糾紛而被殺害。）薩摩藩是攘夷運動的策源地，薩摩武士傲慢、好戰在日本聞名，英國派了遠征軍進行懲罰，炮轟薩摩藩重要港口鹿兒島。日本人在整個德川時代一直在製造武器，但都是仿造舊式的葡萄牙槍。鹿兒島當然不是英國軍艦的對手。但這次炮擊卻帶來了意外驚人的後果，薩摩藩並沒有要誓死報複，反而向英國尋求友誼。他們親眼看到敵人的強大，就要求向敵人請教。他們與英國建立了通商關係，並於次年在薩摩建立了學校。（指開成所）據當時一位日本人描述，這所學校"教授西方的學術奧義，……因生麥事件而產生的友好關係日益發展"。所謂生麥事件（此處應為"薩英戰爭"，不應稱"生麥事件"）就是英國懲罰薩摩並炮轟鹿兒島港。
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例。與薩摩藩媲美、也以好戰和激烈排外著稱的另一個藩是長州藩。這兩個藩都是培育"王政複古"領導者的溫床。沒有正式權力的朝廷曾發布一道敕今，限以1863年(陰曆)5月11日為期，命令將軍把一切夷狄趕出日本國土。幕府沒有理睬這道命令，而長州藩則反之。它從要塞向通過下關海峽的西方商船開炮。日本的火炮和炮藥實在低劣，外國船隻並末受損害。為了懲罰長州藩，西歐各國聯合艦隊迅速擊毀了長州藩要塞，並索取三百萬美元的賠償，然而這次炮擊卻帶來了與薩摩藩同樣奇妙的後果。諾曼論述薩摩事件和長州事件時寫道："這些曾經是攘夷急先鋒的藩發生了豹變，不管其背後的動機多麽複雜，這種行動卻證明了他們的現實主義和冷靜態度，人們對此隻能表示敬意。"
這種善於適應情況的現實主義是日本人"對名分之情義"的光明麵。像月亮一樣，"情義"有其光明麵和黑暗麵。它的黑暗麵是使日本把美國限製移民法和倫敦海軍裁軍條約看作是對日本民族的極大悔辱，並驅使它進行了這場不幸的戰爭計劃。它的光明麵則是，使日本能夠以善意的態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後果。日本是仍然一如往昔，按其性格行事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評論家在"情義"的各項義務中擇其所需介紹給西方讀者，稱之為崇拜"武士道"，或曰"武土之道"。有理由說，這種介紹引起了某些誤解。武土道這個正式名稱是近代才有的。它不象"迫於情義"、"完全出於情義"、"為情義而竭盡全力"等格言那樣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不能包羅"情義"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它是評論家出於靈感的創作。而且，由於武士道曾經是國家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口號，隨著這些領導人的信譽掃地，武土道的概念也正在受到懷疑。這絕不意味著日本人今後不再"懂情義"。恰恰相反，現在正是西方人應當理解"情義"在日本的含義的更加重要的時期。把武土道等同武土階級也是誤解之源。"情義"是所有階級共同的道德。與日本其它一切義務及紀律一樣，身份越高，"情義"的責任"就越重"，但所有階層都要講"情義"。至少日本人認為"情義"對武土的要求要比對平民高。外國觀察者則似乎認為，"情義"對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為他們所得的回報較少。在日本人看來，隻要在自己那個圈子裏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報，而"不懂情義者"仍然是受其同伴藐視和厭惡的"可悲者"。
前三章
《菊與刀》
菊與刀 第一章 任務——研究日本(1)
菊與刀 第一章 任務——研究日本(2)
菊與刀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1)
菊與刀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2)
菊與刀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1)
菊與刀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2)
"我拜訪一個我最信賴的傳教土，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國的意思，指望他也許會告訴我一些有用的知識。可是非常失望，這位傳教土喊道：'什麽？你想到美國去?'傳教士的夫人也在房間裏，他們倆一塊兒嘲笑我，瞬時間，我似乎覺得腦子裏的血全部流到了腳底下。我在那裏默默地站了二、三秒鍾，連一聲'再見'也沒說，就返回自己的房間。我自言自語道：'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離開了。現在我要說一說原因。我總堅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對人不誠懇，而嘲笑人則是最不誠懇的。"
"對人們的發怒，我常常原諒，因為有時脾氣不好是人的本性。人們向我撒謊時，我一般也能原諒，因為人性很脆弱，在麵對困難時常常不夠堅強，不敢講真話。對無根據的流言蜚語、背後談論，我也能原諒，因為人們遇到別人說閑話時，難免不陷進去。"
"甚至對殺人犯，我也可以酌情體諒。但對嘲笑，則無可原諒，因為隻有內心不誠懇，才會嘲笑無辜者。 "
"請允許我對兩個詞講一下我自己的定義。殺人犯：殺害某人肉體的人；嘲笑者：殺害他人心靈的人。"
"心靈遠比肉體寶貴，因此，嘲笑是最惡劣的罪行。那一對傳教士夫婦實在是要殘害我的心靈，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創痛，我的心在叫喊'你為什麽……！？'"
第二天早晨，他把全部東西打成一個包袱，背著走了。
他感到"被殘害了"，一個身無分文的鄉村少年想去美國學畫，卻遭到傳教土的不信任。他的名分被玷汙了，隻有實現他自己的目的才能雪除汙名。既然已經遭到傳教士的嘲笑，他就隻能別無選擇，離開這裏，並且證明他有能力到美國去。他指責傳教土時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insincerity"(不真誠、不誠懇)。這使我們感到奇怪，因為在我們看來，那位美國人的驚奇是十分符合"sincere"(誠實、正直)的含義的。而牧野先生則是按日本人的含義來使用這個詞的。日本人對那種蔑視別人、以至不屑挑起爭吵的人，認為是不誠實、不誠懇。這類嘲笑是放肆的，毫無顧忌的，是對人不誠懇的明證。
"甚至對殺人犯，我也可以酌情體諒。但對嘲笑，則無可原諒"。既然"原諒'不是對嘲笑的正確態度，那麽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報仇。牧野來到了美國，也就洗刷了汙名。在遭到侮辱或失敗的情況下，"報仇"是一件"好事"，在日本傳統中占有很高的位置。為西歐人寫書的日本人，常常使用生動的比喻來描寫日本人對待報仇的態度。新渡戶稻造這位最富於博愛思想的日本人，在其1900年所著書中寫道："報仇具有某些足以滿足正義感的東西，我們的報仇觀念就象數學中必須使方程式的兩邊相等那樣嚴密，否則，我們總感到心事未了。"岡倉由三郎在題為《日本的生活與思想》這本書中，把報仇與日本一種獨特的習慣作了比較後寫道：
"所謂日本人的心理特異性，很多來自喜愛潔淨及與之相聯係的厭惡汙穢。否則無法解釋這種現象。我們被訓練成(實際情況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譽或者國家榮譽，就視若汙穢或疤疥，必須通過申辯洗刷幹淨，否則就猶如不能恢複清潔或健康。對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見的報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個喜愛潔淨成癖的民族所進行的晨浴。"
他接著說，"日本人過著清淨無塵的生活，猶如盛開的櫻花，美麗而凝靜。"換言之，"晨浴"就是洗淨別人向你投來的汙泥，隻要你身上沾一點，就不貞潔。日本人沒有這樣一種倫理教育，即一個人隻要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他們也不認為："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並不是別人對他說了什麽或做了什麽。
日本的傳統經常公開提倡這種"晨浴"式的報仇理想。無數事例和英雄故事已經家喻戶曉，其中臉炙人口的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這些故事被編入教科書，在劇場上演，拍成電影，寫成通俗讀物。它們已成為日本現有文化的一部分。
這些故事中很多是描寫對偶然失敗的敏感。例如，有一位大名讓他的三個家臣去猜一把名刀的鍛造者。三人提出了三個名字，待至請來專家鑒別後，隻有名古屋山三準確地說出這把刀是"村正"鍛造的，另外兩位鑒定錯了的家臣感到受了侮辱，便要伺機殺掉山三。其中一個人趁山三熟睡之際用山三自己的刀去刺殺，但山三末被刺死。此後，狙擊者矢誌複仇，終於殺死山三，實現了"情義"。
其它的故事是關於必須向自己的主君進行報仇。按照日本的倫理，"情義"意味著家臣必須終生忠於主君，同時也意味著，如果家臣感到受辱，也會一變而為仇敵。德川第一位將軍家康的故事中就有這樣的好例子。德川的一位家臣聽說，德川曾在背後說他是個"會被魚骨頭卡死的家夥"，這是對武士尊嚴的侮辱，絕難容忍。於是，這位家臣發誓，至死不忘此辱。當時，德川剛剛奠都江戶，著手統一全國，敵對勢力仍在，大局尚未平穩。這位家臣暗中勾結敵方諸侯，策謀內應，縱火燒毀江戶。他認為這樣就實現了"情義"，向德川報了仇。西方人有關日本人的忠誠的議論，很多不合實際，其原因就在於他們不了解，"情義"不僅是忠誠，在特定條件下它也要求背叛。正如他們所說："挨了打會成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一樣。
日本曆史故事中這兩個主題：一個是有錯誤者向正確者進行報複；另一個是凡受辱必報複，即使對方是自己的主君。這兩個主題在日本文學作品中很常見，情節也多種多樣。但是，如果考察一下當代日本人的身世、小說及實況，情況就很清楚，盡管他們在古代傳統中非常崇尚報仇，在現實生活中則和西歐一樣，複仇行為很少見，甚至比西歐還要少。這並不意味人們的名譽觀念日趨淡薄，而是意味對失敗和侮辱的反應已日益成為自衛性的而不是進攻性的。對恥辱仍然看得很重，但已更多地以自我麻痹來代替挑起爭鬥。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擊的複仇可能性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處理相互依存的經濟難度，把複仇行為打入了地下，或者把它針對自己胸膛。人們可以玩弄計謀向仇人進行報複而使對方毫無察覺，這多少有些象古代故事中，主人暗藏糞便於珍饈，以饗仇敵，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對方食而不察。客人竟毫末覺察。今天，就連這種隱秘的攻擊也極為稀少，更多的是把攻擊矛頭指向自己。這裏，有兩種抉擇：一種是，把它當作鞭策，激勵自己去幹"不可能"的事；另一種讓它侵蝕自己的心靈。
日本人對失敗、誹謗或排斥的反應很敏感，因而極易惱恨自己而不去惱恨別人。近幾十年，日本的小說一再描寫有教養的日本人如何在極端狂怒與悲傷抑鬱之間輾轉不安。這些小說中的主角厭煩一切，厭煩日常生活，厭煩家庭，厭煩城市，厭煩鄉村。他們的厭倦並非由於未達到理想，亦即與理想的偉大目標相比，一切努力都渺小得可憐。它不是來自現實與理想的對立。日本人一旦有追求重大使命的遠景，厭倦情緒就會消失，不管這個目標多麽遙遠，厭倦情緒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日本人所特有的這種厭倦是一種敏於感傷的疾病。他們把被擯斥的恐怖引向內心，不知如何自處。日本小說中描寫的厭倦心理狀態與我們熟悉的俄國小說不同。在俄國小說中，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對立是小說主人公一切苦悶經驗的基礎。喬治•桑塞姆爵土(Sir George Sansom)曾經說過，日本人缺乏這種現實與理想的對立感。他這樣說，並不是為了說明日本人厭煩的根源，而是為了說明日本人的哲學是怎樣形成的，以及他們對人生的一般態度。的確，這種與西方基本觀念的對立，已經遠遠超出此處所指的特殊事例範圍，但與日本人的動輒憂鬱卻有特殊關係。日本和俄國都是喜歡在小說中描寫厭倦的民族，這和美國形成鮮明的對照。美國小說不大寫這種題材。美國小說把書中人物的不幸歸咎於性格缺陷，或殘酷社會的虐待，而很少描寫單純的厭煩。描寫一個人與環境不協調總有一個原因，作者總是讓讀者從道義上責備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會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無產者小說，譴責城市中可悲的經濟狀況以及漁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說的，日本的人物小說所暴露的是這樣一種社會，在那個社會裏，人們情緒爆發時就象有毒的氣體在漂蕩。小說的主人公或作者都不認為有必要分析周圍的環境或主人公的經曆，以弄清陰雲來自何處。它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人們都容易傷感。古代英雄慣於向敵人進行攻擊，他們則把這種攻擊轉而向內。在他們看來，他們的憂鬱似乎沒有明確的原因。雖然也不無找些事件當作原因，但這些事件留給人們的印象則至多不過是一種象征。
現代日本人施之於自身的最極端的攻擊行為就是自殺。按照他們的信條是，用適當的方法自殺，可以洗刷汙名並贏得身後好評。美國人譴責自殺，認為它隻不過是屈服於絕望而自我毀滅。日本人則尊重自殺，認為它可以是一種光榮的、有意義的行為。在一定場合，從"對名分的情義"來說，自殺是最體麵的辦法。年關還不了債的人，因某種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殺的官員，結合無望而雙雙情死的戀人，以死抗議政府遲遲不對中國進行戰爭的愛國誌土等等，都象沒有考中的少年及避免當俘虜的士兵一樣，把最後的暴力對準自身。有些日本權威說，這種自殺傾向在日本是新近出現的。是否如此，很難判斷，但是統計表明，近年來觀察者往往高估自殺的頻率。按比例來說，'上一世紀的丹麥和納粹前的德國自殺人數比日本任何時代都要高。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歡自殺這一主題，就象美國人大書特書犯罪一樣，兩者都為此感到同樣的切身之感。與殺別人相比，他們更津津樂道自殺。借用培根(Bacon)的話來說，他們是把自殺當成最喜歡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 case)。議論自殺可以得到其他話題所不能得到的某種滿足。
近代日本的自殺與封建時代曆史故事中的自殺相比，更加富於自虐性。在曆史故事中，武土為了免受不名譽的死刑，按照朝廷的命令而自殺，恰如西方敵方士兵寧願被槍殺而不上絞刑架或落入敵手遭受酷刑。武土被批準切腹，也恰如不名譽的普魯土軍官有時被允許秘密自殺一樣。犯罪的普魯土軍官在知道除死之外，無法挽救名譽時，他的上級就在他臥室的桌上放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槍。日本武土也是一樣，死是注定了，隻不過是選擇死的方法。而近代的自殺則是主動選擇死。人們往往把暴力轉向自己，而不是殘害別人。在封建時代，自殺行為是最終宣布一個人的勇敢和果斷，今天則變成主動選擇自我毀滅。最近四、五十年間，每當日本人感到"世界混亂"、"方程式的兩邊"不相等、需要洗"晨浴"以洗淨汙穢的時候，他們越來越傾向於毀滅自己，而不是毀滅別人。
把自殺作為最後論據而爭取獲勝，雖然封建時代和現代都有，但在現代，也在向上述方向轉變。德川時代有個著名故事，說的是幕府有一位年高德劭的顧問，擔任將軍監護人，曾經在其他顧問官和將軍代理人麵前，當眾袒腹抽刀，準備切腹。這種威脅手段奏效了，他推薦的人繼承了將軍職位。他達到了目的，也沒有自殺。用西方語言來說，這位監護人是在用"切腹"威脅反對派。在現代，這種抗議性的自殺行為已不是談判手段而是為主義殉身，其出現多半是所提主張未被采納，或反對某些已簽字的協議(如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以求留名史冊。在這種場合，隻有賣實在在的自殺，才能影響輿論；不是擺擺架式進行威脅就能夠奏效的。
在"名分的情義"遭受威脅時，把攻擊矛頭指向自己，這種傾向正在發展，但並不必然包含自殺這種極端手段。自我攻擊有時表現為沮喪、消沉以及日本知識階層中流行的那種典型的厭倦情緒，這種情緒之所以在這個階層廣泛蔓延，有充分的社會學原因。這是因為，知識分子過剩，他們在等級製中的地位很不穩定，隻有極少數人能夠滿足其雄心壯誌。特別是1930年代，當局懷疑他們有"危險思想"，使他們愈加感傷。日本知識分子常把他們的抑鬱歸因於西方化造成的混亂，但這種說法並不對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緒搖擺是從強烈的獻身精神一變而為極端的厭倦。很多知識分子都曾蒙受過的這種心理毀損乃是日本傳統所固有的。1930年代中期，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是用傳統辦法擺脫這種厭倦情緒的。他們抱著國家主義目標，把攻擊矛頭再次從自己內心轉向對外。從對外發動極權主義侵略中，他們重新"發現了自己"。他們擺脫了惡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內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們相信，雖然在人際關係上不能作到這一點，卻相信作為一個征服民族就能夠作到。
現在，這場戰爭的結果證明了上述信念的錯誤，消沉再次成為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脅。不管怎麽想，他們很難克服這種心情。它根深蒂固。東京的一位日本人說："再不用擔心炸彈了，真是一個大解放。但我們不打仗了，也沒有目標了。每個人都恍恍惚惚，幹起活來心不在焉。我自己是這樣，我老婆是這樣，所有的日本人都象住醫院的病號，幹什麽事都是慢騰騰的，茫然若失。人們抱怨政府對戰爭的善後及救濟工作進展緩慢。我以為，這是因為那些官員的心情也和我們一樣。"這種虛脫狀態的危險性與法國解放後一樣。在德國，投降後最初的六至八個月期間還沒出現這個問題，日本則成了問題。美國人能夠充分理解這種反應。但是令人幾乎難以置信的是，與此同時，日本人對戰勝國竟如此友好。幾乎戰爭一結束，情況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態度接受了戰敗及其一切後果。他們以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歡呼來歡迎美國人。這些人的表情既不抑鬱，也沒有發怨。用天皇宣布投降詔書中的話來說，他們已經"忍所難忍"。那麽，這些人為什麽不著手重建家園?在占領條件下，他們有這種機會。占領軍並沒有占領每個村莊，行政事務的管理仍在他們手中。整個民族似乎都在歡笑招手迎接而對自己的事卻漠然置之。然而，正是這個民族，在明治初年完成了複興奇跡，在1930年代傾注全力準備軍事征服，他們的土兵在整個太平洋地區不顧一切，逐島拚死作戰。
這個民族確實絲毫末變。他們是以日本方式作出反應的。在頑強努力與消磨時光極端消沉之間，情緒搖擺不定，這對他們來說是很自然的。在當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維護戰敗的榮譽，而且他們認為采取友好態度能夠達到這一目的。作為一種派生的結論，許多日本人認為依賴美國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安全辦法。由此他們很容易認為，做出努力反而會招致疑忌，還不如消磨時光。於是，消沉情緒蔓延。
但是，日本人絕不欣賞消沉。"從消沉中站起來"，"把別人從消沉中喚醒"，既是當前日本號召改善生活的經常性口號，也是戰爭期間廣播中常用的詞句。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向消極無為作鬥爭。1946年春季，日本報紙連篇累族地說："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視著我們"，而轟炸廢墟的瓦礫依然未清，某些公用事業仍處於停頓，這對日本名譽該是何等站汙：他們還埋怨那些無家可歸的難民，說他們意誌消沉，夜宿車站，讓美國人看他們的可憐相。日本人頗能理解這些啟發名譽心的呼籲。他們也希望傾注最大努力，以便將來能成為一個在聯合國組織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國家。那仍然是為了名譽，但方向則全然一新了。如果將來大國之間實現了和平，日本是能夠走上這條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日本人持久不變的目標是名譽，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條件。至於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使用的手段則根據情況而決定取舍。情況發生變化，日本人就會改變態度，這算不上道德問題。而我們熱中於"主義"，熱衷於意識形態上的信念。即使失敗，我們的信念也不變。戰敗的歐洲人到處都在組織地下活動。而日本人則除少數極端頑固分子外，不需要組織抵製或在地下反對美國占領軍的運動。他們不感到在道義上有堅持舊路線的需要。占領後不到幾個月，美國人即使單身乘坐擁擠不堪的火車前往日本的窮鄉僻壤，也不必為安全擔心，並且受到曾經是國家主義者官員的有禮貌的接待，末發生過一次報複行為。我們的吉普車通過村子時，孩子們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d"(再見)，嬰兒自己不會招手，母親就把著他的小手向美國兵揮動。
戰敗後日本人這種180度的轉變，美國人很難理解是真實的。這是我們無法做到的。對於我們來說，甚至比俘虜營中日本俘虜的態度變化還要難以理解。因為俘虜們自認對於日本來說，他們已經死了。既然是"死人"，那我們就不知道他們會幹些什麽。在了解日本的西歐人士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會預測到，日本俘虜的上述表麵性格的變化也會出現在戰後的日本公眾之中。他們多數人都認為：日本"隻知道勝利或失敗"；而且在日本人眼裏，失敗就是侮辱，一定要以拚死的暴力進行報複。某些人則認為，日本的民族性使他們不可能接受任何攜和條款。這些日本研究者們不懂得"情義"。他們在眾多為保持名譽的各種抉擇中，隻挑出複仇與侵犯這種顯著的傳統程式。他們沒有考慮到日本人還有采取另一種方針的習慣。他們把日本人關於侵犯的倫理與歐洲人的公式混為一談。在歐洲公式中，任何個人或民族，如果進行戰鬥，首先必須確認其戰爭目的的永恒正義性，其力量則來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義憤。
日本人則另外尋找侵略的根據。他們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贏得尊敬。他們看到大國是靠軍事實力贏得尊敬的，於是力求與這些國家並立。由於資源缺乏，技術落後，他們不能不采用比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他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還是失敗了，這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侵略到底不是贏得名譽之路。而"情義"則常有雙重同等的含義，一方麵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麵是遵守互敬關係。在戰敗之際，日本人從前者轉向後者，而且顯然不覺得心理上對自己有任何壓力。目標仍然是為了名譽。
在曆史上其它場合，日本也曾有同樣的舉動，往往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長期的鎖國推幕剛剛拉開，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國人在薩摩遭殺害，（ 應是生麥，位於橫濱市。著者誤以為是在薩摩。當時是薩摩藩兵隊列通過生麥村，理查森欲橫穿隊列，引起糾紛而被殺害。）薩摩藩是攘夷運動的策源地，薩摩武士傲慢、好戰在日本聞名，英國派了遠征軍進行懲罰，炮轟薩摩藩重要港口鹿兒島。日本人在整個德川時代一直在製造武器，但都是仿造舊式的葡萄牙槍。鹿兒島當然不是英國軍艦的對手。但這次炮擊卻帶來了意外驚人的後果，薩摩藩並沒有要誓死報複，反而向英國尋求友誼。他們親眼看到敵人的強大，就要求向敵人請教。他們與英國建立了通商關係，並於次年在薩摩建立了學校。（指開成所）據當時一位日本人描述，這所學校"教授西方的學術奧義，……因生麥事件而產生的友好關係日益發展"。所謂生麥事件（此處應為"薩英戰爭"，不應稱"生麥事件"）就是英國懲罰薩摩並炮轟鹿兒島港。
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例。與薩摩藩媲美、也以好戰和激烈排外著稱的另一個藩是長州藩。這兩個藩都是培育"王政複古"領導者的溫床。沒有正式權力的朝廷曾發布一道敕今，限以1863年(陰曆)5月11日為期，命令將軍把一切夷狄趕出日本國土。幕府沒有理睬這道命令，而長州藩則反之。它從要塞向通過下關海峽的西方商船開炮。日本的火炮和炮藥實在低劣，外國船隻並末受損害。為了懲罰長州藩，西歐各國聯合艦隊迅速擊毀了長州藩要塞，並索取三百萬美元的賠償，然而這次炮擊卻帶來了與薩摩藩同樣奇妙的後果。諾曼論述薩摩事件和長州事件時寫道："這些曾經是攘夷急先鋒的藩發生了豹變，不管其背後的動機多麽複雜，這種行動卻證明了他們的現實主義和冷靜態度，人們對此隻能表示敬意。"
這種善於適應情況的現實主義是日本人"對名分之情義"的光明麵。像月亮一樣，"情義"有其光明麵和黑暗麵。它的黑暗麵是使日本把美國限製移民法和倫敦海軍裁軍條約看作是對日本民族的極大悔辱，並驅使它進行了這場不幸的戰爭計劃。它的光明麵則是，使日本能夠以善意的態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後果。日本是仍然一如往昔，按其性格行事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評論家在"情義"的各項義務中擇其所需介紹給西方讀者，稱之為崇拜"武士道"，或曰"武土之道"。有理由說，這種介紹引起了某些誤解。武土道這個正式名稱是近代才有的。它不象"迫於情義"、"完全出於情義"、"為情義而竭盡全力"等格言那樣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不能包羅"情義"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它是評論家出於靈感的創作。而且，由於武士道曾經是國家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口號，隨著這些領導人的信譽掃地，武土道的概念也正在受到懷疑。這絕不意味著日本人今後不再"懂情義"。恰恰相反，現在正是西方人應當理解"情義"在日本的含義的更加重要的時期。把武土道等同武土階級也是誤解之源。"情義"是所有階級共同的道德。與日本其它一切義務及紀律一樣，身份越高，"情義"的責任"就越重"，但所有階層都要講"情義"。至少日本人認為"情義"對武土的要求要比對平民高。外國觀察者則似乎認為，"情義"對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為他們所得的回報較少。在日本人看來，隻要在自己那個圈子裏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報，而"不懂情義者"仍然是受其同伴藐視和厭惡的"可悲者"。
前三章
《菊與刀》
菊與刀 第一章 任務——研究日本(1)
菊與刀 第一章 任務——研究日本(2)
菊與刀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1)
菊與刀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2)
菊與刀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1)
菊與刀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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