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名分的"情義"，就是使名聲不受玷汙的義務。這種"情義"由一係列德行構成，在西歐人看來，有的互相矛盾，但對日本人來說則是完全統一的。因為這類義務不是報恩，不屬於"恩的範圍"，不涉及往日受恩於別人的問題，而是保持自身名譽的行為。從而，其內容包括：遵守"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各種繁瑣禮儀的要求，能夠忍受痛苦，在專業及技能上維護自己的名聲。對於名分之"情義"，還要求消除毀謗或侮辱，因為毀謗會玷汙名譽，必須洗雪，必要時也許要對毀謗者進行報複，甚或自己自殺。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可以有多種方針，但決不能談然置之。
我所說的"對名分的情義'，日本人並未單獨另起名稱，隻把它描述為報恩範圍以外的情理。這一特點隻是分類的基礎，並不是說"對社會的情義"是對善意關切的回報，而"對名分的情義"則突出地包含報複。西方語言中把上述兩者區分為感激與報複兩個對立的範疇，日本人對此則無所謂。為什麽一種德行不能既包括對他人善意的反應，又包括對他人惡意或輕蔑的反應呢?
日本人就是這樣認為的。一個正派的人對恩情和侮辱都同樣感受強烈，都要認真回報。他們不象我們那樣，把兩者區別開來，一種稱之為侵犯，另二種稱之為非侵犯。在他看來，隻有"情義範圍"之外的行為才能稱作侵犯。隻要是遵守"情義"，洗刷汙名，就決不能說他犯了侵犯之罪，他隻不過是算清舊帳。他們認為，隻要受到的侮辱、毀謗及失敗末得到報複，或者未被雪除，"世界就不平穩"。一個正派的人就必需努力使世界恢複平衡。這是人的美德，絕不是人性中的罪惡。在歐洲曆史上某些時代，對名分的"情義"，包括象日語中那種把感謝與忠誠結合在一起的表達方式，曾經是一種西方道德。在文藝複興時期，尤其是在意大利，曾經盛極一時。它與古典時期西班牙的el valor Español(西班牙的勇敢)和德意誌的die Ehre(名譽)頗有共通之處，甚至與一百多年前歐洲流行的決鬥行為中的潛意識也有某些相似。無論在日本，還是在西歐各國，凡是這種重視雪除名譽汙點的道德觀占優勢的地方，其道德的核心總是超越一切物質意義的利益。一個人越是為了"名譽"犧牲其財產、家庭及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認為是道德高尚的人，它成為道德定義本身的一部分，是這些國家經常提倡的"精神"價值的基礎。它確實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損失，很難以利害得失來衡量。正是在這一點上，這種名譽觀與充斥於美國人生活中的劇烈競爭和公開對抗形成明顯的對照。在美國某些政治或經濟交往中，對保有也許並無限製，但獲得或保持某種物質利益則一定是一種戰爭。至於象肯塔基山中居民之間的械鬥，那隻是例外，那裏盛行的名譽習俗屬於"對名分的情義"範疇。
不過，任何文化中"對名分的情義"以及隨之而產生的敵意和伺機報複，絕不是亞洲大陸道德的特點。它不是所謂東方氣質。中國人沒有這種特點，暹羅人、印度人也沒有。中國人把聽到侮辱和誹謗就神經過敏看做是"小人"，也就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的特征。不象日本把對名譽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在中國的倫理觀中，一個人突然開始使用不正當的暴力來肆意報複所遇悔辱是錯誤的。如此神經過敏，他們覺得可笑。他們也不會下決心用一切善良與偉大的行動來證明誹謗是無根據的。在暹羅人身上根本看不到對侮辱如此敏感。他們象中國人一樣，寧願讓誹謗者處於尷尬地位，也不設想自己的名譽遭到傷害。他們說："容忍退讓是暴露對方卑鄙的最好辦法。"
要理解"對名分的情義"的完整意義，必須通盤考慮日本各種非侵犯性的道德。複仇隻是在特定場合要求的這類德行之一，此外還包括穩靜的、克製的行動。一個自重的日本人必須堅忍和自我克製，這是他"對名分的情義"的一部分。婦女分娩時不能大聲喊叫，男人對於痛苦和危險必須處之泰然。當洪水衝到日本的村莊時，每個持重的日本人必須帶好必需品，覓妥高地，不能亂喊亂跑，張皇失措。秋分前後台風暴雨襲來時，也能看到同樣的自我克製。這種行為是每個日本人所具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不能完全做到。他們認為，美國人的自尊心不要求自我克製。日本人的這種自我克製中還具有位高則任重的含義。在封建時代，對武土的要求比對庶民要高，對平民雖不是那麽嚴格，仍是一切階級的生活準則。如果說，對武土要求能忍耐極端的肉體痛苦，那麽對庶民則要求能極端順從地忍受持刀武土的侵犯。
關於武士的堅忍，有很多著名故事。他們必須能忍耐饑餓，這是無需說的小事一段，他們奉命要作到即使餓得要死，也必須裝出剛剛吃完飯的樣子，並且要用牙簽剔牙。俗諺說："雛禽求食而鳴，武士口含牙簽"。在這次戰爭中，這句話成了士兵的格言。他們不能向痛苦屈服。日本人的態度恰似那少年兵回答拿破侖的故事："受傷了?不，報告陛下，我被打死了！"武土臨死前不能顯露出絲毫痛苦，要毫不畏縮。1899年去世的勝伯爵（指勝海舟(1823-1899)：幕末及明治初年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曆任幕府陸軍總裁、明治政府外務大丞、兵部大丞、海軍卿等。）說他雖出身於武土家庭，但家境已赤貧如洗，小時候睾丸被狗咬傷，當醫生給他做手術時，父親把刀戳在他鼻梁上說："一聲也不許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傀為一個武士。"
"對名分的情義"，還要求其生活與身分相適應。缺少這種"情義"，就喪失了自尊。德川時代的取締奢侈令對各類人的衣著、財產、用品幾乎都作了詳細規定。按照身分而生活就意味著接受這種規定並視之為自尊的組成部分。對這種按世襲階級地位作出規定的法律，美國人將大吃一驚。在美國，自尊是與提高自己的地位聯係在一起的。一成不變的取締奢侈今是否定我們這個社會的基礎的。德川時代規定，某一等級的農民可以給他的孩子買某種布娃娃，而另一等級的農民則隻能買其它種類的布娃娃。我們對這類法律會感到不寒而栗。但在美國，我們憑借其它規定也有同樣的結果。我們心安理得地承認這種事實，即工廠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電動火車，而佃農的孩子有一個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心滿意足了。我們承認收入的差異，並認為這是合理的。爭取獲得較高的薪金已成為我們自尊體係中的一部分。既然布娃娃限於收入的高低，那並不違背我們的道德觀念。有錢的人就可以給孩子買高級布娃娃。而在日本，有錢會令人疑惑，守本分才讓人放心。即使在今天，窮人和富人一樣，都以遵守等級製的習慣來保持其自尊。這在美國是無法理解的。法國人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1830年代就在前引著作中指出了這一點。生在十八世紀法國的托克維爾，盡管對平等製的美國給予好評，但他仍對貴族生活知之甚深，十分鍾情。認為美國雖有其美德，卻缺少真正的尊嚴。他說："真正的尊嚴在於各安其分，不卑不亢，自王子以至農夫，皆可以此自許。"托克維爾一定能理解日本人的態度，即認為階級差別本身並沒有什麽不體麵。
在對各民族的文化有客觀研究的今天，人們認為"真正的尊嚴"可以由不同民族作出不同定義，恰如他們對屈辱作出不同解釋一樣。有些美國人叫嚷，隻有由我們推行平等原則，日本人才能獲得自尊。他們其實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的錯誤。如果這些美國人確如他們所說，真的希望有一個自尊的日本，他們就必須認清日本人的自尊的基礎。我們可以承認，(正如托克維爾那樣)這種貴族製度的"真正尊嚴"正從近代世界中消逝，我們相信，另一種更優異的尊嚴正在取而代之。日本無疑也將如此。但在今天，日本隻能在它自身的基礎上重建其自尊，而不是在我們的基礎上重建。而且，它隻能用它自己的方式來純化自身。
"對名分的情義"，除了"守本分"之外，還要履行其他多種義務。告貸者借款時也許要把"對名分的情義"抵押給債主。直至二、三十年前，借款者一般都要向債主表示："如果還不了債，我願在大庭廣眾麵前受人恥笑"。實際上，即使還不起債，他也不會真的公開受辱。因為日本沒有當眾揭醜這種懲罰。但是，當新年來到，債務必須償還之時，無力還債的人會用自殺來"洗刷汙名"。至今，除夕之夜仍有一些以自殺挽回名譽之事。
所有各種職業上的責任也與"對自身名分的情義"有關。在特殊情況使一個人成為眾矢之的、備受責難時，日本人的要求常常是很奇怪的。比如，有許多校長會因學校遭火災而引咎自盡。他們對火災毫無責任，隻因火災位掛在學校中的天皇禦像受驚。也有些教師為搶救天皇禦像，衝入火中而被燒死。他們的死，證明他們對"名分的情義"高度重視相對天皇的"忠"。至今仍有流傳說，有些入在莊嚴捧讀教育敕語或軍人敕諭時，偶爾讀錯，竟然自殺以洗刷汙名。在當今天皇治下，也有人曾因一時不慎，誤把自己的孩子起名"裕仁"(當今天皇的禦名，在日本必須避諱，絕不能說)，因而自殺並殺死其子。
前三章
《菊與刀》
菊與刀 第一章 任務——研究日本(1)
菊與刀 第一章 任務——研究日本(2)
菊與刀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1)
菊與刀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2)
菊與刀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1)
菊與刀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2)
我所說的"對名分的情義'，日本人並未單獨另起名稱，隻把它描述為報恩範圍以外的情理。這一特點隻是分類的基礎，並不是說"對社會的情義"是對善意關切的回報，而"對名分的情義"則突出地包含報複。西方語言中把上述兩者區分為感激與報複兩個對立的範疇，日本人對此則無所謂。為什麽一種德行不能既包括對他人善意的反應，又包括對他人惡意或輕蔑的反應呢?
日本人就是這樣認為的。一個正派的人對恩情和侮辱都同樣感受強烈，都要認真回報。他們不象我們那樣，把兩者區別開來，一種稱之為侵犯，另二種稱之為非侵犯。在他看來，隻有"情義範圍"之外的行為才能稱作侵犯。隻要是遵守"情義"，洗刷汙名，就決不能說他犯了侵犯之罪，他隻不過是算清舊帳。他們認為，隻要受到的侮辱、毀謗及失敗末得到報複，或者未被雪除，"世界就不平穩"。一個正派的人就必需努力使世界恢複平衡。這是人的美德，絕不是人性中的罪惡。在歐洲曆史上某些時代，對名分的"情義"，包括象日語中那種把感謝與忠誠結合在一起的表達方式，曾經是一種西方道德。在文藝複興時期，尤其是在意大利，曾經盛極一時。它與古典時期西班牙的el valor Español(西班牙的勇敢)和德意誌的die Ehre(名譽)頗有共通之處，甚至與一百多年前歐洲流行的決鬥行為中的潛意識也有某些相似。無論在日本，還是在西歐各國，凡是這種重視雪除名譽汙點的道德觀占優勢的地方，其道德的核心總是超越一切物質意義的利益。一個人越是為了"名譽"犧牲其財產、家庭及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認為是道德高尚的人，它成為道德定義本身的一部分，是這些國家經常提倡的"精神"價值的基礎。它確實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損失，很難以利害得失來衡量。正是在這一點上，這種名譽觀與充斥於美國人生活中的劇烈競爭和公開對抗形成明顯的對照。在美國某些政治或經濟交往中，對保有也許並無限製，但獲得或保持某種物質利益則一定是一種戰爭。至於象肯塔基山中居民之間的械鬥，那隻是例外，那裏盛行的名譽習俗屬於"對名分的情義"範疇。
不過，任何文化中"對名分的情義"以及隨之而產生的敵意和伺機報複，絕不是亞洲大陸道德的特點。它不是所謂東方氣質。中國人沒有這種特點，暹羅人、印度人也沒有。中國人把聽到侮辱和誹謗就神經過敏看做是"小人"，也就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的特征。不象日本把對名譽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在中國的倫理觀中，一個人突然開始使用不正當的暴力來肆意報複所遇悔辱是錯誤的。如此神經過敏，他們覺得可笑。他們也不會下決心用一切善良與偉大的行動來證明誹謗是無根據的。在暹羅人身上根本看不到對侮辱如此敏感。他們象中國人一樣，寧願讓誹謗者處於尷尬地位，也不設想自己的名譽遭到傷害。他們說："容忍退讓是暴露對方卑鄙的最好辦法。"
要理解"對名分的情義"的完整意義，必須通盤考慮日本各種非侵犯性的道德。複仇隻是在特定場合要求的這類德行之一，此外還包括穩靜的、克製的行動。一個自重的日本人必須堅忍和自我克製，這是他"對名分的情義"的一部分。婦女分娩時不能大聲喊叫，男人對於痛苦和危險必須處之泰然。當洪水衝到日本的村莊時，每個持重的日本人必須帶好必需品，覓妥高地，不能亂喊亂跑，張皇失措。秋分前後台風暴雨襲來時，也能看到同樣的自我克製。這種行為是每個日本人所具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不能完全做到。他們認為，美國人的自尊心不要求自我克製。日本人的這種自我克製中還具有位高則任重的含義。在封建時代，對武土的要求比對庶民要高，對平民雖不是那麽嚴格，仍是一切階級的生活準則。如果說，對武土要求能忍耐極端的肉體痛苦，那麽對庶民則要求能極端順從地忍受持刀武土的侵犯。
關於武士的堅忍，有很多著名故事。他們必須能忍耐饑餓，這是無需說的小事一段，他們奉命要作到即使餓得要死，也必須裝出剛剛吃完飯的樣子，並且要用牙簽剔牙。俗諺說："雛禽求食而鳴，武士口含牙簽"。在這次戰爭中，這句話成了士兵的格言。他們不能向痛苦屈服。日本人的態度恰似那少年兵回答拿破侖的故事："受傷了?不，報告陛下，我被打死了！"武土臨死前不能顯露出絲毫痛苦，要毫不畏縮。1899年去世的勝伯爵（指勝海舟(1823-1899)：幕末及明治初年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曆任幕府陸軍總裁、明治政府外務大丞、兵部大丞、海軍卿等。）說他雖出身於武土家庭，但家境已赤貧如洗，小時候睾丸被狗咬傷，當醫生給他做手術時，父親把刀戳在他鼻梁上說："一聲也不許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傀為一個武士。"
"對名分的情義"，還要求其生活與身分相適應。缺少這種"情義"，就喪失了自尊。德川時代的取締奢侈令對各類人的衣著、財產、用品幾乎都作了詳細規定。按照身分而生活就意味著接受這種規定並視之為自尊的組成部分。對這種按世襲階級地位作出規定的法律，美國人將大吃一驚。在美國，自尊是與提高自己的地位聯係在一起的。一成不變的取締奢侈今是否定我們這個社會的基礎的。德川時代規定，某一等級的農民可以給他的孩子買某種布娃娃，而另一等級的農民則隻能買其它種類的布娃娃。我們對這類法律會感到不寒而栗。但在美國，我們憑借其它規定也有同樣的結果。我們心安理得地承認這種事實，即工廠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電動火車，而佃農的孩子有一個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心滿意足了。我們承認收入的差異，並認為這是合理的。爭取獲得較高的薪金已成為我們自尊體係中的一部分。既然布娃娃限於收入的高低，那並不違背我們的道德觀念。有錢的人就可以給孩子買高級布娃娃。而在日本，有錢會令人疑惑，守本分才讓人放心。即使在今天，窮人和富人一樣，都以遵守等級製的習慣來保持其自尊。這在美國是無法理解的。法國人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1830年代就在前引著作中指出了這一點。生在十八世紀法國的托克維爾，盡管對平等製的美國給予好評，但他仍對貴族生活知之甚深，十分鍾情。認為美國雖有其美德，卻缺少真正的尊嚴。他說："真正的尊嚴在於各安其分，不卑不亢，自王子以至農夫，皆可以此自許。"托克維爾一定能理解日本人的態度，即認為階級差別本身並沒有什麽不體麵。
在對各民族的文化有客觀研究的今天，人們認為"真正的尊嚴"可以由不同民族作出不同定義，恰如他們對屈辱作出不同解釋一樣。有些美國人叫嚷，隻有由我們推行平等原則，日本人才能獲得自尊。他們其實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的錯誤。如果這些美國人確如他們所說，真的希望有一個自尊的日本，他們就必須認清日本人的自尊的基礎。我們可以承認，(正如托克維爾那樣)這種貴族製度的"真正尊嚴"正從近代世界中消逝，我們相信，另一種更優異的尊嚴正在取而代之。日本無疑也將如此。但在今天，日本隻能在它自身的基礎上重建其自尊，而不是在我們的基礎上重建。而且，它隻能用它自己的方式來純化自身。
"對名分的情義"，除了"守本分"之外，還要履行其他多種義務。告貸者借款時也許要把"對名分的情義"抵押給債主。直至二、三十年前，借款者一般都要向債主表示："如果還不了債，我願在大庭廣眾麵前受人恥笑"。實際上，即使還不起債，他也不會真的公開受辱。因為日本沒有當眾揭醜這種懲罰。但是，當新年來到，債務必須償還之時，無力還債的人會用自殺來"洗刷汙名"。至今，除夕之夜仍有一些以自殺挽回名譽之事。
所有各種職業上的責任也與"對自身名分的情義"有關。在特殊情況使一個人成為眾矢之的、備受責難時，日本人的要求常常是很奇怪的。比如，有許多校長會因學校遭火災而引咎自盡。他們對火災毫無責任，隻因火災位掛在學校中的天皇禦像受驚。也有些教師為搶救天皇禦像，衝入火中而被燒死。他們的死，證明他們對"名分的情義"高度重視相對天皇的"忠"。至今仍有流傳說，有些入在莊嚴捧讀教育敕語或軍人敕諭時，偶爾讀錯，竟然自殺以洗刷汙名。在當今天皇治下，也有人曾因一時不慎，誤把自己的孩子起名"裕仁"(當今天皇的禦名，在日本必須避諱，絕不能說)，因而自殺並殺死其子。
前三章
《菊與刀》
菊與刀 第一章 任務——研究日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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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與刀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1)
菊與刀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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