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
2011/2/1
我有一雙和父親艾宏鬆一樣的手，大得像作業本。我現在還沒有婚姻，但總是提醒自己，不去毆打未來的孩子。我記得父親抽七八歲的我的聲音，能聞到那像石頭拍來的青氣。我的媽媽不敢阻攔。在他走後，我仰著臉抽鼻子，再也安撫不過來。因為他的苛刻，我變成一個自卑而勤奮的人。我們極少交流。即使現在我三十五歲，也感覺彼此之間橫著一堵牆，無法像朋友那樣暢所欲言。我們總是說著三兩句就說完的事，然後再把這些事重複著說幾遍。我們從不去觸及對方的靈魂。我通過一台櫥櫃上的裝飾知道他曾畫過畫，通過我哥的名字（國光）知道他吹過口琴，通過那老鼠咬壞的《詩刊》猜測他可能寫過現代詩——我通過這些隻鱗片爪知道他曾經是一個強悍的文藝青年，但是他在生活中總是將這些評判為“玩物喪誌”或“有什麽用”，就好像它們是足以致命的病菌，會禍害我們一生。
他將它們抹得一幹二淨。
也許一個人生存他可以維持這些，但他照應的是我們五個兄弟姐妹和我爺爺奶奶的生存。他成為一個開小賣部的，後來開了批發部、超市，他將生意從鄉村做到城鎮、縣城，在即將要去地區擴張時停止。我以為這裏麵存在另外的理想，但是一件事改變了我的看法。僅僅因為鄉鎮中學的教學質量差，他想將我們轉學，放棄在此地培育了多年的生意鏈，到縣城角落租了一個狹小的店麵重頭開始。他始終是在用做生意維持我們家人吃飯、穿衣和出去應對朋友時的尊嚴，他的生意利潤都是百分之一、百分之三，做得很苦。等到我們這些孩子各自有了在社會上的歸宿，他仍然在做生意。他又試圖讓在上海的哥哥和在北京的我能在高房價的現實麵前獲得起碼的安定和尊嚴。他固執而認真，願意將自己幾十年的積蓄化成這泡沫中的小珠兒。而我在吸他的血。
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父親，我們跑到大城市一沒有成為杜月笙二沒有成為宋祖德，都在吸他的血。說起來這是羞恥的事，但在父親那裏這是不容分說的事情。
二零零九年，六十四歲的父親中風。像往常一樣，這個不幸的事是隔了一陣我才知道的，因為怕影響我那不是的工作。我趕回去時，他剛從昏迷中醒來不久，偏癱。就是在那時候，這個一世強悍走路永遠像中年人呼呼有風的父親，對我們露出歉疚的笑。因為我們在清理他的糞便。他成為醫生懊惱的對象，因為他總是迫不及待試圖站起來，他擾亂了正常的恢複程序。就像在我小時，他總是迫不及待讓我將三百首唐詩背完。
二零一零年十月的時候，因為堂兄猝死，我急趕回家，敲門沒人應，便等。十來分鍾後，父親才從二樓摸索下來，他拖著萎縮的右腿，捉著毫無知覺的右手，給我開了門。上樓後，在問過我幾句現狀後，他便開始躺在床上，用右手握住一瓶礦泉水，然後用左手捉住右手腕，在胸前方旋轉出圓圈。這是他鍛煉的方式之一。每天他還會獨自出門，鍛煉行走能力。隻有他一個人相信他還能健步如飛，而我們早已放棄。他正如海明威筆下的老人，隻許戰死，不可戰敗。
吃飯時，他要我弟弟弄一台廢棄電腦來，他要重新學習打字（他過去用雙手學會過一次）。我們說這是幹什麽。他便有些慚愧，說是想將自己寫的詩用電腦打印出來，寄給一家詩詞雜誌。我們個個提出要幫他解決這事，他便取出身上的一張紙，那上邊的文字顫顫抖抖，是用左手寫的：
《病中》
餘中風近兩年，雖全力鍛煉，收效甚微。近來又再跌跤……
細雨潺愁掛滿天，秋風敗葉總牽連。
黃昏飽蘸傷心淚，靜夜偷燈洗不眠。
雨困郊原草木慌，東籬野菊獨梳妝。
何當借得秋風勁，洗淨煩愁一色黃。
兩年未掃架生塵，抽本詩書慰淚痕。
誰料此間花似錦，卻忘灰土染香魂。
我也是這時知道我認識的他其實不是他，因此悲傷不已。在我將這首詩帶至北京幾天後，他打電話來，要求更正詩裏的一個字，便是將“細雨潺愁”改為“細雨添愁”，他覺得這樣更好。
在我們的生命中，從來隻有他給我打電話，沒有我給他打電話。即使是這首詩，我也沒有好好給他找到一個輸出渠道。我是個懦弱的人，心裏隻想著怎樣給他安裝一雙翅膀這樣不靠譜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