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 因瀟湘晨報刊登紀念辛亥革命的文章，總編輯劉劍、執行總編輯龔曉躍被宣布停職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103023300.html
瀟湘晨報辛亥革命100年特刊卷首語：所謂天下大勢
(長江三峽。著名曆史學家唐德剛曾寫道：“中國曆史從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就到了三峽……不論時間長短，曆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日，從此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
所謂天下大勢
文/龔曉躍
某個暴躁的士兵開槍後，武昌起義爆發了。這是99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
如同一切宏大的曆史，偶然事件的背後，一定是必然的邏輯在作用。大清帝國不是因為甲午海戰才腐朽敗落，蘋果即使不落在牛頓的頭頂也會落在其他科學家的頭頂，歐洲列強決不會僅僅為了薩拉熱窩那個衝動的中學生就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辛亥革命的基礎，是孫中山的執著、黃興的衝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為的探索、梁啟超的思考、譚嗣同的犧牲，是魏源的《海國圖誌》、嚴複的《天演論》、容閎的《西學東漸記》。
更早的淵源，可以上溯到康熙皇帝，這位英明神武的聖祖仁皇帝，在自己如饑似渴地學習歐洲語言、西方曆法的時候，卻不肯把這些足以啟蒙的知識推及其臣民，而其孫乾隆皇帝頒布了《防範外夷規條》，其若幹世孫媳婦葉赫那拉氏則不肯修鐵路。為了一朝一姓之私利，滿清統治者選擇的封閉，給了時代更大的刺激。
然而，人民要通商以至富強，人民要學習以求智識，人民要鐵路以便流動，人民要電報以利資訊，人民要辦報以彰思想。清廷越處處修牆，人民就越善於翻牆，“麵壁十年圖破壁”。這近在眼前的曆史，實際上就是翻牆者對抗修牆者的曆史，修牆者的心魔之牆高到一尺，翻牆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漲一丈。
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這個國家及其國民的願望，可以歸總為“憲政”二字。國家求憲法鞏固根本，國民盼憲政確保權利。到抗戰勝利的1945年，當國共兩黨在美國的斡旋下就建立聯合政府會商於重慶，真正的憲政曙光一度投射在神州大地。但是——中國的事，往往就壞在這“但是”二字，權欲極盛的蔣介石發動內戰，溫暖的曙光化作無情的戰火。
一百多年來，國人對於憲政的追求，未嚐隱匿，無需害羞，隻要陽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間，正如孫逸仙嚐雲：天下大勢，浩浩湯湯。又正如毛澤東所言：這不是陰謀，這是陽謀。所以，那些遍布於全國各地的中山路，就其寓意來說，其實叫人民路更加貼切：憲政者，人民通向理想祖國之大道也。
中華民族錯過了很多機會，中華民族還有很多機會。這就是我們紀念辛亥革命的意義。
1975年，哈維爾致信當時的捷克總統胡薩克，強調“曆史已經不能不被理會”。親愛的讀者，從今天開始，我們一起，用一年的時間，安安靜靜地讀書，琢磨這從三峽中千轉百回、噴薄而出的曆史，以及曆史抵達藍色海洋的路徑。時光飛逝，這艱難曲折卻奔流不息的走勢，仍然在我們心中跳動。
是為編輯動機。
特刊組稿
清王朝垮台前，愛新覺羅利益集團已丟盡了它的臉
“假使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不是異族的愛新覺羅王朝，而是同族的什麽王朝，那麽，在社會轉型當中就少了一項種族間的猜忌與傾軋，也許比較容易實施像日本那樣的立憲步驟。”著名學者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曾這樣評價過清王朝愛新覺羅“部族”這個特殊的利益集團。
滿馭漢，中央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礎。這兩個基礎的崩壞，構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後者的改變，清晰地決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態：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軍、民眾義軍或者外族軍隊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獨立的革命形態中退出曆史舞台。蓄積於民間的“一省之力”的壯大、成熟和獨立，在王朝部族集團自身衰敗的同時，從另一個方向揭示了帝國政治走向革命立憲的獨特的中國道路。
晚清“四民”社會秩序逐漸解體 反政府勢力泛起
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除了“官”之外，就是“民”了。所謂“民”，就是“士”、“農”、“工”、“商”，由他們組成傳統“四民”社會。其中，“士”為“四民”之首。
清帝國晚期，“士”失其位，“四民”社會秩序逐漸解體，劣紳、紳商、學生、無產者等新的社會群體紛紛出現。尤其，傳統“別於四民之外”的“兵”，開始向社會權勢中心地位崛起。從傳統的各種會黨遊兵，到大規模的造反之兵，到曾國藩時期的“紳軍”和“軍紳”，再到新式軍事學校之學生和士兵等等，以至於近代思想啟蒙大師嚴複幹脆以“兵”換“士”，而以“兵、農、工、商”作為國家社會的新的基本構成。
事情的發展誠如梁啟超所言：“中國素未與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國際漢學大師費正清也指出，甲午戰爭以後，“軍隊越來越被奉為國家的楷模，甚至被視為先導。”及至辛亥首義，更是在清朝武昌新軍中打響的。
美國總統：中英戰爭“起因不是鴉片，而是叩頭”
對於西方的隱患，早在康熙晚年，已有所悟。他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
對西洋事務，乾隆也高度重視，“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務須徹底根究”。不過，估計是在接待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前後，心態複雜的乾隆留下了這樣一首詩：“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人事天時誠極盛，盈虛默念懼增哉！”
好一副“寧可求全關不開”的末世苟且心態！好一句“極盛”時代“盈”“虛”懼增的無奈感慨！殊不知，英國沒有用外交打開的大門，用戰爭打開了；清朝以不磕頭為由拒絕的，用卑躬屈膝的方式接受了。以至於，當時美國總統小亞當斯(1767-1848)也敏銳地指出，“鴉片戰爭的真正起因，不是鴉片而是叩頭”。
“叩頭”英語為“kotow”（或koo-too，kowtow，koutou）。從現在各大英文詞典中的這塊“活化石”中，我們多多少少仍可見到近代中西兩大文明衝撞後所留下的深長裂痕和斑斑血跡。
著名史家許倬雲談辛亥之後：南京為何讓出政權
楚望台的槍聲，回音震蕩，震垮了中國兩千年的帝製，在東亞出現了一個中華民國。這一次革命，說是快，卻也是改革不見落實，人心鬱悶已久，大家知道必然出現的大變；可是，事情發生又如此突然，革命黨的領袖，一個都不在場，以致湖北新軍沒有適當的領導，竟很快就被北洋大軍壓出，不能更有作為，最後這一起義的軍隊，竟從此煙消雲散。
來源:紅網-瀟湘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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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湘晨報辛亥革命100年特刊卷首語：所謂天下大勢
(長江三峽。著名曆史學家唐德剛曾寫道：“中國曆史從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就到了三峽……不論時間長短，曆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日，從此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
所謂天下大勢
文/龔曉躍
某個暴躁的士兵開槍後，武昌起義爆發了。這是99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
如同一切宏大的曆史，偶然事件的背後，一定是必然的邏輯在作用。大清帝國不是因為甲午海戰才腐朽敗落，蘋果即使不落在牛頓的頭頂也會落在其他科學家的頭頂，歐洲列強決不會僅僅為了薩拉熱窩那個衝動的中學生就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辛亥革命的基礎，是孫中山的執著、黃興的衝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為的探索、梁啟超的思考、譚嗣同的犧牲，是魏源的《海國圖誌》、嚴複的《天演論》、容閎的《西學東漸記》。
更早的淵源，可以上溯到康熙皇帝，這位英明神武的聖祖仁皇帝，在自己如饑似渴地學習歐洲語言、西方曆法的時候，卻不肯把這些足以啟蒙的知識推及其臣民，而其孫乾隆皇帝頒布了《防範外夷規條》，其若幹世孫媳婦葉赫那拉氏則不肯修鐵路。為了一朝一姓之私利，滿清統治者選擇的封閉，給了時代更大的刺激。
然而，人民要通商以至富強，人民要學習以求智識，人民要鐵路以便流動，人民要電報以利資訊，人民要辦報以彰思想。清廷越處處修牆，人民就越善於翻牆，“麵壁十年圖破壁”。這近在眼前的曆史，實際上就是翻牆者對抗修牆者的曆史，修牆者的心魔之牆高到一尺，翻牆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漲一丈。
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這個國家及其國民的願望，可以歸總為“憲政”二字。國家求憲法鞏固根本，國民盼憲政確保權利。到抗戰勝利的1945年，當國共兩黨在美國的斡旋下就建立聯合政府會商於重慶，真正的憲政曙光一度投射在神州大地。但是——中國的事，往往就壞在這“但是”二字，權欲極盛的蔣介石發動內戰，溫暖的曙光化作無情的戰火。
一百多年來，國人對於憲政的追求，未嚐隱匿，無需害羞，隻要陽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間，正如孫逸仙嚐雲：天下大勢，浩浩湯湯。又正如毛澤東所言：這不是陰謀，這是陽謀。所以，那些遍布於全國各地的中山路，就其寓意來說，其實叫人民路更加貼切：憲政者，人民通向理想祖國之大道也。
中華民族錯過了很多機會，中華民族還有很多機會。這就是我們紀念辛亥革命的意義。
1975年，哈維爾致信當時的捷克總統胡薩克，強調“曆史已經不能不被理會”。親愛的讀者，從今天開始，我們一起，用一年的時間，安安靜靜地讀書，琢磨這從三峽中千轉百回、噴薄而出的曆史，以及曆史抵達藍色海洋的路徑。時光飛逝，這艱難曲折卻奔流不息的走勢，仍然在我們心中跳動。
是為編輯動機。
特刊組稿
清王朝垮台前，愛新覺羅利益集團已丟盡了它的臉
“假使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不是異族的愛新覺羅王朝，而是同族的什麽王朝，那麽，在社會轉型當中就少了一項種族間的猜忌與傾軋，也許比較容易實施像日本那樣的立憲步驟。”著名學者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曾這樣評價過清王朝愛新覺羅“部族”這個特殊的利益集團。
滿馭漢，中央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礎。這兩個基礎的崩壞，構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後者的改變，清晰地決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態：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軍、民眾義軍或者外族軍隊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獨立的革命形態中退出曆史舞台。蓄積於民間的“一省之力”的壯大、成熟和獨立，在王朝部族集團自身衰敗的同時，從另一個方向揭示了帝國政治走向革命立憲的獨特的中國道路。
晚清“四民”社會秩序逐漸解體 反政府勢力泛起
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除了“官”之外，就是“民”了。所謂“民”，就是“士”、“農”、“工”、“商”，由他們組成傳統“四民”社會。其中，“士”為“四民”之首。
清帝國晚期，“士”失其位，“四民”社會秩序逐漸解體，劣紳、紳商、學生、無產者等新的社會群體紛紛出現。尤其，傳統“別於四民之外”的“兵”，開始向社會權勢中心地位崛起。從傳統的各種會黨遊兵，到大規模的造反之兵，到曾國藩時期的“紳軍”和“軍紳”，再到新式軍事學校之學生和士兵等等，以至於近代思想啟蒙大師嚴複幹脆以“兵”換“士”，而以“兵、農、工、商”作為國家社會的新的基本構成。
事情的發展誠如梁啟超所言：“中國素未與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國際漢學大師費正清也指出，甲午戰爭以後，“軍隊越來越被奉為國家的楷模，甚至被視為先導。”及至辛亥首義，更是在清朝武昌新軍中打響的。
美國總統：中英戰爭“起因不是鴉片，而是叩頭”
對於西方的隱患，早在康熙晚年，已有所悟。他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
對西洋事務，乾隆也高度重視，“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務須徹底根究”。不過，估計是在接待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前後，心態複雜的乾隆留下了這樣一首詩：“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人事天時誠極盛，盈虛默念懼增哉！”
好一副“寧可求全關不開”的末世苟且心態！好一句“極盛”時代“盈”“虛”懼增的無奈感慨！殊不知，英國沒有用外交打開的大門，用戰爭打開了；清朝以不磕頭為由拒絕的，用卑躬屈膝的方式接受了。以至於，當時美國總統小亞當斯(1767-1848)也敏銳地指出，“鴉片戰爭的真正起因，不是鴉片而是叩頭”。
“叩頭”英語為“kotow”（或koo-too，kowtow，koutou）。從現在各大英文詞典中的這塊“活化石”中，我們多多少少仍可見到近代中西兩大文明衝撞後所留下的深長裂痕和斑斑血跡。
著名史家許倬雲談辛亥之後：南京為何讓出政權
楚望台的槍聲，回音震蕩，震垮了中國兩千年的帝製，在東亞出現了一個中華民國。這一次革命，說是快，卻也是改革不見落實，人心鬱悶已久，大家知道必然出現的大變；可是，事情發生又如此突然，革命黨的領袖，一個都不在場，以致湖北新軍沒有適當的領導，竟很快就被北洋大軍壓出，不能更有作為，最後這一起義的軍隊，竟從此煙消雲散。
來源:紅網-瀟湘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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