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研究院課題組文章其實是剽竊日本學者觀點而來

中國曆史研究院課題組文章其實是剽竊日本學者觀點而來

京都靜源教授、文學博士

 

中國曆史研究院發表了以該院課題組名義出台的長文《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刊發再該院雙月發行的院刊《曆史研究》今年第三期上。根據我的一點了解，這是該院領導帶隊完成的命題作文而已。不是什麽正式的科研成果。用文革時代的話來說，就是這是一篇大批判文章。

首先，中國曆史研究院的名字和身份有些不明不白。

本來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的曆史研究所。現在卻冒出來一個比所局級編製還大一級的科研機構叫中國曆史研究院。具體辦公地點放在亞運村，和中央文史研究館下屬的國學研究院比鄰。本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下麵又曆史研究所、世界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邊疆研究所五個和曆史、和曆史地理有關的直屬科研機構，現在據說增加了一個曆史理論研究所，而後這六個所局級編製就組成了副部級的中國曆史研究院。具體編製上卻出現了一套人馬兩個招牌的格局。到如今，中國社會科學院依然有曆史研究所等六個所局級部門，而這些人馬又同時掛名在中國曆史研究院。

一直自稱史曆史學研究的國家隊的曆史研究所晉升成了曆史研究院。而《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一文就是這個新機構代表官方發布的一篇大批判文章。

 

該文第二部分標題就是“‘閉關鎖國’概念的淵源流變”。

然而我們通讀全文，我們隻看到了對“閉關”概念的膚淺解釋，根本沒有對“鎖國”概念給與任何解釋。這樣如此重大漏洞的文章居然可以發表在著名的《曆史研究》這樣級別的刊物上！作者連起碼的對“閉關鎖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考證、辨析與尋蹤的工作都未能完成，就開始了進入第三、四、五、六部分的長篇大論！基礎都不牢固，自然後麵的大論基本都是謬論和抄襲。

請注意：我第一個指出此文是剽竊他人的學術思想。且聽我慢慢到來。

“閉關”本來是一種宗教學術語，專指一種修煉體驗活動。而國策上的閉關則是專指關閉海關，是一種獨立傾向的封鎖海防政策。

“鎖國”，又稱“海禁”。是和關閉海關相一致的封鎖國門政策的簡稱。主要指封鎖禁止國人出海、同時禁止海娃來人乘船進入國土。

“閉關鎖國”組合一起，就是對內禁止國人出海、對外禁止外人入關的一種國家性質的防禦行政措施。

該文說：

但是，到康熙晚年，形勢發生劇變，直接原因是羅馬教廷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祭孔，規定：“傳教士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允許基督徒主持、參與或者出席一年數度例行的祭孔、祭祖的隆重儀式，我們宣布這種供祭是帶有迷信色彩的。”這與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衝突，康熙帝明確講“中國兩千年來，奉行孔學之道”，雍正帝在接見傳教士葛大度時重申“我們是不會為了你們的宗教而放棄有幾千年曆史的儒學的”。

實際上，中西之爭是禮儀之爭。根本不隻是“羅馬教廷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祭孔”。禮儀之爭的表現形式之一是“羅馬教廷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祭孔”。

該文又主張：

我們認為明清兩朝中央政府采取的是“自主限關”的對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開放、如何開放、開放範圍多大，屬於國家主權範圍。國內外一些學者簡單地斥其為“落後”、責其為“野蠻”，甚至認為違反所謂“國際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眼下，中國曆史研究院課題組為何要對明清閉關鎖國政策重新評估呢？

讓我們看看這一觀點的祖師爺是怎麽闡述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發現曆史研究院課題組主張分明就是剽竊。

日本著名的曆史學京都帝國大學日本史教授內田銀藏博士在1911年出版的《日本海上史論》一書中的《鎖國とは何ぞや》一文中認為：

 

“先づ経済上に就て見ますると、鎖國の為めに日本の外國貿易の發達は防げられ、此の時代の間、貿易は至て微々た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た。併し其の代りに內地の産業は大に發達した、國內の各地に特有產物も多く出來た。所謂開國の後凡そ五十年にして、日本の経済的發達が現今の狀態にまで達することの出來たのは、是れーつは所謂鎖國の時代に於て其の基礎を充分しつかりと立てゝ置いたからである。

其の經済上鎖國の效果よりも尚ほ一層注意を值するは、蓋し政治上及國民の精神的文明の上に於ける鎖國の効果であると存じます。足利氏の季世、群雄割據し國內の騒亂甚しかつたのが、織田、豊臣二氏の時代を經て、徳川時代の初の頃に至りましては、海內統一の勢既に成り、其の巳に大阪に克つや、幹戈を偃せ、それより天下太平の世となつたことである。けれども一旦天下太平となつたとても、其の太平を長く維持することは、決して容易なことではない。徳川氏が久しく太平を維持することの出來たのは、種種の原因ありてのことではありますが、所謂鎖國によつて外部との開係交渉が甚だ少かったこと、亦其の一大原因であったに相達ない。鎖國の世にならないで、諸大名が自由に海外に交通し、野心あるものは、外援を假うて其の望を達せんと企つることも容易く出來るやうな形勢であつたならば、徳川氏の權力は、あの様に確立するには至らず、隨內の治不恐らくは久しく持績することが出來なかつたであらう。而して其の結果或は國の統一及安泰が危せられたかも知れませぬ。

又他の一方に於て日本の精紳的文明の發達の上に就いて考へて見まするに、江 戸時代二百有餘年の間は、日本の國民文明が正に一通り圓熟の域に達した時期であつて、此の間に於て彼の東洋の文明の精華を蒐め、之を能く融合し鹽梅して、それに日本的の特色を附したるものが、渾成したのである。若し所謂鎖國といふことがなくして、近世の初め日本文明の發達が未だ一通り圓熟の場合に達しなかつた頃からして、引績き西洋文化の餘りに強き影響を受けつゝあつたならば、それが為めに利益したことも勿論あつたららけれども、我が文化の東洋的日本的純潔な性質は、之を保持すろことが難かつたであらう。日本の餘りに早き西洋化は、恐らく日本自からの為めにのみならず、世界の文明の為めにも損失であつたらう考へらるゝのである。”（東京三省堂書店，1911年。289-309頁。）

 

這段日文因為是明治晚期的日語，因此頗不好懂。為了讓大家徹底明白閉關鎖國對於維持中共政權的巨大意義，我不得不講其全文翻譯如下：

 

首先從經濟的角度上說，雖然日本的鎖國阻礙了日本對外貿易的發展，其實這一時期的貿易極其微不足道。相反，從另一方麵來說，日本國內的產業卻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致使全國各地特有的產品飛速發展。到了所謂日本開國大約五十年後的今天，日本的經濟發展能夠達到現在這樣的狀態，必須充分意識到這正是當時閉關鎖國政策下打下的基礎。

從經濟鎖國的效果上說還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鎖國還帶來了政治上和國民精神文明上的效果。在足利將軍統治時代的末期，群雄割據、戰亂紛繁。經過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兩位統治時代，到了德川家康統治時代的初期，日本全國基本處於和平發展時期。那時攻占了大阪城、放棄了幹戈，回歸到太平盛世時期。雖然社會變得太平，但是維持和平的長久卻並非易事。之所以德川家康能夠維持長久的太平盛世，總結起來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但是施行鎖國政策，減少對外交流肯定是一個重大的原因，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當時不施行鎖國政策，那麽各地諸侯自由航行、野心膨脹、憑借外援，他們很容易就達成了他們各自的政治野心。一旦出現這一情況，德川家康政權的確立也就不會出現了，隨著國內統治的不持久，必然危及到整個國家的安全和統一的結局是可以預想的。

從另一方麵來說，如果從日本精神文明的發展來考慮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在日本江戶時代200多年之間，日本的民族文明處於日益成熟的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日本民族吸收了東洋文明的精髓。如同醃製梅子一樣，融合貫通後形成了富有日本特色的東方文明。真可以說是渾然天成的效果。如果沒有當時所謂的鎖國政策，那麽從近代初期開始，日本文明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成熟之時，必然出現日本文化被西方文化的深刻影響。如果一旦出現這一局麵，我們就很難保持純正的、東方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質。要知道：日本過早的西化，雖然會帶來經濟的利益，但是恐怕不僅是日本民族和文化自身的損失，也是世界文明的損失。

 

換句話說，他主張閉關鎖國雖然使日本對外貿易受到阻礙，卻刺激了日本國內的產業和經濟蓬勃發展。而且日本國內政治得以長期保持穩定，促成了東洋思想和文明的成熟。

讓我們看看八十多年前，另一個日本曆史學家林基在《糸割符の展開——鎖國と商業資本》(曆史學研究，126期，1947)一文中一陣見血地闡述：“鎖國に至る背景に、幕府権力とむすび ついた特権商人すなわち糸割符商人の策動があったこと。”即，他認為“鎖國”是為了國家權力庇護下一些特權商人壟斷貿易利潤的特殊國策。

——真可以說正中下懷。這難道不正是眼下中國的資本和官方勾結並保護特權商人的一項國策嗎？！

在如今21世紀的中國怎麽鎖國呢？就是取締留學、取消外語學習、加高加厚網絡防火牆、堵截一切西方思想、利用現代科技的產品（監控探頭和賦碼技術），加強對人民的封鎖、管製和監控，必要時取消貨幣流通，嚴密封鎖信息，實現絕對化的黨領導一切。

一句話，向北朝鮮化看齊！

這就是此文《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的核心目的所在。也是習近平在20大上將要提出的“守正創新”四字真言的核心導向。所謂“守正”，就是提出以閉關鎖國為正道的一種極端保守主義、原教旨主義的主張。

最後，我很想知道，中國曆史研究院課題組因為撰寫此文，拿到了多少科研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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