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六二年在東京出生的。戶口簿上寫的出生地點是澀穀區紅十字會產院，算是東京較好的醫院之一。比我大兩歲的哥哥也在同一個地方出生。聽說，奶 奶當初對兒媳婦的決定頗有意見；畢竟她自己把九個孩子都在家裏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錢到醫院生小孩？說家裏，其實是整天都有很多人來來去去的壽司店後麵。母 親屬於戰後受民主教育長大的一代，絕不肯服從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後，她還對我訴苦道：“剛懷孕的時候，你奶奶叫助產士來診察過我。就是跟鋪子隻隔一張紙門 的地方，又沒辦法鎖住，隨時會有人拉開門進來的。當時，店裏雇傭好幾個夥計、徒弟，全是年輕小夥子。我怎麽受得了他們好奇的眼光？”
圖：戰後日本人熱烈向往美國式生活（一九五六）
看統計，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落地的孩子當中，在產院出生的隻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年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點是六○年，此後在產院出生 的嬰兒永遠超過一半（直到二十世紀末，才出現一些人批判產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間的心理鴻溝，並主張恢複家庭分娩）。那一年，謝國權醫生（台南詩人竹軒謝溪秋 三男）寫的《性生活之智慧》問世，用照片介紹做愛姿勢的書轟動全日本，成了總發行量達三百萬本的超級暢銷書。當時，他就在紅十字會醫院當產科主任，我是由 他接生的。可見母親多麽會趕時髦！奶奶一個人無法擋住時代潮流的勢頭，最後非讓步不可了。但是，婆媳矛盾日趨激化。我懂事的時候，父母早已從壽司店搬出 來，在新宿區神田川邊隻有一間房的木造平屋，獨立經營小家庭了。
圖：產院分娩一九六○年左右普及，圖為生後三個月的定期診察嚴重空氣汙染導致大量兒童患上氣喘病（一九六五）
我平生第一個記憶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開幕的東京奧運會。雖然當時我才兩歲半，但是全體社會極其興奮的氣氛還是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從哪 裏弄來了一挺手槍，乃用來發出競賽開始的信號聲，成了我和哥哥整個童年時代的頭號寶物。東京奧運會是戰後日本頭一次舉辦的國際級節目，全國上下齊心祝賀的 狀況，跟三十多年後長野冬奧時多數人漠不關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樣。為了迎接國外遊客，東京、大阪兩大城市之間開通了東海道新幹線。在東京中心區，則完成了首 都高速公路網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數家庭一樣，我家也為了觀看奧運會直播而買了第一部電視機，乃黑白的樂聲牌。
現在很多人都說：在奧運會以前和以後，東京的景觀徹底改變了。如今回顧“美好昨日”的文章，一般也就講到奧運會之前，一九六○年左右的日子。他們指 出；直到五十年代末，東京市內還處處看得見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風鈴、煤炭爐、和服、塌塌米。但是，奧運會一來，古老的一切都 走了。我小時侯，家裏每年增添新的電器、生活用品，如：電話、雙門冰箱、彩電、熱水器、空調、立體聲音響組合、微波爐。關起門來開冷氣，在塌塌米上鋪化纖 地毯，放西式家具，穿著牛仔褲看美國連續劇，或聽英國搖滾樂，大家都覺得很先進、好酷，卻甚少有人介意傳統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時遭破壞。戰後日本人的生活目 的是趕快富起來過跟美國人一樣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顯得陳舊落後。之前嚴禁孩子們站著吃東西的父母，後來鼓勵我們邊走路邊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漢堡包； 因為整個社會認為學美國人就不會錯。
經濟高度成長的時代，差不多每個家庭的收入都直線提高；不是一部分人發財，而是大家一同富起來的。失業率幾乎等於零，大企業的終身雇傭製給上班族保 證了一輩子的鐵飯碗。能夠毫無疑問地相信明天一定會更美好，社會風氣相當好。我小時候父親一個人開辦的印刷廠，沒幾年工夫就雇請很多員工了。對曾經貧窮的 日本有記憶的，我們可以說是最後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沒有經曆每年購買新一種電器那樣的生活。她懂事的時候，家裏已經有錄像機，或者說，連續劇中的 美國家庭擁有的一切，我們家也全有了。
以奧運會為標誌的近代化，不僅改變了市井生活，而且對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帶來了根本性的調整。比如說，為了趕上奧運會開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 網，主要建設在舊水路上的。東京的前身江戶曾是能跟蘇州、威尼斯相比的美麗水城，市內交通以水上航線為主，市民生活無論是交易還是娛樂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 關係。看江戶時代的浮世繪，很多都畫著水景。然而，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以後，鐵路、公路運輸代替了水路的重要性，在市內四通八達的運河被放棄不用了。上 世紀六十年代初，奉命設計高速公路的一批工程師們，發現有現成的交通網淪落為惡臭衝鼻的髒水溝，毫不猶豫地決定填平起來了。他們千萬沒有想到，江戶城的遺 產其實對居民生活起著重要的作用，即確保東京灣刮來的海風通過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後溫室效應成為全球性燃眉大問題時，東京的氣溫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 兩倍，簡直呈著熱帶化趨勢，除非恢複綠地和水麵，每年中暑喪命的人數隻會直線增加！
當然，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到工程師們的身上去。當年，高速公路上汽車疾馳的情景是進步與未來的象征，在科學漫畫家手塚治蟲的作品中也常出現。人們隻 掛念經濟發展，環保意識尚未興起的時期，東京的各條水路確實肮髒至極。我童年時代聽父親說，他小時侯（一九四○年左右）曾在附近神田川遊泳抓過鰻魚，覺得 難於置信，因為我認識的神田川是發出惡臭，滿處是廢物的渾水坑。每年購買新電器的居民往往把舊貨幹脆推下河中去的。政府清潔部門開始回收大型廢物是後來的 事情。到了世紀末，市議會才通過景觀條例企圖恢複水邊生態。如今神田川的水質已經明顯有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適的散步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見過的六十多 年前。難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會的一場噩夢？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學。日本的國民總產值到了世界第三名的水準，同時國內各地紛紛發生公害案件，經濟高度成長的反麵效應逐漸明顯起來了。大學生共鳴 全世界政治潮流，“全共鬥”學運達到高峰，學運分子與警察機動部隊在東京大學安田禮堂展開了兩天的激烈鬥爭，最後三百七十五名學生遭逮捕。參加示威的人大 喊的政治口號“安保反對”（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連我們小孩子也耳熟了。雖然社會上有種種矛盾，但是總體來說，大家對未來還很樂觀。那年另一個流行語 是“昭和元祿”。江戶時代元祿年間是社會穩定、經濟發達、消費生活爛熟的高峰期。戰後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覺非常好，竟想起元祿年間的繁榮來了。街上走 的年輕人，不分男女都流著長頭發，穿喇叭褲和高跟靴，彈吉他唱反戰歌，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
兩年以後，國際文壇上頗有名氣的小說家三島由紀夫，帶領私家小軍隊衝入自衛隊基地，呼喊起義而失敗，最後自行切腹並由徒弟砍掉腦袋的血腥案件發生 了。他享年四十五。那是我有明確印象的第一宗社會案件。有些報紙竟刊登了跟身體全然隔離的三島頭部照片。周圍的大人包括父母和學校老師好像都不知道該怎樣 解釋給孩子好，結果保持沉默了。我當時根本不懂是怎麽回事，隻是非常驚愕，覺得特別可怕。長大以後看各種評論才慢慢開始理解其所以然。總之，三島對戰後日 本的美國化膚淺風氣看不順，非得糾正政治方向不可。但是，他一類的極右派政治思想在七○年的日本完全得不到支持。社會上一般認為三島之死基本上是一種文學 理念或者藝術審美觀的表現，如果不就是與眾不同的性愛趨向所致的越軌行為。畢竟他的同性戀傾向是公開的秘密；文章裏又多次提到過切腹場麵使他興奮。（二 ○○五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長篇作品《告別了，我的書》裏探討：如果三島多活了十年或三十年，會否擁有較大的影響力。結論還是否定的。）
那年夏天，日本全國為大阪博覽會（EXPO70) 沸騰過一回。“你們好，你們好，從世界各國來的朋友們！你們好，你們好，到櫻花國來的賓客們！”：流行歌手三波春夫開朗做作的歌聲彌漫著東京的大街小道， 社會風氣確實膚淺得可以。當時，我家已經有了弟弟和妹妹，母親肚子裏還有一個，即是年底將要出生的老五小弟。父母決定暑假舉家去大阪看博覽會，但是開支要 盡量節約。坐新幹線太貴，於是父親開五百多公裏的私家車去；小轎車後麵的位子擠滿了四個孩子，困了就要重疊地睡覺。住旅館太貴，於是托親戚訂了某公司休養 所，但是一個在滋賀縣琵琶湖邊，另一個在神戶六甲山頂，都離大阪相當遠。酷熱的夏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覽會場，到底看見了什麽，老實說我不太記得的。美國館展 出阿波羅號從月亮帶回來的石頭，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隊好幾個小時才能進去的，好像我們沒有看到。模糊地記得我跟家人分開，單獨進去了一個東歐國家的展覽 館，似乎是匈牙利的。我買票吃了一種當地食品：上麵撒著酸酸的白色醬，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別，而且是不折不扣的異國風味。當時，有個電視知識比賽節目送 給冠軍的獎品是去夏威夷的團體旅行券。我周圍還沒有人戰後去過海外旅遊；有個同學因父親調職而搬去德國，叫我們羨慕至極的。在博覽會場嚐到的歐洲小吃讓我 長年忘不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國會議員田中角榮發表《日本列島改造論》，七月被選上首相。他主張：日本各地建設高速公路和新幹線網絡才是拉近城鄉差距、解決公害的 好方法。農民出身，隻有小學畢業，外號叫推土機的土木公司老板成為國家領袖，一時轟動了日本全國，好比他體現了社會的民主化、公平化。媒體紛紛報道田中刻 苦奮鬥的經曆，連兒童出版社都推出了新首相的半生記。我記得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員工會的成員，一貫批判自民黨政權的。田中角 榮是名副其實的推土機，行動能力特別強，上台後兩個月就飛往北京會見周恩來和毛澤東，迅速完成了兩國建交的大事業。跟矮個田中比較，中國領導人顯得特別高 大有風度；忽然間，日本社會掀起了中國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年十月到東京來的一對大熊貓蘭蘭和康康。我跟一批同學們一起去上野動物園，隔著玻璃窗看了愛 吃竹葉的中國大熊貓。當時它們在日本享有的名氣非常大，大概僅次於推土機首相本人。全國每個玩具店都推銷布做的大熊貓，服裝店則出售大熊貓花樣的衣服，至 於兒童用品，從筆記本到牛奶杯全都印有蘭蘭和康康了。
一九七三年，我小學六年級時，中東戰爭爆發，石油震撼發生了。記得有一天，衛生紙卷開始從超市商品架上消失，有風聞說是石油價格急升的緣故。大家半 信半疑，但是沒有了衛生紙卷怎麽了得，於是每家主婦都爭先恐後地去搶購，沒半天就真的賣光了。當時六十多歲的姥姥無所其事地說：沒有了衛生紙卷就可以用新 聞紙吧。但是，我們一代的東京小孩是從小用衝水馬桶長大的，從來沒有用硬硬的新聞紙來擦過屁股（其實，下水道普及的隻有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東京東部葛飾 區，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廁所裏一直有個大黑洞）。很快，衛生紙卷重新出現，但是比從前貴得多了。莫名其妙的衛生紙事件預兆了將要來臨的大變化。第二年， 日本經濟創下了戰後頭一次的“零下成長”記錄。從一九五六年起維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經濟成長到此結束了。
我家經濟也到此直線上升，日後卻是有起有落了。還清楚地記得，最後臨墜落前，有一段時間飯桌的情景特豪華起來，又不是過年過節還天天擺著烤雞腿什麽 的，叫我預感到不祥了。果然，初中二年級的一天，父親的公司倒閉。聽母親說是買了太多太貴的印刷機。父親則認為上了壞律師的當；他要我長大以後學法律，替 他跟不公平的社會算個帳。父母賣掉所有設備，解雇全部員工，把住家客廳改造成辦公室，開始經營小出版社了。幸虧，早幾年經濟還好的時候，買過一棟舊房子， 雖然破舊但是有五間二廳，我們至少沒有失去窩。當年日本有個規則：經濟越不好書賣得越好（社會進入後現代階段後，則不適用了），何況父母賣的是算盤、簿記 學、會計學等的習題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買的。他們年紀還輕，起死回生得相當快，但是那幾年裏，我平生第一次嚐到了生活水準下降的滋味。來幫忙的姥姥發 現，晚飯吃的咖哩汁不含肉；我們小孩子早已司空見慣，隻要整個鍋裏有幾片，就算是有肉的了，即使沒分到自己的盤子上來也不會埋怨。父母拚命工作，拚命存 錢，四年以後重新辦起印刷廠了。同時改建住房，乃母親出的主意。她不要丈夫把所有的錢都拿去花在事業上。幾年不停地挺身奮鬥的結果，母親得了胃潰瘍。我高 中三年級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為了手術住院長達一整月。比我大兩歲的哥哥高中畢業後，隻上了半年的職業訓練班，便開始幫父母工作。果然是當時的家 計情況叫他放棄了升學的念頭。
我小學、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學校，高中則考進了國立名校：東京教育大學（現築波大學）附屬高中。同學們的父母親幾乎清一色是大學畢業生，其中不 乏醫生等社會地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沒上過大學，高中畢業就在社會上做事的。父親在爺爺創辦的壽司店當廚師，白天有空時還做皮鞋賣過； 母親則當美容師。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時，他們分別為十歲和八歲的小孩，均在政府命令下離開家人跟老師同學們一起在外地農村過著避難生活，回到了東京，不僅 自家的房子連帶整個地區都在美軍空襲中早已化為灰燼的。父母親告訴我：在廢墟般的東京成長的一代，先得考慮如何吃飽穿暖，即使想讀書也根本沒有條件。但 是，我上了國立名校就發現，其實跟他們同代的日本人當中也有不少人讀過大學的。說實在，隻有小學畢業搞土木的田中角榮當首相而轟動全國，就是其他領導人全 有大學文憑的緣故。看看在他前後掌權的佐藤榮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沒有一個是例外的。推土機首相的好日子沒有維持很久，上台的兩 年後發生的金錢醜聞迫他辭職，我還沒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貪汙罪遭逮捕了。
一九七○年為了改進空氣質量，鬧區開始周日禁止車輛通行，圖為銀座大街泡沫經濟時期的東京，到處拆掉平房蓋了公寓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個流行語叫“一億總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輿論調查中，被問“你家經濟狀態屬於上層，中上，中中，中下，還是下層”，回答說中 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則超過了百分之九十。這十五年裏，國民平均收入上升幅度為二點八倍，絕大多數日本人的 生活確實改善了。同時，隨著都市化的進展，從前很明顯的白領／藍領區別不再容易看得出來了：穿著西裝係領帶、開著私家車上班的公司職工，到了職場就換穿工 作服而從事生產線勞動，沒人覺得奇怪了。結果，很多其實屬於藍領—工人階級的日本人，一相情願地把自己劃為“中層”；我們家也不是例外。父親雖然中學畢 業，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雖然有起有落，從未窮到挨餓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覺還不壞呢。誰敢說我們家屬於下層？
然而，在高中同學們麵前，我的自尊心受了嚴重的創傷。母親受的打擊好像比我還厲害；陪我參加入學典禮後，她再也不肯來我學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錢， 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壓倒了我們的。比如說，我父母沒有閱讀的習慣，至多看報紙翻雜誌而已，當然沒什麽藏書可說；同學們家倒有高達天花板的書架，裝滿的東西名 著是家庭成員之間聊家常時候的話題。又比如說，我父母喜歡跟著爵士樂跳舞，哥哥則玩吉他、搞搖滾樂，在親戚朋友當中，我們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學們卻 是從小聽古典名曲長大的，個個都會彈鋼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學以後的課外活動項目中，竟然有交響樂團、歌劇團。我當時連一次古典音樂會都沒有去 過，更何況歌劇演出，聽到從附小上來的名媛們哼著意大利語歌曲，不能不受到極其深刻的階級震撼。要參加體育社團吧，騎馬、帆船等專門屬於上流社會的項目可 不少，叫我隻好從遠處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歲就發現了日本社會的establishment，也意識到難以跨越的階級鴻溝。到底是從哪裏來的區別？恐怕 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農，我祖先則是吃不到幹飯的貧農。
日本所謂的名門中學，主要意味著升學成績好，具體來說考上東京大學的人數多。同時，越是程度高、難考進的學校，越有標榜自由主義的趨勢。學校當局對 學生的管理相當鬆弛；沒有製服，沒什麽校規，跟其他學校比較，自由得多了。我們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學生沒有分別，一點不拘束地泡咖啡廳 也去酒吧，盡情享受名門生的特權。同班男同學們，一來出身不錯，二來書念得也不差，即使沒考進東大也都上了好大學。幾年以後畢業找工作時，他們的職業選擇 頗為保守，除了繼承家業做醫生的少爺們以外，很多要麽做了高級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財閥旗下的銀行、商社、製造業公司。女同學的選擇當時 還很有限；成績最好的人都做了醫生，其次則做了學者，任職於普通企業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沒有被迫辭職，也不能擔任重要職務。等到一九 八五年，即我們多數人畢業本科後的第二年，男女雇傭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證兩性就業機會該平等了。但是，法律歸法律；現實為，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會 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係。該係一年級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學生當中，女學生隻有七十多，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連一個女教授都 沒有。果然，政經係校舍內沒有女廁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裏後來添蓋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極了。我選擇的第二外語是當年算冷門的漢語，結果兩班同學共一百名 裏，竟然僅有我一個女學生（也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以後，學漢語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語以外，這些年最多人學的外語就是中國話了。如今在早大 政經係也有多半學生選修漢語。但是，八十年代初，日中經濟交流還不太緊密，剛建交時期的中國熱稍退了之後，隻有少數人在學漢語的。作為唯一的女學生，我在 漢語課堂上無法避開老師的視線，非得努力學習不可了。好在我對這一門課，從一開始就特別喜歡。
當年我們係的漢語主任是著名的音韻學者藤堂明保老師；他是日本中國語文學界的泰鬥，本來做東京大學教授，卻在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運動中支持學生造反而 辭職，轉到早大來當客座教授的。後來回想，我深深感覺到，由藤堂老師親自教一年級學生漢語是老天爺給我送來的人生禮物。記得第一次上課時，他在桌子上放下 索尼錄音機，一按扣子就傳出來充滿異國情調的中國音樂，前奏完畢後，女高音開始唱：“北風那個吹……”。接著，全體學生跟著老師練習四聲：“媽、麻、馬、 罵”。那瞬間，好像一股電力通過了我整個人，被雷劈了一般，從頭到腳全身發抖。漢語美麗極了！不僅聽起來特別悅耳，而且說起來非常舒服，說一句話就像唱一 段歌。說我對中國話是一見種情，一點兒也不誇張。藤堂老師看見我的表情，馬上建議說：“你真要學好，光在大學每星期上兩堂課是完全不夠的。去日中學院吧。 上傍晚的課，每個星期三次，學費很便宜，而且我當院長。”
我選修漢語，主要出於對遠處的向往。在早大的入學申請書上填寫“第二外語選擇”時，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種語言當中，對我最有“異國魅力” 的就是中文。自從在大阪博覽會場嚐到了東歐風味以後，我是一直憧憬遠處的。小時侯，接觸到外國文化的機會少之又少；偶爾被父母帶去橫濱中華街吃飯，我都興 奮至極。好熱鬧的大街小巷邊，擠滿著大餐廳小飯館，大紅大綠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顏色不一樣，而且門前掛有全雞全鴨之類，有的更是壓扁過的。哇，多 麽特別！可以說，橫濱中華街是一九六○，一九七○年代的東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國領域。進入了青春時期，別人大多熱中於英美文化，我卻始終被稍微不一般的 地方所吸引。十三歲，自己看書學過一點西班牙語。十四歲，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寬之以東歐、蘇聯為背景的小說。十六歲，在高中上了兩年的德語課，但被複雜 的語法嚇壞，也嫌語音不悅耳。當年，“漢文”還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課之一；把古漢語用古日語念下來，很不好啃。但是，我們滿喜歡聽老師講有關古代中國文人的 種種插話，比方說，愛酒如命的大詩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麵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另外，“國語”課本收錄的魯迅作品《故鄉》（竹內好譯），對我們影響也 相當大，幾乎每一個同學都能背誦最後兩行，登場人物閏土又親切得猶如住在遠處的老朋友。對我來說，中國文化一方麵並不陌生，另一方麵由於政治上的距離與社 會體製之不同而覺得非常遙遠。兩個互相矛盾的因素加起來就造成了很強烈的“異國魅力”。
高中、大學時期，我經常因沒趕上“火紅的年代”而感到遺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學生，早已失去了對政治的興趣，連文學都開始受冷落，大家 各管各的後現代風氣正在成氣候。大學校園和平安靜卻充滿著頹廢的享樂主義。隻有少數男同學認真上課，其他人則從大白天起忙於打麻將，到了晚上就帶女校學生 去迪斯科舞廳。她們打扮得跟最新一期的時裝雜誌《JJ》一模一樣，有時像衝浪族，有時像美國常春藤大學女生，始終沒有個性可說。因為政經係裏的男女不平衡 實在過頭，我在大學總覺得不自在。加上，早大學生多數來自外地，沒見過世麵，不懂得都會生活，和我那些瀟灑成性的高中同學們比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 了。
由於對早大環境的疏遠感，我一方麵去參加跨大學的文化活動，另一方麵又相當積極地上日中學院的課了。那裏有不同年齡的學生們，小的跟我一樣歲數，大 的則跟我父母差不多，平均年齡三十出頭。有些人為了專業、工作的需要而來學中文，更多人純粹出於個人興趣。他們的學習態度比我在大學的同學們認真得不知多 少倍。其中不乏當時三十多歲，曾經曆過“火紅的年代”的一代人。他們普遍崇拜毛澤東的新中國，有的在“文革”時期作為日本學生代表團成員坐船去中國參加過 交流活動。我開始學漢語時，中國已經開過三中全會，早進入了改革開放階段，但是在一衣帶水對岸的中國話學校，清一色的日本學生還在和聲唱《不落的紅太 陽》。還有高年級同學們在聯歡會上唱的一首歌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遊擊隊之歌》！
我的大學時代正巧是東京學這一門學問興起的時候。文學評論家磯田光一寫的《作為思想的東京》已在一九七八年問世。他在文中指出：東京不是一個地方而 是概念，乃有作為的年輕人從全國各地要“上”來的“中心”。就像田中角榮小學一畢業就離開冬天下大雪的農村而到東京，從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會梯子， 最後做了國家首相一樣，很多日本人都把東京當做拚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長的東京人始終是少數，多數是從外地來奮鬥的新居民；他們對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 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這是經過明治維新，江戶城改名為東京市時候就開始的現象；連天皇家都是那時侯從京都搬過來的異鄉人。戰後複興期，日本的政治、經 濟、文化活動都越來越集中於東京；相對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它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許多。日本沒有上海之對於北京，洛杉磯之對於紐約，從頭到尾隻有一個東 京，使得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別嚴重。
這樣想來，我在故鄉東京感到異化，也許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老東京作家穀崎潤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發表的散文《思東京》裏，慨歎過他曾經優美的故 鄉被鄉下武士糟蹋到底了；半世紀以後，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學們包圍時候的感覺也有所類似。外地人可以“上”來東京，我作為東京人，卻得另找個方 向，就像穀崎潤一郎中年以後遷居京都、神戶等地，沉浸在關西地區的精致傳統文化中。從高中一年級起，每逢假期我都一個人坐長途火車到各地旅行；美麗的小城 市可多，如京都、金澤、弘前、仙台、鬆江。但是，隻要從東京往日本國內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動一定是“下”去的；作為胸懷大誌的年輕人，我想要“上”去，或 者找另一個坐標軸。
一九八二年，大學二年級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辦護照，平生第一次坐飛機，平生第一次從上空看見的萬家燈火是上海的。我赴北京參加華僑補習學校為外國 人舉辦的暑期漢語進修班。中國民航班機入夜後才離開了成田機場，飛越東海後向北，於北京首都機場落地時候，周圍是一片漆黑。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巴士，忽然看 見了天安門上亮堂堂的毛澤東肖像。長安街上幾乎看不到其它汽車的影子，深夜在暗淡的路燈下，竟有些年輕人在踢足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魯迅所描述，也像我在 東京看過的影片《城南舊事》、《駱駝祥子》。那夏天，我終於發現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對我成了世界的入口。
一九八三年，東京迪士尼樂園隆重開幕了；不僅小朋友，連大人都爭先恐後地去享受美式娛樂。大學生也不例外，男女雙雙約會去，有些人更購買通年卡經常 去。我自己卻怎麽也興奮不起來；一方麵，始終不太欣賞美國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麵，有東京人的寶貴記憶。迪士尼樂園所在地東京灣北岸，我小時侯曾經是每年春 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淺灘。一手拿著小鍬子，一手拿著塑料桶，在潮濕的沙灘上蹲下來挖洞，發現小小的貝兒在噴出鹽水，是多麽令小孩子驚喜的經驗！而且每次 都一定是特別豐收，塞滿了好幾個塑料桶的蛤子不容易吃完，還送給鄰居朋友，場麵真熱鬧、愉快。跟美國公司攜手的投資商把那淺灘填平起來建設徹頭徹尾美國式 的主題公園，甚至禁止遊客帶飯團（即傳統日本食品）進場，由我看來豈有此理。
二十一歲的我對周遭現實感到疏遠，寧願被魯迅、老舍、巴金等中國作家帶到另一個世界去。獨自坐在白天都昏黑的咖啡館裏頭，一個詞兒、一個詞兒地查著 詞典看五四小說，我的心髒不由得撲通撲通跳起來。當初搞不明白是怎麽回事，後來忽而想通：這難道不是戀情？那年年底，我平生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迎接新 年，乃在上海賓館頂樓的迪斯科。回東京後，馬上申請去中國的公費留學，幸虧順利地通過了選拔考試，出發日期定為一九八四年八月底。我到中國，第一年在北京 外語學院漢語進修班，第二年在廣州中山大學曆史係上課；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從沿海到四川、雲南、東北、內蒙、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島，越 遠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對中國的理解主要來自當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對中文的掌握則來自旅途上跟各地老百姓的交談中，真得感謝中國教育部每月二百七十塊人 民幣的獎學金了。一離開家鄉就不大想回去，多想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輕時候的經驗。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活結束後，我回國畢業當了記者，可是老夢想著海外， 不久就提辭呈，訂了往加拿大的飛機票。根本沒預料到，這一趟會是從多倫多到香港長達十年的大漂流。
永遠改變了日本社會的泡沫經濟，是一九八五年由紐約廣場飯店的國際金融協議開始的。之前，一美元換二百四十日元，廣場協議之後，則換一百二十日元 了。日元的購買力一夜之間翻了一番，很多人趕緊跑到國外去搶買名牌皮包，回到國內炒股炒地了。本來節約勤勞的日本民族，忽而全變成了投資家、投機家。我偶 爾從國外回東京探親，不管是家人還是朋友，大家異口同聲地談著股票、外匯、房價、銀行、利率等。股票和地價都越炒越熱，東京舊市區的土地總價格竟等同於全 美國了。在新宿等鬧區，幾乎每個行人都穿著名牌服裝、名牌鞋子，花大筆錢喝最高級的紅酒、白蘭地到酩酊大醉，然後不怕車費多貴都一定打的回郊區的住家去。 那幾年的日本，簡直開著沒完沒了的嘉年華，或者說是天天過年晚晚過節的全民性瘋狂。
經濟過熱的副作用很快就明顯了。本來一點不值錢的小塊土地，在短短幾年內升了幾倍，竟值幾百萬美元了；這麽一來，傳統的長子單獨繼承製行不通了，因 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爺爺、奶奶留下的壽司店，成了父親兄弟姐妹八個人互相打官司爭奪的對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親三姐妹互相打官司爭 奪的對象。官司總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間的感情，鬧了徹底別扭以後，再也沒有辦法修複的。於是，我結束十餘年的海外生活回國時，父母雙方親戚之間的來 往差不多都斷絕了。可悲的是，我家並不是例外，很多東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幾年裏解體的。同時，傳統習俗也在那幾年內消失了。比如說，元旦曾是全家老 小團聚的場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近的神社拜年，然後回家吃年飯，小孩子受到壓歲錢，並用“福笑”、“羽子板”等隻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則 去母親娘家吃吉祥食物、年糕，再一次領到壓歲錢。可是，泡沫以後，那些習慣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參加旅行團到國外過年去，為了休息，也為了省事。果 然，合理化、計算化思考壓倒了古來的生活文化。
泡沫經濟隻維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達高峰，一九九○年就破裂。看最後決算，雖然有些人在炒買炒賣中發了大財，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來的錢沒來得 及還清，結果破產或背上重債了。本來經營壽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機遊戲中抽了大王吃大虧，最後失蹤的。此間媒體把九十年代稱做“失落的十年”。在廣大世 界，一九八九年冷戰結束，開始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及價值觀念的大調整；然而，當時的日本人還在泡沫中集體跳著瘋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以後則茫然若失好 幾年，沒有及時去對應在外麵發生的重大變化。結果，國民經濟長期停留在低迷狀態。九十年代末，一些評論家開始用“第二次戰敗”一詞；美國、中國等國家的經 濟很活躍，相對而言，日本的國際地位下降得厲害，有必要重新複興了。幾乎同時普及的“全球化”一詞實際上意味著“美國化”，讓日本人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 業進行裁員，一些銀行差不多倒閉而被國有化，客觀情況非常嚴重。但是，很多人還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隻要自己的銀行戶口裏還有點儲蓄，不想認真去考慮 國家財政麵臨的危機多麽大。
我對泡沫時期的社會風氣非常反感，當初以為經濟冷卻一陣會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靜下來重新過樸素踏實生活的話。可是，後來的發展卻不如我所願。進 入了二十一世紀，世界受了“9·11”的大衝擊，日本則在小泉純一郎領導下越走越非理性化。社會上，泛濫於各媒體的流行語是“贏組VS輸組”。在新的經濟 環境裏，不是大家一起過樸素踏實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協力複興國家，而是兩極分化日趨懸殊，不屬於“贏組”就屬於“輸組”的弱肉強食時代已經開始了。日本人 不可能再做“一億總中流”的美夢，即使隻是夢；二○○五年的一本暢銷書就叫做《下流社會》，消費市場分析家三浦展在文中預測，今後的日本社會，人口的百分 之十五屬於上層，百分之四十五屬於中層，百分之四十屬於下層，而越年輕的一代越有可能從中層滑到下層去。
前些時，我參加了高中畢業二十五周年的校友會，甚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層階級出身，名牌大學畢業，任職於第一流公司的同學們，幾乎無例外 地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悲觀。有一個人，東京大學經濟學係畢業後加入了大銀行，在當時看來是保證高收入的穩定選擇。誰料到，十多年以後，一些大銀行消滅，一些 互相合並，一些竟被外資收買。他很尷尬地報告近況說“我已經在第三家銀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聽了那家銀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讓人家更加尷尬。他是很典型 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們，處境也好不到哪裏去。對自己的職業最滿意的似乎是東大法律係畢業後任職於大藏省（現財務省）的一個同學。最保守的選擇， 獲利最多：這是低成長社會的悲哀。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大多同學們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們一貫太保守了。最近常在經濟新聞上曝光的市場強人，如Livedoor（互聯網金融 業者）的堀江貴文、樂天公司（網上購物中心）的三木穀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雖然都是東京大學、一橋大學等名門的校友，而且三木穀和村上兩人也分別在 日本興業銀行和政府通產省做過事，但是都中途離開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我們一屆剛超過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齡；那麽，市場強人多數比我 們小（三木穀一九六五年生，堀江則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為怪。非得指出的是，在這些市場強人當中，沒有一個是東京人；他們要麽在關西或者在九州長大，十八 歲單兵獨馬“上”來東京，氣勢勁頭之大就是東京少爺們學也學不到的。穀崎潤一郎在《思東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罵為“敗北的江戶兒”：他們有都會人的瀟 灑，但是缺乏奮鬥的力氣，於是在社會大轉變的時刻，總是跟不上潮流，必定為敗者。一百年前的江戶兒是，現在的東京人也是。
堀江、三木穀、村上，三位強人的辦公室都設在東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裏。二○○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層綜合大樓是“贏組”公司的根據地，老板 們又集中住在鄰近的住宅塔。用大眾媒體的說法，“HILLS族”是“贏組”中的“贏組”。二次大戰後的六本木，因為曾經有美軍基地，附近出沒的洋人挺多， 所以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場所特別繁榮；東京第一家漢堡包店、比薩店都開在六本木的（於是日本人習慣性地把香港蘭桂芳形容為當地六本木）。高中時候的 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學帶去白人顧客占半的高級俱樂部，在充滿異國情調的薄荷色燈光下目眩過。八十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消費大眾聖地；在 泡沫經濟時期，其熱鬧庸俗的程度，稱得上是大人的迪士尼樂園了。後來，一時淪落為滿街都是東歐妓女的低級紅燈區。誰料到，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六本木竟會起 死回生為東京的新經濟中心。
我回國定居已有八年多，這些年一直住在東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個多小時的地方。但是，心理上的距離則遠多了。是我年紀大了？還是屬於“輸組”了？不能否定的一點是：我也甩不掉的“敗北的江戶兒”屬性。
附 記
二○○六年一月，Livedoor（活力門）公司的總經理堀江貴文（俗稱Horiemon）因違反證券交易法而遭逮捕。幾乎同時，他頭號手下的遺體 在衝繩縣飯店客房裏被發現；令人懷疑該案件有相當複雜的背景。才半年前，堀江在執政黨推薦下參過選，給捧為新一代年輕人的榜樣；然而，情況一變，落水狗被 打得可慘。他曾發出的一句話“金錢能夠買一切”成了道德觀念敗壞到底的鐵證據，這回被形容為二十一世紀初日本社會風氣墮落的象征了。在拘留所蹲了九十多天 後，堀江付三億日圓（約合兩千萬元人民幣）的保釋金而重新獲得了自由。三個月內，他瘦了八公斤，讀了兩百本書；看起來並沒有憔悴，精神好煥發的樣子。雖然 失去了公司的經營權和大部分財產（因股價猛跌），他還是擁有六本木HILLS豪宅；大概正在俯瞰著整個東京而思考下一個棋子該在哪裏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