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服從性的深層分析：節操缺失得令人發指
核心提示：如果不盯緊日本人的一舉一動，誰也不知道日本人什麽時候翻臉。許多中國人主張對日本人的劣跡既往不咎，對曆史問題一筆帶過，其實是對日本人本性的一種不了解。不徹底清算其曆史罪行，對其重新武裝的趨勢不予警惕，最終要成為日本人的陪葬品，到那個時候，就追悔莫及了。
文章摘自《日本人憑什麽》 作者：周興旺 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日本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特點。
日本人行為準則的核心是相對性，即從來不是從一個絕對的價值標準去判斷一個人的好與壞、對與錯。
對於什麽是正義、什麽是非正義？什麽是善的，什麽是惡的？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日本人很少去想，也很感到頭疼。他們把這樣的問題通常交給上級去想，交給天皇去考慮。隻要上級說了什麽是對的，那就是標準。隻要強者說了什麽是善的，那麽什麽就是善的。日本人不習慣去考慮這些抽象的問題，他們主要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力量與力量之間的對比去判斷對錯，然後附和權威就可以了。
日本沒有類似於基督教“十戒”這樣的信條，也不像中國人那樣相信正義的力量，日本人沒有彼岸世界，不相信因果報應這樣的概念，他們認為，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死後通通成佛升天，所以，生前作孽，與死後的成佛沒有什麽關係。良心這個概念，在中國人倫理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良心就是忠於自己內心的感受，使靈魂得到安寧。而日本人不理會這一套，什麽心安理得，什麽良心譴責，通通的沒有。在他們看來，良心是一個抽象的東西，隻要不影響人際關係的秩序，良心是否安寧，並不重要。
作家*到日本采訪一位侵華老兵。這位老兵是一位栽培盆景的行家，把所有的盆栽照顧得無微不至，家裏也被拾掇得一塵不染。談及他當年侵華的戰爭經曆，他極其平靜地說：我記不清在中國*過多少婦女，反正一有機會就*中國女人。他還坦率地介紹了在南京*一個１３歲的中國女孩的經過，如何像老鷹抓小雞一樣抓到那個受害的女孩，*完了又如何將其殺害等等。這位老兵在講述這些暴行時非常平靜，毫無羞愧和懺悔之意，也沒有一點情感的波動。他的老伴在旁邊聽著，也沒有絲毫的驚訝和不安，她和氣地向客人打著招呼。這就是日本人的良心觀。
日本人的道德體係也屬於相對主義，它是針對具體的關係而不是強調抽象的原則。在日本社會裏，並沒有一套普遍的倫理標準，卻有全世界最複雜的繁瑣的具體行為規則。日語中有複雜的敬語，就是它的表現之一。
麵對不同的人，日本人隨時準備了兩張麵孔，對上級和權威，他需要極其客氣；麵對藩屬和下級，他表現得傲慢而嚴厲。如果生活中有了一貫的標準與價值，日本人反而會無所適從。
日本人總是很坦然地否認其發動的是罪惡的戰爭。因為他們對惡的認識也是相對的。在日本的佛教中，甚至還有視殺人為超度善舉的觀念。當日本武士殺人時候，拔出刀來的武士會鄭重其事地默念：畜生，為你超度吧！如此詭譎的道德思想，焉能結出善的果實？
由於沒有絕對的道德觀念，也沒信仰追求，所以也就沒有道德負擔，沒有精神痛苦。前一天還在同敵人進行自殺性攻擊，第二天就舉著鮮花迎接敵人占領本土，這在世界上恐怕沒有第二個民族幹得出來，而日本人做得那麽自然。因為在他們看來，道德標準已經被自己悄悄改變了。
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界人民都很難理解，如岸信介之流，曾經是東條英機的副手，是甲級戰犯，親自參加過日本對華侵略決策和太平洋戰爭的陰謀，卻奇跡般在二戰後繼續當選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間又變成了親美分子，而日本人卻習以為常。要是在德國，像岸信介這樣的戰犯，能夠少坐幾年牢就該謝天謝地了。
據美國的學者葉先揚記載：老上海人都知道“伊藤先生”這個稱呼，伊藤是日本的大姓，就像中國的老張老李一樣。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在經商，在那些日本店鋪裏，日本人對中國顧客真像對待上帝一樣，熱情、禮貌、周到細致，因此，老上海人說到“伊藤先生”，那心裏感覺是暖烘烘的，就像我們提到雷鋒叔叔一樣。可是，“一·二八”事變日軍攻入上海的第二天，這些“伊藤先生”卻都變了臉，他們拿刀砍中國人的凶殘，比日本軍人還血腥。
這就是不受宗教和意識形態控製的日本人的個性。
受儒家思想或者平等思想影響的中國人，最看重自己的人格，出賣人格和尊嚴，最為中國人所不恥。而日本人不受這個束縛，他們內心中沒有韁繩，隻要自己的壞行為不被別人知道，就不必煩惱，自我懺悔隻是徒增煩惱，而自首更是傻子才去幹的事情。日本社會中有不少慶祝幸運的儀式典禮，卻沒有贖罪的儀式。他們以他人的評價作為自己出牌的標準，當每個人都遵守相同的行為規則行動並相互支持時，日本人就會輕鬆愉快地幹任何事情。如果當他們覺得做的事情正是讓天皇和國家滿意的事情，那麽他們就更加沒有顧忌了。
日本戰敗後，因為美國的庇護和國際上對其監督的放鬆，日本人很快就遺忘了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大家都覺得這沒什麽了，一風吹了，責任都被時間帶走了，現在該是輕裝上陣的時候了。如果沒有外來的強大壓力，讓日本人深刻懺悔和反思，那將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
著名日本人研究專家、美國的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與刀》一書中提出，日本人的行為模式屬於“恥感文化”，而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屬於“罪感文化”。前者的行為要靠外部的約束力來監督，人們的行為是根據別人的態度來決定的。後者則主要依靠內省和反思，靠內心中的信仰原則來自我約束。
恥感文化發展到了極至，就是日本武士道拚命鼓吹的“死亡哲學”，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一個人最體麵的事情就是從容迎接死亡。日本武士的切腹儀式讓世界震驚，這種切腹儀式要求武士先把肚子剖開再往裏深挖，露出五髒六腑，待到血流幹淨才倒斃。通常的情況下，切腹者在三四個小時都不會死去，還得配備一個助手，在切腹者無法結束生命時，幫助他把頭顱砍下來。所以，血淋淋的切腹儀式就是一種自我摧殘的酷刑，它要表現的就是武士道倡導的武士“無畏”的精神。
在戰爭中，日本兵的軍人手冊上會有這樣的指示：最後一顆子彈要留給自己。戰爭中的日軍行列裏沒有設置一支正規的衛生救護部隊，日軍潰退時，常常開槍射殺傷員，或讓傷員自殺。日本人確實是一個經常在尋找捐軀目標的民族，有時候為國家，有時候為天皇，有時候為公司，有時候為情人，總之，為了自己避免受恥辱，就去選擇消滅自我。在日本，由於公司破產，老板自殺的不在少數。情人們如果姻緣難了，也喜歡選擇手拉手蹈海。在日本的農村，農民一旦在約定的時間內還不了債務，也會選擇自殺，以避免失去信用。
恥感文化把日本人的不投降主義推向了極端。在日本，過去隻有戰鬥到死或者自殺才能保全名譽。萬一被俘，就會名譽掃地，不僅如此，連整個家族就要蒙羞。被俘後的生命，就等同於死去，甚至比死去還糟糕，所以，一些日本傷兵在被俘後還會去自殺。美軍攻占*時，４萬多名日軍覆滅，島上還有萬餘名日本平民，日軍則強迫這些平民自殺，母親殺死孩子後自殺，老人們則相互他殺或自殺，數以千計的人選擇了集體跳崖。
就是這樣一個極端重視恥辱感和榮譽感的民族，卻是曾經對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日本人的整體表現經常在國際關係中讓其他國家的人民感到不安。因為他們的行為實在太難以捉摸了。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美國的副國務卿喬治·鮑爾曾以“誰也不知道日本人什麽時候發瘋”為理由，堅決反對日本人大規模重新武裝。此話也許有點過激，但確實沒有哪個國家的國民性，會像日本人這樣使人難以捉摸和無法預測。
經濟上崛起的日本人已經讓美國人和歐洲人嚐到了步步緊逼的苦頭，而重新武裝起來的日本自衛隊，其裝備水平已經達到世界一流，誰又能知道，這支日本“皇軍”的後裔什麽時候發飆呢？
如果不盯緊日本人的一舉一動，誰也不知道日本人什麽時候翻臉。許多中國人主張對日本人的劣跡既往不咎，對曆史問題一筆帶過，其實是對日本人本性的一種不了解。不徹底清算其曆史罪行，對其重新武裝的趨勢不予警惕，最終要成為日本人的陪葬品，到那個時候，就追悔莫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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