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龍
1898年，夏曆戊戌五月，張之洞刊行《勸學篇》，宣揚當時流行的政治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下簡稱“中體西用”)。史家稱為這是堵截維新思潮之舉，而“中體西用”也被認定為洋務派的旗幟。
1898年，夏曆戊戌八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百日維新匆匆以悲劇結束。
許多史家都在告訴我們，洋務派不如改良派，改良派不如革命派；中體西用既是攻擊改良的思想武器，自應為改良派所反對，為革命派所不取。
然而，研究一下曆史，使人驚奇的是，無論是視“民權無一益而有百害”堅持保皇的康有為，還是提倡民權推翻帝製的孫中山，竟都沒有走出中體西用這個怪圈。而這也是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多年裹足不前的根本原因。
有什麽根據這樣說？
我們不妨作一點曆史的探討。
無所不在的中學
中國人慣於在字麵上做文章，語言含混模糊，什麽中學、西學、體、用，都可以作出圓滑的解釋。
中學，如果概括全部中國古代的學術，即使其中糟粕不少，那也是耀眼輝煌，令人留戀的，所以總有人在那裏提倡國學，整理國故，這裏不去多說。現在要討論的是“中體西用”裏麵的“中學”，這就不一樣了。
這中體西用中的中學，非指具體的學術，而是從文化的總體抽象出來的“形而上”的聖人之道。當時所謂的西學，主要是自然科學和技術，被認為不過是“形而下”的器藝。
中體西用，就是由形而上的道起主導作用。
“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馮桂芬(1809-1874)這話，一般都認為最能表達中體西用的內涵。倫常名教是這個中學的精髓。
什麽是中國的倫常名教呢？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剛開篇，用“臣光曰”的口氣發表的那通議論，可謂抓住了中國倫常名教的要害，現將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一段話引述於下：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製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製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製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司馬光認為最能保持中國穩定的社會結構
天子
三公
諸侯
卿大夫
士庶人
司馬光講這些話，有他的道理。因為，在中國曆史上，每當這個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被破壞時，天下就要大亂，兵連禍結，在上的統治者會喪失他們的地位與特權；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來還不如有個皇帝。但他沒看到，這兵連禍結卻又由於這皇帝之尊貴實在太誘人了，故會出現“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局麵；還是孫中山看得透：“中國曆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中國幾千年以來所戰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1924年他曾對當時追隨他的國民黨人說：“我現在講民權主義，便是要大家明白民權究竟是什麽意思。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遠不能消滅。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誌就要打同誌，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孫中山說，他一開始就主張共和，不要皇帝，便是為了避免出現這種爭當皇帝的戰爭。
孫中山講的民權就是要由民作主，但古代的中國人不知民主為何物，以為舍此君主集權別無他法，寧願失去自由以換得社會的穩定與自己的生存。
司馬光還抬出周文王和孔子：“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係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引來聖人之言作證，這禮是天地間的公理，當然人人都必須遵守了。
對自然界不求甚解，而是用似是而非的直觀感受來比附社會人事，作為論辯的根據，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類，是中學的一大特色，令人歎息的是，如此的“天人合一”，卻長期為許多人所深信。
司馬光這樣強調禮的重要，是他深深的懂得，要維持這個金字塔式的封建秩序，單靠刑罰是不行的，嚴刑竣法也隻能管得一時，隻有讓這個禮深入人心，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均安於其位，才能實現。
作用如此之大的禮，究竟包含有些什麽內容呢？曆代許多學者都在研究，留下的著作可謂浩若煙海。其實用今天的認識來看，主要也就是下麵這三條：
一、等級製(與特權結合)
二、人身依附(以下附上)
三、一個頭腦(全體服從最高)
應該給司馬光補充一下，他的書卷氣太重了，他的這通議論，是因周威烈王承認了三家分晉的既成事實，有感而發的。他沒看到，在中國社會這個大金字塔中，居於頂尖的皇帝，實際上也是這部統治機器的一個部件，姓李姓趙都無關緊要；皇帝有名無實，或無皇帝之名但實際上具有皇帝的權力，都是不足為怪的。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權力的分配可以與形式上的等級不一致，各等級中的成員也可以轉換，所以魏斯、趙籍、韓虔被周王任命為侯，坐在那個等級上的人變了，但是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的秩序並沒有變。在中國，隻要前麵說的那種等級製、人身依附、一個頭腦這三樣東西還存在，大金字塔崩潰了，仍會保有許多小金字塔；早晚小金字塔還會再構建成一個大金字塔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嘛！總是會有人想從自己的小金字塔的頂尖上，進而居於大金字塔的頂尖。魏蜀吳三國爭戰不已，不論各自打著什麽冠冕堂皇的旗號，其實質均在於此。
維係這樣一個大金字塔，是孔夫子開創的儒學教育的目的，通過教育讓人們自覺地去維護這個封建秩序。這教育不限於老師給學生講課，已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麵，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謂無所不在，而其效果是顯著的，能使人潛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為這倫常名教的俘虜，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時，仍能安分守己，逆來順受。。
不過，居於底層的芸芸眾生，在生存都成問題的時候，也會起來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有時果真拉下來了，但馬上又會有新皇帝，各個台階上又是那樣一級控製一級，雖然會換上些新麵孔，但這個金字塔的格局沒變，能坐在高階上的仍隻是少數人。因此在轟轟烈烈折騰了一番後，人們才發現，絕大多數人或已成使一將成功的枯骨，或還是隻能鋪墊在底層。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去打碎這金字塔。
所以我們這個中學，不僅無所不在，還延續得很久很久。
學費交得太多了
在鴉片戰爭中領教了西方的物質威力後，中國人對所謂西學已開始注意，但認為它不過是物質之學或稱為“實學”，作為形而下者亂來對待。有少數人編譯了一些介紹西方和世界情況的書籍如《四洲誌》之類，還翻譯了一點科學著作。1860年，英法聯軍陷北京，燒圓明園，更觸發中國的有識之士要求發奮圖強。此時人們以為西方之強，無非是船堅炮利而已，於是就有了所謂辦洋務，在二、三十年間辦起了一批向西方學來的工業交通事業，江南製造局(1865)，福州船廠(1866)，招商局(1872)，開平煤礦(1875)，漢陽鐵廠(1890)是其著名的代表。
與此同時，由官方出麵組織翻譯西方圖書，江南製造局在1868年開辦的翻譯館，是譯書的主力，1868-1907年間，總共譯出各類書籍159種1075卷，其中半數以上是工程技術、軍事和自然科學方麵的。1886年，梁啟超編成的西學書目表，包括各處譯出的西方書籍，也是“形而下”的科學技術及其他實用的書籍為主，極少人文科學的書，介紹西方政治體製的書僅得一種《德國議院章程》。中體西用的方針，在譯書的選擇上也體現出來了。
中國翻譯引進的這些西方著作，，大都能代表當時世界的科技水平，如華蘅芳譯的《地學淺釋》，就是萊伊爾根據他的名著《地質學原理》改編出來的《地質學基礎》，編成僅幾年就被中國譯過來了。日本人得知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在譯這些書，曾派柳原重光前來購買。中國人見事並不晚，行動也不遲，僅管當時中國對外打敗仗，賠了巨款；內部又有太平天國和清政府爭戰十幾年，元氣大傷。但終究是地大人多，興建的這些近代工礦業，其規模多在東亞名列前茅。
江南製造局是一個以造船製炮為主，兼有鋼鐵、機械等工廠的大型企業，1868年，造出了第一艘鐵甲輪船惠安號，載重600噸，雖不大，但這是中國、也是東亞第一次造出的輪船。當時日本唯一的海軍造船廠橫須賀造船所，到1871年才造出小輪船10艘，載重量總計740噸，而1870年江南製造局已造出載重量為1,000噸的威靖號，隨後又造成兩艘2800噸級的戰艦海安號和馭遠號，質量也提高了。福州船廠在1869年造成第一艘輪船，到1880年，累計造出9艘載重1000噸以上的戰艦。日本在1900年造船的總量是5,000噸。
漢陽鐵廠具有年產生鐵140,000噸的能力，名號鐵廠，實際上還包括煉鋼和軋鋼，目的是要軋出修鐵路用的鋼軌。1890年，漢陽鐵廠開始興建，1894年出鐵，是當時東亞最大的鋼鐵廠。日本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得到中國的賠款，才於1897年開始大型鋼鐵企業八幡製作所的建設，1900年的生鐵產量是19,000噸。
為開發開平煤礦而建立的開平礦務局，是中國用機器開礦的頭一家，政府先後投入資金120萬兩。
在走向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道路上，中國和日本當初是在同一起跑線上，有些方麵起步還要早一些。中國在1870年有人口約270,000,000人，同年日本的人口是34,810,000人。1868年即明治天皇即位的第二年，日本全國的稅收總額，僅合白銀2,000.000兩左右。中國政府1842年的收入是37,140,000兩。在內外戰爭不斷加重對人民的搜括後，1891年達到89,684,800兩。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中國投入搞物質建設的資金，仍比日本雄厚得多。
江南製造局，在1867-1904年間，得到政府撥款2000多萬兩。
漢陽鐵廠，在1890-1896年間，官方投資500多萬兩。
福州船廠，從1866年開始籌建算起，到1907年，政府共投入1900多萬兩。
開平煤礦，1878年和1882年官方兩次投入資金共120萬兩。
這是幾項著名的建設，投入兵工，鐵路，船運，郵政，電信，礦山等其他項目的資金還有不少。
不過這在大清帝國的財政預算中，還並不占重要位置。
在沒有打仗的情況下，維持八旗綠營的經常費用每年就得兩千幾百萬兩銀子。打起仗來更難以預計。在十九世紀後期，中國內外戰爭頻繁，軍費的開支的銀兩當數以億計。財政預算外的開支如鹹豐、同治兩個皇帝的安葬，同治、光緒兩個皇帝的婚禮，每一項的耗費都達幾百萬兩。
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都已向西方學習了一段時間的兩個東方國家，進行了一次較量。交戰的結果眾所周知，這裏隻想說，單就物質條件講，中國海軍艦艇的噸位性能，大致和日本相當；中國兵工生產的能力，也應能滿足陸軍的裝備，失敗的原因顯然並非物質不如人，海軍的覆滅最能說明這中體西用行不通，經過實戰的軍官，提出了不能隻學西方的技術，海軍的章程也應學西方。
但是，此時朝野仍在強調物質救國，而實踐已在告訴人們，僅抓物質建設，這物質建設也搞不好。
江南製造局在1875年造出馭遠號後，隻再造過幾艘小船，而在1885年後，根據政府的指令，不再造船，改為修船了。福州船廠也在1907年終止了造船的任務。原因都是造出的船成本太高，造船不如買船。
漢陽鐵廠在出鐵後，從原料供應到產品銷售都有困難，負債累累，官方辦不下去了，便在1896年將鐵廠連同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一起交給盛宣懷招商承辦，也不過是僅能作到用大冶的貼礦砂去還債，日本的八幡製作所用的就是大冶的鐵礦砂。
開平煤礦最後走上和英國人辦的煤礦合並成為開灤煤礦的道路。
在戊戌前後曾熱了一時的官辦礦業，十有九虧，到丁文江寫“五十年來之中國礦業(1872-1921)”時，在他列舉的十二個礦務局中，沒有停辦並還能盈利的，隻有湖南和黑龍江兩局；湖南靠開采鉛鋅，黑龍江靠金礦。
我們交了太多的學費。
失敗的原因可以列出許多條，但關鍵的一條就是這中體西用。
象這漢陽鐵廠，是編過《書目答問》、精通中學的張之洞創辦的，它的失敗便很能說明問題。這個鐵廠是張之洞做兩廣總督時，看到許多洋鐵進口，土鐵銷路不好，因而想到，何不自己也用西法煉鐵；便派人到國外買設備，準備在廣東建鐵廠。這用意無疑是好的，但還沒等設備運到，他已調為湖廣總督，於是這鐵廠也就跟著他走，最後選定建在漢陽，但武漢附近不產煉焦煤和鐵礦石，廠址定了才又去找。幸好大冶有鐵礦，匆忙開采，而焦炭隻好遠到開平乃至英國去買，價格比英國自用的高了三倍：大冶的鐵礦石含磷多，本應用鹼法來煉鋼，但買來的卻是酸法煉鋼的設備。1893年工廠大體建成，1894年5月開始出鐵，但高爐吃不飽，兩個隻開了一個；吃飽了也不行，因為成本太高，生產得越多越虧。到1896年，官方辦不去了，隻得交盛宣懷招商承辦。鐵廠出鐵後四年才確定在江西省萍鄉開發可供煉焦的大煤礦，但等到這個煤礦建設起來，欠債也更多了。別的決策、管理不當的問題還很多，看起來是些具體的事情沒辦好，追起原因來，是沒有具有科學頭腦會辦這些事的人。
在中體西用的方針下，即使有的人學掌握了“西學”，也不能展其所長，因為他沒有得聖人之道，所以嚴複在英國學習海軍回來，還是去參加了四次科舉考試。
1902年，桐城派文學大師吳汝綸奉命籌辦京師大學堂，因中國從未有過這樣的學校，便到日本去取經，日本人告訴他，日本的興起是因為重視教育，而他們的教育已不是以中學為體。他們說原先日本也是“專獎勵孔孟朱氏之學，童兒八、九歲讀書，先自四書始”但是他們在美國的炮艦打開日本的大門後，便“上下一心，學泰西之學”。他們不把科學當成形而下者，而是認為這是古代東方所從未考究過的，“其理則天地固有之理，而世界萬國所通有，決非西人之宜私者也”。他們不讚成“中學”“西學”的提法，認為你中國人學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國的學，何必計較是誰的學。這與中國一些人開頭反對學西方，抗不住了，便貶低它為形而下者，隻當作技藝來學；或者說這些東西中國早就有了，西學還是中國傳過去的呢。對待西學的這兩種態度一比，中國敗於日本的原因，也不難清楚了。
難以走出的怪圈
洋務派被有些史家稱為頑固派，反對康有為變法革新，他們主張中體西用，自不用說。接觸了西方近代思潮，主張變法維新的康有為，和光緒皇帝在百日維新中，決定廢八股，辦學堂，練新軍，修鐵路，開礦藏，鼓勵民辦工商業，……提出許多設想，下過不少詔書，確在力求革新，但在宣布變法的詔書中，仍然表示要“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而且這不是康有為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將中體西用作為一種權宜的措施。
在康有為的思想深處，對中國的倫常名教也是欣賞的，忠於皇帝，他在那裏身體力行。他認為中國的物質文明固然落後於西方，精神文明還高於西方呢。1898年，他在著名的公車上書中要求變法，雖也看出了“同此興作，並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國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並根據“先王之治天下，與民共之”的道理，提出為了上下溝通，每十萬戶公舉一人到朝廷備皇帝顧問的建議。但強調的還是“富國為先”對富國之法說的最多也最為詳細具體。
不管怎麽說，康有為能有治天下與民共之的思想，是比洋務派進了一大步，引述先王或出於托古以求改製，但他確實是認為自由民主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中國的政治體製沒有西方那樣專製，因此在這方麵的變革不是當務之急，當前最主要的是把物質建設搞上去。在他於1905年寫的《物質救國論》中，講的最是明確：
“夫自由二字，生於歐洲封建奴民之製，法國壓抑之餘，施之中國之得自由平等二千年者，已為不切。”
“中國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講物質之學而已。中國數千年之文明，實冠大地，然偏重於道德哲學，而於物質最缺。”
“然則吾國人之所以遜於世人者，但在物質而已。物質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國人能講形而上者，而缺於形而下者，然則今而欲救國乎，專從事於物質足矣；於物質之中，先從事於其工藝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若舍工藝兵炮，而空談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則使舉國人皆盧騷、福祿特爾、孟的斯鳩，而強敵要挾，一語不遂，鐵艦壓境，陸軍並進，挾其一分時六百響之炮何以禦之？”
他說的物質之學，就是自然科學和技術。對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康有為是很重視的，但對民主自由，顯然沒有興趣。
孫中山和康有為不同，他反對帝製主張共和；認為人的政治地位按帝、王、公、侯、伯、子、男、民這樣分出高低，一級壓一級，不平等，提出在革命以後，人人在政治上都應該是平等的。這是孫中山偉大的地方，中國過去有過無數次起義和革命，都沒擺脫這金字塔的控製；梁山泊的好漢還未得天下，雖然仍在稱兄道弟，實際上已等級森嚴，為誰當寨主和排座次大折騰。
但是我們把孫中山的言論全麵考察一番，卻又能發現，孫中山也認為在中國爭取自由、平等和民主不是緊迫的任務，要緊的是發財。
下麵他這些言論，足以為據。
“中國自古以來，雖無自由之名，而確有自由之實，且極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因為中國政治的進化早過歐洲，所以中國兩千多年前便打破了封建製度。歐洲到現在還不能完全打破封建製度。”
“中國人尚不缺自由，故不知自由”。(《五權憲法》,1921)”
“就物質一方麵的科學講，外國駕乎中國，那是不可諱言的。”
“現在對中國人說要他去爭自由，他們便不明白，不情願來附和；但是對他說要請他去發財，便有很多人跟上來。……人民正是受貧窮的痛苦的時候，忽有人對他們說發財把他們的痛苦可以解除，他們自然要跟從，自然拚命去奮鬥。歐洲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當時人民聽到自由便象現在中國人聽到發財一樣。……因為中國現代到了民窮財盡的時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貧窮；因為發財是救窮的獨一無二的方法，所以大家聽到了這個名詞便很歡迎。”
不錯，在中國是有許多人隻想發財，對自由民主沒有要求，但是孫中山忽視了一個更重要的根本性的原因，就是這中國的倫常名教的作用，它滲透在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麵，使許多人失去獨立的人格意識。
孫中山僅把周朝那種分封諸侯的製度當做封建製度，所以他說兩千年前封建製度就已被打破。他的理解可以和我們今天的理解不同，但這也導致他認為，政治地位上的階級，經過辛亥革命，已經鏟平了。他提出按人的天賦分出的聖、賢、才、智、平、庸、愚、劣來定人的地位的高下，並稱之為真平等。他過分強調了這天賦，而社會又如何做到公平地按天賦分其高下？孫中山也許寄希望於考試，實際上並無良策。這就為中國的封建等級製，用改頭換麵的辦法保存下來，大開方便之門。
隻要中國倫常名教還存在於廣大人群的頭腦中，盡管沒有皇帝了，社會還會按封建秩序運作，就可以雖無皇帝之名但得皇帝之實，因為仍有許多人覺得不能沒有皇帝。在新的形勢下，隻有愚蠢如袁世凱，才想到要皇帝的頭銜和恢複封賜爵位。
不容懷疑孫中山對共和的忠誠和對民主(他許多時候叫做民權)的追求，但也可以看出，他存在著矛盾的心態。他一方麵看到“這兩百多年以來，歐洲的政治進步不但是趕到中國，並且超過中國，所謂後來居上。”但隨即又說：“中國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這些地方。如果專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氣，便是離事實太遠，和人民沒有切膚之痛他們便沒有感覺；沒有感覺，一定不來附和。”他的這些看法，我們可以理解為作為一個政治家出於現實的需要所作的考慮。他呼籲民權，但又感到：“民主國家進步反是很慢，反不及專製國家的進步，象日本和德國那一樣迅速。”因為講民主了，政府就容易無能，而專製的政府反而效率高，他和康有為都很讚賞被稱為鐵血宰相的俾士麥，當時的中國實在是太貧太弱了，也許是病急亂投醫吧。作為管理國家的方法，孫中山對君主的集權並不是都否定，當然，他沒有忘記民主，所以想出了個讓四萬萬阿鬥來當皇帝的辦法，但這四萬萬人如何來當皇帝呢？一時不容易辦到，自然還是先搞物質救國，而中學為體自然也無需觸動。
民主自由和發財，究竟什麽是當務之急？或者能不能齊頭並進？要裴多菲來回答，自是很簡單，但在東方，真是個很難回答、使人長期困惑的問題，因為維係社會中那種金字塔結構的機製，高度成熟，深入人心，從短期效果來看，一個頭腦比“宋人議論未定而金兵已渡河”要好；如個這個頭腦健全英明，確實能凝聚眾人的力量，創造出輝煌的的業績，但是要是這個頭腦出了點毛病呢，微小的偏差也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並非進言者本身有那樣大的作用，而是這統帥全局的頭腦聽取了這一言。究竟怎樣好，看來隻能由曆史來作結論，也很難以自己的願望為轉移。本節文字中引述孫中山的話，除注明出處者外，均引自《三民主義·民權主義》,1924
從自己做起，迎接新世紀
有些曆史現象的出現，看起來是偶然的，但並非可用偶然來解釋。我們聽到過許多對過去的惋惜，譬如說，假使不是慈禧太後把海軍軍費用去修頤和園，中國買下了被日本買去的那條快速戰艦，甲午戰爭的結局就將改觀；或者說如果不是袁世凱告密，戊戌變法成功，中國豈不是另一種局麵。實際上隻要中學還在為體，出現的曆史場麵或有不同，而中國對日本的失敗是必然的。
因為要變革這中國祖傳的聖賢之道，確是一種痛苦。昔日的輝煌，天朝上國的架子，成為人們心理上的沉重負擔。承認外夷的技藝還有長處，肯去學習是難得了，現在要承認人家也有形而上的道，並比我們的高明，更是難矣哉。
日本人沒有這麽重的曆史包袱，所以步子走得比我們輕快，跑到我們的前麵。但是也不能說已完全擺脫了過去的影響，法西斯在日本一度得勢，就與他們的曆史文化背景有關：康有為、孫中山都讚賞俾士麥，德國人自然更是推崇，而納粹在德國的興起，也就不是偶然。這也使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各家都有各家難念的經，也就是說都有自己的實際，超越現實的理想，在當時是無法實現的。
所以，不能責怪張之洞，為什麽要提倡中體西用，他能有這種想法，在那視外來事物如洪水猛獸的年代，已屬不易。他是交了許多學費，但他所建立的漢陽鐵廠等企業，總算給後人留下了點現代化的根基。
也不能責怪康有為，他如不是打起中學的大旗，托古以求改製，他的變法設想，何以能到廟堂之上。再說他從中學中孕育出來，能跨出這前人未曾走過的一步，已屬非凡，怎能要求他有現代的民主政治思想。
更不能埋怨孫中山，為什麽在封建勢力前表現得軟弱。他在漫遊曆史時把中國的積弊看的很清，但回到現實，形勢比人強，他還能有什麽選擇？他的思想在當時已屬超前，再說博大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即使偉大如孫中山，也難擺脫混滲透其中的中國倫常名教的影響。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出現全局性的錯誤後，僅歸咎於上麵，解決不了問題。我們自己在那裏呢？這“責”我以為不是去當什麽精英，挑什麽重擔，能把自己從中學解脫出來，不去計較什麽等級台階，能有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有自己的頭腦。就不會出現千夫諾諾，僅一士在諤諤，甚至一個也沒有。
所以問題轉回到阿Q，值得重提這國民性，我們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這一課看來還必須得上。有一個提法很好，從我作起。每一個人都把自己鑄造成了有用之器，每一個人都具有自己獨立的人格，這個國家何愁不強大，何愁不受人尊重。
近來有加強素質教育的提法非常好，隻有人的素質符合現代化需要，國家才能實現現代化。而教育的成功需要時間，需要耐心，需要韌性。過去的挫折，往往是因為操之過急。
一百年，整整一個世紀，中國人走過了漫長的路，雖然盤旋曲折，但總是在向前，中國的大門已向世界敞開，中學西學的高下之爭已無意義，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經過科學的審視，必將得到發揚，普及全世界。但也不可忽略其中的封建幽靈沉渣泛起，或改頭換麵，或借屍還魂，甚至仍著舊時衣冠招搖過市。
行百裏者半九十，何況我們走了還不到九十裏。
讓我們別了這中體西用吧，但是我們也不會忘記先行者的艱辛的開辟。
1998年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