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稱：中國非禮義之邦 隻是禮義人士所居之國
作者：王明兵
一萬日元的福澤諭吉頭像
對中華文明的質疑與“衣冠唐製度，詩書漢文章”這一儒家崇拜主義心理的動搖，早在日本江戶中期的徂徠學派和國學家本居宣長的筆下顯露端倪。爾後的西周，亦對儒教的虛學成分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而有“東方伏爾泰”之譽的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則幾乎習慣於對中華文明的徹底否定和對西洋文明的全盤肯定。中華文明的橫遭貶斥甚至秋扇見捐，其標誌之一就是福澤的極端性命題——“脫亞入歐”論的和盤托出。
在福澤的眾多論集中，能夠支撐起“脫亞”論的乃是被世人奉為圭皋、亦能夠代表福澤思想精粹的《文明論概略》。福澤以為，文明的目的和標誌，乃是國家的獨立。易言之，“國家的獨立也就是文明，沒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福澤對中華文明滋養日本2000餘年、深深地影響並征服了日本人的事實，無疑有著清醒的認識。但與今日歐洲相比，中華所代表的東方文明顯然已落伍於時代。惟此，“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起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在這個用以衡量文明、半開化、野蠻的西洋天平上，中華文明昔日的光輝耀彩頓逝，而隻堪與日本同位於半開化國家行列。
“利害得失”功利基準的導入，使得浸潤日本恒久的中華文明主幹精神——仁義道德和禮儀法度，自然難以免於被否定的命運。福澤的批評是：“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製君主，深信君主為至尊至強的傳統觀念”，“在專製神權政府時代，由於天子一遇到日食就舉行群席以及觀天文來卜吉凶等等，人民也就尊崇這種作風，因而愈視君主為神聖，並愈加陷於愚昧。現在的中國就是這種風氣”。不寧惟是，福澤對維係中華文明精神一係的儒教孔子亦是撻伐有加：“把君臣之倫稱為人的天性，認為人有君臣之倫，猶如夫婦父子之倫，並且認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連孔子也沒能擺脫這種迷惑，畢生的心願在於輔佐周朝的天子以施政，至於窮途末路，隻要諸侯或地方官肯於任用他，便欣然往就為其效忠，總之，他除了依靠統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來搞事業以外，就別無他策了。這說明孔子也未能洞悉研究人類天性的道理，而是被當時的社會情況遮住了眼睛，被當時的民風蒙蔽了心思，不知不覺地受到迷惑，主觀地斷定了立國之道一定要有君臣”。對孔子“聖人”地位的解構和詰難，對儒家禮教的質疑和批評，使中國固有的“禮義之邦”形象不可避免地成了福澤的矛頭指向：“中國自古以來稱為禮義之邦，這句話好像是中國人的自誇，但如無其實，也不會有其名。古代中國，確有禮義君子，而且有不少事情是值得稱讚的，就是在近日，仍然有不少這種人物。不過從全國的情況來看，殺人盜竊案件層出不窮，刑法雖極嚴厲，但犯罪人數並未減少。其人情風俗的卑鄙低賤，可以說徹底暴露了亞洲國家的原形，所以中國不能叫做禮義之邦，而隻能說是禮義人士所居住的國家”。
當上述中華批判和蔑視走向極至時，《脫亞論》於是乎出籠。在被眾多學者目為代表福澤中國觀和亞洲認識的這篇鴻文中，他的一個基調性的發言是：“我國雖處東亞，然國中早有脫亞入歐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鄰二國——中國、高麗，此二國因循亞洲舊俗……處當今之世，於文明之風熟視無睹，實與掩耳盜鈴無異，然僅見聞尚不足以動人心，概因循守舊實為人之常情。若論新舊之爭，必伐所謂之‘儒教’，其號雖稱‘仁義禮智’，實徒具其表，無分毫真知灼見，如無恥之徒，傲然尚不自省”，且“今之彼二國於我，有百礙而無一利，此乃我國之大不幸也。惟今之計，我當決斷，與其坐待彼等昌明，共興亞洲，莫若早脫其列，攜手西洋諸國。待彼二國，則如西人即可，子不聞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國勢必拒此東方惡鄰於心念也”。福澤在西洋文明的鏡鑒下，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把滋養過日本的中華文明，從日本的曆史文化中悉棄。事實上，進入近代時中國的落後性，人所共睹，這一點，連中國自己亦從不諱言。當時和後來的曆史書上之所以稱魏源、林則徐、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和孫文等人為“有識之士”，表明中國文化當中並不缺乏這種反省。甚至日本的明治維新還曾反複多次地以正麵形象進入過這類反省當中，如康有為《日本變政考》等不一。但是，如果說福澤在這個意義上的中國批判言論尚有其激勵價值的話，那麽，接踵而來的對華詬罵甚至兵戎相加，卻無論如何無法讓人相信，他的說教自始至終都充滿了所謂道德的正當性和國際關係的正義性。
本文摘自《古代文明》2008年第04期 原題：福澤諭吉的中國批判與日本民族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