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文化原創力的再解碼

謝盛友：移民文化原創力的再解碼

作者：謝盛友（歐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
                                                                       

《世界知識》2010年第10期刊登了著名作家祖慰的《移民文化超常原創力的解碼》一文，作者對猶太人的智慧密碼感悟出“文化基因雙螺旋”，盡管祖慰先生知道歸納法有很大的缺陷，不敢用全稱判斷，但是，“智慧基因雙螺旋”的確是祖慰先生的感悟和理解。筆者旅居歐洲四分之一世紀 ，對此有另一種理解。

祖慰先生提出，為什麽猶太人聚居在自己的國家裏，就不再是“世界級大才的孵化器”了呢？
    

契約法律法治三點一線

猶太人先祖亞伯拉罕與上帝訂立了契約，契約就像日月星辰的運行一樣，猶太人永遠遵守，他們不把戒律看成是一種負擔，而看成是一種歡樂，因為遵守戒律的人與上帝永存。

《聖經》說：“人雖然失信，上帝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後二：13）人會失信，所以人與人之間或國與國之間任何交易往來都要立約以保護自己的權益。《舊約》是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約；《新約》是上帝和信耶穌基督的人所立的約。按照《聖經》，基督徒對約的理解，人本身來到這個世界，也是和上帝簽了約，到地上生活幾十年，完成了約，就回去。《舊約•傳道書》中說“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無人有權力掌管生命，將生命留住，也無人有權力掌管死期。活著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無所知，也不再得賞賜，他們的名無人記念。他們的愛，他們的恨，他們的嫉妒，早都消滅。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業，他們永不再有份了。
　
《聖經》《猶太法典》羅馬法係英美法係，都是一極文化的承傳。

《周六晚間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有一回刊出一張漫畫，畫的是摩西在山上，手裏拿著“十誡”的石版。他舉目向天說道：“現在隻要十條法律就夠用了，其它的條文等到官僚盛行的時候再說吧！”，這則笑話的真實性是，我們當今的法律係統是根據神向摩西所啟示的“十誡”的。

猶太人的法典是歐洲大陸和英國兩地法律係統之來源。
 
迪蒙（Max I. Dimont ， 1912–1992）在 《猶太人、神和曆史》（Jews, God and History）的論文中寫道：“摩西律法是第一個真正合乎司法而寫下來的法律，並由於它對人性的完成、對公義的熱情、對民主的熱愛，使得過去的任何法典皆黯然失色。”

猶太人對我們法律最重要的文獻，首推《妥拉》（Torah）（又稱為律法書或摩西律法，是《希伯來聖經》最初的五部經典，相傳這五卷皆由摩西寫成。在《聖經》原文裏，五卷經文是不分開的，包括：《創世記》，《出埃及記》 ，《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摩西的律法和神應許給以色列的國家地位有關。雖然猶太人在那個節骨眼上還是一個流浪的民族。但摩西律法並不是給一個流浪民族的。它乃是為維係國家統一而設計的，不是僅僅用來保全一個家庭的完整，盡管個人權力不會因為國家而有所犧牲。這些律法崇高的架構浮現了政府的民圭型態，其綿延不絕的能力持續了八百年之久，直至先知們將其恢複。

當今許多法律是從十誡來的，比如第四誡被視為是為安息日而編纂的，第五誡乃是把家庭神聖化的一則強力的法律，以至於這條法律“銘刻在家庭之中的理想延續到了中古世紀、現代歐洲，直到瓦解社會的工業革命出現。”第七誡被視為“婚姻乃家庭之基礎”，透過禁止通奸來強化“保護家庭”的法律。關於第八誡，它認可了私有財產，並與之和宗教及家庭相結合。關於第九誡，它“禁止偽證，並建立一種以宗教為基礎的訴訟”。第十誡“禁止貪奪”。十誡幫助人類建立了現代社會的基礎。它自然為西方法律立下了根基。

吳爾（Percy Neville Ure ，1879 –1950 ）在《查士丁尼和他的世代》（Justinian and His Age）一書裏寫道：“從各方麵來看，查士丁尼所編纂的法律被公認為是他最主要的成就，使得他萬古流芳。”當查士丁尼統治的時候，羅馬的律法已經累積了超過一千年之久的經驗。羅馬人愛立法，市井小民的生活幾乎全被野心勃勃的立法神經給牢牢掌控著。那時，查士丁尼承接了法律的混亂場麵：當時他們有著各種不同層級的法律，彼此在不同區域之間甚至相互抵觸著。那個時期羅馬法律是一種“實證性的累積，不是邏輯性的演繹。”為了整合和修剪現有法律係統這個龐然大物，查士丁尼組成了一個委員會，其中成員均是法律上的偉大人物。
 
羅馬法的發展被分成三個曆史時期：羅馬王國，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第一個時期即法律訴訟（legis actiones）時期包括王國及共和國的初期。公元前3世紀羅馬法進入程式訴訟（formulas）時期。從元首製羅馬帝國早期開始，羅馬法進入了最後一個階段，就是法律認知（cognition）時期。

1583年，法國法學家丹尼斯•高第弗洛依首次使用《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來指稱包括《新律》在內的查士丁尼編纂的全部法典。

德國法學家耶林 （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說：“羅馬人曾三次征服世界，頭一次以武力，再一次以宗教，末一次以法律。”

我們的律法係統來自歐洲，但終極而言，它們均來自《聖經》，曆史上的重要人物，從查士丁尼、阿爾弗烈德大帝、格魯修到布萊克史東，均將西方律法恰當地根基於《聖經》中神的律法。

筆者在歐美有不少猶太人朋友，通過他們筆者了解到，猶太人自始至終認為有約，所以守約，他們在孩子剛會說話的時候，就開始教他們背誦《摩西五經》，與他們交往多了，也發現，他們當中竟然有12歲才開始閱讀《摩西五經》的，但是，讓猶太人放棄《聖經》實在是比撼天還難。

傳統的猶太人有意識地記憶訓練孩子，從1歲半就開始的。到了三四歲的時候，孩子會被送到寺裏學習。一進入教室，孩子就會受到大家的鼓掌歡迎，目的是使他感到學習是一件充滿快樂的事。翻開的書上有時還會放著葡萄，這是為了讓孩子覺得學習還是件甜美的事情。猶太人認為，越早學習越好。他們從孩子4歲起就開始培養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並教育孩子說，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

在希伯來語中，學習讀做“密修納”，意思是反複練習，這就是猶太人獨特的學習方法。他們的教育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教育孩子，學習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奉獻。奉獻才是人類真正的生活方式。在猶太人看來，聖人是可以體諒別人、為別人奉獻的人。為了奉獻就必須持續學習，從出生一直學習到死亡。

祖慰先生在《移民文化超常原創力的解碼》中也說：猶太移民的孩子，在十三歲時就通過手提式的《舊約聖經》和《猶太法典》，繼承了猶太傳統人文的全部精華。這樣，猶太移民的孩子，接受了兩個民族的智能資源，擁有兩個異質的智能庫，而且都是拔尖的。這不僅比其他移民的孩子多，而且也比僑居國的孩子豐厚。這樣，猶太移民的智能結構模型就出來了，很就像生命的基因結構－－雙螺旋鏈。
    
根據我的觀察，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以色列人和“海外猶太人”都隻有一個文化基因結構，猶太人離不開上帝，離不開《聖經》文化，在以色列或在“海外”都隻是生活在同一文化基因結構裏。

在這樣一個文化基因結構裏長大的猶太人，他們生活在契約法律法治的三點一線上，他們始終覺得，有約就得守約，有法就得守法，這樣下來，法治社會就會逐步健全。

筆者一個猶太人朋友，上次講道述說一個在漢堡的猶太人，這位交通警察在一次抄牌中遇到一個中國朋友，違章的中國朋友第一反應：“嗨！我們是好朋友，昨天夜晚剛剛在聚會中酒足飯飽，我今天的違規，可以講出一千個理由，我們是老朋友，你今天就免罰單了！”

交警猶太人第一反應是：“罰單照開，是好朋友，所以我幫你交罰款。”

舉這樣的例子，大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它的確折射出兩種完全不同的對約的理解。“違章犯法”已經是事實，如何守約，今後如何繼續做朋友，漢堡的中國人認為，免罰單就是“夠朋友”，漢堡的猶太人堅持認為，約定在先，犯法在後，他願意代替被懲罰，以守約，以便今後繼續可以做朋友。

猶太人到漢藏文化裏卻被漢藏同化了，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根據潘光教授在哈佛大學的講演《猶太人在中國：傳奇、史實和透視》，大批猶太人最早是在唐代（約公元8世紀前後）沿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的，不過，直到宋朝，在開封才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猶太社團。關於該社團的記錄是最為全麵和充分的，正因為此，在涉及猶太人在古代中國這一課題時，人們一般選擇開封猶太社團作為一個典型。曆經十多個世紀的歲月滄桑，開封猶太社團最終融入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

導致開封猶太社團同化的兩條本質性原因中有一，即開封猶太人始終與客居地的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團享有平等的權利。（引自潘光《猶太文明》）

猶太人漢化的具體原因可能很多，比如與漢族通婚，參加科舉，改用漢文姓名，習用漢語等等。

60多年前，當納粹瘋狂迫害屠殺猶太人之時，不少國家都對急需救助的猶太難民關上了大門，而上海因種種複雜原因成了全球唯一向猶太人敞開大門的城市。從1933年到1941年，上海先後接納了3萬多名來自歐洲的猶太難民。（潘光教授在哈佛大學的講演《猶太人在中國：傳奇、史實和透視》）

但是，從1933年到1941年，上海先後接納了3萬多名來自歐洲的猶太難民。這些猶太人後來幾乎全部返回歐美，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是，猶太人在全然漢藏語境下生活艱難。第一個艱難是，漢語方塊字的艱難；第二個艱難是，在全然漢藏語境下堅持手提式的《舊約聖經》和《猶太法典》的艱難。

　　
認可家園與家園認可
　　

一般來說，移民選擇在那裏居住和生活，就是認可了自己的選擇，認可了家園，但是，家園是否認可新來移民，那是另一回事。

德國人最早是遊牧民，日耳曼部落的進化發生在青銅時代或者最晚是鐵器時代。公元前1世紀，部落開始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德國北部逐漸向南、向東和向西擴散，慢慢穩定成二戰以前的德國。猶太人、希伯來人為什麽在德國“如魚得水”？一個根本的原因是遊牧民的“相互接納”。耶穌就被稱為“最善良的牧羊人”，所以耶穌基督在德國也容易被穩定以後的“遊牧民”德國人接納。

猶太人到了一個地方，盡管手提希伯來文化，但是“既來之，則安之。”，認可居住地為家園，是否家園認可他們，那是另一回事。所以，他們自始至終都會努力，追求被家園的認可。

我兒子中學母校有一個“學校之友”協會，會長是一個猶太人大企業家，每學年結束時的“校節”，會長奉獻葡萄酒我奉獻中國美食，銷售所得捐獻給學校。每年的這一天，我們夫婦隻是輪流在那裏幹活幾個小時，但是，會長從早上9 點一直堅持工作到夜裏24點。

舉這樣的例子，大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它的確折射出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態。我們隻是半心半意地追求被家園的認可，而會長卻是一心一意，甚至全力以赴地追求被家園的認可。猶太人這樣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講不完。難怪猶太人被家園認可，進入當地的主流社會。

中國人“留一代”（留學生第一代）多少還攜帶著《論語》“手提式國學”，但這恐怕就是追求被家園認可的障礙。歐美學人論壇有關華人移民與主流社會的討論非常激烈，不少學人認為，華人移民難以進入西方主流社會，根本的障礙是華人以“中國為先”，華人移民首先要改變 “中國為先”的心態，才能成為“當地的主人”。“中國為先”的心態通常被稱為“Chineseness”。Chineseness（或 being Chinese）這個單詞沒有簡單的翻譯，概括地說， Chineseness 描述全球華人永不終止的“自我定義”情結。Chineseness 讓華人把居住國永遠當“外國”看，把已經成功超越“中國為先心態”而融入當地社會的其他華裔稱為（有貶義）的“香蕉”，把他們對居住國的效忠定性為“忘本”和“背叛祖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得華人移民的“斷奶”，至少需要一代人。（參見：2cents: 中國移民為什麽當不上主人）

“留二代” （留學生第二代），無法接力攜帶《論語》“手提式國學”，恐怕最根本的原因是中文方塊字太難。

晚清時的華工是為生活所逼而被騙至海外的，這些華工俗稱為豬仔或苦力，他們本來識字不多，當然沒有能力攜帶《論語》“手提式國學”。

留學生移民，一般情況下，兒子小的時候肯定教育他們學中文，但是中文方塊字太難，今天學明天忘；今天寫明天忘。唐德剛教授有一次接受采訪時說：“……你吹牛了，一個總編輯與教授一樣，大約隻懂6000中文字。……” 唐德剛教授還說，他每天讀英文報紙沒有不認識的字，讀中文報刊經常遇到生詞。

 “留二代”“半途而廢”，所以，同樣沒有能力攜帶《論語》“手提式國學”。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Roger Yonchien Tsien，1952年2月1日－）是“留二代”，他在一次學術采訪中說： “我是美國公民，不是中國人，很少吃中國菜，不會中國話...... 我認為血統出身不能決定一個人的身份，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於一個開放的社會，多元包容的價值是關鍵。我在美國出生長大的，我不是中國科學家……，不過，我的得獎有中國人高興，如果這樣讓很多年輕人對科學發生興趣，這是很好的事。”

筆者認為，包括錢永健在內的華人諾貝爾獎得主，都是認可家園和被家園認可的科學家，他們在自由開放的社會，發揮出超群的智慧。

（文章來源：世界知識雜誌2012年第四期，轉載請注明出處。）

（謝盛友 文　完）

祖慰：移民文化超常原創力的解碼

作者：祖 慰 （前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湖北省分會副主席）

            巴黎三空間

在巴黎，可看到三個很有意味的空間。
巴黎旺多姆廣場，那裏有英國王妃戴安娜在車禍前吃最後晚餐的麗池飯店。她的情人小法伊德送了她在飯店旁邊的珠寶店買的20多萬美元的珠寶。這些大珠寶店是猶太移民開的。大多數猶太移民居住在巴黎16區等所謂的高尚區。

 
在熙熙攘攘的巴黎19區，那裏有很多一個挨一個的中餐館和充滿中國貨的小超級市場，店主是中國移民。

 
在大巴黎郊區，某個樹林邊的空曠地上，有十多輛汽車拉著的“大篷車”進駐，來者不是自助旅遊的遊客，而是居無定處的吉普賽移民。

 
巴黎郊區吉普賽人的大篷車與巴黎街頭賣藝的吉普賽舞者

在歐洲，猶太移民史約有兩千多年，吉普賽移民約有一千多年，中國移民近一百年。同是天涯淪落人，三大移民群剛到僑居國時的狀況相似，所擁有的硬件（物質財富）都近乎零，每個人隻帶來源自故國保存在大腦記憶庫中的不同軟件（精神文化和製度文化），為何在僑居地的地位如此之懸殊？

猶太移民獨一無二的智能結構

麵對巴黎猶太移民的顯赫空間，我萌生出了一個怪問題：為什麽猶太人散居列國當移民時天才輩出可謂了不得，而在猶太複國之後的以色列國民卻並沒有表現出什麽不得了？

被世稱為改變二十世紀世界秩序的三個偉人－－愛因斯坦、弗洛伊德、馬克思－－都是猶太移民。猶太血統的世界級人文學家、藝術家的名字有一長串：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法國社會學家杜爾克姆；提出“後工業社會論”的美國未來學家D•貝爾；世界級的猶太移民音樂家有現代音樂之父的勳伯格；大作曲家馬勒；俄國大鋼琴家魯賓斯坦；世界小提琴之王大衛•奧宜斯特拉哈、梅紐因；被譽為二十世紀藝術領路人、大畫家畢加索……

還有一份有點過時的1980年的統計資料稱：“從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設立經濟學諾貝爾紀念獎、並由諾貝爾基金會主持頒獎以來，授獎十二次，其中三分之一（33％）以上授給了猶太人或有猶太血統的人。猶太人在所有諾貝爾的獲獎者中都占了很大的比例，自1901年以來，共頒發諾貝爾獎513人次，猶太人獲獎88人，占17％。可是，猶太人隻占世界總人口的千分之二左右﹗”（ Gerald  KREFETZ：《猶太人和錢－－神話和現實》，第38頁，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4月版。）。

然而奇怪，為什麽猶太人複國之後，以色列人卻不再是“世界級大才的孵化器”了呢？以色列國的猶太人，其原創力不再超常，充其量位於世界的中上而已。

為了回答這個空前一問，我走訪了巴黎的一些猶太移民，還讀了一些研究猶太移民的著作。我發現，猶太移民和別的移民相比，他們具有一份其他移民所沒有的“手提式希伯萊文明”：63卷《猶太法典》（Talmud）。《猶太法典》是由兩千多位曆代的猶太拉比（Rabbi,猶太教神父，猶太人中最有學問的人），在1200年的時間裏，對猶太教義、猶太法律、哲學、道德等人文學科進行討論的會議記錄。猶太法典是數千年猶太文化的積澱和結晶，內容包羅萬象，是猶太人文智慧的大集成者。

猶太移民的孩童教育從3歲就在家庭開始了。首先由父母教授猶太國語－－希伯萊文。父母這時會做一些希伯萊文的字母形的餅幹給孩子們吃，加強興趣。在7歲以前必須讀完希伯來文的舊約《聖經》中的5卷書：《創世紀》、《出埃及記》、《民數記》、《利未記》、《申命記》。。7歲後到13歲，開始熟讀最經典的猶太法典。（ 孟佑政︰《猶太人縱橫世界的奇跡》，第17頁，台北大展出版社，1988年12月版。）這就是說，猶太移民的孩子，在13歲時就通過手提式的《舊約聖經》和《猶太法典》，繼承了猶太傳統的人文精華，擁有了一條蘊含著幾千年文明結晶的“基因鏈”。
此外，《猶太法典》特別教導猶太人說，“學者比國王更偉大”，“要造就高聳得不亞於故鄉每一座山的人才”，因此，猶太移民無論窮和富，都會竭盡所能地爭取讓孩子上僑居國最好的學校、取得最高的學位。這樣刻意追求的結果是，從統計學意義上看，猶太移民的孩子比其它移民的孩子，在接受所在國教育的程度方麵要高得多，由此獲得僑居國最優秀的文化“基因鏈”。
由此，猶太移民獨此一家的智能結構模型出來了：猶太移民的孩子，接受了兩個民族的最高智能資源，擁有兩個異質的智能庫。這不僅比其它移民的孩子多，而且也比僑居國本土的孩子豐厚。

從生命大爆發聯想到智慧大爆發

地球上的生命，大約有38億年的曆史。通過化石翻閱這部生命史，會有一個迷人的發現。前30億年，生命的品種、樣式極其貧乏。到了6億多年前的寒武紀，地層中突然湧現出千姿萬態的生命樣式，幾乎包括了動物的所有“門”，例如海綿動物、腔腸動物、環節動物、軟件動物、節肢動物、腕足動物、棘皮動物以及原始的脊索動物等等。奧妙在哪裏？因為，前30億年的生命是無性繁殖，其“子代”DNA的兩條基因鏈是來自同一個“母代”複製而成的。生命樣式的變化，完全靠在複製過程中出現概率極小極小的變異，所以30億年大同小異。到了寒武紀之前，生命的繁殖方式變了，變成了有性繁殖。子代的DNA，是由父母兩條不同質的基因鏈組合而成的，可以隨機組合出天文數字的變異，因此出現了“生命大爆發”。

不同質的基因組合就是生命無窮創造活力的機製。

 
這是一幅38億年的生命發展曆程圖。前麵三十多億年的生命世代係列樣式，是那樣的簡陋和大同小異。突然，在六億多年前的寒武紀（圖下麵橫條中的紫、黃色那一塊），出現了“寒武紀生命大爆發”（Cambrian Life’s  Explosion）（右上角的生命群體圖），幾乎所有動物的“門”（Phylum）同時在地層中出現，包括海綿動物、腔腸動物、環節動物、軟件動物、節肢動物、腕足動物、棘皮動物以及原始的脊索動物等。

那麽可否這樣解碼，猶太移民（不是以色列國民）天才輩出的奧秘是：像生命進化到有性繁殖一樣，猶太移民在僑居國對孩子的雙螺旋式的培育，獲得了不同質的兩條都是高端的智慧基因鏈，因此具有了“智慧大爆發”的可能？

吉普賽移民的大篷車自閉症

 千年前從印度北部出來的吉普賽移民，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字，沒有可以發展和保存文明的健全宗教。因此，它自身擁有的“文化基因鏈”很短，與中華文明和希伯來文明相比，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

在他們西行到僑居國後，又千年自閉於顛簸流蕩的大篷車裏，極少吸納僑居國的“文化基因”。自閉使他們拒絕建立起“異質雙螺旋智慧基因結構”。

因此，吉普賽移民是三大移民群最弱勢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出類拔萃的人才，連黑人那樣的傑出運動員人才也沒有，更不用說是世界級的大人才了。他們的基本技能是跳舞、算命和做“梁上君子”。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不僅殺了數百萬猶太移民，也同時殺了數百萬吉普賽移民。戰後，猶太移民發出了讓世界震驚的控訴，獲得了精神和物質的巨大賠償，並把迫害他們的逃匿在世界各個角落的納粹罪犯不斷挖出來送上法庭，至今還在延續著。吉普賽移民中幸存下來的後代卻完全無聲無息，數百萬冤魂依然在冥冥中默默遊蕩。

華僑的“狗窩情結”

中國人安土重遷，與其他移民相比，中國移民有著一個“金窩銀窩不如自己家狗窩”的“狗窩情結”。

“狗窩情結”，迫使第一代中國移民夜以繼日、節衣縮食在異邦拚搏，爭取在最短的時間裏“樹高千丈”（積累一筆財富），然後“葉落歸根”而去，即回到“狗窩”去，雅稱為“衣錦還鄉”。

急功近利的緊迫感，使中國移民急中生智。他們針對新環境把記憶中儲著的中國文化“軟件”快速地篩選出來，與當地的製度文化結合，建立起簡易可行的“雙螺旋結構”。
我多年在巴黎一家報紙當記者與專欄作家，采訪過許多從越棉寮、港澳台以及大陸來的華僑。其中的浙江溫州移民，最具有草根性活力，落地就能生根，生根就能共生出一大片芳草綠茵。他們在中國都是處在最底層的農民或小城市的市民，所受教育在中學以下。偷渡到法國要負債兩萬歐元左右。他們就在這個負起點上起步。可是，在經濟正常情況下，不出三、五年就有幾十萬歐元的資產，成為小業主。其中奧妙主要是靠迅速建立起“異質基因組合的雙螺旋結構”。他們知道，在法國開個中國餐館最難的是要積累起約10萬歐元的第一筆啟動資本。若靠打工儲蓄這筆錢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如果向法國銀行貸款，因為無抵押，甚至拘留都是非法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們急中生智，應用中國傳統的親情文化，拉上五、六十位親戚朋友搭起了個“月蘭會”，立即就能籌集到開個小店當老板的本錢。這個“月蘭會”的附加標款設計得非常巧妙，對於受親情文化之惠的會頭來說，他得到的是沒有任何風險的無息“親情貸款”，可是，對於搭會者之間來說卻仍然是有利息的。這個集資方式，便是法國製度文化和中國親情文化的簡易雙螺旋文化結構的產物。溫州移民還感受到法國是高福利國家，人工成本極高，於是他們又建立了一個“夫妻店”雙螺旋結構來應對。共命運、共錢財的中國夫妻，共同管理法國製度下的小飯店或其它小商店，其管理效率最佳，聘用的人工就最少（隻相當於法國同類餐館的三分之一）。當他們經營的企業擴大時，他們又應用中國血緣文化，實行家族聯營，以作為西方契約聯營的同位替代方式。進入法國前二百家排行榜的巴黎巴黎陳氏兄弟商場，就是家族聯營取得成功的例子。

當然，中國移民的狗窩情結，也不可避免地產生著平庸化的作用。

第一代華僑，他們總想著盡快地“混出個人樣來回老家”，不會像猶太移民那樣全身心地融入與吸納僑居國文明，自甘邊緣化，隻求快速發財。人是存在在語言中的，連僑居國的語言都是不合語法的單詞組合式表達還遑論其他？他們在經濟方麵的“雙螺旋”，也是立竿見影的簡易結構，所定目標是“母雞的理想不過一把米而已”。

倘若第一代華僑由於種種原因沒能“衣錦還鄉”，他們對於下一代的培育就就完全不同於猶太移民了。他們沒有像猶太移民那樣對下一代從小全麵傳授祖國文化“基因鏈”，更沒有像猶太教那樣的強製機製。中國移民最多讓孩子到中文學校認幾個中文字（一般都不會書寫）和學幾句常用漢語，動機是為了不讓孩子“數典忘祖”。至於孩子上僑居國什麽學校、獲得多高的學位，完全隨緣，一切看孩子本人的造化。如此這般，華僑的孩子沒有傳承中國數千年的長長的“智慧基因鏈”， 是所謂的“香蕉人”（黃皮膚包著“白文化”）。而這個“白文化”又由於受父輩傳給的中庸、隨緣的價值觀所驅使，絕大多數中國移民孩子在僑居國所獲得的又是一個陋而短的“基因鏈”。中國移民孩子如此“山寨版雙螺旋”，其原創力豈能與猶太移民的孩子相提並論？

誠然，華人移民中也出現過楊振寧、丁肇中、李政道等榮獲諾貝爾獎金的世界級傑出人才。但是他們在5000萬中國移民中的比例太小了，更不用說在中國14億中的比例是微乎其微。此外，還要特別指出，這些傑出移民不是出自唐人街，而是他們在中國接受了高等教育，即獲得了完整的“中國文化基因鏈”，然後又到僑居國接受最高端的教育，匹配上了僑居國的最佳基因鏈，因而具有了與猶太移民佼佼者相似的雙螺旋智慧結構，才可能造就出了他們。

 
移民原創力解碼後的三句話

一、如果想獲得超常的原創力，在中國接受高等教育後的學子們盡量爭取去發達國家留學吧。

二、不要把中學生就送到國外去，從文化基因鏈DNA的角度來評估那是“兩頭不到岸”的冤大頭。

三、互聯網營造了一個在虛擬世界“留學”的新法門，是任何人不出國門也能建立起雙螺旋文化基因鏈的代償機製，為此，請盡量少封殺互聯網為提高民族整體原創力而積德吧。

（全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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