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姆斯菲爾德：中國不論變成何種製度 都是美國潛在的對手

拉姆斯菲爾德：中國不論變成何種製度 都是美國潛在的對手


［ 作者：網絡為王 ］

“美氏民主”、“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正在剝奪我們手中的武器

打贏台海戰爭，統一台灣，什麽是我們最有力的武器？
中華文明能曆經幾千年輝煌而完整延續下來，最有力的保障武器，應該是以漢民族為主的中華民族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國家統一觀，從“三皇五帝”到滿清民國，中國無數次“合久比分、分久必合”，但最終都能化險為夷，絕處逢生，根本原因就在於絕大多數中國人超強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全世界各種語言中，大概隻有中國人才把“國”與“家”連在一起，才營造出“國家”這個血肉相連的抽象詞匯。
同樣,統一台灣,我們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導彈也不是原子彈,而是幾千年來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情，是五千年燦爛文化的號召力，也是幾千年輝煌傳統延續下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毋庸諱言，這種向心力正前所未有地受到來自於民族內外的挑戰，這種燦爛文化和“大一統”的輝煌傳統正在受到來自於傳統內外的懷疑和批判。

第一節 鼓吹用“文化觀”和“民族觀”來替代國家觀、超越國家觀

一、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龍應台幫助“台獨”挖到了我們脆弱的基礎。
龍應台在《向核心價值邁進超越台灣主義》中，引用了卡爾巴柏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對追求烏托邦的激進主義者提出的警告。
卡爾巴柏認為，烏托邦往往是一種國家想像，這種國家想像在激進者手中變成一個終極標準，來衡量一切行為的善惡。“凡是對國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國家利益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國家利益的行動是不道德的。”
龍應台說：“這種道德邏輯，聽起來多麽熟悉。共產黨這麽告訴大陸的人民，國民黨這麽告訴台灣的人民。令人不安的是，把‘國家’兩個字換成‘台灣主體性’讀讀看：‘凡是對台灣主體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台灣主體性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台灣主體性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台灣主體性的行動是不道德的。’熟悉嗎？這是民進黨的今日台灣。……這種邏輯，用巴柏的語言稱呼，‘就是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道德理論’。”
龍應台在批判“台灣主體性”的同時，也順便批判了“國家主體性”，批判了“烏托邦般的國家想像”。

二、不能因為國家具有侵犯個體人權的功能，就由此否定了國家存在的所有理由。
平心而論，國家作為一個政權工具，在組織抗擊外來壓力的同時，也具備了對內的鎮壓功能。曆史上的多少暴政都是盜用國家的神聖名義來進行的，如德國納粹對猶太民族的滅絕，法國大革命時雅各賓黨人的血腥鎮壓，中國“文化大革命”對政治異己的專政，前蘇聯瘋狂的對外擴張，美國在“反恐”名義下的對阿拉伯世界的 “東征”，都是以國家的名義來進行的。在國家名義下的集權主義，往往將國家機器作為殘酷的刀斧，剝奪人民個體的權利和生命，甚至將全民族綁架上少數人利益的戰車。
解釋國家兩重功能最好的範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蘇聯。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把持了國家大權的斯大林對黨的高層領導、軍隊、共青團、職工會、科學界、文化藝術界、經濟界等各行各業，尤其是其中的優秀分子，進行了殘酷的“大清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斯大林對軍隊幹部的清洗更是驚人。在那個時候，被竊國者控製的國家對任何一個人來說仿佛是一個黑暗的地獄。但是，1941年6月22日拂曉，希特勒打響了“巴巴羅沙計劃”的第一槍，以排山倒海之勢向蘇聯發動突然襲擊，而在這個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國家又成了拯救全體人民的盾牌和武器，所有的力量都必須在國家的名義下麵才能聚集起來，才能最有效的發揮抗擊外敵的作用。正是因為國家的存在和強大，才拯救了蘇聯，拯救了俄羅斯。
個體在一個國家裏的命運，常常會受到來自不同方向的拉扯和撕裂，甚至扮演社稷祭壇上犧牲品的角色，所以，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痛苦的疑問：
“我愛這個國家，為什麽這個國家不愛我？”
“不愛我的國家，值得我愛嗎？”
這是個體的不幸，而個人逃避這種不幸，又往往會導致種群承受更大的苦難。逍遙遁世，或者賣國求榮，極少數“個體”得到了幸免或獎賞，而犧牲的卻是絕大多數的“個體”。
這是國家框架下每個人都可能會遇到的兩難，這是個無法取掉的極其沉重的十字架，它掛在我們每個人的胸口，隻有殉道的精神，才能讓我們得到救贖。
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就是讓我們擺脫這種“兩難”，進入更高的人道境界，這就是我們要尋求的真正的民主，也是全人類的未來，盡管道路漫長而曲折，但它一定會到來。

三、“美國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從來都是美國人最冠冕堂皇的口號。
“民主派”們神往無限的美國，每每在世界某處發生危機時，在電視麵前口口聲聲說得最多的，都是要保護美國在全球的“國家利益”，而在對手遇到麻煩的時候，美國才會壓住內心的興奮，義正詞嚴的要來捍衛“民主”的尊嚴。
中、南美洲接壤處的巴拿馬運河，是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便捷水道，可使太平洋到大西洋的航程縮短一萬多公裏，每年都有100艘（次）以上的美國軍艦經運河駛往世界各地（越南戰爭期間高達每年1500艘），但運河區由美國駐軍長期控製。為收回運河管理權，巴拿馬同美國進行了長期鬥爭， 1977年，迫於巴拿馬人民強烈要求及世界輿論壓力，美國卡特政府曾與巴拿馬總統托裏芬斯將軍簽訂《關於巴拿馬運河永久中立和運河營運條約》，答應從 1990年起，將運河逐步交還巴方管理，至2000年撤走美軍，將運河主權全部歸還巴拿馬。裏根政府上台後即想推翻該條約，美巴關係隨之緊張，布什政府更不願在其任期內失去對運河的控製權。為推翻在運河主權問題上態度強硬的巴國防軍司令諾列加（後任政府首腦），延續美對運河的控製，從1987年6月起，美國曾先後三次策動旨在推翻諾列加的軍事政變，但均未成功，最後借口諾列加販毒和破壞“民主”，由美軍直接武裝入侵巴拿馬。1989年12月20日，美國對巴拿馬發動了代號為“正義事業”的入侵行動，抓獲巴拿馬總統諾列加，將其送交美國司法部審判，最後判處諾列加40年監禁。
第一，諾列加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公民，他否犯有美國所指控的罪行，應該由巴拿馬本國來進行審判，從國際法原則來看，美國無權越過國界直接抓捕並且審判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公民，如果該公民在美國國土上犯罪，美國也隻能經巴拿馬同意後引渡。
第二，諾列加是巴拿馬共和國的總統，美國根本沒有資格來進行審判，即使諾列加犯下戰爭罪或反人類罪，也隻能由國際法庭來調查取證和進行審判（如二次大戰後遠東國際法庭審判日本戰犯）。而美國的邏輯卻是先假設諾列加有罪，然後用武力入侵巴拿馬後加以逮捕，再送到美國去監禁，隨後才來為審判收集證據，而最後還要讓諾列加在美國監獄裏坐40年牢。
第三，美國借口諾列加販毒就出動軍隊入侵巴拿馬，造成巴拿馬上千名平民的死亡和巨大的財產損失，那是不是巴拿馬政府也有權到美國去逮捕布什總統呢？
這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其他再漂亮的口號也掩蓋不了醜陋的事實。
美國入侵巴拿馬事件，是美國打著“民主”旗號為自己而剝奪他國利益的最赤裸裸的範例，從此以後，隻要美國人說到“捍衛民主價值”，說到“國際法”，大概上帝也會發笑吧。

國家契約學說思想家托馬斯·霍病頡蜆認為，人性是惡的，人自私自利、恐懼貪婪、殘暴無情，人與人彼此離異、敵對，又互相防範、征戰不已。不過，由於人人都有保存自己、企求安全的欲望，在理性的驅使下，或者說，在自然法的支配下，人們為了擺脫悲慘可怕的自然狀態，甘願放棄了原來享有的自然權利，彼此訂立了一種社會契約，於是建立了國家。
在《利維坦》一書中，霍病頡蜆把人類進入社會、組成國家之前的時期設想為人人自危的普遍爭鬥的自然狀態。在這種“戰爭狀態”下，人像獸類一樣處於暴力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中，人的生活孤獨、貧困、卑汙、殘忍而且短壽。更有甚者，他認為自然狀態的威脅隨時存在，隻要人們一旦脫離了國家，或國家主權一旦遭到破壞，就會立即恢複到互相爭鬥、恐懼不安的自然狀態了。

就像基督教認為人從出生起就帶著“原罪”一樣，國家的起源也確實帶有某種“原罪”。
人類的群居和生產工具的使用，帶來了物質產品的剩餘，剩餘產品的分配便使得混沌平等的原始人類中開始出現私有製，而私有製又形成階級，而階級最終消滅了氏族社會，形成了國家。
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國家就作為一個集團，天然就具備了一種壓迫的功能，要麽多數人剝奪少數人的權益，要麽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權益。從奴隸製到封建製，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社會最根本的變革方向，就是國家政權從“天賦神權”的極少數統治者手中，慢慢向人民大眾轉移，一個人的國家，變成一部分人的國家，又變成大部分人的國家，最後成為全民的國家，這就是民主的最終標準，也是民主成為人類追求的最終價值所在。全民對國家權利分享的程度，也就是民主化的程度。
以長遠的眼光來看，隨著文明的演進，國家的觀念會逐漸淡化最後直至消亡，全世界消滅了階級，消滅了集團？？民主發展到最後，又與 “共產主義”殊途同歸，倒真成了反對“共產惡魔”的“美氏民主”的天大笑話？？會成為一個沒有樊籬阻隔的大家庭，這是一個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仍還看不到這種趨勢，看不到國家消亡的征兆（歐盟隻是幾十個國家在政治經濟上形成平衡的聯盟，聯盟消滅不了國家），尤其是今後全球又將麵臨一個更加危險的新帝國？？美國帝國的瘋狂擴張，我們更不能放棄國家這一最有力的防禦武器。

四、“美氏民主派”對國家的感情，完全是“有奶便是娘”的勢利嘴臉。
“美氏民主派”們偏斜的目光，看不見美國在“反恐”大旗下，不惜編造侵略理由？？美國最終承認了“情報失誤”，薩達姆沒有和“基地” 勾結，也沒有製造“大規模殺傷武器”，美國當初攻打伊拉克的理由完全不複存在？？無限製的追求自己國家的最大利益，占領他國領土，掠奪石油資源，卻反過來要讓中國超越國家觀念，扮演無私的“和平耶穌”，把自己釘在別人的十字架上，成全猶大們的陰謀和“羅馬人”的功績。“美氏民主派”們一邊在讚賞邁克爾·喬丹在中國的商業巡遊時要求必須乘坐美國汽車？？道奇，垂涎三尺地讚賞美國人對國家的忠誠和愛戴，一邊卻對自己的國家橫加責罰，斥為一無是處，並且振振有辭：美國國家富強，人家當然要熱愛，中國落後貧窮，我們為什麽要去愛她。
許多“民主派”的先生們對國家的感情，在這裏完全變成了“有奶便是娘”的勢利交換，變成了無恥的市儈嘴臉。
從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來看，戰爭是社會每過一段時間就要降臨的常態，和平隻是戰爭之間的間歇。到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終於有可能來享受較長時間的和平，但是在和平的枕頭下麵，我們仍然不能忘記放一把警惕的寶劍。和平是寶劍帶來的戰利品，而寶劍又必須是和平的守護神。
守好我們的疆域，守好我們的民族，國家是我們遮風擋雨的屋頂，民族主義是我們打擊豺狼的獵槍，我們隻有守住堅固的陣地，握緊了武器，才有資格來談對幸福的向往，才敢追尋通往真正民主的天堂之路。

第二節、“美氏民主”的慢性毒藥，正悄悄侵蝕著我們的機體

“美氏民主”正像慢性毒藥一樣，侵蝕著我們的機體，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抗體”，當最後病菌大規模襲來的時候，我們突然才發現，原來我們手裏麵已經沒有救命的“抗生素”了。
這種危險的場景，中國人在2003年的“SARS”風暴中已經切身經曆了一次。值得感謝的是，我們隻是經曆了一次近乎演習的“生化危機”，否則，在國家遭受重大危機的時候，這樣一個微小而凶惡的病毒可能就擊倒一個國家，葬送一個民族。
我們的敵人撒播下那許許多多的病毒，在暗中等待的就是那一天。

拋棄了現行製度，美國是不是就成了“平等待我之民族”？
美國播下的最致命的“民主毒藥”，就是給許多迷茫的中國人帶來的一個夢幻般的福音：隻要中國人民推翻“專製”，拋棄“社會主義”，象台灣一樣走上“民主” 的道路，美國對中國的所有敵對行為便會改弦更張，美國就會成為中國最親密的朋友，美國不說傾其所有來幫助中國人享受民主富足，最起碼會平等待我，再也不會與我為敵。
所以，美國攔截“銀河號”也好，美國炸中國大使館也好，美國撞中國的飛機也好，美國給台灣大量軍售也好，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也好，美國頻頻製裁中國也好，這些都不是美國不對，而是中國不好，是中國的製度不好，要是中國放棄了這種“製度”，以上所有的事情就再也不會發生。
世界上有這麽美好的筵席在等著我們入座嗎？

在這裏，我們不講正麵的理由，還是來看看俄羅斯。
十幾年前，身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帶領人民一舉推翻了自己的布爾什維克，然後葉利欽再往前走了一步，摧毀了蘇聯那龐大的碉堡，頃刻間，一個“邪惡帝國”土崩瓦解，這是全世界人民的幸事，自然也是美國的幸事。
劫後餘生的俄羅斯，開始接受西方經濟學家的幫助，用“休克療法”來建立純西方的市場經濟架構，可得到的卻是經濟瀕臨崩潰的結局，人民生活一落千丈，在1988年，美國金融寡頭索羅斯雪上加霜，還沒忘記給俄羅斯再來一刀。
幾乎在一夜之間，俄羅斯放棄了前蘇聯所有的勢力範圍，退回到“獨聯體”的疆域中去，隻是在關鍵的幾個中亞國家內保留了一部分軍事存在。而又在十來年的時間裏，美國或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便完全“攻占”了俄羅斯“讓”出來的這些地區，一直把坦克開進阿富汗、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炮口緊緊的抵住了俄羅斯“柔軟的下腹部”。
俄羅斯的退卻還沒有盡頭，2000年3月，還處於葉利欽卵翼下的普京試探性的放風說，如果（加入北約）符合俄羅斯的利益，俄羅斯有可能加入北約。對此，北約秘書長羅伯遜作了一個精辟的“表態”：俄羅斯加入北約，就像大象要進入浴缸一樣，到頭來結果是浴缸保不住，大象也沒有真正洗成澡。
換句話說，象俄羅斯這種大象，根本就不要想進到北約的浴缸裏去洗澡，真要想洗的話，除非俄羅斯不再是大象，而是化整為零變成了北極圈裏的馴鹿。
象俄羅斯這樣一個基督教文化圈裏的歐洲國家，即使推翻了“共產暴政”，完全實現了民主選舉，照樣沒有資格參加北約的筵席，那象中國人這樣的完全沒有基督文明和資本主義“血統”的亞洲黃種人，即使砸開了自己的圍牆，可又憑什麽來博取美國人的歡心，被請到到德克薩斯克州勞福德小鎮的牧場上去吃牛排呢？
即使是日本，在美國和蘇聯比賽摔跤的夾縫中，偷吃了美國的牛排，結果又如何，關鍵的時候照樣被“廣場協定”踩下去當怠頡蚺石，從投降到今天，一直都被壓製得出不了頭，變成了美國報銷軍費的“提款機”。
如果中國投降，隻怕是當怠頡蚺石的資格都沒有，更不要去想當“戰略夥伴”。

9·11以後，布什以地球統治者的姿態給全世界劃了一條蠻橫的界限，要麽支持美國，是美國的盟友，否則就是支持恐怖分子，是美國的敵人。
美國在不同的時期，曾經選擇過不同的盟友。口頭上，美國是“民主”、“自由”的代名詞，卻並不以此來作為選擇盟友的標準。蔣介石、吳庭豔、皮諾切特、薩達姆，無一不是專製的暴君，即使是中東富得流油的盟國沙特，也存在著富裕掩蓋下殘忍的宗教壓迫（據報道，一所沙特的女子學校失火，許多少女倉促之下來不及戴麵紗逃出來，被宗教警察用鞭子抽回去，最後有十幾名沒找到麵紗的少女葬身火海）。而有些真正的人民選出來的政權，又會被美國用各種手段顛覆，如1973年智利大選，選出總統阿連德，美國中情局卻以1200萬美元，收買智利陸軍司令皮諾切特等人發動政變，推翻了政府，阿連德總統與叛軍激戰，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

美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國家的最高利益，其他所有形式，都是為遮蓋這個本質的假象。
這種觀念下的美國，對於自己國內的人民來說是天堂，而對他國人民來說無疑就是地獄。
所以，指望以“民主選舉”來博得美國的歡心，指望放棄現行製度而換來美國的真誠相待，指望美國來成為中國的救世主，無疑是中國東郭先生們一廂情願的癡夢，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懂得西方文明最核心的精髓，那就是從生物進化論演變而來的“叢林法則”，那就是：適者生存，弱者淘汰。
萬物霜天競自由，這個世界上的任何生物體，如果想得到生存，得到幸福，永遠隻有靠自己的奮鬥，這個真理適應於植物，也適用於動物，適應於所有的個人，也同樣適應於所有的民族與國家。

即使保留現行製度，隻要中國在利益上向全麵美國投降，美國是不是就成了中國的朋友？
有人認為，美國是一個善意和溫和的霸權，如果讓美國來統治世界也不見得是一個壞事，這比蘇聯人、阿拉伯人甚至中國人來統治要好。即使中國不改變現行製度，但隻要中國順應美國的統治，維護美國的利益，不作“丐幫”幫主而與美國為敵（實際上就是），如果這樣，我們就能得到美國的“平等待遇”嗎？
對專製的仇恨，演變到對善意霸權的期待，民主又輪回到可悲的起點，這才是人類的倒退。

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一句話，足夠提醒我們那些服了“美氏迷幻藥”的朋友：
“中國不論變成何種製度，都是美國潛在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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