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愛國左棍雄文：我們今日為何陷入困境

介紹愛國左棍雄文：我們今日為何陷入困境
送交者: freerhodes 2004年8月13日15:09:40 於 [天下論壇]http://www.creaders.org


注：本文的用意絕不在爭一時的好評，而在於對最近一些年中國經濟中的問題作出總結性的說明，這個說明應當足以為將來的人回顧這一段中國經濟的曆史提供綱領性的指導。因此作者誠懇地歡迎讀者們嚴肅認真的批評意見，特別希望大家提供統計數字和事實資料來檢驗本文中的一切論點。


我們今日為何陷入困境


左　大　培


今日的整個世界都麵臨著經濟衰退的威脅。與處在負增長邊緣的西方經濟大國相比，統計數字上具有8％增長率的中國，似乎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經濟繁榮的區域。但是，隻要我們不想自欺欺人的話，我們就應當承認，今日的中國經濟也陷入了困境。

一、公平與效率：兩方麵的困境

困境首先在於社會公正方麵。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不但極為明顯，而且在不斷加劇。現在，學術界對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到底是否比0.4高這一點還有爭論，但是沒有多少人敢於否認，中國已經成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不僅如此，伴隨並加劇著這種貧富兩極分化的，是近幾年來老工業地區大批人的絕對貧困化，它表現為城市地區形成了普遍性的失業和低工資的群體，大批人生活水平絕對下降。巨大的貧富差距、特別是近年城市地區大批人生活水平的絕對下降，已經在國內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政治上的不穩定。
　經濟上的困境也來源於經濟效率方麵。
　最近幾年統計數字上顯示的中國經濟增長率一直在7％以上，但是國際國內都有許多人對中國經濟增長率是否真有這樣高深表懷疑。即使中國按照自己的統計口徑真的達到了這樣高的經濟增長率，這也絲毫不能掩飾中國在宏觀經濟形勢上所陷入的困境，因為這個經濟增長率遠遠低於中國的生產潛力所允許達到的增長速度。
　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的經驗表明，中國經濟的“自然增長率”（按照中國的統計口徑計）在9％左右，沒有什麽跡象表明這個自然增長率已經降低。連續多年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低於生產潛力的增長率，其根源顯然在於宏觀總需求明顯低於潛在生產能力。宏觀總需求不足的證據，不僅在於城市地區的大量失業和普遍的生產能力閑置上，尤其在於中國近年不斷出現的物價總水平的下降上。總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國內投資小於充分就業的儲蓄，最集中地表現在資金淨外流上。按照國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這種資金淨外流表明國內實現的投資小於儲蓄，而這還是在中國的總需求嚴重不足、實現的儲蓄太少的條件下出現的。
　自1996年以來中國的產品（商品和除投資收益以外的服務）出口一直顯著大於進口，表明中國有嚴重的資金外流。這種資金外流，有時通過資本帳戶直接流出，表現為連年外國在華巨額直接投資的同時企業和個人在大量向外輸出資金；最近這兩年則主要通過政府外匯儲備急劇增加而流出。2000年9月到2002年9月中國官方的外匯儲備增加了將近1千億美元，雖然同時資本帳戶有大量順差，二者相抵仍然有大量資金淨流出。這種國際收支格局不過表明中國的資金淨流出已經從民間的主動輸出資金變為讓官方輸出資金，中國的企業不僅在國內不投資，甚至也已經不向國外輸出資金，從而造成了嚴重的資金過剩。它是宏觀總需求不足的集中表現。
　中國在經濟效率問題上的困境還表現在：整個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財政金融困難，巨額的銀行不良資產和社會保障資金缺口隨時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向技術密集產業升級的過程不順利，技術進步的前途不明朗，從而經濟發展的長期前景處於危險之中。
　我們為什麽會陷入今日的困境？不能否認，這一困境與轉向市場經濟體製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說，困境是轉向市場經濟體製時所難於避免的。但是光是轉向市場經濟體製還不足以造成今日的全部困境。加重了今日困境的很重要原因在於，最近20年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一直存在著對自由放任和弱肉強食哲學的迷信，而最近幾年這種迷信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以致經濟政策上在有意無意地製造貧富兩極分化，放任外國資本來擠垮中國經濟。

二、公平問題為什麽嚴重？

首先讓我們看看，中國如何陷入了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中。為當前的貧富兩極分化辯護的人總是說，這是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實單純的向市場經濟轉軌並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貧富分化，我們今日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最近20年來經濟政策的偏向。

（一）偏向富人的政策

加劇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政策偏向，首先來源於隻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指導思想。中國經濟改革初期所取得的顯著成就，是使農村和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這實際上縮小了整個中國範圍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當時許多人片麵地讚揚農民內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以為隻有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才會帶來經濟的繁榮。由此就使隻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觀念在中國肆虐了20年。而他們所說的“效率”，其實不過是少數人的貨幣收入多而已。在這種觀念指導下，許多人隻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閉口不談“共同富裕”，由此而派生出一係列加劇貧富兩極分化的政策。
　在隻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導下，加劇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現在，中國經濟中的優惠政策幾乎從來都是隻給予市場經濟中的強勢集團。20年來中國的經濟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個惡習，這就是隻給富者以優惠政策，隻給富裕地區和富裕的個人以優惠政策。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是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在人均財富和收入上的不平等。外資企業的利潤是外國人的收入，我們卻總是千方百計地要保證外國人、外國企業的盈利，為此不惜犧牲中國企業的盈利機會。這是最大的擴大不平等。可口可樂、通用、德國大眾、柯達都把中國變成其最大的利潤源。
　這種製造貧富兩極分化的政策偏向首先表現在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上。當今中國收入最高的群體之一，是在外資企業工作的高薪階層。許多人以為這種特高的薪金來源於外資企業的高效率，其實外資企業的這種巨額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稅收政策優惠造成的。
　由於許多製定政策的人隻追求地域內的產出（GDP）而不顧本國人民的收入（GNP），在追求產出時又隻看到外資企業增加產出的一麵，看不到它擠掉中國企業產出的一麵，20年來我們一直在力求給外資企業以種種超國民待遇。在中國的土地上，外資企業所享受的政策待遇往往比中國企業優惠；特別是在稅收上，外資企業一直就享受著遠遠比中國企業優惠的政策待遇。
　這種畸形的稅收政策優惠不僅表現在法定的稅率上，表現在外資企業一直享有低於中國企業的所得稅稅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稅稅收減免上，而且表現在操作層次上的稅收征收方式上。對中國企業，超過一定數額的員工工資不能計入成本，而應當視為利潤的一部分，從而不僅員工應當繳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企業還要為此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但是這種作法卻沒有適用於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工資，外資企業的員工工資就都可以不視為企業利潤，從而不必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
　在這種不平等的稅收待遇下，中國企業由於稅負過重而難以提高職工工資，外資企業卻由於稅負較輕而樂於給其員工高薪。實際上，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著中國政府的企業所得稅送人情。外資企業薪金普遍高於中國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造成的。
　本來東南沿海地區在市場經濟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優勢，可以長期保持比內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們卻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內地多得多的優惠。在改革開放初期，當中國經濟還帶有強烈的計劃經濟色彩時，東南沿海地區不但在物資分配、資金調度上享受了許多計劃經濟下的特殊優待，而且在稅收上得到了特別的優惠，而稅收優惠即使在市場經濟下也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狀況極為重要。當國家財政狀況緊張、中央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老工業基地增稅時，東南沿海的某些省份卻可以保持著改革開放初期極低的向中央上繳財政收入基數，一定多少年不變。到90年代初，東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業基地的貧窮已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某些部門給東南沿海特殊政策優惠的惡習仍然沒有終結。這就造成了經濟政策上的一大奇觀：發達國家政府的特殊優惠政策都給予貧窮困難地區，而中國的特殊優惠政策卻集中地給予最富裕繁榮的地區。結果是老工業基地由於不堪財政重負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絕對貧困化的局麵，而東南沿海的個別省份卻富冠全國。這樣造成的地區性貧富分化絕不能算是公平的。

（二）虐待國有企業職工

最近幾年中國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進一步加劇，這主要因為國有企業剝離了幾千萬員工。對國有企業員工的這種“剝離”，不僅意味著原國有企業的員工因同時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崗”，也不僅意味著他們按西方國家的定義陷入失業境地，更主要的是意味著他們失去了任何社會保障，落入了被國家和社會完全拋棄的地位——他們往往被迫以幾萬元甚至僅僅幾千元就“買斷”了工齡，從此政府就擺脫了向他們提供養老金的義務，這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將來有可能得不到任何養老金。
　從當時的情況看來，這樣大規模剝離原國有企業員工似乎是迫不得已。因為當時國有企業的大麵積虧損極為嚴重，這些被剝離的員工大多數已經實際上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有些人據此認為，這是國有企業沒有效率的必然結果，是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
　實際上，這樣一種說法也是在抹煞政策因素對原國有企業職工的困境所起的作用。誠然，20年來國有企業的改革一直沒有取得重大的突破，這是國有企業陷入今日的困境的主要原因。但是，錯誤的經濟政策一直在加重國有企業的負擔，從而加劇了國有企業今日的困境，它對國有企業今日的困境也要承擔重要責任。
　國有企業今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最近20年來一貫對國有企業竭澤而漁，不但扼殺了大部分國有企業發展的後勁，而且造成社會保障資金的枯萎，以致今日使大批的原國有企業職工喪失了任何的社會保障。
　這種對國有企業竭澤而漁的政策，集中體現在超比例地向國有企業收稅上。近幾年的中國經濟學界慣於向原國有企業橫加罪名，說政府給了國有企業過多的優惠，國有企業占用了過多的資源。其實這都是極其片麵的歪曲。從轉向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業實行大量的財政性投資。國有企業能夠得到的主要“優惠”和“資源”，其實是銀行的貸款。而一旦銀行轉向商業化經營，對企業實行硬預算約束，這些大額貸款的還本付息就不僅不是國有企業得到的優惠，而且成了壓倒許多企業的最大包袱。而在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也是真正的政策優惠——稅收上，國有企業不僅從來就沒有得到什麽優惠，而且一直是受到虐待的。
　 20年來我國頒布的稅收優惠不謂不多，先是鄉鎮企業與外資企業都有稅收優惠，後來是外資企業繼續有稅收優惠，其它的地區性、行業性、暫時性的稅收優惠更是多得不可勝數。但是我們從來就沒有見到過給全體國有企業的一個稅收優惠，而隻知道每當政府財政緊張時，就以一切可能的名目、甚至以違反法律和政策規定的方式來增加對國有企業的稅收。在實際收稅過程中，由於片麵使用行政手段維護“稅收紀律”，造成對非國有部門沒有足夠的稅收紀律約束，以致非國有部門逃稅嚴重。
　這兩方麵因素聯合作用的結果，是國有部門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負擔，國有企業在稅收總額中所占比例極大地高於它在整個經濟總產出中的比例。目前國有企業隻占工業總產出的三分之一，但是卻繳納了70％的政府稅收。人稱浙江寧波地區的民營企業發達，已經占了GDP的80％，但是它也隻占繳納稅收的 50％。這樣的竭澤而漁不僅吸幹了國有企業的投資資金，使國有企業喪失了發展的後勁，而且也吸幹了本來可以為國有企業儲備起來的養老基金，從而造成了今日國有企業職工喪失養老保障基金的困境。
　就是在國有企業改革沒有取得重大進展這一點上，流行的經濟學思潮對經濟政策的錯誤指導也不能辭其咎。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本來應當是形成足夠有力的國有財產保值增值機製，在這個前提下以一係列的製度建設來保障職工權益，減緩改革對原國有企業職工福利的衝擊。但是20年來的流行思潮幾乎從來不將重點放在這上麵。它從來就是單純強調發展其它所有製成分的企業，企圖以此逐步縮小公有製企業的比重而使其消亡。對國有企業本身，它先是鼓吹“放權讓利” ，後是大力推進“產權交易”、不同所有製混合經營，最近幾年則以“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和“改製”為旗號，公然將國有企業趕盡殺絕，實行少數人掠奪全國人民財富的權貴私有化。
　最初的所謂“放權讓利”，就偏離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它將企業的一切大權都讓給廠長或經理一個人，不對其資金運作進行任何監督。結果是方便了國有企業的少數經理人員大肆進行在職消費，任意揮霍企業資金，甚至侵吞公有財產，不但造成了先於收入兩極分化的消費兩極分化，為社會上的財產兩極分化提供了土壤，而且使國有企業的財務運作陷入混亂，經營狀況越來越壞。許多暴富者由此而掘到所謂的“第一桶金”，而大批的國有企業則因此而衰敗。
　由於我們至今為止一直沒有形成有效的國有財產保值增值機製，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國有企業辦“混合所有製企業”和“產權交易”的浪潮，實際上就變成了少數特權人物轉移資金以侵吞國有資本的手段。在這以後掀起了兩場運動：“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等於不準國有企業繼續經營，“改製”則更是明目張膽地實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數特權人物白送國有財產的方式實行權貴私有化，讓少數人放手掠奪全國人民的財產。就是10年來這兩個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不僅將許多國有企業送上了絕路，而且在一極喂養出了一個有驚人財富的暴富階層，在另一極斷送了大部分國有企業職工的生路，使他們墜入了貧困的深淵。
　對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的上述分析表明，某些人在明裏暗裏推行的私有化政策是當前社會兩極分化的主要根源。這些人的私有化主張意在人為製造兩極分化，其最明顯的表現是他們從不主張甚至堅決反對“平分私有化”、“職工持股私有化”，而總是在要求向少數“企業家”送股甚至白送企業，以“扶持民營企業”為借口要求給少數現在或未來的富豪以優惠政策，而從不要求給下崗的國有企業職工以什麽優惠政策。

（三）盲目追求外向型經濟的後果

20年來的指導思想一直是片麵地追求“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為此而形成的一係列政策都在加劇收入和財富分配上的兩極分化。
　近年來的貧富兩極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與各種違法違規行為有關，也與大量侵吞公有財產有關。而經濟的“外向化”程度越高，從事這種違規致富行為的人就越大膽越方便，因為頻繁的對外交易和國際資金流動極大地便利了違法致富的資金出逃，而且這種頻繁的對外經濟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機會。由於這個原因，那些片麵鼓勵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外向型經濟優惠政策”無一不便利了非法致富資金的出逃和社會的兩極分化，有些政策甚至直接造成了非法致富和分配的不平等。最典型的例子是為了推行所謂的“走出去”戰略而讓私人以私營公司名義用國家資金在國外注冊企業，這極大地方便了許多見利忘義之徒侵吞國有財產——在國外注冊私營企業的老板可以翻臉不認帳，不承認國家在自己注冊企業中所擁有的財產，而中國政府甚至連向外國政府控告這種人的法律依據都沒有。
　為刺激出口所實行的不惜代價的出口退稅政策是造成兩極分化的又一大源泉。由於中國國內增值稅的征收上有太多的優惠和漏洞，最近幾年對出口產品的退稅額大大高於在其生產流程的前部所征收過的增值稅額。而國內生產進口競爭品和非貿易品的行業則沒有受到如此的係統性政策優惠。這成了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之間分配不公的又一大根源。出口退稅給予的暴富機會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單據以騙取出口退稅本身成了某些“模範外向型地區”的一大賺錢機會。
　19世紀拉丁美洲不成功的外向型經濟發展已經說明，如果沒有有效的機製來促使出口反向刺激內需和進口競爭產業發展，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不僅不會帶來成功的經濟發展，而且會造成富裕的出口部門和貧困的內需部門，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我們這20年來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政策卻越來越傾向於切斷出口反向刺激內需的作用機製，從而加劇了出口的部門和地區與為內需而生產的部門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切斷出口對內需的反向刺激作用的政策，特別表現在對加工貿易的優惠政策。按照這種政策，為加工後出口的產品生產所進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免征關稅和增值稅，甚至還可以享受其它的政策優惠。這樣一種政策鼓勵了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切斷與其國內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者的聯係，它雖然有利於廣東等少數沿海地區發展加工出口經濟，卻使廣東的出口產業發展不再能帶動內地的相關產業發展和產業升級，甚至直接造成某些原來為出口企業供貨的上遊企業衰落，由此而加劇了直接生產出口產品的行業和地區與其它行業與地區之間的貧富分化，使廣東的富裕與全國的經濟發展失去了關聯。
　盲目追求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的思潮在最近10年中對我國的經濟政策發生了災難性的影響，以致近些年來出現了一種偏向：製定政策時隻考慮促進出口，不考慮保護進口競爭產業，甚至不考慮麵向國內市場的企業和地區死活。更有甚者，某些人還不斷鼓吹通過開放進口來增加所謂“競爭壓力”，卻從來不提出口企業享受到了過多的政策優惠。這種“靠進口製造競爭壓力”的論調近幾年還發展成所謂的“鯰魚效應”觀念，說進口的壓力會使麵向國內市場的企業活得更好，就象在長途販運的活魚中放入吃魚的鯰魚會激活販運的魚那樣。而近幾年的許多政策都是按照這種思路設計的。
　實際上，這種“開放進口以製造競爭壓力”的論調無論是否合乎實際，都是在為加大進口競爭產業與出口部門之間的貧富差距製造輿論。開放進口並不一定能使國內原有的進口競爭產業活得更有效率，而是極大地加大了它們生存的風險。當然，開放進口的壓力可能會在原來有足夠潛力的產業中激發活力，但是它無疑也會壓垮原來沒有足夠潛能的國內產業。更重要的是，即便是那些在開放進口的壓力下生存下來的企業和個人，他們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會大幅度下降，這會使貧者進一步貧窮，從而加大社會中的貧富分化。
　由於20年來的經濟政策一直鼓勵外向型經濟發展，中國麵向國內市場的產業已經多半是低收入的行業和產業。不僅麵向國內市場而生產糧食和大豆的農民是中國的貧困階層，就是城市中生產進口競爭品的企業，其職工也多半是低收入階層。而開放這些產品的進口對其國內生產者的影響無非兩種：或者是這些產品的生產者在進口產品的衝擊下仍能堅持，但是他們還是必須忍受更艱苦的勞動和更低的收入；或者是他們在進口產品的衝擊下無法再從事原來的行業，而必須改營它業。這正是許多人所鼓吹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或者是貧困化了的農民外出打工謀生。但是這與生產者為使自己更富裕所作的主動產業結構調整不同：它是通過讓貧窮的人更貧窮來逼迫他們“調整產業結構”。形象化地說：它是讓原來靠生產大豆能夠維持溫飽的人由於大豆降價而無法生存，從而不得不受雇於收入更低的企業來“調整產業結構”。不管這樣的調整能否成功，它本身都會使一大批原來的低收入者更加貧困，從而加劇社會的兩極分化。
　這裏出現了一個殘酷的因果鏈條：“開放進口以製造競爭壓力”—進口競爭產業的生產者貧困化—他們被迫轉變生產結構，可能還轉向出口品生產—由於他們更貧窮，因而生產的出口品有了更強的競爭力，從而出口增加。其實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中國出口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樣造成的。這也就是實際上的“鯰魚效應”：讓人民更貧困，以便使出口品有更強的競爭力。這樣的“對外貿易競爭力”反映的實際上是人民的貧困化，但是它卻成了許多人沾沾自喜的資本。
　有些人還極力要設法保持中國打工族的低工資，深怕工資高了會“影響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這隻能證明單純追求出口的觀念已經多麽嚴重地扭曲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他們把“增加出口”當作唯一目標，為了保持出口競爭力不惜以一切手段壓低人民收入，而忘了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是增加人民的收入包括勞動者的工資！人們就是在這樣的觀念下鼓吹所謂“鯰魚效應”的。
　這種觀念指導下的經濟政策當然不能不加劇分配上的不平等。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我們被迫實際上是單方麵地開放了許多國內產業。有些人卻把這些被迫作出的讓步說成是對我國有利，說這樣“開放進口以製造競爭壓力”是“改革的需要”。但是為了應對這些新開放的進口，許多行業掀起了又一輪企業裁員的浪潮。由於在加入WTO的協議中承諾了大幅度降低石油化工產品進口關稅，中國石油總公司必須急劇地大幅度降低成本以應對可能的低價格進口產品競爭。在2002年之前的幾年中，該公司進行了全麵的重組，裁減了大量的員工。但是這樣就造成了被裁減的員工與未被裁減的員工之間的巨大收入差距。再加上被裁減的員工對未來生活前景的絕望，終於引發了2002年3－4月間大慶油田上萬工人持續性的聚眾示威請願。這是“開放進口以製造競爭壓力”這種主張必然引起的嚴重後果。可以斷言，如果堅持按這種製造兩極分化的“外向型經濟”思路走下去，我們最終將走上拉丁美洲式的發展道路。而今日委內瑞拉的貧富衝突和全麵內戰局麵，就是這種發展道路的歸宿。

三、什麽原因妨礙效率提高？

不能否認，20年多來的改革包括最近幾年的國有企業改革，確實大大提高了個體經濟行為上的經濟效率。這種個體經濟行為上的效率，主要來自適當激勵機製的建立和加強，它促使個人努力工作，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但是光在個體經濟行為的激勵機製上提高效率，並不等於整個經濟的效率增大。個體之間經濟活動協調機製的失靈，可能大大降低經濟效率。目前這種協調機製的失靈，主要表現為妨礙經濟穩定增長的各種障礙，特別是宏觀上的障礙：短期內是總需求不足；中期是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金融隱患；長期則是技術進步的發展後勁不足。

（一）短期：總需求為何不足？

目前中國經濟在短期中的最大問題是總需求不足。總需求不足使總產出小於生產潛力，減少的總產出又降低了中國人民的總收入，而這種收入的減少是在大量失業和設備閑置下發生的，它意味著資源的浪費和低效率。
　當然，當前中國總需求增加所帶來的總產出（實際GDP）增加，並不意味著中國人民的總收入（GNP）的等額增加。最近幾年中國國外投資淨收益一直有近 200億美元的逆差，意味著外國人從在中國的投資中每年取得近200億美元的淨利得。這使每年中國人民的總收入都小於中國境內的總產出約1.5％。這個差額提醒我們，不能隻關注總需求和總產出，而應當同時關注總需求在中國人收入和外國人收入之間的收入分配效應，因為我們的最終目的應當是增加中國人民的收入。我們隻是在總需求按固定比例化為中國人民的收入和外國投資利潤的前提下，關心如何增加對中國產出的總需求。
　既然總需求由非政府的消費、投資、政府采購和淨出口構成，我們就應當從這4個方麵分別說明宏觀總需求為何不足。

消費
　消費需求不足的首要原因在於外國投資的淨收益減少了中國人民的總需求。宏觀經濟分析中的常識是私人消費需求取決於其收入，在中國目前的社會經濟結構下，我們根本不可能設想中國人民的私人消費超過其總收入。即使中國人民將其收入全部化為私人消費，這個消費量也至少小於中國土地上的總產出1.5％。這是因為外國投資的淨收益占了中國總產出（GDP）的1.5％，從而使中國人民的收入少於中國境內總產出的1.5％。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說明片麵鼓勵外國投資的害處：它不僅可能在增加國內總產出的同時降低中國人民的總收入，而且會使國內總需求先天不足，不可能與總產出相等。
　消費不足的第二大原因在於近年來實行的兩極分化的私有化。讓少數人獲得企業的資本和財產收益而讓多數人收入降低甚至失業，這樣的私有化損害的不僅是社會的公正，而且是宏觀的總需求。宏觀經濟學中盡人皆知的常識是，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高於高收入者，因而在同樣的總收入下，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會減少總需求。這條原理正好適用於今日的中國，它說明了加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私有化所造成的宏觀經濟後果。
　為少數人暴富的私有化辯護的人總是強調說，以過低價格得到國有資產的人將其取得的財富基本上都變成了生產資金。如果真是這樣，那對增加消費需求恰恰不利。這樣靠減少企業職工的收入來增加少數人的財富同時就意味著消費需求的減少。即使變成私營企業主的暴富者們把增加的一大部分財富用於私人消費，那也對增加消費需求貢獻不大，因為這些人更願意購買昂貴的進口高檔消費品，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外國“留學”，增加外國的私人消費和學校收入。
　消費不足也是由於許多原國有經濟部門職工的下崗失業、收入減少和失去社會保障。大批原國有經濟部門職工的下崗失業造成了他們的當期收入急劇減少，企業的不景氣還通過別的途徑減少他們的當期收入。這些當期收入的減少都會顯著減少消費需求。在國有企業倒閉減員最嚴重的幾年間這種關聯表現得特別明顯：當一個縣城的國有企業全部倒閉時，那裏的豬肉銷售量都大幅度下降。
　由於大批職工被從國有經濟部門 “剝離”而失去社會保障，消費不足的程度進一步加深。被從國有經濟部門剝離的職工完全喪失了社會保障，特別是喪失了未來的養老金收入，這不能不迫使他們提高自己的邊際儲蓄傾向，在哪怕找到一份工作、有了一點收入時也極盡可能增加儲蓄，從而進一步減少了私人的消費需求。

投資
　如果有足夠的投資需求來彌補私人消費的不足，低迷的消費需求本來也不會導致總需求不足。但是中國的非財政資金投資需求顯著小於生產潛力要求已經持續了至少6年以上，而且至今見不到結束的跡象。這在新中國50多年的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在1995年以前的40多年中，我國的宏觀經濟問題幾乎總是投資需求過多。現在我國變為無法消除的投資需求不足，其最根本的原因主要是銀行防止壞賬的商業化經營和政府的其它措施有效地消除了企業的“軟預算約束”，使企業預算約束足夠地硬化。而在企業預算約束足夠硬化的市場經濟中，投資需求及總需求不足是常態。
　但是最近這些年我國的投資需求如此長期地嚴重不足，是由於許多起消極作用的因素進一步加劇了投資意願的缺乏。
　在預算硬化的條件下，投資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不足，而在目前的中國，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不足有兩大根本原因：
　一是由於有足夠水平的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產業部門過少，造成企業不敢向許多缺乏足夠技術和生產經驗的行業投資，生產和投資集中於少數技術水平低的行業中，特別是少數有所謂“比較優勢”的出口部門中，造成經濟結構單一，少數技術要求不高的部門比重過大，而技術水平要求高的加工組裝產業比重過低。1997年我國的紡織業和服裝業占整個製造業增加值的10％以上，而發達工業化國家這一比重僅為3－4％；加工組裝型製造業（製造金屬製品、機械和電氣機械、運輸設備等）在中國製造業的增加值中隻占30％，而西方發達工業國的這一比重都在37－46％之間，連韓國的這一比重也為42％。過多的資金集中在種類太少的產品生產上，必然使利潤率急劇下降並持續低迷，造成投資機會匱乏。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國總體的技術水平太低，而且技術進步速度太慢。在給定的工資和利息率下，技術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企業的利潤率，從而增加企業的投資需求。獲得過去不能生產的產品的生產技術，更會給企業提供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企業經營的無數實際經驗也都證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國目前的技術水平太低並且技術進步太慢是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不足的另一原因。
　我國目前的技術水平相對發達國家總體來說太低，這一點不會有太大的爭議。但是對技術進步太慢這一點，我們不是從技術進步的速度本身有多高這一點上說。最近20年來，我國技術進步的速度本身並不慢。但是對充分吸收本國的全部儲蓄資金這個目標來說，重要的不是技術進步的速度本身有多高，而是技術進步的速度能否允許吸收本國的全部儲蓄。我們所說的技術進步太慢，指的是技術進步的速度相對於儲蓄所造成的投資資金的增長來說太慢。
　其實，製造業的經濟結構單一和過於集中在少數產業上，其最終的原因也是由於許多產品的生產技術太低或根本就沒有。因此，我國目前投資機會不足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技術水平太低並且技術進步太慢。而技術進步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多年來不重視組織自主的技術開發，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時也是片麵依賴外資企業直接投資所帶來的轉移，忽視自主的購買國外技術，更忽視進一步的消化、吸收和進一步發展。這導致了中國的技術進步速度跟不上國內資金積累的速度，它表現在某些行業如機械製造業、特別是機床製造業技術進步緩慢，以致至今也沒能生產出多少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機械設備。
　不重視組織自主的技術開發隻是加劇了投資需求不足的政策偏差之一。最近幾年實行過的經濟政策中，有許多對投資需求的不利影響更大。
　作用最惡劣的政策之一是“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誠如許多國有企業的批評者所指出的，國有企業幾十年來一直使用著投資資金的最大部分，而且往往帶來投資過度和經濟過熱。但是正因為如此，國有企業就一直構成了投資需求的主要源泉。非國有的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當然也熱衷於通過銀行貸款而造成投資需求，但是由於它們自有資金極為有限，商業化經營後的銀行害怕壞賬風險而不敢多貸款，因而從資金上限製了它們的投資需求。在這樣的環境下推行“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的政策，等於強行下了一道“不要向國有企業投資”的禁令，隻能導致投資需求大幅度減少。過多的投資需求因此而一去不複返了，但是投資需求卻因此不可能充足。
　在當代經濟自由主義的時髦理論中，本來就不承認“自然壟斷行業”和“競爭行業”的差別。這意味著幾乎所有的行業都是“競爭性行業”，而 “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就等於國有企業從一切行業退出，等於消滅國有企業。在這樣一片“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的鼓噪聲中，許多地方政府一刀切地強行要“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甚至本來生存得不錯的國有企業也強迫其“退出”。由於對這些還能經營的企業不能通過關閉來強製其“退出”，地方官員們就強迫其“改製”即私有化。這不僅造成了極大的分配不公平，而且造成了許多混亂和職工失業，也妨礙了資金的融通和投資需求的擴大。
　許多人極力宣揚國有企業必然虧損的論調，由此認為向國有企業投資會增加國家的金融風險，因此而主張不向國有企業投資。不說這種論調在理論上是否站得住，就是在實踐經驗上也並非一定如此。在走向市場經濟的20年過程中，許多國有企業有良好的業績並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就是在這20多年中完全新建的國有企業，有許多也經營得極其成功。範例之一就是寶山鋼鐵公司和大連的華錄錄像機生產公司。它們的經營成功表明，隻要有足夠的投資規模和嚴格而科學的管理，向國有企業的大規模投資完全可以是有利可圖的。在今日投資資金過剩而投資機會不足的環境下，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學習寶山鋼鐵公司的經驗，加大國家對競爭性行業的投資。讓“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的作法，在微觀上和宏觀上都是極其有害的。
　對投資需求發生有害影響的還有各種鼓勵外商投資的作法。如果隻將投資需求簡單相加起來，外商投資似乎會增加投資需求。但是仔細分析的結果卻是，近年來的外商投資最終減少了總的投資需求和總需求：它不僅搶走了中國企業的投資機會從而減少了中國企業的投資，而且在總體上減少了中國的投資總需求和全部產品需求。
　幾乎所有的人都在不斷重複地說，外商投資增加了中國的資本存量，促進了中國的資本形成。但是實際上，8年以前中國就已經形成了資金過剩的格局，1996年以來中國一直是一個資金淨流出國。按照國際金融的常識，一國隻要在不包括要素報酬的經常項目上有貿易順差，它就有資金淨流出。中國自1994年開始不包括要素報酬的經常項目上就是貿易順差；當然有些年份中國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錯誤和遺漏”項下有原因不明的巨額資金流出（有時近200億美元），但是即使把它全視為實際的經常帳戶逆差而從經常項目順差中扣除，我國不包括要素報酬的經常項目從1996年起也有大量貿易順差。這就說明，中國自1996年起就是一個確定無疑的資金淨流出國，雖然幾乎每年都有400－5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但是同時國內的非政府部門就通過銀行存款、貿易信貸等等而有巨額資金流出，再加上以外國投資收益（2001年達277億美元）和外匯儲備增加等形式而流出的資金，中國每年流出的資金總額大大超出流入的資金總額。僅就這一點說，外商投資就沒有增加中國的資本存量。
　如果中國國內資金的流出與外商投資無關，那我們還可以說，外商投資增加了中國的總投資和資本形成。但是我們有足夠的把握說，中國的國內資金是被流入的外商投資排擠而流出的。理由就是中國國內的資金是為增加回報而流出國外。對這一點的最明顯證據，就是2000年美國經濟蕭條後利息率很快降低到低於中國人民幣的利率，現在又出現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資本帳戶中的資金外流大幅度減少，國際收支平衡表的“錯誤和遺漏”項下近200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也變成了資金流入。資金這樣流出國外的原因，顯然是因為國內缺乏投資機會，在國內投資的回報率太低。其實在微觀的經濟觀察中，連民營企業都普遍感到盈利太低，許多企業因而不敢投資。誰都知道，投資多就會造成投資回報低。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問題是外商投資過多造成的。
　過多的外商投資將投資回報壓得過低，從而奪走了中國企業的投資機會。隻要設想一下，如果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沒有在中國投過資，中國的碳酸飲料行業會有多少投資機會，我們就可以相信這一點。
　總的來說，在給定的投資機會下，外資的增加隻會擠出本國投資。隻有在本國投資不受外國投資影響的情況下，外國投資才可以增加總投資。但是外國投資對本國投資會起兩方麵的相反作用：通過增加總需求而可能增加本國投資；或者搶走投資機會，擠出本國投資。由於“外國投資更有效率”，由於外資的進入多半是“開放投資”的結果，中國的外資進入主要起了搶走投資機會、擠出本國投資的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說：外商投資並沒有增加中國的資本存量和資本形成。
　其實在20世紀後半期的中國環境下，拚命吸引外商投資的作法本身就根源於一個過時的思維方式：認為吸引外資對經濟發展有好處。錢納利等人當年論證吸引外國資金對落後國家經濟發展有好處，理由是這樣可以同時彌補充分就業儲蓄小於投資和外匯不足的“兩個缺口”。而我們現在並不存在這樣兩個缺口。我們現在的形勢甚至正好相反：出口大於進口，外匯增加過度，而投資明顯小於充分就業儲蓄。我們現在缺乏的是銷售市場和投資機會，而外商的投資奪走了國內企業最寶貴的投資機會。
　當然，由於我國企業在一個行業投資一般都根據它過去的贏利情況，因而外商投資的增加通常不會減少當期的國內投資。而外商投資增加通過增加總需求會增加當期的企業盈利，從而可能在短期中還增加國內的投資。這也是現在許多人想通過吸收外商投資來增加總需求的原因。但是經濟波動的曆史都證明，投資大幅度增加一般都會造成利潤率下降和生產過剩，從而使未來的投資機會減少和投資下降。那時外商投資搶走國內企業投資機會並減少國內投資的作用就會暴露出來。這也就是說，現在的外商投資增加意味著未來的本國企業投資減少。而且外國投資者相對於國內企業往往具有長得多的投資眼光，它們習慣於超前地搶奪投資機會，從而強化了在以後出現的當期投資機會不足。
　實際上，隻要我們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總需求不足的宏觀經濟環境，外商投資就至多隻能在短期中增加總需求和國內投資，而在以後更大幅度地減少國內投資和總需求，甚至造成更嚴重的投資下降和總需求減少。在這方麵，實際起作用的動態因果鏈條是：中國經濟相對外國繁榮—外商在華投資暴增—過度投資造成利潤下降，引起中國經濟蕭條—外商投資減少。1992－1993年的中國經濟過熱使外商在華投資在幾年間上升了 3倍，達到每年400億美元，但是因此也加劇了通貨膨脹消失後的利潤率下降和中國國內投資減少。與反通貨膨脹造成的經濟緊縮結合在一起，這使1998年之後外商投資停止增長甚至下降。2001年開始的外商投資重新增加顯然是由於美國的經濟衰退，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的投資機會，這種外商投資增加就會在將來給我們造成更嚴重的本國企業投資下降和總需求不足。
　將外商投資對總投資和總需求的短期作用和長期作用綜合考慮，我們可以斷定外商投資最終將減少我國的總投資和總需求，其原因主要有3個：
　第一個原因是外商投資企業更趨向於進口所需設備。由於外商投資企業負責采買投資品的總部在外國，交易上的方便使它趨於采用外國設備；同時向子公司送去進口設備也便於高估設備金額，取得折舊抵扣稅款的好處。這都使外商投資企業更熱衷於進口設備，把絕大部分投資金額變為設備進口。這樣，外商投資雖然一方麵本身增加了投資，另一方麵卻又增加了進口並由此減少了總需求。再加上其擠出國內企業投資和設備進口的效應，總的來說會減少中國的總需求。
　外商投資減少總需求的第二個原因聽起來象個悖論：外商投資的高效率將減少總需求。許多人都願意稱讚外商投資更有效率，但是正是從宏觀總需求的角度考慮這種投資效率才極為有害。投資更有效率意味著可以用更少的投資來滿足同量的產品需求，這當然會在總需求不足的條件下減少投資需求。而這種投資效率在微觀上對中國也不是什麽好事：它隻是增加了外國居民的投資收益，卻使中國企業喪失了投資機會。而中國企業的投資效率雖然低，經營下去這種投資效率卻會提高。讓外資企業剝奪中國企業的投資機會隻能意味著中國企業永遠不可能提高其投資效率。
　外商投資減少總投資和總需求的最重要原因，是它通過搶走中國企業的投資機會而減少中國的居民的投資收益和總收入，這將減少中國國內的總需求，並由此而減少中國國內企業的總利潤，再反過來減少中國的投資機會和投資需求。
　還有一些有害的政策取向也起著減少投資的作用，或者雖然增加了投資，卻又通過其它渠道減少了總需求。例如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履行加入時所作的承諾，近年來在不斷開放各種產品的進口。未來開放產品進口的威脅極大地傷害了企業的投資意願，因為開放進口造成產品降價的前景使許多極待發展的行業無人敢於投資。還有以減免進口關稅甚至增值稅等政策優惠鼓勵企業特別是外商投資企業進口外國產的設備，就使投資變成了購買外國的進口機器設備，這就把由投資需求造成的總需求增加又通過進口增加減少了回去。

政府采購
　1998年之後中國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惜舉借國債以增加政府采購。政府采購的增加本身擴大了總需求，有助於企業利潤的回升，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總需求的不足。但是在這方麵也存在著一些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光蓋房子不搞研究和開發”的傾向。近幾年各級政府都熱衷於大興土木，進行城市建設。好一點的把財政資金投向公路和其它基礎設施，差一點的幹脆就不惜工本地修建豪華政府辦公樓和城市中心。其實中國根本就沒有富裕到了非建這樣豪華的樓房不可的程度。中國的科技研究和開發投入不僅絕對量少，就是占總產出的比例也低：發達國家的研究和開發資金占GDP的2％，而中國隻占1％。無論是各國經濟增長的經驗還是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都說明，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源泉就是技術進步。現在中國企業最缺乏的又是技術，特別是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而中國的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由於資金所限，暫時都沒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研究和開發。那些主張中國繼續從事低技術而又低收入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人也把沒有錢從事技術開發作為主要理由。在這種情況下把巨額資金投入長期中沒有多少用途的房屋和道路上，這是最大的資源配置扭曲。
　與向科技研究和開發投入資金太少類似的是對高科技產業的投入和支持不足。我國的產業升級過程，已經到了需要開始大規模生產大型飛機、半導體集成電路和各種計算機軟件的階段。這些產品的生產不但需要大量的前期科研投入和設備投資，而且可能需要承受生產初期的虧損。過去許多方麵都是因為要“賠錢”而反對向這些產業投入資金。可是真懂科研和生產的人都知道，落後國家的幼稚產業最初的生產成本一般都會比先進國家高，這是由於它們沒有生產經驗。隻要承受生產初期的虧損而堅持生產，它們會由於“學習效應”而逐漸降低生產成本，將許多高技術產業變成未來的盈利性支柱產業。現在的問題是，既然財政有錢建那麽豪華而無用的辦公樓，修沒有車行馳的公路，為什麽就沒有錢補貼這些對國家前途如此之重要的產業？要說“賠錢”，二者不都是賠錢嗎？可是相對於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和國家的命運來說，哪種途徑的賠錢更合算呢？
　這方麵的最大教訓是我們的軍費開支。 1999年以來，由於各方麵的國際形勢需要，中國政府不能不增加軍費，加緊以高科技的現代化武器裝備中國軍隊。但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這樣支出的一大部分軍費被用於向外國如俄羅斯購買先進的飛機和艦艇，而沒有變成對中國的軍工企業的采購。這也就是說，軍費開支形式的政府采購有一大部分變成了進口的增加，而沒有用於增加本國產品的總需求。其原因當然在於中國的企業還生產不出如此先進的武器裝備。而我們之所以不能生產這些先進的武器裝備，又是因為過去20年中對先進武器的研究開發投入不足，延緩了武器裝備進步的速度，以致今日急需時不得不倉促花大價錢買入。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們忽視了戰略產業的發展，忽視了對高科技的研究和開發。如果我們不糾正這種偏向，我們以後還會再吃這種長遠看來的大虧。

淨出口
　能夠增加總需求的是淨出口，而不是出口這一方麵，這本是宏觀經濟學的常識。前幾年我國出現了一種極其危險的傾向，就是隻追求擴大出口，為此而不惜讓進口大幅度上升，甚至把進口的增加也當成津津樂道的好事。這就導致了一係列減少淨出口的作法。
　其實，20年來在對外經濟往來中最受青睞的兩個東西——外商投資和加工貿易都不利於擴大淨出口。加工貿易在製造出口產品之前就必須先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所謂的“加工貿易出口企業”其實不會造成多少淨出口：在許多年中，我國的加工貿易出口都在其進口的1.3倍以下，有些年的加工貿易出口還小於其進口。外商投資企業由於大量進口設備和原材料、零部件，也造成了大量的進口。在絕大多數年份，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都小於進口，從而有負的淨出口。隻是在1998年以後的3年中，當外商投資的數額下降時，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才略微大於其進口。這樣，從對淨出口的貢獻角度看，根本就不能指望外商投資和加工貿易增加多少總需求。
　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政府不得不降低關稅等各色各樣的貿易壁壘。這不僅導致進口的大幅度增加，而且使進口在2001年以前的幾年中增加得比出口快，甚至使有些年份的淨出口下降。這種淨出口的下降當然也減少了宏觀的總需求。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本應使外國政府大幅度降低其妨礙中國出口的貿易壁壘，但是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中，竟然同意外國政府可以隨意對“擾亂”其市場的中國出口采取緊急措施，特別是同意外國政府把中國當成“非市場經濟國家”來“反傾銷”。這些都已經並將繼續妨礙中國出口的擴大，從而阻礙中國淨出口和總需求的增加。
　最近幾年的收入兩極分化也在增加進口需求：許多暴富的人最喜好的就是購買進口的外國高檔消費品。這是財富和收入的兩極分化減少總需求的途徑之一。
　還有其它一些政策，如以減免進口關稅甚至增值稅等政策優惠鼓勵企業進口外國產的設備等等，也都直接導致進口增加從而減少了淨出口。
　這樣以增加進口衝擊國內產業為代價的出口增加本來並無任何可喜之處，有關的主管部門卻還是硬要把進口和出口的同時增加當作自己的“成就”，吹噓中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已經有多大多大。在這種指導思想下，它們拚命要爭取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來把對外貿易規模作大，而不管這對中國經濟的整體已經造成多大危害。這些作法已經使進出口占中國GDP的比重達到將近50％，而美國和日本的這一比例還不到中國的一半。這樣的不顧一切拚命出口已經遭到西方國家和四鄰國家群起圍堵，有關部門還在我行我素。在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誤導下，2002年底外經貿部竟作出規劃，要將中國對外貿易的總額在2020年擴大到2萬億美元，其“根據”是中國2000年的對外貿易總額約5千億美元，而中國經濟在這20年中要增長到原來的4倍（翻兩番）。這就意味著還要維持對外貿易占總產出 40％以上的危險格局。
　為了替拚命作大對外貿易規模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辯護，有些人拿2002年出口增加20％來大吹大擂，說“加入WTO之後的形勢比我們預料的要好”。其實2002年的出口快速增長，首先受惠於美元相對於歐元和日元的貶值，這使與美元掛鉤的人民幣也相對於歐元和日元貶值；其次受惠於美國經濟有一點恢複增長，中國的出口受美國的經濟形勢影響極大；刺激中國出口增長的還有放開出口經營權的“對外貿易體製改革”；當然外國根據世貿組織規則在某些方麵開放對中國產品的市場也起了一點作用。但是最不光彩的是，出口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提高出口退稅的比率、增加出口退稅額、一年損失幾百億元稅收換來的，某些國有外貿企業還在為配合政治要求而不惜虧損以增加出口。這樣的進出口增加是對中國人民利益的損害，有何成就可言？
　20世紀 90年代下半期以來中國出口增長特別迅速，除了特殊的政策刺激之外，一個重要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的出口產業還能夠以極低的工資來吸收農村的剩餘勞動力，開放進口和國有企業改革的許多措施同時又使許多城市居民和農民進一步貧困化。這樣取得的出口增長標誌著人民的貧困，它不應當成為我們發展經濟的目標。我國的經濟發展恰恰應當最終消除這種依靠血汗工廠的出口。
　實際上，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早就告訴我們，增加出口和減少進口在增加淨出口和總需求上是等價的。即便出口減少，隻要進口減少得更大，淨出口和總需求還是會增加。當然那樣會降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但是這對整個中國經濟是大好事。在今日增加出口日益困難的形勢下，實行這樣的進口替代其實是最好的戰略。這樣就把解決今日的宏觀總需求不足問題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有機結合起來了。我國進口與GDP 之比在20％以上，隻要能替代這些進口的十分之一，就可以擴大2千億元人民幣的國內產品銷售，使GDP的增長率提高兩個百分點，從而消除總需求不足的宏觀經濟問題。

（二）中期：金融隱患為何巨大？

目前我國在中期中存在著巨大的金融隱患，有可能演化為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由此而中斷快速的經濟增長。
　這一巨大的金融隱患來源於巨額的銀行不良資產和社會保障資金缺口。按已經公開的官方數字，國內銀行的不良資產占其總資產的比例為30％，而西方發達國家的銀行如果有10％以上的不良資產就應當破產。按照金融業的經驗，這樣高的銀行不良資產最終隻能大部分由政府財政承擔和消化。而社會保障資金的缺口同樣巨大：據估計，光是中國未來有義務應當償付的養老金（絕大部分當然是付給原國有部門的職工）總額的現值就至少占其一年GDP的50％以上。這樣巨額的養老金償付義務使目前的基本養老金缺口逐年加大，2000年已經達到300億元人民幣。而這樣的社會保障資金缺口也隻能靠政府的措施來彌補。
　巨額的銀行不良資產和社會保障資金缺口可能引發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的金融危機，從東亞金融危機到阿根廷的經濟災難，都是由銀行業的危機和政府財政的崩潰開始。我們今後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全力防止發生這樣的財政金融災難。
　銀行不良資產的巨大首先當然應當歸咎於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的經濟秩序混亂。當時中國的銀行業幾乎處於沒有任何監管的狀態，加上賄賂和侵吞公行，造成這樣多的壞賬本不足怪。但是在整頓銀行秩序和實行銀行商業化改革之後，銀行的不良資產沒能迅速減少，其首要原因就是總需求不足所造成的經濟不景氣，它表現為缺乏足夠的盈利機會，這使得銀行不可能通過足夠多的高收益營業以盈利彌補壞賬。
　日本20世紀90年代的實際經驗表明，隻要經濟處於不景氣狀態，銀行就不可能自行消化其不良資產。任何經濟改革和財政金融改革都不可能改變這一點。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泡沫經濟破滅之後銀行出現了大量壞賬，政府一直想靠各種各樣的金融改革措施消除這些不良資產。但是由於日本經濟出現了十多年的慢性蕭條，銀行的不良資產不僅消化不了，反而有逐漸增大之勢。
　例如到2002年3月底，日本全國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高達52.442萬億日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9.457萬億日元。不良債權的劇增使日本大型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接近甚至低於國際結算銀行規定的8％下限。日本從當年4月開始實施“存款限額保護”，規定在金融機構因資不抵債破產時，政府的存款保險機構隻賠付1千萬日元以內的本息，結果是到那年7月底，日本金融機構的定期存款比上年同期減少了50多萬億日元，主要原因是日本金融機構存款從定期存款逃向活期存款，從中小和地方銀行逃向大型金融集團，從日資銀行逃向外資銀行。
　想要不用政府的財政預算來彌補銀行業的壞賬，唯一的途徑是增加中國的商業銀行本身的營業贏餘以衝抵壞賬。但是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中，已經輕而易舉地向外國大銀行開放了中國的銀行業。在外國大銀行的優勢打壓下，中國的銀行能否生存下去都成了問題，更不要說獲得優厚的營業贏餘來衝銷壞賬了。
　造成社會保障資金嚴重不足的直接原因有3個：第一個原因是20年來中國一直不增加國有企業職工的人數，最近幾年還大幅度地減少國有企業職工，在退休人員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這不能不增加每個在職職工負擔的領取養老金人數；第二個原因是每個國有企業職工創造的增加值相對於社會平均水平增加緩慢，而他們繳納的養老保險費隻能來自於這個增加值扣除工資以後的餘額，這就使每個國有企業職工能夠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相對於社會平均水平越來越低；第三個原因是90年代某些部門和企業大幅度提高了退休人員的養老費，從而加重了社會的養老金負擔。
　由於當代的社會保障製度基本上都實行現收現付的作法，彌補社會保障資金缺口的一個方法就是大量增加有足夠收入的繳納社會保障費的人員數，他們當然隻能在非國有企業中工作。這也是某些經濟發達地區最近幾年已經嚐試過的。但是現在在全國大範圍內實行這種作法還沒有可能。不過這個思路表明了20年來我們幾乎所有的改革方案中都沒有考慮的一個方麵：我們20年來的改革方案都想盡量減少有權享受社會保障的職工人數，而無權享受社會保障的職工也沒有義務繳納社會保障費，最後使我們麵臨沒有社會保障資金來源的尷尬。而在這種改革思路中，起了主要作用的是減少國有企業職工人數的政策，因為至今為止社會保障資金的主要來源還是國有企業。那些消滅國有企業的政策更是會使我們馬上麵臨得不到社會保障資金的困境。
　銀行的不良資產和社會保障資金的缺口最終將主要由政府負擔，這就使中國政府必須獲得足夠的資金來源。政府的資金來源主要有3個：稅收、社會保障繳費和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如果我們能很快培育起完善的金融市場，政府還可以靠出賣國有企業產權而獲得資金。但是恰恰是在這些方麵，目前的一係列作法在嚴重地削弱中國政府消除金融隱患的能力：
　——以過高的出口退稅支持出口的作法，以及各種各樣的外資企業稅收優惠、進口稅收優惠，都在損害政府寶貴的財政收入而為個別部門製造“政績”。它們最終都會加大金融隱患。
　 ——多年來我們都有一種仇視中國企業贏利、特別是仇視國有企業贏利的心理。哪個行業一有高贏利，就有一大批人出來大罵，而且必欲引進外國企業“競爭”以將其利潤分掉而後快。某些人正是利用這種心理來鼓勵外國投資。奇怪的是，這些抱怨中國企業利潤高的人從來就不抱怨外國壟斷企業利潤高。由於不保護本國珍貴的投資機會，導致國內企業利潤下降，國有企業的淨產值和利潤下降。這一方麵極大地降低了政府收繳國有企業利潤以化解財政金融隱患的可能性，另一方麵也嚴重地打擊了股票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使上市公司股價低，妨礙了中國股市和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
　——以“改製”的名義廉價“出售”國有企業，在“出售”的招牌下白送國有財產給少數個人。這樣造成的國有財產流失不僅加劇了分配的不平等，而且減少了未來可以出售以消彌金融隱患的國有財產，實際上是加大了金融隱患。

（三）長期：發展後勁為何不足？

曆史的經驗和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都表明，對於長期的經濟增長來說，最重要的是技術進步的速度。技術進步的速度越快，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率就越高。對於我國的目前局勢來說，隻要我們能長期維持比較高的經濟增長率，我們就有可能逐步消化銀行的不良資產和社會保障資金的缺口，因為那樣就可以隨著收入和財產的增加而降低銀行不良資產和社會保障資金缺口的比率，政府的稅收也可以迅速增加。但是這就要求我們在長期中維持盡可能快的技術進步速度。
　但是正是在技術進步速度這一點上，中國經濟可能出現長期發展後勁不足的問題。這個後勁不足來源於技術進步的速度太慢。造成技術進步速度慢的原因，首先是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中國的產業結構向低技術部門聚集，加工組裝型的技術密集產業的比重不增反降，沒有實現足夠快的產業升級；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依賴外資企業給予技術，政府不重視自主的研究與開發，掌握的自主知識產權太少，自主的研究和開發缺少動力。
　近20年來中國的製造業及其產品出口高速增長，其原因不僅在於推進了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政策，而且在於有過去實行趕超型發展戰略的技術儲備可資利用。在70年代以前實行趕超型發展戰略的 20年中，中國獨立自主建立的企業和科研隊伍確實沒有產生很多有市場競爭力的技術和產品，但是它們至少培育了龐大的科研和生產隊伍，特別是培育了大量的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這些人稍加組織和指導，就可以成為現代化的企業中的技術骨幹力量。不僅合資企業幾乎都利用了已經有的現成技術隊伍甚至整個企業，就是一般的外資企業也大量雇傭國內已經培養出來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利用中國自己培養的技術力量和管理力量。沒有趕超型經濟增長時建立的企業、培養的大量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不僅這樣多的合資企業無法產生，就是許多外國投資新建的企業也根本就不可能運轉。
　在這樣的技術骨幹指導下，製造業部門大量吸收的農民工迅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技術，使中國的製造業生產迅速增加。有分析認為這種經濟增長來源於勞動力參與現代生產的“參與率”上升，其實這種參與率的上升也可以看作是技術進步，它是全社會平均技術水平的飛速進步。
　我們現在已經將這一份豐厚的技術儲備耗盡了。不僅許多關鍵領域的技術進步越來越不明顯，就連高級的技術工人都出現了嚴重的斷檔。這是對我們前20年隻講“市場”、隻講人身服務的“第三產業”甚至鼓勵人人從商、人人搞市場投機的懲罰。
　再靠吸收農民參與現代產業提高社會平均技術水平的資源也已經接近枯竭。例如在四川北部有140萬人口的貧困縣南部縣，有30－40萬人在外打工，每年光郵寄回該縣的打工收入就有14－16億元。該縣也主要靠這種打工收入而“脫貧”。許多偏遠的貧困地區都已處於這種狀態，這表明滿足於極低收入的廉價勞動力已經接近吸收完畢，我們不能再靠吸收它們進入現代產業而實現高速經濟增長。
　在這種情況下，高速的經濟增長隻能靠現有產業本身的高速技術進步來支持。而這種高速技術進步也必須體現在產業結構的升級上。而我國現有產業過度集中於低技術的行業中，是一個急需改變的現狀。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之一，是我國的出口部門與非出口部門的發展脫節，沒能有效地帶動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另一個原因是政府機構和企業都沒有投入足夠的力量和資金來實現產業升級。直到最近，政府還把投入的研究和開發經費集中在搞航天等“招牌”性的產業上，不肯以大量資金來扶持大客機製造等真正有經濟效益而對整個經濟拉動性大的產業。
　我國製造大型客機的曆史典型表明忽視產業升級的政策在如何妨礙中國產業的技術進步。早在20年前，上海飛機製造基地主持研製的100多座客機“運十”就試飛成功，並多次飛進西藏，但是後來因為“缺乏資金”而未最終定型。上海飛機公司後來與美國麥克唐納—道格拉斯飛機公司合作生產MD－82，負責整機的組裝；以後又與麥道公司聯合設計並負責組裝MD—90，該飛機機身部件的70％都在中國生產。這些飛機都通過了美國的民航標準檢驗。以後由於麥道公司被波音公司兼並，波音決定停止MD—90的生產。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飛機公司要求國家給予財政支持生產自主研製的大型客機。根據上海飛機公司生產“運十”和MD 的曆史，自主生產大型客機在技術上沒有任何問題，隻是需要初期花費幾十億元的投入。相比歐洲空中客車上千億美元的研製經費，這隻不過是個零頭。但是我國大型客機的生產可以從此開始，對整個製造業的拉動和技術進步的作用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盡管如此，這個要求卻被以“缺乏資金”為由回絕了。可是我國以 “出口退稅”名義而為低技術的出口產品所耗費的財政資金，每年都在幾百億人民幣。有錢每年賠本幾百億出口，沒錢一次性化幾十億造大型客機，這就是中國在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上的現實。
　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慢的另一個原因是幻想讓跨國公司轉讓先進技術，因而不想自己投入資金和精力去開發技術，卻反而鼓勵跨國公司到中國來直接投資，希望通過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而獲得技術轉移。
　一般的研究都承認，跨國公司在一國進行直接投資以後，多多少少會向東道國轉移一些技術。這主要是通過它對人員的培訓、對采購和供貨企業的技術指導，甚至通過東道國企業由觀察跨國公司的工藝和經營而進行的學習。許多的研究僅就這一點立論，由此而斷定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一定帶來技術上的轉移，因而跨國公司直接投資越多技術轉移就越多。
　當然，如果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在其它方麵有任何妨礙技術進步的作用，這種直接投資本身肯定會促進東道國的技術進步，因為它無論如何也會“泄漏”一些技術給東道國。但是在實際生活中，跨國公司公司對東道國的技術進步有巨大的妨礙作用，這種作用主要來源於跨國公司的行業壟斷力量。跨國公司直接投資企業的可以輕而易舉地占領東道國的市場，就是對東道國有能力出口的產業，它也可以通過在該國投資而奪走其出口市場。通過奪走市場，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企業就擠垮了東道國的民族企業，而東道國沒有企業進行生產的產業不僅談不上技術進步，連生產技術本身都不會存在。
　這方麵的典型例子就是中國的碳酸飲料業。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有無數的小汽水廠，碳酸飲料的生產不可謂少。但是經過跨國公司“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20年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這些中國的民族汽水廠幾乎被消滅幹淨，隻剩下“健力寶”在苦苦掙紮。光“可口可樂”一家就占了中國碳酸飲料市場的50％。這兩大跨國公司給中國帶來了什麽技術進步？可以說沒有。因為碳酸飲料的生產技術很簡單，這兩大公司的真正“技術”是它飲料的特殊口味配方和如何壟斷市場的戰略。前者它們從來都嚴格保密，不容任何人知道；後者別的企業肯定無法再學到，因為這個市場上的別的企業已經被消滅掉了。
　這絕不是一個個別的特例。中國的許多行業中都出現了這種情況，比較突出的就有感光材料、燈泡、家化等產業。其實當代的經濟理論研究已經表明，外國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並沒有轉讓技術的動力。它們進行國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就是避免向東道國轉讓技術。中國的碳酸飲料行業的實際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而在另一方麵，跨國公司擠占市場之後，本國企業無法生存，當然也就談不上技術進步；即使跨國公司真的轉讓技術讓本國企業生存，本國企業也會從此養成技術上的依賴性，不搞自主的研究和開發，也不培養自己的研究和開發力量，而沒有自主開發能力的企業不可能成為大企業，沒有這種企業的國家也不可能是富裕國家。這樣，由於跨國公司極力封鎖，它對東道國的技術轉移必定很少；而它奪占市場擠垮東道國企業，又使東道國企業無法生存，由此而阻止了東道國的技術進步。兩個方麵的作用相抵，跨國公司多半會妨礙東道國的技術進步。
　正因為如此，美、英、德、法、日等西方最先進的發達國家，都是靠本國企業來獲取技術進步，發展經濟和製造業。就是在它們的製造業還遠遠落後於別國時，它們也沒有靠別國企業的直接投資來作製造業和經濟發展的主力。19世紀的美國在從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時，幾乎所有的行業都是由本國企業從事投資、開發技術。就是小小的荷蘭，也有兩個超級巨型公司——菲利浦公司和英荷殼牌石油公司，菲利浦公司還是重要的電氣技術創新公司。而在100多年前就靠外國企業直接投資來發展工業的墨西哥，則直到現在還是一個技術水平低從而經濟落後的國家。就是在我國，1995年之前外商投資企業在服裝業所占的比重遠遠高於機械製造業，但是有分析表明，機械製造業技術進步的速度遠遠快於服裝業。
　其實技術進步不是隻能靠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甚至主要不是靠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一個國家可以自己獨立地研究和開發先進技術；即便是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也可以通過購買設備、獲得技術許可和專利、聘請專業的技術人員等不同途徑。通過外國企業的直接投資來獲得技術轉移隻是從外國獲得先進技術的方式之一，而且是最沒有效的一種方式。日本和韓國在技術水平遠遠低於先進工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初期，都是主要通過引進先進設備、購買技術許可和專利等途徑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它們的成功之處在於引進後立刻加以消化吸收，發展出自己的技術來。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得最成功的行業——家電行業，特別是冰箱和電視機的生產，也是主要從引進成套設備開始，很快就進行自主的技術開發，而根本就不是靠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發展起來的。如果依賴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我們根本就不可能發展起具有這樣強的競爭力的家電產業。小轎車製造業依靠與外國大公司合資來換取技術，結果20年中沒有培育出任何本國的品牌，原有的本國品牌也越來越弱，越來越少；而韓國在小轎車產業起步20年之後就成功地造就了自己的一大批品牌。
　我國在最近20年中之所以越來越強調“以市場換技術”，越來越依賴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來獲得先進技術，其理由主要是缺乏資金。按照這種說法，購買設備和專利許可需要資金，自主開發技術更需要資金，似乎隻有讓跨國公司直接投資不需要代價。其實現在的事實證明，把市場讓給跨國公司的代價更大，這個代價最終還是體現為資金。在今日的普遍生產過剩時代，有市場就有利潤，就有了在股市和銀行籌資的機會，也就有了買進和開發技術的資金。片麵讓市場而求資金的作法，導致了今日我國有資金而無市場、無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而中國企業的技術水平並沒有足夠快的提高，高技術的行業越來越多地壟斷在外資企業手中。
　現在中國電腦、通信器材、製藥、石油化工、發電設備、汽車等行業中，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高、規模大的企業半數以上是外資跨國企業。外企所占比重，在中國工業生產中從1996年的15％上升到1999年的21％，在出口總額中從1997年的41％上升到2001年的51％，在高技術產品出口中從1996年的59％上升到2000年的81％。2000年外企出口總額的25％是高技術產品。高技術產業逐步被外資企業壟斷，還被某些人當成對外經濟貿易上的成就來誇耀。這其實是最大的災禍，是中國喪失技術進步動力的前兆。如果不趕快扭轉這種趨勢，我們就將真正陷入發展無力的泥潭。
　造成這種局麵的根本原因，是不肯動用資金來促進技術進步：現在中國的R&D投資隻占GDP的1％。而且是既不肯自主開發技術，也不願購買技術和專利。其實懂一點社會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使真是想通過外國直接投資來獲得技術轉移，也必須向對方施加足夠的壓力才能使對方同意以對我們適當的代價轉讓技術，而自己開發技術的能力和購買技術的可能都是最好的壓力。而在我國的資金已經長期過剩的今天，“缺乏資金”再也不是我們不自主開發或購買技術的理由。我們早就應當轉向保護自己的市場和投資機會、以自己開發和購買先進技術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