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歌-美國的本質

　　於歌-美國的本質

學過外交學的人都知道，外交學有一個基本理論，就是：外交活動的根本目的是最大程度地追求國家利益。
　　依照這一理論，國際上的外交活動都是在圍繞著本國的國家利益進行的。所謂國家利益，一般是指以經濟利益為主的領土、資源、市場等可計量利益以及國家安全等不可計量的利益。
　　這個理論有一句名言，叫做“國家之間隻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恒的敵人或朋友”。這句名言一直被講述外交和參與外交實踐的人們奉為圭皋.。
　　這個理論一般來講是正確的，可以說非常形象與深刻地講明了外交的目的與實質。它尤其是適用於世俗化國家。所謂世俗化國家，是指政治經濟社會已擺脫宗教的控製的國家，如果用這一理論來讀解這些國家的外交，就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他們外交的來龍去脈、明白其目的與實質。
　　比如，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世俗化國家，宗教從來沒能夠起到過統治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的作用，日本的外交就一直遵循著利益原則。它的典型的利益外交的實例，是三十年前超越意識形態障礙並且不顧盟主美國的反對而與中國建交。
　　三十年前主政日本的首相田中角榮，從國家利益出發，舍棄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不顧國內右派以及不願被攪亂戰略步伐的盟主國美國的反對，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一般人理解，田中角榮與中國建交是出於對中國的友好感情的緣故，中國媒體以及日本左派媒體也都喜歡炒作這種感情，但在其背後，其實是政治家們及其所代表財團對建交之後所獲好處的精確算計。田中角榮及所代表的財團看到，與台灣相比，中國大陸的豐富的廉價資源和潛在的廣袤市場更有利於日本國家和企業的發展，與中國的建交，實際上為日本企業就近獲得發展資源和進入中國市場鋪平了道路。這是日本外交史上利益外交一篇傑作，充分體現了世俗國家的利益主導型外交風格。
　　這種理論在中國也一直很有市場，一直很受許多學者及外交家的追捧和信奉。中國也屬於政教分離、社會世俗化的國家，對利益論外交有強烈共鳴。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外交的務實色彩愈見濃厚，意識形態色彩愈見淡薄，利益外交論愈發受到學者或專家的推崇。在近期的很多外交聲明以及論文中，我國的學者和有關人員都公開地不加掩飾地把國家利益當作外交活動的正當性依據。在聯合國的某次發言中，中國代表在對某提案表示反對態度時，提出的理由與根據是：它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我們很多外交人員在與不同意識形態國家人交往時也往往提出“國家利益為重”的原則，即超越意識形態或國家體製障礙，尋找利益的共同點。
　　但是，這種理論也有其薄弱之處，就是它不能涵蓋偏重意識形態國家的外交，尤其是不能涵蓋宗教影響強烈或者是政教合一的國家的外交，利益論不能解釋這些國家外交的實質與目的。
　　偏重意識形態或宗教色彩強烈的國家的外交，其行動取向深受意識形態以及宗教信仰的影響，其目的往往不是為了獲取若幹經濟利益，而是為了實現其意識形態或宗教的目的。尤其是宗教國家，作為極端外交行為的戰爭，這些國家的進行的戰爭往往不是爭奪領土或資源等逐利性戰爭，而是宗教戰爭。
　　在當今世界舉足輕重的美國人的外交，其實也一直是偏重意識形態的外交。
　　我們看到，美國的外交與一般世俗化國家有很大的區別，意識形態往往是其外交的重要目標：
　　美國人一直把人權當作一個重要的外交要價。美國人在其外交活動中，習慣性地要求對方改善人權狀況，甚至在最高層次的領導人會晤中也非常認真不做作地提出人權問題。在最近的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中，美國人又將朝鮮的人權問題提出來，要求獲得一攬子解決。似乎解除北朝鮮核威脅這種現實利益與北朝鮮政府是否善待自己的國民同樣緊迫同樣重要。
　　美國人又堅持世界上的國家都應該成為民主政體的國家，要求別的國家采取西方式民主體製，並不惜投入它大量的資源來促進世界的民主化。在原社會主義國家地區，美國挑起“顏色革命”，旨在促進該地區的進一步民主化；對非洲貧窮國家的債務免除上，美國以民主化實現與否為條件，在中東阿拉伯地區，美國試圖通過伊拉克戰爭來實現對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造。

　　美國還將宗教自由當作它一個重要的外交目標。1998年10月27日美國總統克林頓《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宣稱美國政府把“宗教自由當作外交政策的一個核心因素”，蘇丹政府被美國認為是迫害基督教的政府，於是美國政府製裁蘇丹幾十年。當布什聽說在北朝鮮存在著迫害基督徒現象時，不顧外交影響，對記者脫口而出“我極其討厭金正日（1）”。
　　再往以前看，就會發現，不僅是現在，就是在以前美國的外交也是以意識形態為目標，而不單純遵循利益論原則。比如說，二次大戰美國的參戰，就不是一個利益論能夠理清的行為。美國作為一個新興的超級大國，在二戰前完全可以依照十八世紀以來盛行的帝國主義邏輯，依據自己的實力，與當時占上風的帝國主義國家德國和日本來共同瓜分世界，當時的德日兩國出於對美國國力的畏懼也有這個企圖，因此多次向美國示好。但美國還是站在了民主主義這一邊，參與了針對德日法西斯的戰爭，付出了巨大的戰爭代價。從利益考量來講，美國對二戰的參與方式不是一個很經濟的、符合利益原則的行為。
　　這種人權外交、民主外交、自由權利外交從利益論角度來看很不明智。
　　首先，從利益論來講，別的國家的公民是否享有充分的人權不一定與美國的利益有直接的關係，依照利益論的邏輯，明智的做法應該是，隻要別國政府支持美國在國際上的利益即可，而不必管該政府如何對待其人民。其次，一個最簡單的算計是，人權外交、民主外交容易造成很多國家的反彈，甚至可能產生對立麵或敵對勢力，從而影響自己國家在國際上實現國家利益。但美國人卻不按照這個邏輯辦事，人權狀況以及民主與否一直是美國對外交往中衡量敵友的一個標準，是美國對外交往中的一個重要要價。
　　事實上，美國因為堅持人權外交，並且因為經常將經濟製裁當作實現人權外交的一個手段，結果自己也經常為此付出代價。在製裁蘇丹的幾十年中，美國政府禁止企業參與石油管道鋪設等項目，美國的財團也失去了相應的市場。在克林頓時代，美國在與中國的幾次人權外交的較量中，都曾以經濟製裁來要挾中國。但經濟製裁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做法，對華的經濟製裁雖然意味著中國眾多的企業失去了美國市場，但也意味著眾多的美國企業將被排斥在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增長之外。
　　為什麽美國的外交偏重人權民主等意識形態？
　　作為世俗化國家的學者，我國的研究者們也喜歡用利益論來解釋美國外交的意識形態色彩，他們說，在全球實現民主化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這種說法是一種自虐式的說法，難道民主不是中國政府追求的目標，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這種說法也不符合實際，單從利益指向而言，民主國家不一定與美國的利益不發生衝突，獨裁國家也不一定與美國的利益一定發生衝突。實際上，是因為二戰後美國以其無可比擬的實力充當了民主國家的盟主，並對民主國家之間政治與利益進行了統合，才使民主國家之間得以維持太平，避免了民主國家之間發生根本的利益衝突。帝國主義時期的列強之間的衝突，有時也是民主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
　　利益論者還解釋說，美國人的人權外交實際是人權大棒，專門打向美國的敵對國，也是實現自己利益的一個手段。
　　其實這樣解釋不符合實際，美國也同樣指責盟國如歐洲國家和日本的人權的不完善，並操縱人權機構在這些國家建立了分支機構，促進這些國家人權改善並對這些國家及周邊國家的人權狀況予以監視。比如，自八十年代起，就有許多菲律賓女郎或主動或被人騙去日本賣春，這些女郎固然為自己掙得了一些養家糊口的好處，但基本人權也遭到了蹂躪，有的人直接變成了黑社會組織控製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性奴隸。為製止這種現象，美國政府和人權機構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使日本政府將每年給這些女郎頒發的簽證由每年8萬個降低到8千個，從而使菲律賓賣春女郎大為減少，這個貧窮國家少女的人權獲得了保護，日本政府在人權問題上也少了一些不良記錄。此外，美國對盟國也施以人權壓力的例子很多，說明人權對美國而言，是一個普遍的標準。

　　實際上，要理解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就必須了解美國的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要了解新教中的清教徒派的思想。
　　美國的外交深受其社會性質以及國民的行為方式的影響，而美國的社會性質和國民的行為方式又深深地受著美國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是清教徒思想的影響。
　　因此之故，美國人的外交經常表現為基督教理念所左右的、旨在實現基督教理念的宗教色彩強烈的外交。在基督教保守勢力強大或總統本人基督教信仰虔誠的時候，美國的外交指向往往是直接的宗教目標。
　　具體來說就是：
　　美國人所熱衷推行和維護的自由、人權、民主的價值觀和製度，看起來是世俗的價值觀和社會製度，但實際上起源於基督新教的價值觀和宗教改革，體現著基督新教的信念。這些價值觀與新教教義一起，構成了延續兩百年的美國式的價值觀及社會體係，構成了美國的國家和社會的本質。
　　美國在世界上推行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和社會製度，並充當這些價值觀和社會製度的保護人的角色，實際上是在推行和保護基督新教的價值觀和製度，旨在全球建立一個基督教文明的社會和國際秩序；在宗教信仰虔誠的總統執政時期，這些價值觀和社會製度往往被直接的基督教傳播行為所取代。
　　促使美國采取這樣對外政策的，是美國人的由來於基督新教的天命意識，起源於基督新教教徒的救世主義態度，尤其是清教徒的一些特有革命性宗教信念，比如後千禧年思想等等，它們又強化了美國人的這種天命意識和使命感。
　　美國人的外交雖然也經常表現為一城一池的爭奪，一錙一銖必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來美國的外交也執著於利益，但其從全局上，從來沒有偏離過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體係的戰略目標，而且，其利益外交也是為實現其戰略目標而服務的，利益外交僅僅是戰術上的表現。
　　理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把握住美國國家和社會的本質，才能真正把握美國的外交實質，明白其真正的外交目的，也才能明白中美關係的實質及走向。政府才知道怎樣才能與這個世界的巨無霸大國打好交道，我們的國人才知道怎樣與美國人相處。
　　這本小冊子，將說明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和社會製度是如何起源於基督新教的，說明基督新教是如何構成美國的國家本質、以及如何決定了美國的外交實質的，並且從美國作為基督新教國家的這一本質出發，結合現在國際上一些流行的觀點和看法，對中美關係未來的演變做一個預測。



實質宗教化的國家

　　第一章 美國是一個表麵世俗化，但實質非常宗教化的國家
　　我知道，上帝更喜歡你們。（1）　　　　　
　　——毛澤東與基辛格的談話
　　世界上沒有國家像美國那樣，基督教對人的心靈保持如此巨大的影響。（2）　
　　——法國著名作家政治家托克維爾
　　一、美國是一個表麵看起來是一個很世俗化的國家
　　一般人在看待美國時，都把它看作是非常世俗化的國家。
　　所謂的世俗化，是指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人們心理上已經擺脫了宗教影響或束縛的狀態，主要表現為：
　　1，政治與宗教的分離。
　　政府不得參與宗教活動，國家公務人員的公務活動不得受宗教的影響。表現在立法上，就是法律規定，國家不立某種宗教為國教，政府不得偏袒或迫害任何一種合法的宗教。
　　2，公民的絕對的信仰自由。
　　政府不得幹預公民的信仰自由。
　　3，社會生活不受宗教的清規戒律的束縛。
　　比如人們生活追求奢侈豪華、追逐物質利益等等。
　　從表麵上看起來，美國的國家和社會確實有以上的特征。
　　在美國，盡管有一些宗教團體仍然主張建立政教合一的社會，甚至對美國國民意識的形成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清教徒思想也有政教合一的傾向。但是，在法律和社會製度上，美國是個政教分離的國家，而且從立國以來就是如此。
　　美國憲法禁止政府設定某種宗教為國教，禁止政府幹涉或參與宗教活動。國家公務員無論有怎樣的狂熱的宗教信仰，都不能以公職身份參加宗教活動；公務員的宗教活動隻能以私人身份，並且是在公務時間之外。這體現著政教分離的原則。
　　美國的這種特點與日本形成了對比。在日本，首相經常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並且法院都裁定為不違法（近期日本終於有法院裁定小泉的公職參拜屬於違憲行為），這實際上不符合政教分離精神。從美國的標準來看，如果首相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無疑是違背了近代國家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如果以個人身份，就隻能說是個人價值觀的問題。
　　在美國，無論你是天主教徒、還是基督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蘭教徒或某種新興宗教的信仰者等等，國家都保護你不受任何來自政府或者民間的宗教迫害。這體現著信仰自由的原則。
　　美國每年都會有各種不同的帶有明顯邪教性質的宗教出現，一些在本國受到取締的邪教往往最後跑到美國去尋求庇護和發展，這是因為宗教自由是美國憲法規定的公民最基本的權利，而美國國家與社會普遍尊重這種權利的緣故。美國對一些邪教的鎮壓，理由也隻能是他們違背了具體的世俗的法律，如果不構成違法，即便是其有許多違背公德或主流意識形態的行為，政府隻有聽之任之，奈何不得。
　　美國人狂熱地追求財富，追求舒適豪華的物質生活，也讓人們認為美國是一個非常世俗化國家。
　　美國主流人群追求生活的舒適和豪奢，生活的富裕也讓別國百姓羨慕向往。中產階級的富裕的生活一直引導世界工業化國家的消費潮流，並不斷地將消費推向一個新的高水平。美國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可以與過去皇室貴族的氣派相比擬。
　　美國人崇尚經濟成功。美國式的英雄是白手起家一代聚集億萬財富的英雄，而不是靠祖傳財富生活的富人。比爾？蓋茨的財富總和並不一定是美國首富，但他是白手起家，完全靠自己的個人奮鬥獲得了巨大財富，所以成了美國文化中的英雄的代表。
　　美國人對財富的追求和崇尚，以及對奢侈的物質的毫無愧疚的享受，似乎是隻有在極端世俗化的國家才可能出現的現象。一般注重意識形態的國家或宗教性國家都鄙視物質享受，或者將追求物質當作是罪惡。社會主義初期的蘇聯與中國的共產黨人，以及現在伊斯蘭世界的宗教領袖們都將追求物質享受當作是惡行，早期的歐洲清教徒的行為的一個很大特點就是禁欲主義，天主教徒則將禁欲刻苦修行甚至對自身的摧殘當作通向天國的必由之路。美國人的物欲主義態度似乎與這些宗教精神相背悖，隻有世俗化到拜金主義盛行的國家才會出現與美國相類似的物質主義態度。
　　政教分離、信仰自由、以及生活的奢侈和對物質的追求等等，使得一般人們都認為：美國是一個極端世俗化的社會，美國文化的主流是世俗主義、現世享樂主義，真正的宗教信仰在美國已經衰落，基督教在美國僅僅是一種傳統習俗，是由來於基督教文明的生活習慣，有些宗教活動，如各種基督教節日等等甚至在美國已經演化為娛樂。
　　二、但實質上，美國是一個非常宗教化的國家
　　但其實，這種看法是一種誤解，被美國的表麵現象所迷惑，沒有看到美國的社會和國家的實質。實際上，美國是一個非常宗教化的國家，基督新教在國家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國民心理上起著關鍵的主導作用。
　　依據美國蓋洛普的調查，在美國，有95%的人“信仰上帝”，（3）其中，86%為基督徒，基督教徒中，60%的人為新教徒，28%的人為天主教徒，10%為東正教。其餘信仰猶太教或伊斯蘭教。（4）成年人中，70%的人從屬某個教堂（5）。
　　這幾個反映國民信教程度的數據，美國在全世界主要國家居最高。其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占絕對的優勢，其主體又為新教。
　　據美聯社調查，美國人花在宗教上的時間和金錢，遠比化在體育娛樂上的時間和金錢要多得多。例如，1990年，美國人觀看各種體育比賽的人數3.88億人次，而出席宗教活動的人數則為52億人次，比看比賽的總人次多出13倍；1992年捐給宗教事業的資金總額為567億美元，而棒球、橄欖球、籃球三大聯賽的總收入隻為40億美元，兩者相差14倍。(6)

　　同樣，在參加社會組織方麵，據美國學者伍斯諾（Robert Wuthnow）的調查，在上個世紀末，有2/3的美國人從屬於某個宗教組織，而隻有1/5的人從屬於工會或商會。（7）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貨幣上至今印有“我們堅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樣，美國的“愛國誓詞”也說：“我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的旗幟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國，一個國家，歸上帝主宰”。在美國的總統就職儀上，新任美國總統也必須手按《聖經》，向《聖經》宣誓。這些做法，就筆者所知，在世俗化成為主流的今天已經很少見，反映著美國人的強烈的宗教情緒。
　　美國自建國以來，在國家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中起主導作用的一直是所謂的“WASP”人群，他們在今天也被認為是美國社會的主流群體，體現著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所謂的 “WASP”人群，也就是既具有白種“盎格魯薩克遜人”血統（White、Anglo-saxon ），又是“新教徒”（Protestant）的人群。在這裏，清教徒信仰或路德宗信仰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許多華人在美國生活數輩，經濟上也頗為成功，但也經常有種邊緣人的感覺，感覺沒有融入其主流人群和文化，其原因，就是美國的主流仍然由WASP在把持著。
　　美國自建國以來，總統的絕大多數都是基督教徒。美國在曆史上留下重要業績的總統幾乎都同時都以虔誠的基督教信仰而著稱，其中，有些總統因基督教信仰而給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美國第一任總統國父華盛頓在總統就職典禮上，親吻《聖經》，手按《聖經》宣誓，並且在正式誓詞之外，另外說了一句“我宣誓，我祈求上帝的保佑”。以後曆屆總統都向《聖經》宣誓，並在就職演說中祈求上帝的保佑。在獨立戰爭期間，華盛頓命令所有軍官把向士兵宣讀禱告文作為一天的開始，並於1776年7月開始自己的部隊配備隨軍牧師。自此以後直到今天，美國軍隊一直保持著士兵作戰前禱告並在軍隊中配備牧師的習慣。
　　華盛頓認為美國的獨立是上帝的恩典，他曾經說“美國人民比別的國家更有理由承認，上帝介入過他們經曆的諸事。美國人不應該忘記，上帝的大能在我們的革命時期多次彰顯，全能的上帝是我們唯一的保護。”(8)　
　　第二任總統亞當斯 (John Adams)是第一位遷入白宮居住的總統，他曾經誌願做一名全職的基督教牧師，為此進了哈佛大學專修神學。在總統府遷入白宮後，亞當斯下令在正式的餐廳刻上禱詞：“我祈求上帝，將最好的祝福賜予這座屋子和以後居住在這裏的每個人，但願唯有誠實睿智的人永遠在這屋簷下治理！”（9）這個禱告詞至今刻在白宮的餐廳上。
　　（下略30000字）
　　三、美國的宗教性來源於以清教徒為主的新教移民的影響
　　那麽，為什麽美國這個國家在現代仍然保持著這麽強烈的宗教性？為什麽美國這個國家每當出現世俗化浪潮時就有強烈的回心力量將其拉回宗教的軌道來？
　　其原因在於，美國這個國家根本就不是一個自然形成的國家，而是由一些因為宗教原因而遷移北美大陸的新教徒所創建的宗教國家，這些新教徒建國的目的是在新大陸實踐新教理想，在新大陸實現新教的宗教目標。
　　因此，美國一開始就是一個是建立在新教徒意識形態之上，為新教意識形態所驅動，為實現新教徒意識形態目標的國家，新教的價值觀是這個國家產生的動力，也是這個國家以後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主導力量。
　　追溯曆史，我們會看到，美洲殖民地的形成和建設，以及美國的立國和建國，都源於基督新教特別是清教徒思想的影響。
　　在英屬法屬殖民地時代，前來美洲大陸定居的，主要是來自歐洲大陸的移民。一般國內的教科書，都把他們當作是在歐洲大陸失去土地或坐奸犯科而被流放到美洲的貧下層居民，說他們在歐洲是罪犯或貧民，到美洲大陸是為了在新殖民地尋求土地、尋求生計，或者是不得已而為之。實際上不然，當初到美洲大陸尋找新生活的人，許多是有著宗教目標的基督教新教教徒，其中主要成分是與英國國教聖公會產生衝突的英國卡爾文宗的清教徒（Puritan）。在這些人中間，很多人在歐洲大陸擁有豐厚的財產或較高的社會地位，他們遷移美洲，或者是為了擺脫歐洲天主教勢力的壓迫或來自英國聖教公會的迫害，或者是受分離主義態度驅使而要在新大陸建立一個新教統治的新天地。
　　人們所熟悉的最先到達美洲的“五月花號”船上的移民，就是一些有著被通緝的背景的英國清教徒。這些人的主體是英國斯庫盧比地區的清教徒農民，領袖是當地的大富豪布魯斯特及牧師羅賓遜以及他們的學生布賴特福特等人，布賴福特後來做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總督。這些人當初在英國的時候，因為在家鄉斯庫魯比地區舉行新教教徒的非法聚會，被政府及國教的特務檢舉，而麵臨入獄危險。於是他們從波士頓港出發逃往新教國家荷蘭，希望在那裏避難，並且能維持他們的信仰生活。但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及萊登城，出身農民的他們不能適應那裏的城市生活，與當地的新教徒發生了衝突，加之荷蘭與西班牙簽訂的十三年和平條約即將期滿，天主教大國西班牙的威脅日益迫近，於是，這些人又籌措資金，逃亡美洲大陸。他們於1620年末到達北美，然後在北美法吉尼亞地區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成為美洲的“開發之父”。
　　宗教分離主義也是美洲新大陸移民的一個來源。分離主義一直是宗教史上的一個傳統現象，當某種宗教派別不容於當地的風土文化或其主體宗教時，這種宗派往往就會產生分離主義傾向，即離開其所處風土文化或主體宗教，而另辟生活之地，或者是自立宗派。基督教以及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信仰之父”亞伯拉罕就是分離主義的先驅，當初他生活的地區中東城市烏爾盛行拜物教以及多神教，為擺脫拜物教和多神崇拜的影響，在年逾古稀的時候，亞伯拉罕舍棄了居住數代的家鄉烏爾以及安逸舒適的生活，帶領族人踏上了遷移跋涉之旅，走向上帝賜予的“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迦南。當年遷居美洲新大陸的基督新教的教徒，有許多人也是抱著這種分離主義態度而離開了世居的歐洲的，他們來到北美，抱著在那裏建立一個完全脫離天主教影響的實踐新教信仰新天新地的夢想。對於他們來說，新大陸就如同亞伯拉罕當年遷居的中東迦南地區一樣，是上帝應許的“流著奶與蜜”的地，是實踐真正信仰也就是基督新教的地方，在那裏，他們將擺脫舊大陸歐洲的天主教勢力的影響，建立起能夠真正實現神的旨意為神所喜悅的新天地。
　　美國學者奧爾森講述新教徒大量湧入北美的曆史時說：“當清教徒在17世紀自動離開英國的時候，他們尋找的是一個新世界，可以不受不虔誠的皇權和不純潔的國家教會的阻擋，在那裏建立這種基督教聯邦。他們認為北美是應許之地，所以為了神與神的國度，他們要占領北美。”（34）
　　美國獨立戰爭的發生，也是因為早期移民北美的多數人都是新教教徒，而主要殖民地多是清教教徒的緣故。
　　清教徒是信仰新教中卡爾文主義的英國教徒，之所以被稱為清教徒，因為這些人主張清除英國國教中的天主教因素和影響，淨化英國國教，建立純正的新教教會。英文中的清教徒（Puritan）、清教主義(Purism)就含有清純、淨化的意思。稍微熟悉宗教史的人都知道，英國國教聖公會雖然號稱信仰新教，但其因來路曖昧，所以帶有很深的天主教痕跡和影響，基本上可以說仍然是天主教體係。當初宣布英國國教改為新教的，是國王亨利八世。亨利八世宣布改宗，並不是因為信仰新教，而是為了擺脫禁止他離婚的天主教會的束縛。該國王因為想廢除生不下男孩的王後，想離婚另娶，但被反對離婚的天主教教會所禁止，因此，一怒之下，宣布國教改為新教，新教則同意了他的另娶計劃。這樣改宗的英國的國教會雖然號稱新教，但仍保留了大量的天主教的信仰和習俗，這些天主教的信仰和習俗一直是國教會內部真正的信教徒的不滿和改革對象，新教徒因此發起了改革教會的運動，他們將自己的改革運動稱為淨化國教的運動。
　　但這個運動一開始就遭到了掌握著政權與教權的政府和國教教會的鎮壓和迫害，在鎮壓和迫害當中，大量的清教徒逃到了真正的新教國家荷蘭，前麵講的最先到達美洲的“五月花號的”的人群就是在此背景下逃出的清教徒。留在英國本土的一部分清教徒則與教權和政權繼續做著周旋與鬥爭，最後，在各種政治經濟因素促發下，發生了英國的著名的清教徒革命，清教徒掌握了政權，建立了共和製政體。在清教徒領袖克倫威爾死後，保皇黨複辟，英國恢複了舊體製。
　　由逃亡的清教徒們建立的美洲殖民地，在宗教上，一直與英國本土的宗教處於對立狀態。
　　美洲大陸的宗教主流為清教徒和路得宗，英國的國教則為天主教與新教的混合體聖公會安力甘宗。安力甘宗作為英國國教就如前麵所說一直是清教徒改革的對象。在美國獨立戰爭及18世紀二十年代，英國本土和美洲殖民地發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宗教“偉大複興（Great Awaking ）”運動，這場運動，表現在英國，是衛理循道宗教派的產生，雖然此教派也反對安力甘主義，力圖改革英國國教，但與清教教義很多地方截然對立，沒形成多大勢力，英國仍然被國教控製。這場運動表現在美國，則是新教教義的普及和強化運動，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新教教義在新大陸被強化的運動，這場運動最後導致了新教公理宗、長老會、浸信會的進一步振興，清教徒也被這些教派吸收，從而與英國國教徹底在思想上脫離了關係，並形成了進一步對立。
　　宗教“偉大複興（Great Awaking ）”運動進一步促進了美洲殖民地人群的主體意識，進一步加強了殖民地與英國本土的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離心力，為獨立戰爭做了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準備。
　　研究美國曆史的專家都承認，美洲新大陸與英國本土上的宗教對立，以及發生在獨立戰爭前夕的宗教大複興運動，實際上是美國獨立戰爭的遠因。比如，美國第二屆總統約翰？亞當斯就認為宗教大複興運動為美國獨立戰爭播下了思想的種子。（35）美國學者桑多斯（Sandoz）在《法的政府》一書中說，“獨立宣言所表達的美國精神，發端於十八世紀三十年代的宗教大覺醒運動。”（36）馬斯登（George Marsden）說：“十八世紀的宗教偉大複興運動為清教和民主革命之間提供了橋梁。”(37)
　　（下略15000字）
　　由於“即使以血淋淋的末日般的戰鬥為代價”，基督徒也要廢除奴隸製度，所以南北戰爭就不可避免。南北戰爭開始之後，眾多的基督徒投入了戰爭。據美國的曆史學家講，基督徒們把戰爭看成了一場捍衛基督精神的戰爭。約翰？布朗是一位在現代中國也為許多人所知的南北戰爭時的美國的英雄，他在戰爭期間因為挑動奴隸造反和武裝解救奴隸而被處死，被處決前，他說上帝給他的使命就是讓他消滅南方的奴隸製。馬斯登說：“當南北戰爭進行的最激烈的時候，北方人往往將聯邦軍隊的前進等同於基督王國的前進”。（47）
　　南北戰爭結束後，關於北方的勝利，林肯說：“加理森的邏輯和道德力量，以及國家和軍隊中的反對奴隸製的人民成就了這一切”。（48）加理森是指靠基督教說教來鼓吹廢奴主義並產生很大影響的新教浸信會教友威廉加理森。加裏森當時鼓吹，為了廢除奴隸製這一罪惡，讓聯邦毀一千次也在所不惜。
　　基督徒們對奴隸製的厭惡，並不是因為當時的南方的奴隸製真正的多麽殘酷，而是來源於對基督教精神的執著。南方的奴隸製，據一些曆史學家講，並不像廢奴主義者宣傳的那樣殘酷，曆史學家莫理遜在《美利堅曆史》一書中說，與北方白人對黑人的冷淡相反，“南方的奴隸主們對黑人奴隸反而有一種理解和愛，讓自己的孩子喝黑人的奶汁，與黑人的孩子一起玩”。（49）其情景，就如同小說《飄》所描述的那樣，我們在這部描寫南部風情小說中看到，郝思佳家與奴隸們之間的關係，有一種默契和相互之間的關照，很有些像今天的保姆和雇工與老板之間的關係，這個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兩者之間的關係極度緊張並充滿了暴力，南方奴隸莊園的生產不會有效率，而奴隸主家的安全也不會有保障。莫理遜說：“南部諸州對奴隸的虐待狂式的虐待，隻是極個別的現象，而大多數的奴隸主無疑對奴隸是親切並富有人情味的”。（50）
　　所以，即便是現在，在美國仍然有人認為，當初白人把黑人搶到美洲做奴隸實際上救了他們，因為黑奴們在奴隸製下過的生活比在非洲的原始部落中的生活要好得多。
　　但是，無論這個製度實際上多麽溫清，給人實際上帶來了多大的好處，一個可以容忍虐待他人的製度，一個完全地剝奪了他人自由的製度，在基督徒們看來，也就是罪的製度，它與基督教的“愛人”的精神相違背。正是這個基督教的愛人的說教，驅使美國人廢除了奴隸製。以後，這個說教讓美國確立了保護幼兒不受虐待的家庭立法，並讓美國不停地對其他的社會製度予以苛病。
　　美國沒有接受社會主義，也是因為基督教的緣故。
　　美國建國時期，歐洲正處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初期發展階段，以後隨著美國的發展，歐洲的社會主義也蓬勃發展。但是，美國作為從歐洲文明中脫體的國家，深受歐洲政治文化影響，卻從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沒有產生過有勢力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政黨，並且成了反社會主義反共產主義的先鋒。這是為什麽？學者們一直研究這個問題。德國著名學者鬆巴特做出了自己的解釋。他在《美國為什麽沒有社會主義》一書中說，美國的勞動者的生存條件比歐洲勞動者的生存條件要好得多，是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因，社會物質生活豐富是美國得以抵擋社會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這是一個錯誤的考察。我們從傑克？倫敦的小說中可以看到，美國自建國以來一直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勞動者的生活也很苦，勞動條件也很差，勞動者的權力得不到保障，在傑克？倫敦的筆下，許多工人包括童工因為苛刻的勞動條件而累死累瘋。同時，那個時代美國社會的貧富懸殊也很大，富者沿襲了歐洲的貴族生活方式，窮者則可能溫飽不保。大家所熟悉的美國的傑出作家愛倫？坡，其實就是窮死的。他的妻子得了肺病，不僅沒錢治，就連保暖也作不到，家裏沒有充足的被子用，造成了妻子的肺病的惡化，結果他妻子很年輕就去世。他做詩，說上帝嫉妒他倆的愛情，所以把他妻子帶走了，讀起來催人淚下。愛倫？坡以後自己僅靠稿費無以生存，來城市謀生，因為太窮的緣故，有一天在貪喝了競選人提供的免費酒後，凍死在街頭。愛倫？坡的生活是美國窮人生活的一個縮影，除此之外，斯坦貝克等作家也描寫了美國勞動者的悲慘境遇。
　　美國的勞動者的生活境遇，說明美國有著社會主義出現的客觀物質條件。所以，很難說是美國人的生活的富裕使得美國沒產生社會主義。
　　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基督教勢力強大，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緣故。
　　社會主義的世俗化理論以及其中的唯物論和無神論，對基督徒來說，是違背基督教義的，沒有精神上的吸引力，尤其是涉及無神論時，往往被認為來自撒旦的誘惑。
　　共產主義的理想在基督教徒看來是不可能實現，基督徒相信，人生而有罪，並且罪孽深重，靠這樣的罪性深重的人來建立共產主義這樣的天國是不可能的，這樣的國隻有在神的主導下建立，人是建立不起來這樣的理想國的。
　　因此，基督教信徒很容易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產生抵製。
　　美國的一部電影比較形象地說明了美國社會為什麽沒有產生社會主義的原因，說明了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特點。這部電影，中文名稱叫《空穀芳草》，主人公由派克主演。電影的故事梗概是：一位貧窮家庭的姑娘，剛神學院畢業，沒有工作，迫於生機，來到自己父兄勞動的工廠老板家裏作保姆，父親堅決反對，因為父親在勞動時受傷致殘，因此仇恨工廠主一家，認為自己的姑娘不能去伺候他們。但是，姑娘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姑娘受基督教倫理的影響，認為人不能仇恨別人，給廠主作保姆也是上帝給予的工作，也應該做好，伺候好主人是自己的本分，於是姑娘仍然堅持在廠主家作保姆工作，並且盡心盡力地去做。後來，姑娘的父親因為怨歎自己的命運因此也不信上帝，參加了砸工廠的運動，在與工廠主的衝突中開槍打死了廠主，自己也被打死，而姑娘則因為善良的心腸和周到的服務以及處世的智慧，獲得了廠主一家的喜愛和尊重，最後嫁給了廠主的公子，而且獲得了整個工廠的支配權，從此完全地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和生活。
　　這是一種典型的美國式認識，也是一種典型的美國式說教。也就是，順服上帝，勤奮工作，靠善良和智慧以及上帝的祝福來致富。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基督教倫理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抵抗。
　　美國沿密西西比河一岸被稱為“《聖經》環帶(Bibile Belt)”，這一帶的居民包括農民工人多數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其中堅信《聖經》的福音派居多，即便是現在，如果一到星期天，街道上就幾乎沒有商店營業，因為人們都去教堂了。這一帶從來沒出現過社會主義苗頭。
　　美國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產生於進步的知識分子之間，比如哈佛大學的知識分子等等。進步的知識分子受理性化世俗化影響，對基督教持否定態度，因此同情和支持社會主義運動。但因為沒有工人和農民的社會基礎，工人農民的主要力量都讓基督教俘虜過去了，所以，終究成不了氣候。


　　第三章 美國的外交，是追求意識形態目標的外交
　　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都誤判了形勢，他們不了解美國這個國家。美國這個國家進行戰爭，從來不依據利害權衡和得失盤算，美國人打仗，從來都是依據道德原則和國民的好惡。（1）　　　　　　　
　　—— 日本內閣情報局長、駐泰大使岡崎久彥
　　“美國蔑視力量平衡的概念，認為實力外交不道德。美國的國際秩序的標準是，民主主義、集團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決”。（2）　　　　
　　——亨利 基辛格
　　一、美國的外交注重意識形態
　　美國自獨立以來，就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
　　早期是對西部疆域的拓展，現在被說成是國內事務，實際上當初是從法國西班牙及墨西哥等國或奪或買地獲得土地，也是對外活動。
　　南北戰爭之後，在形成現在的美國的規模之後，美國開始走出美洲，參與更廣泛的國際事務，其間主動投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直到今天，美國已成為影響全世界至為重要的國家，把握著幾乎所有國際問題的關鍵，從台海，到中東，到非洲，到歐洲，都擺脫不了美國的影響，幾乎所有國際熱點的當事國領導人，都把美國的態度當作首先必須考量的因素。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講，北美洲遠離世界的紛爭熱點，美國在成為世界強國之前，對國際事務可以有較大的回旋餘地，它視國家的利害狀況，既可以采取閉門的孤立主義，也可以采取開門的國際主義政策。盡管美國一直有孤立主義的主張，但美國自建國以來孤立主義就沒有得誌過，開門的國際主義政策一直是美國的對外政策主調，包括被認為是孤立主義的門羅主義，其實也是為了獲得在拉美和太平洋地區的支配權，是為了向太平洋地區擴展，也是一種開門主義。甚至，我們在美國的國際活動中看到，美國在對他國的問題上經常采取幹涉主義態度。
　　為什麽美國一直采取開門主義政策，甚至是幹涉主義政策？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美國的開門主義和幹涉主義，容易被理解是為了爭奪資源和搶奪市場等，被認為是追求國家物質利益的行為。一般世俗國家的學者都從利益角度來解釋美國的外交動機，筆者曾在全國最大的書店找遍了關於美國外交的書，發現，除了美國人自己寫的書介紹了意識形態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之外，所有我國學者，都將美國的對外政策解讀為追逐利益的行為，沒有考慮到意識形態對其內外政策的影響。對二次世界大戰的解讀也是如此，認為美國參與二戰，是美日兩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長期爭奪利益的結果，日本想獨占亞太，美國要求利益均沾，因為利益對立，不可調和，導致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在亞太地區火並。美國支持中國的抗戰，也是出於自身的利益考慮等等。
　　其實，這種世俗化的利益論考量，是經不住推敲的，考察美國對外政策中意識形態所占的分量，就會發現，意識形態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
　　那麽，什麽是美國的意識形態？考察美國的曆史，可以發現，美國的意識形態表現出這樣的內容和特色：
　　1、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執著。
　　2、強烈的選民意識和同樣強烈的天命意識。
　　意識形態一般是指某自成係統的價值觀，在這個意識形態的係統內，價值觀一般都有簡單化和絕對化的傾向。在美國，美國人的選民意識、天命意識、和舉國上下的對自由民主的執著，一直是一種不容置疑的自我評判和價值判斷，是被認為是絕對有道理和正確的，是美國的意識形態的主要構成內容。
　　首先，我們看美國人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執著。
　　美國人認為，自由、民主、人權之好，是不容懷疑的，他們符合上帝的旨意，人的權利在自由民主的製度下獲得了最大的保障。隻要是不民主的，不自由的、反人權的，就是壞的。無論在哪個國家，那個民族，也無論其窮或富，民智是否開化，經濟水平是否達到一定程度，民主都應該是應該實現的社會製度，人權都應該是受到保障。
　　在美國，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是一個被絕對化了的、含有崇高和神聖的意義的詞，意味著幾代人的理想和奮鬥精神及奮鬥曆程，就像前幾十年在中國提起共產主義、老紅軍等這樣的詞一樣，被絕對化和意識形態化。人們看到，由於對民主自由的執著和意識形態化理解，美國人有時表現得很單純，許多由別的國家跑到美國的流亡者，隻要聲稱自己是民主鬥士，就會受到百姓和政府背景的人士的支持和愛戴，獲得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和幫助。相反，隻要你表現為不理解或不喜歡民主，你就會遭到感情上等各方麵的冷遇。
　　其次，我們看美國人的強烈的選民意識和同樣強烈的天命意識。
　　美國人認為，美國是上帝的國家，是上帝選中、受上帝祝福、體現上帝榮耀的國家。美國負有上帝賦予的使命，體現著上帝的意誌，美國要做全世界的領導者，將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這種選民意識和天命意識在美國的曆史上不斷地被表述，成為美國人的一種特有的自我感覺。
　　馬塞諸殖民地的英國的清教徒宣布，他們建設的新大陸將成為耶穌所說的建在“山上的城”，將成為照耀全世界的光。第一任總督文思洛宣稱，新教徒對“新世界的開拓，是上帝賦予的使命”。（3）
　　首屆總統華盛頓在給各州州長的信中說：“現在，獲得了完全的獨立和自由的美國人成了全世界最受人注目的角色，站在舞台中央。這個舞台，是上帝為了顯示人的偉大與傑出而特意設計的。”（4）
　　十九世紀與愛倫？坡等交往甚密的作家約翰？奧薩利班在一篇《前途遠大的偉大國家》的文章中說：“我們國家，注定要向人類展示上帝的美好意誌，那就是：我們是讓人類進步、實現個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國家，我們一定能完成這一使命。這將是我們今後的曆史，美國正是為了這一使命而被上帝揀選的。”（5）
　　奧薩班利還說：“美國命中注定要采取好的行動，我們除了對一些可以吸取的經驗以外，對過去的事情一概不感興趣，遠大的未來才是我們的舞台，我們的曆史要在未來中創造。在我們的心中，有上帝的真意和慈悲的目標，有沒被過去汙染的良心，我們正在進入人類未曾踏入過的空間。我們注定要成為引導人類進步的國家，任何障礙都不能阻擋我們的前進，上帝的意誌與我們同在。”（6）
　　近期的裏根總統則說：“我們必須考慮到，我們應該像一座山巔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視著我們。所以，如果我們在所承擔的這項使命中虛偽地對待我們的上帝，並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現在這樣保守我們，那麽我們必將成為世人談論的趣聞和笑柄了。”（7）裏根還說：“我們必將再度成為自由的楷模和希望的燈塔”。（8）
　　現在的布什總統說：“在美國人的善良、理想和信念當中，無處不看到上帝的旨意”。（9）布什在第二次就任演說中還說，美國要做黑暗世界的燈塔。
　　這種選民意識和天命意識還表現為美國人的自信和優越感。托克維爾在其《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形象地描述了這一點，他說：“美國人在與外國人相處時，不允許說美國的一點壞話，並且無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國人稱讚”，（10）“如果這個外國人對此有抵觸，那麽他們就開始自己稱讚自己，他們即便是對自己的業績持有懷疑，但也願意用自鳴得意的目光來欣賞自己的業績”。托克維爾舉例說：“我曾經向一個美國人說，你們的國家真不錯，這個美國人馬上回答說，真是這樣，世界上再沒有這麽好的國家了。我誇獎了美國的自由，這個美國人馬上對我說，自由是上帝的恩賜，可是世界上還有那個民族配享這樣的自由呢。”（11）
　　美國的意識形態中的幾個特點，強烈地體現在總統的就職演說上。總統的就職演說一般是美國意識形態的大展示，曆史學家申科曼（Rick Shenkman）研究了曆屆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發現它們有個共性，就是所有美國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必然會提到以下幾點：1，美國人應該敬畏上帝。2，美國人應該推動全球自由民主與和平。3，美國是世界的楷模。4，美國人應該全民團結。5，總統對人民的智慧有信心。6，尊崇開國元勳等。
　　這幾個共性都包含了對民主自由的執著以及美國人的天命意識和使命感。
　　美國的意識形態在其建國之初就存在，可以說是美國生來具有傳統悠久的東西，我們從首先到達美國成為美洲開發之父的“五月花號”搭乘者們簽訂的契約中，從早期其他殖民地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到以後成為其意識形態的基本要素。以後的美國各個時代重要人物的言論、各時代的主流思想，都表達出這種選民意識和使命感以及對自由民主的信奉，一直延續到美國的今天。
　　這種意識形態，決定了美國建國以後的對外政策的主調，它使得美國人自建國以來就在周圍世界推銷自由民主製度，然後隨著美國的實力和影響的擴張，逐步開始在全世界充當民主自由和人權的保護人。以後，又加上了推行人權保障體係。
　　我們可以簡單地回顧一下美國的對外關係史，來看看意識形態是怎樣扮演其外交基石角色的。
　　（下略30000字）
　　美國對法西斯陣營開戰，完全出於意識形態理由，而不是一種帶有經濟考量的行為，從戰爭開始前美國可選擇的道路以及在戰爭中美國付出的巨大代價而言，美國的參戰對於他們而言很不經濟，美國在戰爭中犧牲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國民經濟倒退幾十年，並且在戰後為了歐洲和日本的重建，美國又通過馬歇爾計劃等給與了歐洲和日本兩大地區巨額的經濟援助，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但是，美國還是參與了戰爭，在這裏，美國人意識形態又起了作用，在美國看來，法西斯陣營是專製獨裁國家，是民主與自由的破壞者，是對美國人認為的真理和正義的挑戰。美國人說，當自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威脅的時候，美國人有責任保護自由世界。
　　基辛格在論述二戰時說：即便是沒有珍珠港，美國也會參加戰爭，因為“為了自由的未來和美國的安全，羅斯福無疑會讓美國參戰”，進而，基辛格說，美國的參戰“是美國的偉大並勇敢的領袖進行的非凡的外交努力而導致的結果”。（22）
　　日本內閣情報局長岡崎久彥在論述二戰時說：“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都誤判了形勢，他們不了解美國這個國家。美國這個國家進行戰爭，從來不依據利害權衡和得失盤算，美國人打仗，從來都是依據道德和國民的好惡。”（23）
　　在這裏，岡崎所說的道德和國民的好惡，就是指美國人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具體美國人的好惡是什麽，將在下麵講述。
　　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也一直貫穿於二戰以後。
　　二戰之後，美國以民主的挽救者身份以及無可比擬的國家實力成了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國借此對西方世界進行了整合。在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中，美國成了資本主義陣營的盟主，成了西方意識形態的最強大最堅定的捍衛者。此期間，美國出兵朝鮮，出兵越戰。美國大兵賣命流血，目的也是為了防止朝鮮半島和印支半島的“赤化”。美國在越戰遭到了慘敗，成為美國自立國以來的首次遭遇的敗績，因此，在美國一直有越戰值得不值得打的疑問。但從意識形態來講，至今仍然有許多人認為值得，他們的邏輯是，如果沒有美國的參戰，可能印度支那半島早全部成共產國家了，這也是一種基於意識形態角度的評估。
　　進入七十年代，卡特執政以後，在冷戰的環境中，美國在無法改變大多數中立國家的政治體製的條件下，為爭取中立國家的支持，共同對付社會主義陣營，沒有把政治體製的民主化當作對外交往的普遍要價。但出於其意識形態，美國提出了人權外交，這個人權外交既被用來苛病社會主義陣營，也成為美國針對其他國家的普遍的要求。自卡特以後，人權開始成為美國的外交的基石，人權的狀況成為除政治體製以外的衡量敵友及遠近的標準，成為美國外交的一個重要的意識形態目標。
　　在以後的曆屆總統的對外政策中，人權都是其響亮而重要的對外要價，幾乎每屆總統在選舉過程中都把人權外交當作自己未來政策的重要賣點，以獲取選民的支持。
　　共和黨總統老布什曾在中國居住多年，擁有眾多的中國朋友，被認為能理解中國的現狀，帶有親華色彩。但即使這樣，布什在執政期間，對中國實施基於人權理由的多年的製裁。
　　為贏得選票，與老布什競選時，克林頓批評其在人權問題上“軟弱”，掌權後，克林頓在人權外交上大進一步，在任八年，克林頓打了兩場人權戰爭，一場是為製止種族屠殺而出兵肯尼亞，另一場是在“人權大於主權”的口號下發動的南聯盟戰爭。克林頓當政期間，在國際上支持英國首相布萊爾的“人權大於主權”的口號，兩人共同把人權提到高於國家主權的高度。
　　小布什時代，美國一國獨大，世界呈單極格式，美國不再顧忌，在人權之外，又將“政治自由”作為外交公開的對外要價。對中東阿拉伯世界，小布什除了依法反恐為由，打擊伊拉克，將獨裁者薩達姆送上審判台之外，又靠宣傳及威脅，迫使中東實現民主化；對中亞及原蘇聯地區，小布什靠鼓勵顏色革命來促使其進一步民主化，對俄羅斯的被認為破壞司法獨立的案件聲稱要進行製裁；在近期的對非洲債務的免除上，小布什的條件也是非洲對象國的民主化。小布什在二次就職演說中公開宣稱，美國人的使命是掃除地球每一角落的專製體製和獨裁者。
　　布什時代的美國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新保守主義的活躍。新保守主義是一場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發動的保守主義運動，主要的策源地是共和黨，領導者是共和黨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義的主要人物組成了一個叫做“推進新一輪美國世紀計劃委員會”（PANC）的組織，由現任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斐爾德以及評論家布茨、克裏斯托等組成，這些人在多種場合對新保守主義外交做了闡述。這些闡述可以歸納為這樣一些觀點：
　　1，美國由於其市場經濟的成功，以及在婦女解放、人權保障等方麵的成就，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擁有絕對影響力的帝國；
　　2，這個帝國沒有任何領土要求，他不同於過去的帝國主義時代的帝國，過去的帝國的目的是靠武力使原住民服從，獲得殖民地；而現在的美國帝國的目的，是給這些國家帶來民主與法治。
　　3，美國政府應該繼承裏根的成功的外交政策，裏根的外交政策是：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推行美國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充分發揮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力。裏根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拖垮了蘇聯帝國，並給世界帶來了民主化。
　　4，為確保美國的價值體係，並在世界上推行這個價值體係，美國應該時刻準備打一場小規模的局部戰爭，曆史證明，美國曾經進行的這些局部戰爭，如奪取菲律賓、出兵西伯利亞、出兵古巴、越南戰爭、波西尼亞戰爭、科索沃戰爭等等，都在確保了美國的價值體係起到了作用。
　　5，在這些局部戰爭之後，還要考慮這些國家的重建(Nation Building )，為確保這些戰爭對象國的民主建設，美國應該準備類似於二戰後援助歐洲建設的馬歇爾基金。
　　新保守主義經常引用的保守主義政策成功的實例，是美國對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的改造。二戰後， 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都是被美國摧毀後，美國的重建下成為獨立的繁榮的民主國家的。
　　我們可以看出，伊拉克現在成了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的實驗地。
　　實際上，考察美國的外交史，就會發現，新保守主義闡述的外交政策，其實正是美國政府曆來一貫的外交政策，其目標也是在全球推進美國式的民主自由體係，推銷並保護美國的價值觀，隻不過是在今天美國獨大的世界裏，這個政策得到了明確的無所顧忌的表述。


　　第七章　美國的對華外交：從傳教的熱忱到對反基督者的仇視、再到異教徒情結
　　美國人的對華外交，也遵循著基督新教的理念。
　　如前所述，基督教是一個具有強烈傳教熱忱和救世主義態度的宗教，歐美國家自與中國有接觸以來，就把中國當作一個傳教的重點國家。上帝對他的子民說，我給你一個金幣，你要給我還一百個金幣回來。中國自與歐洲接觸以來，就以眾多的人口和廣闊的領土為歐洲人所知，為他們向往。中國眾多的人口和廣闊的領土傳教士感到振奮和激動。讓數億人民歸屬上帝，對歐美的傳教士來說，是一個有挑戰性有魅力又有意義的工作。讓數億人口歸順基督，在基督徒看來，相當於給了上帝數目極為可觀的金幣。
　　因此，歐美人對在中國傳播福音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先到中國來的，是一些歐洲的傳教士，主要以耶穌會為主，內容主要為天主教。美國建國以後，美國的教會也差遣傳教士來中國，內容也變為基督新教的教義。歐洲世俗化以後，向中國傳教的主要力量變成了美國。
　　傳統的中國，在美國的基督教徒看來，是一個世俗主義和搞偶像崇拜的國家。
　　所謂世俗主義，是指儒教的現實主義和物質主義。儒教是一個非常世俗主義的思想係統，它表現為注重現世，不談來世；注重世俗理想，不講天堂。由於注重現世，儒教又帶上了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統治者注重秩序，百姓注重家庭，全社會人都追求世俗的價值如福祿壽等，不追求天國。孔子說：“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忌談鬼怪力神等等。
　　所謂搞偶像崇拜，是指傳統中國多數人信奉的佛教。佛教到處豎起佛像，讓人跪拜，並且不認為世界是上帝所創，而認為是各種“因緣”的結果，這在基督教看來，是拜偶像宗教，不拜真神，是在自造假神。
　　這樣一個中國，在基督教看來，是一個異教統治的國家，還不是赤裸裸反基督的國家。反基督的國家是赤裸裸地反對基督教思想，或者迫害基督教徒的國家，如伊斯蘭世界。那是應該消滅的世界。傳統的中國僅僅是異教統治的國家，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
　　在清朝，美國第一個向清政府施壓，要求中國實行信仰自由，要求獲得在全中國和向中國居民傳教的權利。在此之前，英法等國家隻被允許在中國的開放城市向外國人傳教，向中國居民的傳教屬於禁止之列。美國在清朝時期，向中國派遣了大量傳教士，建立了眾多的教會學校，花費了大量人力及資金。在清朝末期及到1918年之前，在來華的外國傳教士中，60%為美國人，（1）教會學校的近乎80%以上是美國傳教士創辦的。燕京大學、清華大學、聖約翰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滬江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嶺南大學等等都是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他們是現在的北大、清華、複旦等著名學校的前身，現在也領導著中國學術潮流。
　　在政治上，美國的對華的態度也較友好。在帝國主義紛紛將懦弱不堪的中國當作肥肉宰割的時候，美國基於基督教精神，對列強強調了對華交往的公義性。美國人提出的對清朝中國的“門戶開放”的政策，如前所述，就是在保全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條件下，中國對基督教文明開放門戶。在清朝遭受的多次侵略戰爭中，隻有一次美國派兵參加了戰爭，那就是義和團運動時的八國聯軍，而八國聯軍對中國的戰爭，在美國被認為是一場宗教戰爭，是美國為保護自己的宗教利益包括信教的自由和教民的權利而進行的一場“護教戰爭”。當時義和團打出的“滅洋教”的口號和殺死大量的傳教士及中國基督教徒的舉動，使得美國國會同意出兵參與了對義和團的鎮壓。除此之外，美國再沒有參與任何對華的侵略戰爭。並且，美國在多種場合提出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要性。
　　美國對華的相對友好，李鴻章對此深有體會，晚清主持外交數十年的李鴻章在向朝鮮王妃閔妃傳授外交經驗時說，“要多依靠美國，美國這個國家與其他洋人國家不同，講道理，重信義”。李鴻章的老師曾國藩也說：“米人秉性醇厚，與中國常思效順之心”。事實也如曾國藩、李鴻章所說，當英法日等國把庚子賠款拿回本國作資金積累的時候，美國人拿它在中國建了清華、山西大學等教會學校。 並且，在美國的壓力下，英法等國家也陸續將庚子賠款歸還了中國一部分或免除了一部分。
　　在清朝時期，還有一個因素使得歐美傳教士向中國傳教的激情更為高漲，這就是黃禍論的興起。黃禍論在歐美由來已久，早在歐洲最先了解到中國的時候，就有類似於黃禍論的論調，歐洲人了解到中國文明的悠久的曆史和影響力之後，既感到魅力，又感到憂慮。他們憂慮中國文明會以它極強的生命力感染力以及眾多的人口而危害基督教文明，憂慮中國代表的黃種人會突然鋪天蓋地地泛濫世界，淹沒五湖四海，淹沒歐洲。這種憂慮就是“黃禍論”。黃禍論在中國，被理解成歐美人擔心黃種人人口太多力量太大而危害白種人的生存空間，實際這種理解不全麵，黃禍論，主要是歐美人擔心以中國為代表的黃種人的文明會危害歐美的基督教文明。
　　在歐洲與中國發生往來頻繁以及日本崛起之前，黃禍論還是歐美人腦海中的一個一個幻象，但在十九世紀末，日本的令人眩目的崛起以及中國勞工向美國的大量湧入，黃禍論在歐美人眼裏成了馬上即將來臨的現實。於是，黃禍論甚囂塵上，如何阻止黃禍也成了人們關心的熱點。美國的黃禍論的主要鼓吹者馬漢既宣揚黃禍論，同時也是美國海權理論的創始人。海權理論的一個重要論題就是黃禍論，馬漢主張的阻止黃禍的方法是，美國應該向太平洋挺進，占領中國和日本的門戶，首先抵製住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勢力，然後為防範黃種人中國的崛起做準備。馬漢的思想強烈地影響了美國，美國以後的海洋政策不折不扣的地執行了馬漢的海權理論。
　　還有一個阻止黃禍辦法，那就是傳教，也就是把黃禍的根源日本和中國基督教化，讓他們勢力再強大也不會危害基督教文明。馬漢在海權理論的同時，也主張靠傳教阻止黃禍，馬漢說：“擺在基督教世界麵前的重任，就是將包圍著自己的眾多古老的文明，納入自己的懷抱並融入自己的理念：首先是中國文明，然後是印度文明及日本文明。”（2）也就是用基督教文明同化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
　　黃禍論甚囂塵上時，對歐美形成威脅的主要是日本，日本人打敗了大清，隨後打敗了西方大國俄羅斯，在東亞開始挑戰歐洲的霸權，在太平洋地區開始與美國較勁。但是，中國一直沒有躲開歐美人的警覺的眼光，拿破侖說，“讓中國睡去吧，他一醒來，會震驚世界”。中國被他們視為早晚超過日本的黃禍的根源。因此，把中國基督教化、堵住黃禍的源頭的動機，在清朝末期更激發了歐美眾多傳教士向中國傳教的激情。
　　在清朝，由於美國的強烈的基督教國家的性質，向中國傳教熱情一直不衰減，傳教力量也一直強大，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美國的傳教力量對中國的影響也遠遠超過了歐洲的教會。美國的新教思想開始成為中國基督教界的主流。
　　國民政府期間，新文化運動興起，傳統價值在中國崩潰，基督教在中國開始迅速傳播。基督徒的數量由1900年時的6萬人增長到1920年時的36萬人，（3）國民政府上層也產生了許多基督教徒，早期如孫中山、宋氏三姐妹及其家族、民國政府總理唐紹儀、王正廷等等。
　　孫中山在海外生活多年，是虔誠的基督徒，屬於美國卡爾文宗公理派信徒。他的許多政治活動如讓位於袁世凱等等都受了基督教的影響，並且，在他掌握了一定權力之後，一直支持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他的葬禮也采取了基督教儀式。
　　在民國初期的議會議員當中，基督徒的數量在60多人，占25%左右，（4）很有影響力，這個數字在現在的歐洲國家議會，也屬於少見。廣州的地方政府官員中基督徒竟占人數的65%，（5）基本上是一個基督徒政府。實際上，考察孫中山革命時期人員的宗教信仰，就會發現，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在早期實際上是以“客家人 廣東人 基督徒”這種人員組成進行的。
　　國民黨取得政權以後，在支配中國政局的四大家族即所謂蔣宋孔陳的四大家族中，除陳氏弟兄之外，其餘三大家族即蔣宋孔三族全是基督徒家族。
　　宋氏家族的父親宋耀如是基督徒，早年曾在美國做過有關基督傳教事業，印過基督教書籍。母親徐氏家庭更是基督徒世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與傳教士過從甚密的徐光啟。宋氏三姐妹及兄弟早年都曾在美國留學，很早歸信了基督教。
　　蔣介石也是民國時期的著名的基督徒。眾所周知，蔣介世歸信基督，與宋美嶺家族有很大關係，宋氏家族對蔣提出的迎娶宋美玲的條件，就是歸信基督教。據說，蔣介石在研究了《聖經》以後，就受洗信了基督。這個信仰一直維持到蔣介石之死。據蔣的侍衛官回憶，蔣晚年信仰非常虔誠，一早起來先做禱告，並讀一段《聖經》，做禱告和讀《聖經》時，每念到上帝之處，此公必向東方脫帽敬禮，以向上帝表示敬意。不知此公何以知道上帝住在東方。
　　孔祥熙在九歲時曾得過病，差點死掉，後由基督教醫院治好，自此對基督教產生好感，以後，不顧家人的強烈反對，受洗歸信了基督。爾後，也去美國留學，鞏固了信仰。此外，在地方軍閥勢力中，馮玉祥是一個著名的基督將軍。
　　由於國民黨政權期間，統治中國的四大家族勢力的主要三家全是基督教家族，在其周圍又聚集了大量的基督教的下屬和幕僚。因此，國民黨嫡係對中國的統治可以說是基督教家族對中國的統治。這個親基督教色彩濃重的國民政府獲得了美國人的好感，與美國政界有深厚關係並且日後出任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等，高度評價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並將這種評價向美國政府及社會傳遞。關於蔣介石的政府，司徒說，蔣介石代表的國民政府才能遏止住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給中國帶來希望。他認為中國將在浸潤著基督精神的國民政府的領導下實現福音化和自強。關於蔣介石本人，司徒說，蔣才是孫中山事業的繼承人和真正的維護者。司徒在1937年5月15日寫的一篇文章中吹捧蔣說：“據我所知，報刊雜誌中那些關於蔣先生的生活方式的描寫，以及關於十年前他如何無情地對待政敵的描述，也許並非空穴來風。但我認為即使如此，這或許是對他更大的推崇。因為從那時候起，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麵轉變。自從1926年到1927年，他身係國家安危以來，我便以極大的興趣，關注著他的事業。……他甚至在與他最親近的人相處的時候，也沉默寡言，時刻以公務為念，而不善於做應酬性的閑談。他具有中國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與禮貌。但其處事的認真、率直和坦白，又非常合美國人的胃口。……與各種各樣人周旋的非凡才能，受過高度訓練的智慧，當機立斷的魄力與勇氣，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為一個偉大軍人和政府首腦的基本素質。這也是他之所以能夠在國民黨中始終處於群雄之首的原因所在。”（6）
　　蔣公如何，曆史已有定論。但這是以後當了美國駐華大使的美國基督徒眼中的蔣介石，反映了美國基督徒對蔣的看法。
　　這樣的基督教色彩濃厚的政府，讓美國人看到了基督教支配中國的希望。在這種氣氛下，美國對中國關係這時得到空前的加強，美國對中國的影響也空前強大，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結成了同盟關係，進入了蜜月階段，中國成為美國予以援助和支持的友邦。
　　蔣介石及其夫人宋美玲也非常善於利用自己的基督教徒形象在國際政治中為自己贏得支持。
　　宋美齡早年曾長期在美國生活，了解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性質，深知基督教在美國的作用。因此，在嫁給蔣介石、進入中國政治核心之後，宋美嶺充分地利用了這一點。宋美嶺自幼習讀《聖經》，對《聖經》掌握得很嫻熟，在與美國高層交往中，《聖經》的詞句信手拈來，折服了很多人。率美國義勇軍最先參加中國抗戰的著名的飛虎隊將軍陳納德，在與宋美嶺見了麵之後，說：她就是我今後要侍奉的公主。在對美國的宣傳當中，宋氏的基督教家族背景和深厚的基督教養，也頗為政治家和百姓尊重。宋美嶺抗戰期間訪問美國，在國會演講，在百姓重遊走，獲得了眾多人的好感，訪美收獲頗豐，贏得了國會和百姓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持。
　　蔣介石在宋的指教下，也注意塑造自己的基督徒形象。蔣在與美國人的交往中，經常刻意談起自己的宗教生活，闡述自己內心的宗教世界，打動這些外國朋友。美國基督徒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就很欣賞蔣，美國《時代》雜誌掌門人亨利？魯斯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基於同樣的信仰和把中國福音化的期望，《時代》雜誌把蔣評為1937年年度風雲人物，並前後兩次將蔣介石宋美玲夫婦列為《時代》雜誌封麵人物，這是《時代》雜誌很少有的事情，三次為一個政治人物宣傳，估計是時代周刊絕無僅有的吧，這為蔣夫婦在美國和國際造了不小聲勢。這裏，同為基督徒的事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蔣介石與宋美嶺對自己基督徒形象的刻畫與宣傳，在美國獲得了很大成功，起到了無形的走廊說客的作用，為蔣夫婦的政治事業贏得不少分。
　　順便說一下，由於蔣介石夫婦利用自己基督徒形象而贏得來自美國的鼎力支持，所以，現代的台灣的政治領導人中，也有些人想模仿，以撈取政治實惠。較突出的就是台獨的後台老板李登輝。李登輝自稱自己是基督教徒，並且逮著機會就在美國人麵前顯擺，在搞政治時也常用基督教典故，比如，李登輝在鼓吹自己的態度主張時，將自己比作《聖經》中的摩西，說自己將要帶領台灣走出“埃及”，這個埃及當然是指中國，台灣則被比喻為在埃及受難的以色列人。因此，李登輝在台灣的綽號叫做“李摩西”。但李登輝的表演拙劣了一些，當需要日本人的支持時，此公又換上日本武士長袍，揮舞日本軍刀，一下露了原來是日本武士的馬腳。結果，李登輝雖然表演了一下基督徒的角色，在島內落了個“李摩西”的外號，但在大西洋彼岸，隻落得了個“麻煩製造者”的名聲。如果此公真正了解基督教，應該穿上十字軍的騎士盔甲，嘴裏別說要率台灣走出埃及，要說奪回上帝賜與的流著奶與蜜的福地，或者說台灣必將光複大陸，要做“黑暗世界的燈塔”，等等，這樣就能獲得大洋彼岸的滿聲喝彩了。當年蔣公夫婦滿口《聖經》的詞句，披堅執銳，竭力阻擋無神論共產主義者的洪水，所以獲得了美國的鼎力支持。李登輝對基督教了解還頗不在道，比之蔣公差矣。
　　當國民黨逐漸掌控了中國的全土，幾大基督教家族在中國逐漸取得統治地位的時候，與中國的國民政府的親基督教色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逐漸建立起了一套以神道教為國教的政教合一的體係，尊天皇為“現世神”，也就是活著的神，把對天皇的崇拜抬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天皇成了神在人間的替身。同時，日本在政治上逐漸法西斯化，軍國主義化，建立起一套獨裁的專製的國家體係。
　　美國由此與日本疏遠，在日本大政民主時代形成的美日合作關係不複存在，美日之間的矛盾逐漸浮到表層，並且日漸尖銳。隨著日本的天皇崇拜和法西斯化的程度加劇，日本成了美國人眼中的反基督的邪惡帝國。在美國的基督教徒眼裏，對人的崇拜就是對上帝的褻瀆，把人提到神的高度來崇拜就是邪教撒旦，軍國主義和法西斯都是當時反基督的邪惡勢力。此時，美國與日本的矛盾日漸激化，在美國，援助親基督教的中國國民政府以對抗反基督的日本，成為亞洲外交政策的基礎。等到美日開戰的時候，聯手中國打倒日本則是美國的全民意誌了。
　　二戰結束後，經過四年內戰，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如前所述，信仰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信仰唯物主義無神論，與美國的基督教精神完全對立，於是，主張社會主義的中國成了美國人眼中的敵人。
　　其實，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前夕，中共主要領導人並沒有考慮向蘇聯一邊倒，與美國搞敵對，相反，此時的中共領導更想與美國搞好關係，設想借助美國的經驗搞經濟建設。中共當時的主要領導毛澤東在與蘇共的長期交往當中，吃了不少莫斯科留學“洋派”的苦頭，基本上，毛澤東是在與蘇共勢力的代表李德、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人的鬥爭中逐漸掌握中共領導權的，因此，與莫斯科長期存有芥蒂。中共在延安時代也與美國建立了良好關係，看到過美國的大手筆援助，也了解美國人援助的慷慨及作用。在延安時，毛澤東曾讓周恩來對美國人說：“蘇聯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是世界上最好的社會製度，是中國的奮鬥目標，但是，中國的經濟薄弱，貧窮落後，在現階段，中國還沒有能力一下子建設那麽好的社會，在現階段，中國還應該借鑒比蘇聯社會主義較低階段的美國的經驗建設自己的國家”。言語之間，傳達了中國共產黨想與美國搞好關係，把傳統的中美友好繼承下去的願望。
　　但是，美國囿於意識形態成見，全然不理會中共傳遞的信息，在與國民黨的戰爭中，美國全力支持了國民黨。中共勝利之後，美國又拒不承認中共的合法性，開始封鎖中國，將社會主義中國視為亞洲最大的敵人。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共不得不宣布向蘇聯一邊倒，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朝鮮戰爭期間，由於中國與美國軍隊的交戰，在美國國民當中，產生了要求政府向北京扔原子彈的聲音，那時的報紙經常登一些百姓要求向中國人扔原子彈的呼籲，美國政府也認真地考慮了這個做法。這時的美國已經把中國當作二戰時日本一樣的邪惡國家了。在美國基督新教的美國國民心裏，一旦你被認為是撒旦、邪惡，那麽對你的同情和憐憫或者妥協就都不存在了，你就注定是被滅亡的了，扔一顆瞬間殺死數十萬人的原子彈也在所不惜。日本就是因為強烈的反基督教的政治體係和文明，而遭受了美國的原子彈。日本人說，假如當時美國的對手是歐洲國家，美國不會扔原子彈。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美日之間除了現實的矛盾之外還存在的深刻的宗教文化對立。
　　尼克鬆時代，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甚至戰爭，美國人看清了中國共產主義的民族主義色彩和實用主義態度，看清了中國在建設自己國家時進行的痛苦摸索。為了對付美國當前的主要敵人蘇聯，同時也因為美國當時主持外交的是猶太人基辛格，美國對華實現了全麵的緩和。
　　眾所周知，基辛格是猶太人，不信奉基督教，在外交思想上注重地緣政治及利益關係，是梅特涅派外交信徒，基辛格的思想對美國對華關係的緩和起到了關鍵作用。
　　進入改革開放時代，鄧小平展開了務實的脫意識形態化的外交，國家利益成為在外交中高於一切的東西，意識形態退居其後。同時鄧公在國內開始進行經濟改革，擴大了經濟自由，對外國實施開放，開始引進外國的先進體製。這時的美國人不再將中國看作是邪惡帝國，而將中國看作是類似於傳統中國的異教之地。此時，影響中國進而改變中國的政策取代了敵對中國的政策，美國於是力圖在中國的對外開放中影響中國，然後逐漸將中國納入西方價值體係，以實現改造中國的目標。裏根訪華，沿途一路向中國人宣講個人主義，苦口婆心地告訴中國人個人主義不是利己主義，而是人類賴以尊嚴地生活的基礎，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中國人感覺，這位身係世界安危的大人物，怎麽有時間向中國人講社會學課呢。其實，裏根在傳教，在向中國傳產生於基督教文明的個人主義思想。裏根的傳教，是當時美國人對華良苦用心的一個縮影。
　　蘇聯及東歐事變以後，中國對社會主義體製的堅持，使得中國又差一點成為“邪惡勢力”的代表。但此時的中國宣布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並采取了更加務實和脫意識形態的國內外政策，使得美國人看到了中國的傳統的世俗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政治態度，同時，中國社會也沒有倒退，而是在改革開放上又進了一步。於是，美國又從敵對中國的策略上，回到了將中國拉入西方體係並在體係內改造中國的策略。美國這時與中國談判WTO的加盟，要了高價，得了實惠，同時又將中國納入了WTO這個典型的資本主義貿易體係，讓中國上了市場經濟的世界軌道，而且是一個強製性軌道。這是反映了這一時期美中關係的代表性舉動。
　　美國進入小布什時代，美國基督教右派勢力的急劇擴張，美國的外交政策由一些原教旨主義者把握，中國的現狀已經不能滿足虔誠的基督教信徒小布什及其代表的美國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了。在福音派眼裏，中國是一個世俗主義、唯物主義、拜金主義、無神論、鼓勵偶像崇拜的國家，是一個僅次於伊斯蘭世界的準敵對勢力，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布什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公開場合說，“祈禱中國早日成為文明國家”，反映了布什政府對中國的界定。於是，美國在對伊斯蘭世界開戰的同時，對中國開始了圍堵打壓。
　　現在，中國在國際上遇到的任何難題都有美國因素：
　　台海的緊張，有美國對台獨勢力的利用；
　　中日關係的緊張，有美國對日本右派思想及行為縱容以及用日本牽製中國的動機；
　　人民幣升值，是為了打壓中國出口勢頭以抑製中國經濟的發展；
　　紡織品等貿易糾紛，背後是美國驅逐中國產品以幫助窮盟友進入美國市場的意圖。
　　總之，處處與中國過不去，公開的叫板與私下的小動作連在一起，使得中國在國際上四處受到阻撓和牽製，甚至有時讓人感覺中國“和平崛起”的願望變得有些渺茫。中國政府說中國要和平崛起，就是要在崛起的過程中不要戰爭，崛起後也不要戰爭。但這個和平的願望似乎有阻撓，就目前來講，中日關係和台海形勢就讓人憂慮，二者背後都是美國因素在起作用。這讓人想起當年日本在亞太地區與美國叫勁時的情形，那時日本要吞掉中國，一心要與美國妥協，讓美國不要幹涉中國事務，對美提出平分太平洋霸權的構想並保證美國的在華利益。但美國出於對日本天皇崇拜和法西斯的厭惡，出於遏止黃禍的動機，處處擠壓日本，搞得日本人不得不怒而發動自殺性攻擊，授予了美國直接打擊日本的法律理由。
　　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打壓，與美國掌權的福音派視中國為異教徒甚至是反基督勢力的異教徒情節有關。



中美關係的未來演變

　　第八章 由美國國家和外交的本質，看中美關係的未來演變
　　一、讀解美國，不要陷入泛利益論的泥沼
　　用利益論來解釋國家之間的外交的動機，有其正確性，比如，就像第一章所講的，利益論非常適用於日本這樣的徹底地世俗化的國家。日本在曆史上從未發生過宗教戰爭，傳統上是儒教的世俗主義國家，在近代也沒被宗教化過，佛教一直是個人或階層的信仰問題，從來沒被提高到國家或政治權力鬥爭的高度。所以日本的外交一直遵循著最大程度實現國家利益的原則。
　　用利益論解釋歐洲國家的外交也有實用性，因為歐洲國家雖然原來為基督教國，但現在已經世俗化，也遵循利益外交的原則。
　　歐洲和日本跟著美國的外交跑，是因為美國是西方盟主的緣故，美國因為曆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二戰後一直是西方的利益的整合者。但當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發生大的衝突的時候，歐洲與日本都會選擇擺脫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的道路，而追求實現現實利益的外交，不為意識形態犧牲現實利益。這是世俗化國家的一貫作風。
　　但是，用利益論來解釋美國的外交動機則不靈了，綜上所述，美國的外交，是實現基督教理念、傳播基督教理念的意識形態性外交。占國民86%人口的基督教徒左右著美國的政治經濟，自然也左右著美國的外交。這些國民選出的總統，不僅反映著美國國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著美國國民的宗教訴求，而且，經常的情形是，總統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誠甚至激進的基督教信徒。這就使得美國對外整體上變成了一個官工商民結合的傳教實體，成為實踐基督教理念的團體，這個基督教理念，就如前麵所說，是美國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在全球實現自由民主人權等基督千禧國的夢想。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區別，不是宗教政黨與世俗化政黨的區別，而是基督教信徒或基督教文明篤信者的不同集團的區別；克林頓與布什的區別也隻是基督教文明護教者與狂熱的基督徒之間的區別。在對外上，在異教徒麵前，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因為都主要是基督教徒支持的政黨緣故，他們執行的外交，都是幹涉性的基督教理念外交；都在為實現全世界範圍內的基督教文明秩序而努力，這個秩序，就是他們眼中認為是上帝意誌的民主自由人權的社會體製。所以，民主黨的克林頓可以打一場人權旗幟下的南聯盟戰爭，共和黨的布什也可以打兩場針對伊斯蘭世界的戰爭。
　　在這樣的國民和政治家麵前，聯想起他們的祖先千百年來在歐洲大陸的進行的無數場宗教戰爭，聯想起他們的祖先在歐洲為信仰犧牲性命的宗教熱情，再看到依然存在於他們國家的深厚的宗教精神和情緒，利益論顯然就不靈了。用利益論來解讀美國，會陷入泛利益論的泥沼，而看不清其本質。

　　誠然，我們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也經常會看到美國人在為其戰略資源國家安全等國家利益大打出手的場麵，但這個國家利益，也很少會脫離美國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的戰略目標。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其外交的關係，就如在前言中所說，“美國人的外交雖然也經常表現為一城一池的爭奪，一錙一銖必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來美國的外交也執著於利益，但其從全局上，從來沒有偏離過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體係的戰略目標，而且，其利益外交也是為實現其戰略目標而服務的，利益外交僅僅是戰術上的表現。”
　　泛利益論會誤導對美國的讀解。
　　比如，就如第一章起頭所說，利益論的一個名言，就是：國家之間沒有永恒的敵人，隻有永恒的利益。這種說法就不適用於美國，容易讓人忽略美國外交因基督教意識形態而產生的戰鬥性的本質。
　　美國有永恒的敵人，那就是美國人眼中的反基督者。
　　反基督者是一個宗教概念，是指來自撒旦的與基督精神針鋒相對的人或實體，《聖經》認為反基督者的出現是必然，並在多處對他的出現作了預言。“反基督者”一詞具體所指，因時代而異。在古代，瘋狂迫害基督教徒的羅馬皇帝尼祿被所有基督教徒認為是反基督者。在現代，希特勒及納粹、蘇聯及斯大林都獲取過這個稱號。現在，獨裁的、迫害基督教的，都是美國人眼中的反基督者，就像艾森豪威爾說，反民主就是反上帝。任何一個被認為是反基督的勢力或人，都被美國人視為敵人，美國人的政策是必欲除之而後快，這是美國的一貫的持之以恒的政策。先是日本的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軍國主義體製、希特勒的反基督的納粹運動、再是唯物主義無神論的共產主義運動、然後是近些年複興的伊斯蘭世界。
　　再比如，麵對美國對中國的遏製和圍堵打壓，利益論者解釋，中國的崛起威脅了美國獨霸世界的地位，美國將中國看作爭奪世界霸權的潛在對手，所以處處打壓中國。
　　這種泛世俗化泛利益論的解釋不符合客觀實際。中國僅僅是日本經濟的三分之一，是美國的近七分之一，歐盟的三分之一。並且，在產業結構上，在軍事技術上，中國不僅與美國相差一截、甚至與歐盟日本都相差許多。中國成為美國獨霸世界的競爭對手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現在世界上，在多數人眼裏，還是與印度、巴西等一樣的地區大國。
　　況且，國家實力並不是與美國形成對立的原因，如果論國家勢力，歐盟和日本都有可能成為與美國爭霸世界的對手，他們與美國的對抗勢力和潛力，遠在中國之上。但這些國家沒有被美國視為對手或潛在的威脅，沒有與美國在全世界各地爭鬥。印度的經濟發展近些年也非常令人矚目，也以近兩位數的增長率在積聚勢力，並且發展了核武力量。但印度也沒有被視為美國的競爭對手或潛在威脅，美國甚至幫助其搞核力量。
　　但中國與美國明裏暗裏地交手。
　　中美之間現在的對立，究其本質，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是社會主義無神論與基督教有神論的對立，是傳統的儒家式的務實主義與基督教追求天國精神的對立，是複活的佛教意識與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對立，是試圖將世界納入基督教價值體係的努力與固守傳統價值和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努力之間的對立。背後，是美國的基督新教信徒與中國共產黨人之間的較勁，是美國基督教徒與中國的傳統力量的較勁。
　　所以，中美之間的對立關鍵，是誰接受誰的價值觀的問題，由於中國的官方價值觀已經沒有了當初的解放全人類的宏偉指向，相反，美國一直要建立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基督教文明體係，並一直在為之努力，所以，問題的關鍵，歸根結蒂是，中國能不能接受美國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的文明的問題，也就是接受那套大眾民主、全民性人權、廣泛的自由等帶有明顯的近代基督教胎記文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靠人民幣升值若幹，對外貿易自我設限若幹，或多買一些美國的波音飛機等做法能解決了的。
　　美國人的外交也會呈現出一定的靈活性，比如說，與蘇聯聯手打擊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聯手威脅不大的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國對抗強敵蘇聯，聯手伊斯蘭世界的獨裁政體打擊本拉登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等等。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可以放棄意識形態主導的原則。美國人善於聯合次要的敵人打擊主要的敵人，然後再打擊次要的敵人。與蘇聯聯手消滅納粹和法西斯日本之後，美國人就開始了對蘇聯封鎖和對抗。誰是主要敵人，主要看誰是威脅基督教文明世界的當前的主要勢力。這種靈活性也符合基督徒性格。基督教是一個非常重視智慧的宗教，耶穌多次告訴弟子，傳教要有智慧，“要像鴿子一樣馴良，像蛇一樣智慧”。（1）智慧在基督教裏甚至有著與上帝一樣的高度，《聖經》的一些篇章說耶穌就是智慧，上帝與智慧一起創造了世界。用智慧解決問題是基督徒處世的一個原則，美國人在外交上也秉承了這一原則。
　　看清美國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外交的本質，而不用泛利益論的方法來分析其外交行為，這很重要，這樣就會明白美國人眼中的真正的敵友及真實的外交動機與目的。
　　二、由美國國家和外交的本質，看中美關係的未來演變
　　具體到中美關係上，把握美國的國家本質，看清美國的外交實質，就會真正把握中美關係的實質，把握住美國的未來的國家及外交走向及中美關係的走向。
　　我們依據美國執著於意識形態外交的特點，立足於上述對美國國家和外交的本質分析，結合國際一些理論和人的看法，來看看今後中美關係今後的可能的互動和走向。
　　依據以上認識，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的現行的體製和價值取向及宗教傾向不變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的對立關係不會變。隨著基督教保守勢力在美國的增長和擴張，這種對立關係甚至可能演變為敵對關係。
　　如上所述，美國人因為其強烈的選民意識和使命感，其外交目標一直是在全世界推廣和普及自由民主的社會體製，在全世界建立起實踐基督教理念的社會秩序，建立起自清教徒跨渡美洲來就想建立的基督教王國。
　　美國在實現自己的意識形態目標的過程，表現為打倒一切的反對者，這些反對者包括，在他們看來不民主的體製，反民主的人物，反基督教的體製，反基督教的人物等等。在過去，美國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倒了德國的軍國主義肇始者霍亨佐倫王朝，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了德國的希特勒政權和日本法西斯政權，通過二戰後與蘇聯的冷戰競爭，搞垮了唯物主義無神論的社會主義陣營，現在，目標指向了具有反基督教因素的複活的伊斯蘭世界。
　　共產主義在中國勝利的初期，美國把紅色中國看成了與蘇聯一樣的意識形態大國，對中國實行了打倒的政策。但到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美國人醒悟到，中國共產主義的勝利實際是民族主義的勝利，中國共產主義與其說是要建立一個地上的共產天國，不如說是要追求富國強兵之策，要擺脫近百年的國家恥辱和民族危機，它的本質是近百年來各種救國方策和主義的一個承續。從那時開始，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不再是完全的封殺和打擊，而是“在交往中改變中國”的政策。這個政策一直持續到今天。
　　但在交往中，中國如果不改變它的國家意識形態，那麽，中國在美國實現自己的外交目標過程中，在美國建立世界範圍的基督教文明秩序的過程中，就成了障礙，就會成為一個要掃除的敵對目標。
　　實際上，小布什上台以來，由於小布什政權的神權政治色彩，由於現在掌握白宮外交的原教旨主義者們的標準，唯物主義的中國已經被他們列為敵人。布什在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時，在談到對世界的威脅時候，說：“從長遠說來，我們的問題在中國”，（2）說明了美國保守派對中國的界定。
　　環顧世界，在今天，世界已經朝美國努力的方向上大邁了一步，美國的價值觀在世界得以擴張，全世界卷入了自由化的潮流，大多數國家變成宗教自由的國家，曾經是美國對頭的俄羅斯，在葉利欽時代，宣布要加入北約，也開始了回歸西方文明的進程，普京上台後也宣布，基督教中的東正教將成為立國之本，要將俄羅斯再度融入基督教文明。
　　仍然在堅持反基督教的意識形態的世界，就隻有伊斯蘭和中國了。
　　唯物主義無神論的意識形態下的中國，被美國描述成沒有 “宗教自由”的國家，甚至是迫害基督徒、旨在消滅基督教的國家。美國的一些人權團體和宗教團體，每年都要列舉中國存在的大量“人權問題”和“宗教迫害”，尤其是對“基督教的迫害”，並在中國重要人物發言中尋找中國敵對基督教的證據，每當發現這些迫害和敵對的證據時，都要在美國國民及政治家產中引起新一波反華情緒。
　　美國現在專注於伊斯蘭世界的事務，美國有可能被伊斯蘭的反基督教勢力如原教旨主義者拖入泥沼，美國需要中國在其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鬥爭中予以協助，並在針對伊斯蘭世界改造行動中保持中立，所以，依據“智慧外交的原則”，美國在現階段把中國還稱為朋友，甚至有時把與中國的關係稱為“夥伴關係”。
　　但是，反基督者是美國永恒的敵人，這是美國在其意識形態外交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或早或晚，美國都會與“反基督”的國家或勢力衝突，並且必欲除之而後快。
　　在伊斯蘭世界問題解決之後，如果中國仍然堅持唯物主義無神論，仍然是把唯物主義無神論當作是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那麽，由於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性質，以及始終如一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外交目標，無論布什之後是誰當權，唯物主義無神論的中國將成為美國國民及其政府的眼中的最主要的敵人，中國將被視作美國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體係的最主要障礙，那樣，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將走向進一步對立，甚至演變為敵對關係
　　美國作家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羅斯？孟洛（ Ross Munro）合作寫了一本書，叫做《不久將與中國鬥》，在美國和日本都很暢銷。這本書告訴讀者，中國的唯物主義者是冥頑不化的，不要指望他們會理解美國，不要指望他們會理解美國人的基督教和民主主義。這本書說，美國的國會議員在訪華時，曾向一位地方官員問，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你的救主嗎，據說這位官員很不愉快。作者說，中國難以改變，務實主義讓中國走向了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的成功隻加強了中國人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傳統的自信，因此，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將與美國在各方麵發生鬥爭和衝突。該書清楚地描繪了中國與美國將來可能發生的各種矛盾與衝突。
　　神學上的一種見解，也會助長美國國民對中國的敵意。
　　長期以來，在部分神學家那裏有一種見解，就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強烈的撒旦因素。他們說：中國人千百年來崇拜龍，視蛇為神物，而龍和蛇在基督教文化裏都是撒旦的象征。在伊甸園裏，人類的始祖就是受蛇也就是撒旦的誘惑才墮落的，在末世，撒旦將以巨龍的形式與上帝爭戰，最後這條巨龍被上帝捆綁扔入永火。中國人千百年來喜好龍崇拜龍、對龍頂禮膜拜，把自己視為龍的傳人子孫，引以為傲。這不暗示著中國與龍冥冥中有著某種親和關係嗎。
　　他們說，中國人又喜好算卦占卜，聽信算卦占卜，而算卦和占卜在基督教文化裏被認為是撒旦的伎倆，是通邪術，是唯有撒旦的子民才會做的，是被上帝仇恨和詛咒的。
　　他們說，中國人千百年來沒有發展出一種追求天國的精神，不追求永生，隻崇拜世俗的價值“福祿壽”，而世俗的福祿壽在基督教文化裏被視作是“肉欲”，是來自撒旦的誘惑。
　　他們說，中國人在與基督教長期的接觸中也沒有接受基督教，唯獨對搞崇拜偶像不信神的佛教情有獨鍾，崇信千年，頂禮膜拜，而拜偶像信假神也是在基督教中被上帝仇視的。
　　現在，他們說，中國幹脆相信仰和追捧起了無神論，把基督教當作毒害人民的鴉片，當作在曆史的長河中注定要被消滅的東西。
　　他們說，這一切，都說明，中國的文化和本性，帶有深深的撒旦的痕跡。
　　對中國文化的這種界定，固然激起了美國人的對華傳教熱情，使得美國一直把中國作亟需傳播福音的地方，對在中國的傳教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這種界定也一直讓美國人對中國有著警覺，這個警覺就是，中國，這樣一個長期受撒旦影響的文明，會不會哪天也成為一個勢力強大的鮮明的反基督教勢力？黃禍論過去反映了這個警覺。
　　現在，這個警覺又反映在中國與反美勢力結盟的猜想當中。
　　中國在傳統上就與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友好，當年反對霸權主義的外交策略讓中國與這兩個地區的許多國家結下深厚友誼，近年，中國出於國家的自身利益，主要是為了獲取更多的資源的緣故，發展了與這兩個地區國家的傳統友誼，其中包括一些反美情緒嚴重的國家，如蘇丹、埃塞俄比亞、伊朗等等。這種友誼讓美國人警覺中國會與反美國國家結成一個反對基督教文明的聯盟。
　　盡管中國一直在宣布不與任何國家結成聯盟關係，但是美國人一直相信，由於中國傳統文明的撒旦色彩，以及現在的意識形態的特色，實際已經存在著一種旨在對抗基督教世界的“儒教-伊斯蘭聯盟”，這個聯盟的現實目標是對抗美國的基督教全球化戰略，在將來，會帶來全世界範圍的基督教與儒教伊斯蘭等異質文明的對抗。
　　伊斯蘭世界一些領袖的發言，也讓美國人對這正聯盟的存在更加深信不疑。卡紮菲說：“我們希望看到，以中國為首的儒教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基督教十字軍之間的對抗，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十字軍的參加者持有偏見，我們和儒教站在一起，與他結盟，與他同一條戰線作戰，消滅我們共同的敵人”（3）。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基於對文明和現實政治的考察，也認為這種聯盟已經存在。
　　這種神學上的偏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的警覺，也加深了美國國民對中國的敵意，這種敵意既是神學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聖經》說，在世界的末日會有一場善與惡的世界範圍的大戰，這場大戰之後將是基督的再臨和千禧國的實現。在千禧國的信奉者當中，就如前麵所說，有人認為在人類掃除了撒旦勢力之後耶穌才降臨，他們說，現在進行的善的勢力的鬥爭是在為耶穌的再臨做準備。統治神學說，神的國已經開始了，現在進行的善與惡的鬥爭是世紀末大戰的序曲。
　　在這些末世大戰的信奉者當中，由於中國與伊斯蘭和其他反美力量的關係，由於中國的近年的令人眩目的崛起，以及對唯物主義意識形態的堅持，有的人就認為，末世大戰看來已經進入了序曲階段，善的勢力與惡的勢力都大概整合完畢，中國崛起了，而且改變不了傳統的世俗主義和偶像崇拜，又加上了一個反基督的唯物主義無神論，離神越來越遠，伊斯蘭世界又與中國同氣相求，所以，末世大戰將是在美國為代表的基督教聯盟與以中國為首的“龍—伊斯蘭聯盟”之間進行。
　　這種敵意將中國看成了上帝命定的撒旦，看成了宗教的最終的憎惡標的。
　　但是，同樣在美國，也有一種觀點對中美關係未來的演變表示樂觀，這種觀點同樣立足於對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性質的認識，立足對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的考察。
　　這種觀點說，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不會惡化，不會在對立以至對抗這條路走下去。中美即將和好，甚至有可能結成同盟。
　　為什麽？這種觀點說，中國的傳統意識儒教並不是像“龍論”所說的那樣充滿了撒旦要素，是一種現實指向的世俗主義意識，雖然遠離神，但不敵對神，不像伊斯蘭那樣直接否定耶穌的教義。中國長期奉信的佛教也隻是偶像崇拜，雖然不信神，但也不敵對神。因此，傳統的中國文化是“上帝缺如”的文明，是“上帝不在”的文明，並不是赤裸裸敵對上帝的文明。
　　這種觀點說，這樣的文明不敵對基督教，中國自唐朝開始的基督教傳入以來，並沒有國家組織的大規模的針對基督教的迫害，甚至在唐朝唐太宗的時候，對基督教表現得相當友善和寬容。朝廷那時幫助傳教士傳教，提供資金，那時的基督教傳教士被封以朝廷命官，基督教人口也占人口的相當的一部分。在清朝的很長一段時期，傳教士也被朝廷重用。
　　這種觀點說，這樣的文明也容易接受上帝，接受基督教，有一個例證可以說明這一點，這個例證就是中國的鄰國韓國，韓國也是以儒教與佛教為傳統文化中心的國家，但韓國自七十年代開始，短短的三十年裏，基督教人口增長到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成為韓國的第一大宗教。
　　這個觀點說，中國的現在的唯物主義無神論，也不是基督教世界的致命的敵人，因為中國共產黨的主流不是一些意識形態的教條狂，而是崇信實事求是的務實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中國共產主義者從一開始就是在尋找富國強兵之策，而不是要把中國當作意識形態的實驗地，所以，中國一直在不斷地依據現實在改變它的指導思想，這個指導思想改變的依據就是實事求是原則。依據這個實事求是的精神，中國的意識形態現在變得越來越務實，越來越脫離共產主義說教，國家也在朝脫意識形態化的方向邁進。
　　因此，中國不是長久的敵人，不是注定要與基督教世界對抗和對立的撒旦的子孫、龍的傳人。
　　相反，鑒於中國文明的“上帝缺如”的特性，鑒於中國人對心靈安寧的渴求，中國很可能會變成像鄰國韓國一樣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數的國家，而且現在正顯示出這樣的趨勢，基督教信徒呈幾何級數地增長，而且越來越向中國的精英層滲透發展，越來越有影響力。
　　這種觀點認為，中國與美國的聯盟，將產生於中國變成基督教國家之後。
　　這種觀點說，如果中國變成像韓國那樣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數的國家的話，那麽，隨著中國的越來越明晰的脫意識形態化，中國將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基督教大國，成為世界的重要的福音力量。中國因此會受到美國的歡迎，就會與美國徹底和好，甚至很可能會像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與美國的關係，結成盟國，共同維護建設和維護世界的文明秩序。那時，基於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本質，美國那時將會支持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台灣問題將迎刃而解。
　　比較代表性地反映這種樂觀觀點的，是美國《時代周刊》長期在華的一位記者埃克曼（David Aikman）寫的書，原文叫《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anity is transi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意思為《耶穌在北京—看基督教在中國怎樣傳播以及怎樣改變世界力量平衡》，中文譯本翻譯為《耶穌的羊馴服中國的龍》。
　　這本書的作者在華多年，一直是《時代》周刊的中國地區的負責人，是美國知名的大牌記者，在華期間，與政府官員、學術科研單位學者有著廣泛的關係。
　　作者依據自己的在華經曆說，近十年來，中國的基督教力量獲得了迅猛的發展。首先表現在人數上，據作者斷定，中國的基督徒人數已經不少於五千萬，這個包括官方教會和各種沒有登記注冊的家庭聚會。其次，在基督徒的人員構成上，也呈知識分子化趨勢，說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產生了許多基督教徒，他們通過自己的知識優勢，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很大影響。再次，是在官員中也產生了一批基督教徒，他們主要是受在美國等海外親戚的影響。作者具體列舉說，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三個女兒全都受了洗，歸信了基督。
　　作者說，現在，在中國，無論你去那裏，無論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還是偏遠的西北山區，你都可以看見聳立的眾多的教堂，在教堂裏，聚集著多得都站不下擠得密不透風的信徒。除這些官方的教堂之外，同時在許多的家庭中，也舉行著同樣敬拜耶穌的聚會。
　　作者認為，中國政府的愈來愈明顯的脫意識形態化傾向，也在助長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
　　作者說，中國政府由鄧小平時代經江澤民時代，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務實色彩和脫意識形態化，由改革開放黑貓白貓論，到三個代表論，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沒有表現出僵硬化，而是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斷地在脫意識形態化道路上邁進。尤其令人矚目的是，與這種脫意識形態化同步發生的是，中國政府對基督教顯示出未曾有的寬容，盡管在一些小地方，官員對基督教的聚會還嚴格掌控，但在大城市，基督徒的聚會已經不受什麽外界幹涉，並且一些官員也是秘密的基督徒，也在暗中支持基督教的發展，這使得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獲得了寬鬆的環境。
　　作者推斷，中國政府對基督教的寬容，可能與美國政府的壓力有關，美國政府對保護基督教的傳播很重視，美國國民的宗教熱情，都不斷地引起務實的中國政府的注意，並逐漸看清美國的國家和意識形態的本質。
　　作者認為，這種狀態將促使中美之間形成良好互動。為什麽？作者說，因為，隨著中國對美國政府的政治本質的看清，務實的中國政府將會拿對基督教的寬容來與美國做交易，以獲取美國百姓對中國政府的好感，讓美國國內的反華主張沒有市場，以減輕美國國會中右派人士對中國的壓力，並換取其他的中國的國家利益。這種利益表現在很多方麵，都是中國政府急於獲得的，比如貿易上的利益，台海問題上的政治利益等等。而美國基於基督教的國家性質，也樂於並鼓勵中國政府來做這種交易。
　　作者說，中國政府將認識到，僅僅靠遊廊說客和貿易利誘來爭取中國的利益是不夠的，決定美國政策的根本，是美國民眾的好惡。美國民眾和政治家中一部分人反華，主要是因為媒體對中國迫害基督教等負麵報道。相反，如果美國民眾了解中國基督教的態度，那麽，對中國的好感也會增加，政治家和商人的對華友好政策，就會有市場，就會獲得支持，這樣，就會給中國帶來利益。這種認識將會成為中國政府的共識，中國也會沿此道路長走下去。
　　其結果，作者說，“當中國政府試圖在不危害它的統治而從基督教中獲得好處的時候，耶穌的羊就終究會馴服中國的龍，”(4)也就是說，中國將成為一個基督教化的國家。
　　什麽是基督教國家？作者說，也就是中國的人口的30%以上將歸信基督教，並且在官員當中也會有基督教徒，甚至在政府的最高領導層中也會有基督教徒。那時候，基督教將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這個時代的來臨，作者估價在今後的30年內。
　　作者說，中國的基督教化具有很重大的意義，它不僅會改變中國，而且會深刻地改變世界。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國，將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基督教國家，這將極大地改變世界力量的格局，美國與中國將會徹底和解，不僅和解，親基督教的國民與親基督教的政府將會與美國結成良好的關係，甚至會結成盟國，共同對抗伊斯蘭極端勢力。
　　同時，作者認為，因為中國與伊斯蘭國家的傳統的良好關係，中國將成為向伊斯蘭國家傳播福音的重要力量，因為，中國的官員和商人會向伊斯蘭朋友傳教，而且，由於伊斯蘭世界人對中國人的傳統好感，在這種傳教活動中，中國人不會被他們敵視。中國人將成為把福音接續向西傳的使者。
　　《耶穌的羊馴服中國的龍》這本書基於對美國國家性質的考察，結合中國的現狀，對中美關係的演變描繪了一個很美好的前景。
　　對中美關係持樂觀展望並且同樣立足於中國將福音化為依據的，是國外基督教界對中國的一種期待，這種期待主要存在於海外的華人基督教界。這種觀點說，《聖經》的傳播是由西向東，現在輪到中國了。上帝在現在開始揀選中國人了，中國人吃盡了苦頭之後，現在終於明白了什麽是真理，上帝已為中國人做了很好的預備。中國將像鄰國韓國一樣，實現了基督教化之後，將實現真正的經濟騰飛，將國泰民安，進入蒙上帝祝福的時代。當然，那時，中國與美國的矛盾將不象現在這樣尖銳，將和平友好相處。
　　在這種“揀選中國論”當中，還有一種頗為著名的“最先揀選中國論”，這個理論說，實際上帝在揀選猶太人之前，最先揀選了中國人，隻是中國人沒跟上帝走，被撒旦誘惑，神才轉而揀選了猶太人。這種說法頗為一些人欣賞，鼓舞了一些華裔基督教徒，讓他們頗有了一些中國仍是最先的感覺。但是，這種說法也被一部分人苛病，說是中了撒旦的詭計，因為這個理論完全沒有《聖經》的依據，屬於沒有神學依據的論斷。
　　無論是“先揀選論”還是“後揀選論”，由於海外華人基督教界與美國基督教界的密切關係，這些說法也在影響著美國基督教民的對中國的認識，影響著美國人對中國的界定，對緩和上述神學上對中國的偏見和敵意起著一定的作用，因此，也一定程度地影響著中美之間的關係。
　　當然，從我們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美國人認為中國將要基督教化的看法，難免有些天真和一廂情願，生活在中國的百姓很難讚同這種說法。但是，美國人自與中國接觸以來，就一直抱著福音化中國的夢想，並且為了這個夢想，眾多的美國人包括政府和基督教團體付出了巨大心血和代價，他們吸收中國留學生、派遣傳教士、支持國內基督教團體，支持親基督教政府，他們為了這個夢想在一直努力，為此很多人把一生都給了中國，比如那位司徒雷登，終生在中國傳教，雖然因為政治原因而死在美國，但最後骨灰也灑回了中國，是美國把中國福音化努力的一個縮影。因此，在現在美國的價值觀在世界大行其道，中國相對開放的時代，美國人又重溫起福音化中國的夢，一點也不奇怪。考慮到美國國家的基督教性質，考慮到美國政府的外交實質，再考慮到美國人民的基督教熱情，美國人所說的因為中國的福音化而實現的中美之間的和好及結盟，姑且可以認為是中美之間有可能存在的前景之一。
　　上述的各種理論和預測，無論是中美關係悲觀論，還是中美關係樂觀論，都是基於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性質做出的預測，可以說把握住了美國的對外關係實質，把握了問題的關鍵，跳出了利益論的傳統窠臼，不再從力量均衡和利害得失的角度來把握中美之間的互動，可謂一語中的。至於是悲觀論正確還是樂觀論正確，主導權似乎在中國，因為中國政府和百姓一直是聰明智慧務實而又敬畏天道的。
　　但究竟如何，隻有拭目以待了。
　　關於本書的寫作目的和本書的性質（代後記）
　　本書寫完以後，先在網上拋了出來，引起了較大反響，計有國內外百家以上的網站予以了轉載，並附有大量的評論。有許多評論是本人始料所不及的，並感覺到承受不起，比如說本文是“兩百年才遇的一好文章”，“比李敖還敖”，“十年沒讀書，僅讀此書可矣”等等，也有一些批評和質疑，這些批評和質疑無疑對完善本文很有益處。
　　在眾多的評論中，筆者認為有一個問題需要專門來囑文予以回答，就是關於本書的寫作目的和動機，因為這關係到本書的客觀性的問題，涉及到讀者對本書的認識和定義。
　　關於本書的動機，有些讀者懷疑本書是要播新教，是在借議論美國而傳播新教的好處，對此我想說的是：這是本從社會學角度對美國的宗教與社會進行客觀考察的書籍，傳播或宣傳某種宗教筆者能力所及。
　　本書出於主題的需要，自然要介紹一些宗教思想和宗教流派的理論，要介紹一下這些流派和理論是怎樣說的怎樣信的；同樣出於主題的需要，本書也需要介紹一下這些宗教思想對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生的影響。
　　筆者所介紹的，其實多數主要來源於國外學術界或社會上的一些流行看法，比如，關於資本主義與新教的關係，關於美國資本主義與清教思想的關係等等，這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國的學術界都是被嚼爛的話題，已經有無數的學者在此問題上耗過心智，打過筆仗，其中包括鬆巴特等大牌。筆者在文中所作的，僅僅是把它簡要介紹出來而已，並非是筆者的獨創，也並非新鮮的話題。
　　再比如，關於小布什主義與統治神學的關係，以及布什的神學與裏根神學的區別的問題，這在美國的研究界也是一個令人關注的話題，也有一些主流看法，那就是本書所介紹了的，一般看法是，小布什深受統治神學影響，裏根的神學則是個人主義的神學。筆者本人無意去對裏根神學或布什神學任何一種進行貶抑或追捧，隻介紹是如此，就夠了。
　　筆者寫此書的目的，是向讀者介紹一個全新的看待美國的角度，介紹一個全新的分析和看待美國這個國家和社會的角度，介紹一下美國國家的創立與基督教的深刻關係、美國的發展與基督教的深刻關係、美國的現實的社會、經濟、政治、外交等等與基督教的深刻關係，以及介紹一下國外一些學者從基督教與現實政治角度對中美關係的預測，等等。所謂全新的角度，其實也僅僅是對中國而言是全新而已，在一些國家，這個角度和書中所介紹的一些看法，都被當作慣常的角度，或者是常識。比如，如果你要說美國的總統大多數都是基督教徒，可能在別的國家都沒人反對，伊斯蘭國家反而會對你大加表揚，說你道破了美國的實質。美國人也不會反對，不信你查一下美國大使館的網頁，他們用中文簡體寫著：“美國這個國家之所以偉大，與美國的曆屆總統都相信或者追求基督教有關係”。再比如，如果你說基督教對美國的政治和外交影響很大，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別的國家人，也都不會反對，因為僅僅看美國的那些牧師對選民的影響，就足夠了。美國人口的百分之六十的人每周都去教會，教會的牧師就是他們的“政治委員”，思想顧問，牧師對時政的評論對選民的選票的走向有著至關重要的關係，總統候選人們都在盯著這些廣袤的票源。你看那位葛培裏牧師，因為有著廣大的信徒，從卡特開始，就是白宮的座上賓，每一位總統都以認識葛牧師而自豪，並且因此增加了眾多票數。關於選民的宗教趨向與選票走向的關係調查資料比比皆是，一些結論也是外國的常識。
　　但在中國，至少從網上的反映看來，本書提供的這些視角確實是新鮮的，書中提出的一些看法也是頗能刺激和震驚人的，引起一些人的懷疑或反對，甚至是叫罵。包括去了美國的中國人士，這與中國學術界的長期的閉關自守、一言獨大的特點有關。
　　其實，對於本書，完全可以把它當作是作者的長期的一點讀書筆記或者一點點心得。
　　筆者在大學和博士課程期間，主要研究的就是宗教社會學。主要的攻讀方向是眾所周知的那位德國的韋伯。韋伯的所有著作，他自己最滿意的稱呼，就是《宗教與社會》，宗教與社會的相互影響，宗教與政治的互相影響，是很多國家尤其是有著深厚宗教傳統國家的學術界一直關注和研究的課題，也是筆者所研究和關注的問題。美國的宗教與社會的相互影響，宗教與政治的相互影響，在全世界也一直引人注目，一直是社會學的一個很好素材。在這方麵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棟，不可勝數，筆者也閱讀了大量的此方麵的資料。這本書，基本上是筆者近些年讀書筆記的一個整理，如果有一點自己的東西，那就是添加的一點點心得。比如，關於美國為什麽沒有社會主義，關於路得？金的黑人維權運動與基督教的關係，關於美國對華外交的基督教因素，關於中國人對個人主義的感覺和認識等等，都屬於心得之類。
　　所以，對於本書，比較中道的看法是，把它當作一個社會學家對美國的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所作的讀書筆記和心得，或者誇而言之，是一個這方麵的考察。
　　有些討厭基督教的讀者也對此書顯示了不快，其實大可不必。你可以討厭基督教，但不可以不看本書所揭示的美國的內政和外交都深受基督教影響這一事實。閉眼不看是不太明知的，這將會妨礙你或我們國家與美國這個當今的巨無霸打交道，而會使你或國家的利益受損失，相反，如果去看並且因此發現了一些與他們打交道的有益方法，則會使你和國家受益。比如，在文革的時候，英國的商人們來中國時，在他們的提包中都揣上一本紅寶書，在商業談時經常拿出來讀一讀，這讓當時的國人大加讚賞，也讓英國的商人們撈了便宜。他們就會利用這一點，仿效他們比閉眼不看要高明一些。
　　其實，在看清這個事實之後又能從這個事實中找出點與美國人打交道的聰明方法，本書的目的也就達到了，筆者也可以竊以為喜了，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說，就是可以偷著樂了。
　　最後，在本書即將付梓之際，特地向為本書出版付出巨大努力的一些前輩和學長表示衷心的感謝，他們是修正文庫的金剛編輯、韓勃董事長，我寫作的老師和前輩史鐵生老師，我的朋友主持人張越，評論家作家何東，華夏出版社陳希米老師，以及香港三聯出版社的陳翠玲總編等等，他們不一定讚成我的觀點，但他們對我觀點的寬容和以及很有指導意義的批證，卻使我受益無窮。
　　於歌，於北京 2006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