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淺析賀梅一案中賀家方訴訟策略運用的幾個不當

淺淺析賀梅一案中賀家方訴訟策略運用的幾個不當

賀梅一案，從一開始貝克家就拿不出正式收養賀梅的確鑿證據，美國田納西州巡回法官錢德斯１２日作出判決，將５歲女孩賀梅判給貝克夫婦監護撫養。
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貝克夫婦對賀梅是臨時照看還是收養，在本案中是不爭的事實。那麽，血一定濃於水是必然。從美國曆史上的判例來看，包括相關故事改編的電影，以及前幾年大家還記憶猶新眾所周知的古巴小男孩崗查雷斯案件，結果都是不容質疑的。
但是，現在賀梅被判給貝克夫婦家監護，如果這個結果被維護的話，田納西州創造了美國法律史上史無前例悲劇先例。本居士從感情上難以接受。
冷靜下來想一想，錢德斯法官之所以一反常態的判賀家敗訴，本居士認為，錢德斯法官一定經過謹慎的深思熟慮，仔細推敲、斟酌，決不會不顧自己的名聲而枉判。本居士還認為，即使本案有陪審團在場參與聽證，結果很可能還是這樣。

且看本居士以下的分析：

一，過早、過分渲染媒體，顯示賀家對法庭缺乏信心

通常，根據美國人的思維習慣，一旦發生隔閡送到法庭形成官司，雙方都會謹慎的對待媒體。我們從媒體報道中可以看到，一些名人和大人物惹上官司後，一律選擇“閉嘴”。即使需要告訴媒體什麽，也一定有專門的“發言人”來對付媒體，代理律師也一樣遵守這個規矩。
但是，本案賀家夫婦一方，當事人、代理人以及相關人，從官司的一開始就踴躍接受媒體采訪。奇怪的是，口無遮攔，各說各的，沒有一個統一的口徑。把自己的弱點盡可能的“亮”給公眾，還自以為是“輿論導向”呢。
相比貝克一家對待媒體就很有理性，貝克家自始至終對媒體絲毫不提他們正麵的主張和理由，就是在最後接受媒體的采訪，也隻是從“背景”上反映事實。比如，《今日美國報》報道了賀梅在貝克夫婦家中的天真、和諧生活，貝克夫婦為了留住賀梅近乎傾家蕩產等。貝克家為了獲得現金，他們賣掉了以前的住宅，現在的房子是租的。他們還賣掉了勞力士手表和其他珠寶，來支付法律費用。為了節省學費，他們甚至讓最大的女兒、21歲的希瑟從大學輟學。這些報道給讀者的感覺，展現了很“人性”的一麵。當有記者問起關於賀梅一案，貝克回答說，“我不是律師（這方麵律師），如果你要問我有關房地產方麵問題，我可以回答你什麽（貝克是房地產方麵的律師）”。律師出身的貝克，不輕易、隨便正麵回答涉及官司的問題。難道貝克就真的沒有話要講嗎？一點沒有委屈嗎？這就體現了美國人的理性和對法庭的信心。
居士記得，有一次賀紹強在接受電視媒體采訪，那侮辱對方貝克夫婦人格的得意，那說到激動時的神態，本居士作為中國人的觀點來看，也覺得太過分了。美國人會怎麽看？法官會怎麽想？
大家不妨看好，到本案的最終結果，貝克方一定會高調的主動出來應對媒體。
殊不知，判斷輸贏的規則是，誰笑在最後啊！

二，賀家律師求名心切，冒犯“兵家之大忌”

綜觀整個一審的全過程，賀家律師在案件準備上覺得太倉促（也許不會），不著重於在事實方麵下功夫，在引源法理案例方麵更顯得太蒼白。大量的渲染表象理由和指責對方，但又拿不出有力的證據佐證。從某些方麵來看，還不如美國的大新聞媒體上撰稿人評論該案所敘述理由有力。這在美國曆史上，大概也是少見的吧？
也許是求名心切的原因，賀家的律師，包括一些策士，清一色的喜歡接受媒體的采訪和撰寫新聞稿與評論。最致命的是喜歡將自己的準備庭審觀點和理由預先“亮”給公眾，讓對方“知彼知己”，這是絕對冒犯兵家之大忌的。美國絕大多數資深大律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最多也隻是描述對自己有利或對對方不利的案件事實，甚至會重複描述事實，絕對不會向公眾透露一絲自己觀點和理由的。他們認為，那是在法庭上爭論的事情。
有一名李姓律師更是寫文章抱怨貝克家律師殺氣騰騰，試問，在戰場上不心狠手毒的將士，能算是一個好將士嗎？上法院打官司，實際上就是上戰場，隻不過“文明”而已，用的是口舌戰，區別於普通的戰爭，就是兵器不同。如果這句話出自於局外人，也就算了。這種律師能讓當事人有信心嗎？看到對方的盛氣，不戰就已輸了。
本居士也拜讀了賀家嶽策士在多維的多篇文章，那就更讓人摸不著邊了。整篇通文充滿了情緒化“虛詞”描寫和對待事實。可想而知，這種人上法庭會怎麽樣呢？殊不知，法庭不需要“虛詞”的，沒有一個法庭能接受和采納情緒化“虛詞”表述的。這裏不是好萊塢呀！
美國法庭是采用“辯論製”的，律師在法庭上的駕馭能力，對案件走向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據參加旁聽的朋友告訴本居士，賀家律師在法庭上一直處於被動狀態，即使出現了小小的機會，也是由於對方律師的“希望”而主動“讓出”給予賀家“表現”的。賀家律師竟然不知道這些“表現”的結果隻會損害己方，而不予以製止。體現了賀家這些律師對法庭程序缺乏庭審經驗和無知。
對於前任法官（Alissandratos)問題的處理，也顯示出賀家律師心切浮躁，喪失了一個很好的運用策略的好機會。一般說，碰到可能不公的法官審理，而且已基本掌握了該法官不公的證據，那首先就更希望的讓他繼續審理案件，同時繼續收集有利證據，包括法庭審理不平等證據等，耐心等待他的不公判決。一旦他作出了不公判決，這時，一方麵上訴，另一方麵就可運用手上收集的有力證據舉報法官，一旦該法官被告倒，那麽他的不公判決自然就站不住腳。這樣，不用吹灰之力，自然而然的推翻了他的判決，同時也給上訴審法院的走向，也形成了強有力的壓力趨勢，對自己形成了有利局麵。這是最常規、最普通的招數，難道賀家的律師不懂嗎？
且看貝克家的代表律師帕裏希（Parrish），別的不說，就是要求法庭最後陳述延期一事。就這小小一計，至少打亂了對方的情緒和思路，周旋和牽製了對方的精力，絕對顯示出他對法庭程序運用和訴訟策略上的嫻熟。
總之，賀家所請律師，求名心切，連最基本的律師素質還不具備，過於自信，冒犯兵家大忌，給當事人絕對的一場誤導。要知道，會讀書，拿了ＪＤ考了律師牌，不等於能做好律師啊！

三，庭審成了賀家的控訴會，是導致賀家敗訴的根源

眾所周知，法庭是陳述事由，辨清事實的地方。法庭審理是有程序規則的。如果作為證人席上的證人，被要求質詢時，回答應當是簡單明了的。言多必失是很普通的道理，尤其是被對方律師的詢問。據多維社引用賀家團隊嶽東曉的報道說，證人席上的賀紹強的作證是最長的，作證中還怒斥了貝克方的陰謀，對方張口結舌、語無倫次，等等等等。可以這麽說，那簡直是在法庭上胡鬧！這不就成了文革期間的控訴會了嗎？這種長篇累牘的控訴式作證，那一個法庭能夠把它作為可信有效的證詞而予以采納呢？
證人的證詞的作用，是澄清事實。應當以最簡練、最通俗語言說明清楚就可以了，任何帶有感情因素的“激詞”，都會影響證詞的可信性。任何法庭都不會采納不可信的證詞，這是常識。奇怪的是，賀家的代理人怎麽不能在法庭上把握好呢？更使居士不理解的是，那位嶽先生還要自發新聞稿，將這一些作為法庭庭審的“戰利品”，還沾沾自喜。
法庭是擺事實講道理的地方，庭審過程是很嚴肅的，也是很緊張的。冷靜、理智、好的策略的運用是贏得勝利不可缺的關鍵要素。對本案最基本的策略就是要贏得法官對賀家的同情。即使在中國法庭，你也要設法贏得法官的同情分。中國法庭也不容你在法庭上罵街、出氣啊！這是策略問題。
一方的證詞和主張不被采納，那就等於白講，作無功，還要損失形象分，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作了負功。法庭也隻能采納另一方的主張，這是法庭審理的遊戲規則。
本居士認為這是導致賀家敗訴的直接根源。

四，賀家支持團隊缺乏理性，不符合美國人的思維習慣

關於這一點，本居士這兩天也注意到了某些中文網站ＢＢＳ上網友的評論，居士基本認同部分網友的觀點，這裏就不再一一撰述了。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支持團隊應當多在道義上和經濟上給予賀家支持和幫助，而不能用“文革”式人多勢力眾打群架的方式來支持。比如，安排參加庭審的旁聽，一定要多少多少人的攤派，那是什麽思維？也不能主導某些網站進行控訴式的謾罵對方，連貝克夫人都知道說，“現在很多人反對他們，在互連網上，人們用中文罵他們是魔鬼、宗教狂熱分子”。運用“罵術”，在當今文明社會裏，隻能證明是一種理屈的表現。

五，貝克至少有兩張“牌”，賀家贏得上訴希望渺茫

一審法院已作了對賀家不利的判決，賀家要翻案，唯一的途徑就是向上一級法院上訴。而貝克家現在手上至少有兩張牌可以對付賀家，一張是以贏者的心態應付上訴，除此還可以打一張“移民牌”。這樣，賀家就顯得很被動。美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貝克方向移民局舉報賀家已嚴重違反美國移民法，那是貝克家的正當權利。一旦移民局受理認定賀家在美國的非法逾期，其結果就是將賀家遞解出境，這不是沒有可能啊。根據美國移民法，逾期超過一年的，十年不得入境美國。即使移民局裁定賀家離境，等上訴審法庭開庭審理時再來美國參加聆聽，賀家屆時即使拿到合法簽證也進不了美國啊，這官司還能繼續打下去嗎？除非有部長級以上給予賀家特殊情況的豁免，那是一項絕對煩瑣麻煩的事情，可能性也是渺茫的。
據本居士對貝克家過去訴訟策略運用的觀察，貝克方的律師一定會打這張“殺手鐧”牌。

綜上所述，本居士竟對賀梅一案的訴訟策略運用作分析評論，至於賀家與貝克家之間的恩恩怨怨，包括賀紹強性騷擾事件等事實，本居士不清楚，故不在本文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