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魏城
我在三個國家長期生活過，在其中的兩個國家參加過公民入籍宣誓儀式，不過，兩次都是向同一個人宣誓──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盡管伊麗莎白這個名字的英文發音我總是發不好。
第一次還是上個世紀末，我在加拿大入籍，就曾向這個住在外洲的女人莫名其妙地宣過誓。盡管楓葉之國的許多新移民有著和我一樣的疑惑，但他們在拿到加拿大護照之前，也不得不向這個“異國”的女王宣誓效忠，因為加拿大不僅是英聯邦成員國，而且還把英國女王當作自己的國家元首。
第二次則是上個星期，我在倫敦郊區布羅姆雷區市政廳（大概相當於北京郊區密雲縣人民政府辦公大樓）參加了英國公民入籍宣誓儀式，再一次向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宣了誓。這一次我不敢有什麽疑惑了，因為現在是我主動在她老人家的“王土”之內申請成為“王臣”的。
不過說實話，對我來說，這一回向誰宣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申請英國護照並不意味著我必須放棄加拿大護照。
其實，這與英聯邦也沒有什麽關聯。申請入籍前，我查過英國的有關規定：不管是不是英聯邦成員國，隻要你原來的國籍國承認雙重國籍，英國就允許你保留原國籍。
遺憾的是，我在加拿大那次入籍時就很不情願地放棄了中國護照，因為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說“不情願”，是因為由此造成的種種不便至少包括：每次去中國出差或探親，我都要去中國大使館排隊，等候辦理簽證。
當我接過布羅姆雷區區長（相當於密雲縣縣長）遞來的鏡框鑲嵌的公民證書時，我心不在焉地想：像我這樣的坐二望三、身份混雜、忠誠度成疑的“國際浪子”，這個世界上不能說沒有，但人數肯定不多吧。
為寫這篇文章，昨天我上網搜尋了一番，才知道我的想法錯了。例如，一個名為“多重國籍網”（multiplecitizenship.com）的英文網站介紹說：澳大利亞2000年時就有400萬至500萬人擁有雙重國籍；到1998年為止，居住在國外的瑞士公民中，60%擁有雙重國籍；雖然美國沒有官方的統計數字，但擁有雙重國籍的美國人也高達數百萬人；截至該網站公布這些數據時，全球大約有89個國家正式承認某種程度的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
美國也承認雙重國籍？這我還是第一次知道。我突然想起我在加拿大認識的一個朋友，他自稱是“懷揣四本護照的人”：南非、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當時我還有點兒納悶兒：美國不是最看重國民“效忠”問題的嗎？
“海歸”為何歸不得？
近些年來，雙重國籍在中國也成了一個“議題”。
世紀交替的這些年來，每年中國“兩會”期間都有人建議中國實行雙重國籍，提議者包括政協委員和中國學者，但聲音最大的還是各類海外華人社團。
在我看來，如今已經拿到居住國國籍的海外華人不想放棄中國護照，最主要的考慮，倒不是想省點兒簽證費，或吝惜使館排隊的那點兒時間，而是擔心一旦“海歸” 或萬一告老還鄉時尷尬的身份問題：雖然現在中國對在華的外籍人士也啟動了“綠卡”申請程序，但審核嚴格，名額有限，而且“綠卡”與國籍畢竟不是一回事兒：盡管你是黑發烏眼，黃膚平鼻，操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但你仍然是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
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隨著在華外企、甚至中國本土公司的薪酬水平與西方越來越有“可比性”，所謂的“海龜”也越來越多。但對那些持外國護照的“海龜” 來說，他們的在華身份問題，卻成了他們的一大困擾。我經常聽朋友講起這樣的故事：某某聯係好在華的高薪工作，卻因工作簽證沒有落實而遲遲不能成行；某某某已經“海歸”，卻因辦不下中國“綠卡”而不得不回流，等等。
還有更為尷尬的“葉落歸根”故事：持外國護照的某某或某某某，到了退休年齡，告老還鄉，卻因中國“綠卡”一卡難求，又懶得每年申請延續簽證，索性重演當年非法偷渡西方之一幕，在自己的祖居地“黑”了下來。
“葉”是“落”回來了，但“根”卻不認你了。
還有一些中國學者，力圖從理論高度論證雙重國籍現象之“先進性”，以及中國亦應在這方麵“與時俱進”之必要性。
例如，北京大學曆史學係副教授吳小安就認為，雖然少數西方國家早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承認雙重國籍，但作為一個全球現象的“雙重國籍”，本質上來講卻是全球化的產物，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才開始在世界上流行起來的新趨勢。吳小安還為這一新趨勢找到了這樣一些理論依據：一、全球化新形勢下，人員、貿易、資金、技術、通訊、交通越來越頻繁；二、“多元文化”概念與人權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三、傳統的民族國家主權觀念卻越來越淡化和弱化。
當然，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並非不認“歸國”的“遊子”，也不是無視靈活變通的國籍政策對海外華人有形無形“投資”的吸引力，而是有其難言的苦衷：除港台澳之外，絕大多數的海外華人都居住在東南亞諸國，如果中國承認雙重國籍，不僅會引起這些華裔居住國政府的猜疑，也不利於東南亞華人融入當地社會的努力。
力主中國實行雙重國籍的海外華人社群，主要是居住在那些承認雙重國籍的歐美國家的華人，他們也深知中國的這一苦衷，並相應地提出了折衷方案：中國的雙重國籍，應因國製宜，因人製宜，僅僅適用於那些居住國承認雙重國籍、本人也願意保留中國國籍的海外華人。
其實，印度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鑒。印度最近為了吸引海外印裔居民的財力、智力投資，也實行了雙重國籍製度。如果說歐美諸國的國情與中國不完全相符，那麽，印度則有很大的“可比性”：首先，印度的人口規模和經濟發展程度與中國相仿；其次，印度與中國一樣，也是移民出口大國，用吳小安的話說，與歐美許多國家基本上是“移民接受國”不同，中印兩國均屬於“移民輸出國”；其三，與許多海外華人居住在族裔問題比較敏感的東南亞諸國的情況類似，許多祖居地位於目前印度境內的海外印裔，因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印巴分治和七十年代的巴孟分離，而生活在穆斯林鄰國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他們的身份認同問題，不僅會影響到居住國脆弱的社群關係，而且還會影響到印巴、印孟之間敏感的外交關係。
基於上述複雜的政治、曆史和宗教因素，印度最近實施的雙重國籍製度，並非基於普適性的血統決定論或祖居地決定論，而是有兩大前提：一、海外印裔現居國也承認雙重國籍；二、不適用於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海外印裔。
去年夏季，中國國務院僑辦主任陳玉傑訪問英國期間，曾對當地華人社團談及中國難以實行雙重國籍的“苦衷”，並表示：她曾到訪過歐美、東南亞等地，往往隻有歐美華人才會要求雙重國籍，而東南亞等地的華人卻完全沒有提及，可見兩地華人所處的環境有很大不同。
陳玉傑的講話見諸中國媒體之後，門戶網站“網易”上，一名中國網友馬上跟帖“支招兒”──
“其實，隻要采用‘雙重國籍與否，本人自定’原則，問題即可解決。”
“茶話會”上話國籍
倫敦郊區布羅姆雷區市政廳的入籍宣誓活動結束後，區長邀請所有新公民前往附近一個大廳，喝咖啡、吃點心兼聊天（類似中國的“茶話會”），目的大概在於增進背景不同、膚色各異的新入籍者的交流和溝通，培養“公民意識”，順便再捎帶點兒“私貨”：趁機介紹一下區政府和自己的政績。
“茶話會”上，我也與剛才一起向女王宣誓“效忠”過的幾位“新英國人”交談起來。
一位中年男子自我介紹說：他來自伊朗，移居英國已經35年了。
“你在英國生活了這麽多年，怎麽現在才想起入籍？”我好奇地問。
他呷了一口咖啡：“以前我沒有英國國籍，也沒覺得有什麽不方便，因為我太太和子女都是英國公民，我本人則是英國永久居民。前一段時間，聽說今後入籍要考試，考什麽英國政治製度、曆史、文化等等，這才給了我一個動力，以免錯過這次免考入籍的末班車。”
這也是我來英國八年多最近才申請入籍的主要動因啊！聽他這麽一說，我的“動機不純”的內疚感也舒緩了許多。
告別這位英籍伊朗人，我走近大廳角落的一個三口之家。抱著兒子的父親對我說，他們全家來自緬甸，但他特別強調說：“這次宣誓入籍的是我太太和兒子，不包括我。”
看到我疑惑的表情，他解釋說：“我是緬甸流亡政府的成員。如果我想回國從政，我就不能加入外國國籍。但我兒子還要在英國上學，我太太則要在英國照顧他，他們如果不入籍，會很不方便。”
他的一番話又強化了我的“動機不純”的內疚感，但聯想起前些日子加拿大新總督被迫放棄雙重國籍的新聞，我又有些慶幸：我這輩子有過不少不切實際的夢想，但幸虧從來未曾夢想過從政。
我在三個國家長期生活過，在其中的兩個國家參加過公民入籍宣誓儀式，不過，兩次都是向同一個人宣誓──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盡管伊麗莎白這個名字的英文發音我總是發不好。
第一次還是上個世紀末，我在加拿大入籍，就曾向這個住在外洲的女人莫名其妙地宣過誓。盡管楓葉之國的許多新移民有著和我一樣的疑惑，但他們在拿到加拿大護照之前，也不得不向這個“異國”的女王宣誓效忠，因為加拿大不僅是英聯邦成員國，而且還把英國女王當作自己的國家元首。
第二次則是上個星期，我在倫敦郊區布羅姆雷區市政廳（大概相當於北京郊區密雲縣人民政府辦公大樓）參加了英國公民入籍宣誓儀式，再一次向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宣了誓。這一次我不敢有什麽疑惑了，因為現在是我主動在她老人家的“王土”之內申請成為“王臣”的。
不過說實話，對我來說，這一回向誰宣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申請英國護照並不意味著我必須放棄加拿大護照。
其實，這與英聯邦也沒有什麽關聯。申請入籍前，我查過英國的有關規定：不管是不是英聯邦成員國，隻要你原來的國籍國承認雙重國籍，英國就允許你保留原國籍。
遺憾的是，我在加拿大那次入籍時就很不情願地放棄了中國護照，因為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說“不情願”，是因為由此造成的種種不便至少包括：每次去中國出差或探親，我都要去中國大使館排隊，等候辦理簽證。
當我接過布羅姆雷區區長（相當於密雲縣縣長）遞來的鏡框鑲嵌的公民證書時，我心不在焉地想：像我這樣的坐二望三、身份混雜、忠誠度成疑的“國際浪子”，這個世界上不能說沒有，但人數肯定不多吧。
為寫這篇文章，昨天我上網搜尋了一番，才知道我的想法錯了。例如，一個名為“多重國籍網”（multiplecitizenship.com）的英文網站介紹說：澳大利亞2000年時就有400萬至500萬人擁有雙重國籍；到1998年為止，居住在國外的瑞士公民中，60%擁有雙重國籍；雖然美國沒有官方的統計數字，但擁有雙重國籍的美國人也高達數百萬人；截至該網站公布這些數據時，全球大約有89個國家正式承認某種程度的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
美國也承認雙重國籍？這我還是第一次知道。我突然想起我在加拿大認識的一個朋友，他自稱是“懷揣四本護照的人”：南非、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當時我還有點兒納悶兒：美國不是最看重國民“效忠”問題的嗎？
“海歸”為何歸不得？
近些年來，雙重國籍在中國也成了一個“議題”。
世紀交替的這些年來，每年中國“兩會”期間都有人建議中國實行雙重國籍，提議者包括政協委員和中國學者，但聲音最大的還是各類海外華人社團。
在我看來，如今已經拿到居住國國籍的海外華人不想放棄中國護照，最主要的考慮，倒不是想省點兒簽證費，或吝惜使館排隊的那點兒時間，而是擔心一旦“海歸” 或萬一告老還鄉時尷尬的身份問題：雖然現在中國對在華的外籍人士也啟動了“綠卡”申請程序，但審核嚴格，名額有限，而且“綠卡”與國籍畢竟不是一回事兒：盡管你是黑發烏眼，黃膚平鼻，操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但你仍然是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
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隨著在華外企、甚至中國本土公司的薪酬水平與西方越來越有“可比性”，所謂的“海龜”也越來越多。但對那些持外國護照的“海龜” 來說，他們的在華身份問題，卻成了他們的一大困擾。我經常聽朋友講起這樣的故事：某某聯係好在華的高薪工作，卻因工作簽證沒有落實而遲遲不能成行；某某某已經“海歸”，卻因辦不下中國“綠卡”而不得不回流，等等。
還有更為尷尬的“葉落歸根”故事：持外國護照的某某或某某某，到了退休年齡，告老還鄉，卻因中國“綠卡”一卡難求，又懶得每年申請延續簽證，索性重演當年非法偷渡西方之一幕，在自己的祖居地“黑”了下來。
“葉”是“落”回來了，但“根”卻不認你了。
還有一些中國學者，力圖從理論高度論證雙重國籍現象之“先進性”，以及中國亦應在這方麵“與時俱進”之必要性。
例如，北京大學曆史學係副教授吳小安就認為，雖然少數西方國家早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承認雙重國籍，但作為一個全球現象的“雙重國籍”，本質上來講卻是全球化的產物，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才開始在世界上流行起來的新趨勢。吳小安還為這一新趨勢找到了這樣一些理論依據：一、全球化新形勢下，人員、貿易、資金、技術、通訊、交通越來越頻繁；二、“多元文化”概念與人權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三、傳統的民族國家主權觀念卻越來越淡化和弱化。
當然，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並非不認“歸國”的“遊子”，也不是無視靈活變通的國籍政策對海外華人有形無形“投資”的吸引力，而是有其難言的苦衷：除港台澳之外，絕大多數的海外華人都居住在東南亞諸國，如果中國承認雙重國籍，不僅會引起這些華裔居住國政府的猜疑，也不利於東南亞華人融入當地社會的努力。
力主中國實行雙重國籍的海外華人社群，主要是居住在那些承認雙重國籍的歐美國家的華人，他們也深知中國的這一苦衷，並相應地提出了折衷方案：中國的雙重國籍，應因國製宜，因人製宜，僅僅適用於那些居住國承認雙重國籍、本人也願意保留中國國籍的海外華人。
其實，印度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鑒。印度最近為了吸引海外印裔居民的財力、智力投資，也實行了雙重國籍製度。如果說歐美諸國的國情與中國不完全相符，那麽，印度則有很大的“可比性”：首先，印度的人口規模和經濟發展程度與中國相仿；其次，印度與中國一樣，也是移民出口大國，用吳小安的話說，與歐美許多國家基本上是“移民接受國”不同，中印兩國均屬於“移民輸出國”；其三，與許多海外華人居住在族裔問題比較敏感的東南亞諸國的情況類似，許多祖居地位於目前印度境內的海外印裔，因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印巴分治和七十年代的巴孟分離，而生活在穆斯林鄰國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他們的身份認同問題，不僅會影響到居住國脆弱的社群關係，而且還會影響到印巴、印孟之間敏感的外交關係。
基於上述複雜的政治、曆史和宗教因素，印度最近實施的雙重國籍製度，並非基於普適性的血統決定論或祖居地決定論，而是有兩大前提：一、海外印裔現居國也承認雙重國籍；二、不適用於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海外印裔。
去年夏季，中國國務院僑辦主任陳玉傑訪問英國期間，曾對當地華人社團談及中國難以實行雙重國籍的“苦衷”，並表示：她曾到訪過歐美、東南亞等地，往往隻有歐美華人才會要求雙重國籍，而東南亞等地的華人卻完全沒有提及，可見兩地華人所處的環境有很大不同。
陳玉傑的講話見諸中國媒體之後，門戶網站“網易”上，一名中國網友馬上跟帖“支招兒”──
“其實，隻要采用‘雙重國籍與否，本人自定’原則，問題即可解決。”
“茶話會”上話國籍
倫敦郊區布羅姆雷區市政廳的入籍宣誓活動結束後，區長邀請所有新公民前往附近一個大廳，喝咖啡、吃點心兼聊天（類似中國的“茶話會”），目的大概在於增進背景不同、膚色各異的新入籍者的交流和溝通，培養“公民意識”，順便再捎帶點兒“私貨”：趁機介紹一下區政府和自己的政績。
“茶話會”上，我也與剛才一起向女王宣誓“效忠”過的幾位“新英國人”交談起來。
一位中年男子自我介紹說：他來自伊朗，移居英國已經35年了。
“你在英國生活了這麽多年，怎麽現在才想起入籍？”我好奇地問。
他呷了一口咖啡：“以前我沒有英國國籍，也沒覺得有什麽不方便，因為我太太和子女都是英國公民，我本人則是英國永久居民。前一段時間，聽說今後入籍要考試，考什麽英國政治製度、曆史、文化等等，這才給了我一個動力，以免錯過這次免考入籍的末班車。”
這也是我來英國八年多最近才申請入籍的主要動因啊！聽他這麽一說，我的“動機不純”的內疚感也舒緩了許多。
告別這位英籍伊朗人，我走近大廳角落的一個三口之家。抱著兒子的父親對我說，他們全家來自緬甸，但他特別強調說：“這次宣誓入籍的是我太太和兒子，不包括我。”
看到我疑惑的表情，他解釋說：“我是緬甸流亡政府的成員。如果我想回國從政，我就不能加入外國國籍。但我兒子還要在英國上學，我太太則要在英國照顧他，他們如果不入籍，會很不方便。”
他的一番話又強化了我的“動機不純”的內疚感，但聯想起前些日子加拿大新總督被迫放棄雙重國籍的新聞，我又有些慶幸：我這輩子有過不少不切實際的夢想，但幸虧從來未曾夢想過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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