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麵看“占中”：批判與調和
序言
我一直相信：真理是在中間的。世界之複雜，很多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不是看一兩篇文章、憑著常識想一想便明白真相。趨近真理的過程要提防他人、環境以及自身引起的偏見，真的很難。
這幾日，在香港的人都過得不容易，不管是在街頭頂著烈日暴雨示威的年輕人，擔心未來的生活工作受到影響的人，還是從內地來香港生活同時聽到兩地朋友各種評論的人。政治不是生活本身，它隻是生活的框架。可能平時我們關心生活本身多於關於政治，但是當我們生活的框架受到衝擊時，我們便不得不去關心它了。政治的不穩定，不僅影響我們對未來的安全感，還影響我們與親人和朋友的關係。
來香港生活了若幹年，我一直在觀察、理解香港。在這幾天裏，我觀察流行文章的言論，觀察朋友們的態度和立場，觀察占中當事人和社會各界的聲音，親臨示威現場觀察，想了很多東西。以下我打算把所見、所聽、所想的東西寫出來。這很不容易，因為涉及好多東西，包括人性、思維方式、曆史、法理等等。如果有錯誤，歡迎指正。
首先聲明，我的立場並不是單純支持或者反對占中。我的立場是我們要理性（避免讓情緒引起偏見、要全麵去考慮所有的證據和可能性、避免錯誤的思維模式），也要有愛（避免冷漠、要有擔當地想解決辦法）。人格有幾種不好的狀態，包括：盲目相信權威者的無知、憤怒批判者的缺乏建設性與擔當、理性功利者的自我和冷漠。我們唯有努力去理解多元複雜的世界，相信和平理性，主張博愛，才能達到超越前三者的境界。（可參考【3】）
在這篇文章裏，我要做的事情主要是講清曆史有過什麽、現場看到的事實是什麽、當事人是怎麽想的、外界的人的某些想法裏有什麽謬誤、有什麽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未來發展有什麽可能性，通過以上這些讓讀者能夠透過迷霧，自己去反思、討論、判斷。我所表達的立場僅僅是理性和愛，不對任何具體的行動表達立場。我這裏說的也不必然是終極的真相，這裏隻是用理性和愛作為手段，驅趕那些非理性的和冷漠的，幫助我們去盡力接近真相。
我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總是要提醒自己很多東西，包括但不僅限於以下：
1.
2.
3.
4.
這篇文章涉及麵很廣，限於時間關係，很多的方麵我無法一一展開。我把我看過的相關文章放在參考文獻【1-42】，可以供讀者去增加了解。至於尚未了解事件基本情況的，可以參照【10】【12】【14】【36】【42】，等等。
問題的根源
（可參考【11】【13】【22】）
主要問題一：內在社會矛盾
香港回歸之前，是處於比較初級的“資本主義”，即，重經濟效率但不重社會公平。那時，由於內地經濟剛剛開放，香港的經濟處在高速上升期，基層的人也能容易賺到錢。回歸之後，恰逢中國經濟崛起。由於內地工業發展，人工成本低，香港的實業流向內地，香港被迫隻能做高端的產業，進行經濟轉型。
在香港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呈現出來。雖然香港的整體GDP仍在增長，但是有一部分人的生活卻在日漸惡化，造成巨大的社會裂痕。很多香港人居住環境依然非常差、老無所依，很多年輕人看不到希望，很多市民的教育水平依然很低，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資本主義強調每個人想得到自己滿意的生活是需要努力的，這個觀點是對的，但是不能忽略製度可能存在的缺陷問題。香港好多基層的人非常努力，卻沒有出路，這裏麵有一些社會製度性原因。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一部分人處於基層，如果是製度性原因使得基層的人生活不好，這個製度就應該改變。有人說這個世界就是弱者被忽悠、被欺負的世界，這是非常冷漠的說法。
在香港如此發達的經濟體，製度應當保障人們的平等發展機會和基本生活權利等方麵的諸求。一個社會有責任建立機製性保障，讓勤勞的人能夠獲得足夠的生活保障。比如，香港可以通過開拓更多的土地，提高人們的居住條件，減少人們的生活負擔，提高各種就業機會，而不能僅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者（俗稱“地產霸權”）的利益。香港可以建立養老製度，讓更多基層的人老有所依。精英們有些離開香港去內地發展，是為了維持或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基層的人沒有辦法。香港是香港人的家園，家園不能把自己的居民逼走。
主要問題二：內地的衝擊
在經濟轉型中，大量的人從實業中流出。這些人需要工作，於是香港開放自由行，讓這些人可以做自由行的生意。這個GDP隻有大概4%的產業讓大概17%的人有工作，保持了香港不到4%的失業率，保持了社會的安定。但是，自由行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有些內地遊客把一些不好的東西帶來香港。雖然香港人歡迎同胞的到來，但是不歡迎不好的東西的到來。就像請人到家裏做客，並不希望客人把家裏弄髒。自由行強烈的購物需求令很多店鋪變成了金鋪、藥房、名牌店，同時外地人也加入炒房，這些都進一步推高了房價。另外，還發生了搶奶粉、搶產子床位等問題。
這些年，香港的腐敗現象也增加，讓人覺得香港風氣在變差。內地對香港的滲透在增加，從商業、人員、文化等各方麵，都體現出來。內地的不自由和缺乏法製的氣氛讓香港人感覺恐懼，害怕繼續被滲透之後，自己的生活環境被徹底改變。（可參考【16】）
香港解決以上問題的努力
綜上所述，香港要解決自身問題，必須同時反既得利益和反內地衝擊。兩方麵其實相輔相承：由於既得利益阻礙社會變革，香港的經濟對內地的依賴程度就更高，所以就更受內地衝擊。
說到這裏，有些東西要分清：不一定反內地衝擊就是與內地隔離或與內地對抗。可以有一些機製設計，讓香港盡可能保持自己的本色，又能與內地友好往來。香港的經濟需要與內地密切聯係，但是密切聯係並不等於依賴。
很可惜的是，過去10幾年香港的體製都無法應對這些問題：對內，回歸後香港的立法會裏一半席位由全民選舉，另一半所謂的“功能組別”基本傾向於既得利益者。這樣的結構造成了大量的拉鋸戰，各種政策難以通過，政府無所適從。同時，由於行政長官非普選產生，其提出的政策的認受度也經常受到質疑。對外，好些與內地關聯的問題香港沒有決定權力，比如對自由行的審批。在既有體製內嚐試解決諸多問題的努力一直持續了多年，抗爭形式不斷變化和升級。
今日的僵局
（可參考【7】）
提出回歸之時，香港與內地各自的情況及相互關係跟現在大大不同。那時，香港並沒有這麽大的內部裂痕，中央設計的一國兩製裏麵意圖把回歸後的香港交給親中央的商人管治的計劃看似可行。
提出“一國兩製”的時候，北京還沒有出現那場風波。那時還沒有考慮過香港對國家安全的影響。那時以為香港和內地可以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關係。誰知出現了那場風波之後，政治收緊。這些年經濟快速崛起，但是社會很不穩定。非常擔心香港成為西方顛覆中國的基地。
也沒有料到的是，這些年內地崛起促使了香港經濟轉型，而經濟轉型造成了社會深刻矛盾。當下，看似普選是提高政府認受度和解決議會內長期拉鋸的有效辦法。而普選民主在中央看來孕育著風險。
我們便看到了不幸的衝突，即今日香港的需求與內地的需求產生衝突：香港要解決體製問題，而內地需要維持穩定。如果給香港多一些民主，就增加了香港影響內地穩定的不安全性。另一方麵，由於經濟地位提高，中央對外強硬，使得對香港強硬有了一個態度上的慣性。
批評
批評有很多種出發點。有些是帶著諷刺和鄙視，其中帶著冷漠。有些是因為不理解，或者思維模式出錯。對於以下的每一個問題，我並不會給出確切地答案，僅僅是告訴你當事人怎麽想、以及某些想法裏有什麽謬誤（批評的觀點裏的合理和不合理、占中的主張裏的合理和不合理），讓讀者能夠透過迷霧，自己再去反思、討論、判斷。不能簡單地認為我說這些東西就意味著支持占中或反對占中。
有些批評是帶情緒性的
這些天，有些人，針對以往香港人的驕傲、媚洋、對內地人的批評等等，一下子批評或嘲諷個痛快，把他們積累的壓抑情緒在這一刻全部宣泄出來。這種報複性心態其實是冷漠的，也是不理性的，因為把那些文明禮貌的香港人和那些粗魯不文雅的香港人全部視為一樣。
有些批評是關於策略性的
香港是否適合實行民主？
有人說，民主不一定比不民主好，因為不太民主的中國在二十幾年就變成了世界第二經濟體。“民主不一定比不民主好”是對的。但其實，這既不足以說明內地就必須繼續保持限製民主的狀態，也不能說明不能在香港這個發展水平階段實行民主。
有人說，民主不是關鍵，因為國家的統治終究需要精英。這樣的說法沒有錯，但也不能說明民主和精英統治是衝突的。在民主體製下，讓精英統治者得到民意的正當性承認，更有利於社會的發展。
有人說，民主可能是很危險的，並列舉出一些被民主運動顛覆了政權的國家，和一些擁有民主多年之後依然很落後的國家。但是，在那些例子中，那些國家並沒有經曆過長期的自由和法製的熏陶。相反，隻有當舉出一個例子說明已經長期擁有自由和法製的社會實行民主之後變得糟糕的，才能說明當今的香港不適宜實行民主。
我認為，一個社會是否具體了自由和法製的長期熏陶，是實行民主有益於社會進步的充要條件（可參考【4】【39】）。不妨參照跟香港同為發達社會的法國、英國、美國等國，看看它們是在什麽情況下、以什麽方式實行了民主。當然，關於這個標準是否正確，以及在實際操作中是否有其他需要考量的因素（特別是“一國兩製”這個特殊環境裏），還需要思考。
能不能用漸進的方式、體製內改革的方式去爭取民主?
過去多年，香港民主派已經在體製內嚐試了多種抗爭方式，都基本沒能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當下中央提出的普選方案裏，提名委員會的1200人中的多數是親北京、親商的。由這1200人中超過一半通過的2-3個候選人，無論選誰，都是親北京、親商的，不能代表所有香港人的意願。接受這樣的方案，基本讓民主進程停滯。是否該等還是該爭，可以繼續思考。
太天真、不現實、沒有可能成功
很多人覺得這個抗爭不可能成功，是基於博弈角度的分析。很多從博弈角度進行分析的觀點，都有一些假定不會變動的前提條件。往往這些前提條件在思維過程中都被隱含地假設不會變動。而實際中，這些條件並不必然不會動。這就是曆史難以預測和操控的原因了。
雖然爭取民主的人有堅定的終極目標，但是當下他們並沒有認為一定要到終極目標才認為自己是成功的。成功可以是階段性的。如果這次運動能夠把民主推進幾步，也算是成功。雖然他們對於當下成功可以到哪一步，實現哪些訴求沒有那麽樂觀，但是現在看到很多人走出來，讓他們學習到了新的經驗。哪怕他們這次不能達到最終目標，他們也會重來，繼續學習、成長。相反，如果這一次不去行動，就一直沒有學習、成長的機會。
這次跟往其他的運動不同的是，在運動過程中，沒有高度組織化，但是各個自發團體和個人卻能通過商議來協調（可參考【42】）。這可能說明大量的參與者的文明程度比較高，並擁有基本共識。在這過程中，傳媒的角色（可參考【15】）、各界的法律意識，都很到位，體現了很大的包容，間接地允許和支持了這些運動的發生。
香港學生確實中文不好，曆史也學得不好，但是他們很有愛。在現場，看到他們免費提供水、削好皮的梨給路人，嘶聲力竭地維護秩序，不停地組織分享會演講調動人們的熱情。
對於重視社會公義並為之抗爭和付出的行為，不能簡單地否定。在曆史的長河中，擁有這些行為的這類人一直存在，雖然他們並沒有總是在我們視野的焦點裏，但是當社會出現重大問題時，他們的存在就被大眾所意識到。也許他們的方法不一定對，但他們終究是屬於犧牲自我去爭取大眾利益的人，值得敬佩。
有沒有考慮過最壞的情況下，香港社會需要付出多大的犧牲？
示威者怎麽看持續抗爭可能造成的香港的經濟大幅下滑的問題呢？在他們的預期裏，最差的情況可能會出現，但是也可能由於政府的合作而不出現。他們不覺得是投機主義，而是覺得公義的價值比可能付出的最大的經濟代價還要大，所以應該去做。
有些批評是說他們無理
覺得香港人“要太多”，覺得經濟比其他重要
一個流行的論點是“香港在中國的經濟的位置中沒那麽重要了，相反，香港的經濟變得很依賴內地了。所以，香港已經沒有了較量的籌碼，應該為了繼續繁榮而盡力處理好與內地的關係，而不應該為爭取不那麽重要的民主而破壞與中央的關係。相反，由於香港對中國沒有那麽重要了，所以中國可以對香港內部的抗議置之不理，甚至減少對香港的經濟照顧，抗爭的話香港隻能自己搞垮自己”。這是冷漠的觀點，問題在於它是一種以內地利益為中心的自我主義，同時把經濟重要性定位於絕對處於社會公義之上，體現了一種“隻問經濟，不問政治”、“隻愛土豪，不愛自由”的價值觀。就算香港是弱者，難道弱者就沒有爭取社會公義的權利？
回歸之時，香港人期望的是“馬照跑，舞照跳”那樣的資本主義生活。但是，今日的香港，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不再隻是想著賺錢和娛樂，而是產生了社會公義的訴求了。
有人說，香港人隻要與中央維持好關係，就繼續有好日子過，要爭那麽多，太得寸進尺。這背後也是把“好日子”定義為經濟至上，這是一種有些人習慣的價值觀
香港人爭取民主，是為了：反抗內地的多種消極滲透，
權利是分層次的，從初級到高級包括：吃穿、醫療、住房、養老、社會向上流動、自由、法製安全感、民主。中國內地現在還在為得到比較初級的權利而努力，而香港已經擁有了一些比較初級的權利，在爭取更高一級的權利。每個社會裏，下一代人總是想要比上一代更好的東西，這是應當理解的。
有人說，現有程度的自由和民主是回歸後中央政府給的，已經比以前英國人統治的時候給得多了，所以你們就該知足了。這背後的邏輯是“給多少就滿足於多少”。民主意識主張的是爭取本來屬於自己的東西，而不是看別人給得多就高興了。香港人爭取民主，不理是由誰來統治。過去有在爭取，隻是還沒爭取到。過去爭取不是很激烈，現在爭取激烈，是因為覺醒和素質提高。
怎麽看“違法”？
中國統治思維自古是國家至上：個人的權利和空間是國家賦予的，個人沒有剩餘權利。而民主的思維是，每個人都天生有一切的權利，一個社會中的人通過一定的交換達成一定的契約，在這個契約裏把自己的一部分權利交出去，形成國家和法律。國家和法律的權力是每個個人賦予的，而個人還有大量的保留權利。當在既有的國家和法律的框架裏無法伸張社會公義的時候，人們可以回收那些權利，當然，人們必須付出違反法律和與國家機器對抗的代價。
很多人在長期的教育裏，形成了“法律等同於正當性”的觀念（往往這種觀念是集權者願意灌輸給民眾的，因為集權者製定了維護自身的法律，讓民眾守法就可以維護集權）。事實上，隻能說，大部分情況下，“合法”即“正當”，但不總是。比如說，如果認為法律總是等同於正當性，那麽堅持守法的殖民地人民怎麽可能民族獨立？封建主義國家的人守法，怎麽可能建立現代國家？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大部分情況”和“極少數情況”的邊界在哪裏？這沒有簡單的答案。要不要在非法範圍尋求公義，關鍵在於判斷具體情況下有沒有可能在合法範圍伸張社會公義。但是，要判斷“在當下的香港，在合法的範圍裏麵是否足以實現社會公義”並不容易。請讀者仔細考察，不要輕易作出判斷。這裏僅列出爭取真普選的人（單方麵的）的觀點作為參考：
1.
2.
占中者是如何定義他們說的“和平理性”？
在他們的定義裏，“和平理性”即不打警察、不破壞公共財物。如果警察要逮捕就讓他們逮捕，隻會消耗警察的人力。
至今我們確實未看到占中者的暴力，同時警察也隻用了最少的武力。注意武力與暴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也看到抗爭的人自覺維護秩序，保持環境衛生，弘揚人道主義（比如讓救護車通過），等等。
至於有人把“破壞秩序”、“損害他人的利益”視為暴力。但那是一種廣義意義上的“暴力”，在討論的時候要注意具體的語義。
占中的人太自私？
回答這個問題主要在於判斷這場運動是為了個人或小群體所需還是為了全社會所需。
有人說，他們影響別人的“正常生活”。有人說，他們侵犯
其實，仔細想想：什麽是正常生活？每個人的“正常生活”是不是都一樣？“多數人”原則是不是總適用？理想是誰的？
雖然多數人原則在決策的時候經常被使用，便是多數人都認同的事依然可能是不公義的。
伸張社會公義不是為了一個人獨有的理想。理想有個人的，也有社會共同的。
一般人說的“正常生活”不被打擾的理由通常是“我好好地工作、生活，不應該被打擾”、“現行法律體製保護我這樣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通常這些理由是充分的。但是，考慮一種情況：如果由於不合理的社會製度讓另外一些人（這些人可能隻是社會的少數）不能過上應得的“正常生活”，同時如果你的“正常生活”支持了不合理的社會製度，而不合理的社會製度妨礙到那些人應得的“正常生活”。換句話說，你要的“正常生活”間接地影響了他人的“正常生活”。那麽你的正常生活被破壞，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打個近似的比方（盡管這些例子可能不是很貼切，因為它們僅僅是合乎現行體製的一些社會關係的調整）：比如對某個人群減薪或加稅、讓地鐵站在某些人旁邊施工帶來噪音等等，在這些情況下，有部分人為了社會的整體福利的提升，付出了一定的代價。
如果認可這項事業是為了有重大意義的社會公義，認可不公義的法律如果不能在既有體製裏被更改便是可以被破壞的，認可個人利益需要為了整體的利益而犧牲，那麽，這種妨礙他人、破壞法律的伸張社會公義的行為就找到它的合理性。
當然，這樣的邏輯是否正確，以及占中這件事是否符合這個邏輯的前提，我們還需繼續深思。
破壞經濟的責任在誰？
中央和特區政府強硬地說，占中的人要為其行為的破壞後果負責。確實，占中的人有責任，因為他們的行為是香港經濟損失的原因的一部分。但是，中央和特區政府作為領導者，是否也可能有責任呢？作為領導者，應當有政治承當，應當通過充分的溝通了解人民的需求，並在有可行性的情況下給出相應的解決方案。這個事件裏的可行性在於是否存在同時照顧雙方需要的辦法。
在輿論戰中，中央強調的是上麵對下麵管治的權力，而普選爭取者的邏輯是一個國家的各個部分擁有爭取自身利益的權利。這背後體現的是兩套相衝突的邏輯—政府的權力是人民自下而上授予的，還是政府自上而下給予人民權利?
一方麵，管治權力的權威性帶來的政令暢通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麵，社會發展走向何方需要下麵對上麵的確認。其實兩者不能失衡。我們不願意看到雙方都很自我，各自闡述立場，要麽中央強加意誌於地方，要麽地方不顧中央對於全局的考慮。一方麵，現在中央的文化是一種為了維護高度權威的文化，這種文化使它無法放下架子去與地方開誠布公地對話。另一方麵，一些香港人對中央及內地的否定過於泛化，把對一些現象的否定泛化到對整個群體的身份的否定。越是不能開誠布公地對話，雙方就越來越自我，分歧越來越大。
有些批評是關於道德
奴性？
有人說，英國人統治的時候，香港人為什麽不爭民主？以此來批評香港人願意做奴才。似乎既然當時不爭民主，那現在也不該爭。
其實，英國人統治的時候香港人也不是沒有爭取民主，隻是沒有成功爭取到民主，所以今天繼續爭取隻是一個延續。另外，爭取民主本身是個過程。隨著社會發展，人們越來越覺醒，素質和需求同步提高，民主從昨日的奢侈成為今日的可爭取。就算昨天沒有那麽強烈去爭取，今天也可以強烈爭取。這一切與統治者是英國人還是中國人無關。（可參考【40】）
香港人更願意與外國人為伍，接納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觀。有些人因此批評香港人媚外、奴性、人心沒回歸。其實，不能把對先進文明的向往等同於對民族的背棄。人總是對更先進的文明向往，對落後的文明抗拒。接受中國的管治和接納內地的同胞，並不意味著要非要放棄先進文明、讓自己身上披上落後文明。
被人煽動和利用、別有用心
香港是個與國際密切聯係的城市，認可西方的很多理念同時也得到西方的認可。在這樣的運動中，得到西方很多人的支持並不奇怪。並不能把與外國聯係、與外國誌同道合的人互相支持等同於與外國勾結、被利用、收買、指使。
不可用身份論斷人，要真切地去理解立場本身。很多講陰謀論的語氣聽起來很像內地極左風氣流行時文章裏慣用的語氣，容易讓人心生厭惡。陰謀論，是沒有證據的猜測。盡管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有陰謀家，但是我們不能放棄訴諸理性分析與證據。也許真的有別有用心的人在裏麵，也許我們都因為單純而被利用了，但是我們如果不依靠理性和證據，僅靠猜疑或一些匿名的所謂“證人”，那我們怎麽可能去逼近真相呢。（可參考【24】）
比如說，人民網的文章【41】指黎智英靠2000張期指獲利超過10億。除了這說法的來源不可檢驗之外，有金融常識的人就看出這裏麵有問題：就算他能夠抓住這些天港指期貨的最高點和最低點，2000張期指也最多能獲利1億多，跟10億相差甚遠。確實，這個世界可能會有陰謀，但請用證據和可靠的證人揭穿陰謀，不要用蹩腳的方式，否則在理性的人麵前，你的權威性就失去了。
混亂的一麵
縱觀曆史，任何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都有缺陷。這些缺陷可能會使運動變味、失敗。政治是複雜的。就算有正確的初衷，也不一定有好的結果。好人和壞人夾雜在一起，分不清。信息的傳遞也很混亂，難以驗證。人會情緒化。等等等等。
分裂勢力、邪教等等
有些人企圖把這場運動的引向分裂中國，引向讓香港和內地同胞互相敵視。在現場我們看到出來遊行的XX功，還看到一些感覺很痞的人。這些跟風作亂的，可能將會抹黑和破壞這場運動，使它得不到大眾的支持，從而失敗。
同伴壓力（peer
確實，學生們有一些是因為同伴壓力而參與行動，也因為現場氣氛影響而變得情緒激昂。這有點危險。（可參考【12】）
其他種種
說不完。
占中的人要反思
有人說，他們把整條街占了，嚴重阻礙交通，感覺像有人跑到你家裏賴著，卻說我沒有打你。
有人說，不應該把不支持占中的排斥為異類，甚至進行強烈的語言身份攻擊，有綁架民意之嫌。
有人說，要是真心希望推進民主進程的話，就應該爭取多方支持，向內地民眾傳播他們的努力，宣傳他們的理想，而不應該視內地民眾為奴性子民，標榜自己才是民主鬥士。否則，這麽繼續下去，占中隻會是港人自導自演、自得其樂的鬧劇。
這些觀點都有正確的地方。占中的人需要反思：在主張公義的時候，應當多大程度地避免侵犯不同立場的人的利益，對他人的批評和爭取的界線應該放在哪裏？
關於策略性問題，占中的人也應當反過來想一想爭取的力度和節奏要怎樣最好。也許，中央這一次安排並不是以後不能再變化的安排。香港有沒有可能暫時忍耐？現在的製度安排已經指向2020年。等2020年之後，再去討論更進一步的民主。那時，也許中國內地的維穩需求沒那麽強烈，兩地之間的互相理解加深，對話空間擴大，等等，爭取真普選便沒有那麽大阻力。那未嚐不是一種順利過渡的方式。
調和
某些批評香港人、批評示威者的言論背後體現的是一些價值觀，那些價值觀的形成的基礎包括冷漠的心態和不正確的思維模式。特別的是，批評者過分把某一部分人的行為表現泛化到對一個群體的全部人的行為表現，甚至把對行為表現層麵的否定上升到對人的身份的否定。
要接近真相，不得不涉及到否定那些價值觀及其基礎。
在現實中，有時聽到否定的人難以接受意見，往往因為在內心深處認為“我的表現就是我的麵子，就是我的身份，代表’我’，你批評我的表現就是否定我”。
這些是所有人要反思的。
對事態發展的預測
一方麵，中央視這事件為維護或奪取香港管治權的問題，決心不改變人大所做的決定（可參考【2】【35】）。另一方麵，香港既有的體製和氛圍，難以讓那些年輕人不產生要求民主的思想，難以讓這場要求民主的運動不發生，也難以讓它優雅地收場。
我們看到，這幾天，因為法官和律師堅守法律理念（可參考【42】）、公務員堅守職業操守、大學和家長堅守育人理念（可參考【21】）等等，各方都在呼喚理性和平，反對使用武力。即使是不支持對抗的人，也因他們堅守的和平、理性、法製、自由等理念，允許抗爭運動發生並延續。
另一麵，想象不到官方能有什麽好的招數可以快速並優雅地結束這一切。因為參與的人數太多不可能全部抓起來。狠狠打擊少數人，香港的法律似乎也不允許。中央介入無非是使用軍隊，而軍隊的介入對香港必然也是致命傷。
總而言之，似乎看不到香港存在快速優雅地結束一切衝突的條件。對抗會長時間地持續，在形式上可能會發生多種變化。
未來較長一段時間香港的社會安定和經濟表現很不樂觀。
當然，這種悲觀的視角，是側重於經濟。而看重社會公義的人也許會覺得香港有希望，乃至覺得整個中國有希望，那是另一個側麵了。
出路與遠景展望
從務實的角度看，在這個階段爭取真普選的成功機會太小，代價太大。示威者如果在把民主進程推前幾步之後適可而止、以務實的態度放棄行政長官的真普選、轉而爭取立法會的真普選，也不失是一種有利於多方的可行辦法。理由如下：立法會如果是全民選舉的話，可以代表全民；而按現在中央指定的方案，行政長官是既得利益階層的合意人選，並且是親中央的。在這樣的管治結構裏，行政長官提出的政策，由於他親中央的身份所以不可能反中央，由於他是經過既得利益階層認可的所以不會走向民粹，由於需要立法會通過所以必須符合民意。在這種新的框架下，民主訴求和中央的安全需求能同時得到滿足，為香港進一步解決深層矛盾奠定基礎。香港當前GDP有正增長，財政有盈餘，說明是有改革空間的。
這次事件中，很多的爭論反映了一個強權管治的強勢思維、一個經濟至上或以自我為中心的冷漠思維、與一個主張平等權利和博愛的思維之間那種對話的艱難。
中國的經濟還會進一步發展，社會發展速度還會長期落後於經濟發展的速度。我們不希望看到它成為土豪或是一個巨大的怪獸。我們有責任讓它變得更文明，而不僅僅是更富更強。中國內地的整體教育水平，已經大大超過25年前的情況。也許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範疇，但是“發展中”是一個很大的範圍，非常落後的“發展中”和比較進步的“發展中”是不一樣的。民主作為普世價值，它終究是人們最終想要的東西，隻是實現它的時機問題需要考慮。雖然它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奢侈地擁有，但是在當下或者很近的未來，對於中國是否具備了值得擁有民主的條件，應當不斷評估。對於香港，也一樣要討論。在成熟的民主國家的內部，各種訴求引發衝突是一種正常現象。
關於內地和香港的關係的未來，有人說內地開放上海、前海等地區，會對香港造成致命威脅，“香港淪為二線城市”的預言不斷。但我覺得可以這樣看：
其一，中央對香港的經濟定位。中央雖然在未來的經濟布局上會增加國家經濟安全方麵的考慮，但是不會取代香港。畢竟，社會主義的中國要與資本主義的西方打交道，需要一個緩衝地帶。在中國龐大的領土裏，需要一塊西方來到中國可以歇腳的地方，需要這塊地方的法律和商業規則都比較像西方本土。這個地方，作為西方在遠方的商業基地，有其價值，並不見得從萬裏之外直接跟中國做生意就最好。
其二，中央需要考慮香港的民生問題。香港已經回歸，已經是中國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對香港必然有政治擔當。要保持香港穩定，就不能讓香港的經濟下滑。所以不可能會在經濟布局上作出一些跟香港惡性競爭、搞垮香港的安排。未來香港的經濟內容會變化，但是經濟的繁榮程度不太可能下降。（可參考【25】）
其三，內地的崛起會提供給香港人更多的機會。未來的情況會是香港穩步發展，而內地快步追上。內地的經濟發展會伴隨著法製和生活質量的全麵提升，香港和內地的從法製和生活質量方麵來看差距越來越小。內地對香港經濟內容發起挑戰的同時，伴隨著內地生活和工作環境的變好，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人，無論是精英還是基層，是願意移動到內地生活工作的。
其實，最讓人覺得憂心的是一些言論中呈現出來的驕傲和冷漠。這兩種心態的根源在於“以外在表現作為’自我’的內在身份”，即，“我自己好不好，就在於我牛不牛”，延伸出來的觀念就是“不牛的人，就該受鄙視、欺負”。很多中國人非常努力提高自我表現。其實，個人表現好是不夠的，如果不能避免冷漠，就會讓人之間無法互相關愛、信任，無法與他人形成一個強大的整體，所以這個群體很難真正地強大。“隻問經濟，不論政治”、“隻愛土豪，不愛自由”是內地氣氛給很多人形成的價值觀。內地新的一代裏不少人越來越認可中國實力增強帶給個人的良好的身份感。有些人認知模式和價值觀被扭曲卻渾然不知。洗腦並不僅僅是讓人接受某些說教，更包括成功地讓人接受某些看似很有理的學說，還包括讓人受到身邊的所有生活現實的深刻影響而人格變形。連那些會翻牆、能看到外國的一些事實和觀點的人，有時也沒能逃脫。就算那些在海外生活一段時間的人，也有一些並沒有更正認知模式和價值觀，因為他們沒有拆掉自己心中的藩籬。反抗洗腦，就要常常意識到思維模式的謬誤，常常反省自己是否有充分的愛心。
好多人在香港讀了書，就選擇去國外發展了。他們相信香港是一座沒落的城市。但是，我相信，香港有那麽多以香港為家的高素質的人，他們一定能改變香港。盡管我不知道最終改變的方法是什麽，但是我相信香港的未來會更好。
從深層去看，香港今日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的落後。中國從一個落後的位置出發，在進步的過程中，必然要背負一些包袱。香港遇到的阻力，就是中國的包袱。解決香港的問題的終極辦法唯有中國的進步。香港，如果你想走快點，請你催催內地走快點。
願神祝福香港！
序言
我一直相信：真理是在中間的。世界之複雜，很多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不是看一兩篇文章、憑著常識想一想便明白真相。趨近真理的過程要提防他人、環境以及自身引起的偏見，真的很難。
這幾日，在香港的人都過得不容易，不管是在街頭頂著烈日暴雨示威的年輕人，擔心未來的生活工作受到影響的人，還是從內地來香港生活同時聽到兩地朋友各種評論的人。政治不是生活本身，它隻是生活的框架。可能平時我們關心生活本身多於關於政治，但是當我們生活的框架受到衝擊時，我們便不得不去關心它了。政治的不穩定，不僅影響我們對未來的安全感，還影響我們與親人和朋友的關係。
來香港生活了若幹年，我一直在觀察、理解香港。在這幾天裏，我觀察流行文章的言論，觀察朋友們的態度和立場，觀察占中當事人和社會各界的聲音，親臨示威現場觀察，想了很多東西。以下我打算把所見、所聽、所想的東西寫出來。這很不容易，因為涉及好多東西，包括人性、思維方式、曆史、法理等等。如果有錯誤，歡迎指正。
首先聲明，我的立場並不是單純支持或者反對占中。我的立場是我們要理性（避免讓情緒引起偏見、要全麵去考慮所有的證據和可能性、避免錯誤的思維模式），也要有愛（避免冷漠、要有擔當地想解決辦法）。人格有幾種不好的狀態，包括：盲目相信權威者的無知、憤怒批判者的缺乏建設性與擔當、理性功利者的自我和冷漠。我們唯有努力去理解多元複雜的世界，相信和平理性，主張博愛，才能達到超越前三者的境界。（可參考【3】）
在這篇文章裏，我要做的事情主要是講清曆史有過什麽、現場看到的事實是什麽、當事人是怎麽想的、外界的人的某些想法裏有什麽謬誤、有什麽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未來發展有什麽可能性，通過以上這些讓讀者能夠透過迷霧，自己去反思、討論、判斷。我所表達的立場僅僅是理性和愛，不對任何具體的行動表達立場。我這裏說的也不必然是終極的真相，這裏隻是用理性和愛作為手段，驅趕那些非理性的和冷漠的，幫助我們去盡力接近真相。
我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總是要提醒自己很多東西，包括但不僅限於以下：
1.
2.
3.
4.
這篇文章涉及麵很廣，限於時間關係，很多的方麵我無法一一展開。我把我看過的相關文章放在參考文獻【1-42】，可以供讀者去增加了解。至於尚未了解事件基本情況的，可以參照【10】【12】【14】【36】【42】，等等。
問題的根源
（可參考【11】【13】【22】）
主要問題一：內在社會矛盾
香港回歸之前，是處於比較初級的“資本主義”，即，重經濟效率但不重社會公平。那時，由於內地經濟剛剛開放，香港的經濟處在高速上升期，基層的人也能容易賺到錢。回歸之後，恰逢中國經濟崛起。由於內地工業發展，人工成本低，香港的實業流向內地，香港被迫隻能做高端的產業，進行經濟轉型。
在香港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呈現出來。雖然香港的整體GDP仍在增長，但是有一部分人的生活卻在日漸惡化，造成巨大的社會裂痕。很多香港人居住環境依然非常差、老無所依，很多年輕人看不到希望，很多市民的教育水平依然很低，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資本主義強調每個人想得到自己滿意的生活是需要努力的，這個觀點是對的，但是不能忽略製度可能存在的缺陷問題。香港好多基層的人非常努力，卻沒有出路，這裏麵有一些社會製度性原因。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一部分人處於基層，如果是製度性原因使得基層的人生活不好，這個製度就應該改變。有人說這個世界就是弱者被忽悠、被欺負的世界，這是非常冷漠的說法。
在香港如此發達的經濟體，製度應當保障人們的平等發展機會和基本生活權利等方麵的諸求。一個社會有責任建立機製性保障，讓勤勞的人能夠獲得足夠的生活保障。比如，香港可以通過開拓更多的土地，提高人們的居住條件，減少人們的生活負擔，提高各種就業機會，而不能僅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者（俗稱“地產霸權”）的利益。香港可以建立養老製度，讓更多基層的人老有所依。精英們有些離開香港去內地發展，是為了維持或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基層的人沒有辦法。香港是香港人的家園，家園不能把自己的居民逼走。
主要問題二：內地的衝擊
在經濟轉型中，大量的人從實業中流出。這些人需要工作，於是香港開放自由行，讓這些人可以做自由行的生意。這個GDP隻有大概4%的產業讓大概17%的人有工作，保持了香港不到4%的失業率，保持了社會的安定。但是，自由行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有些內地遊客把一些不好的東西帶來香港。雖然香港人歡迎同胞的到來，但是不歡迎不好的東西的到來。就像請人到家裏做客，並不希望客人把家裏弄髒。自由行強烈的購物需求令很多店鋪變成了金鋪、藥房、名牌店，同時外地人也加入炒房，這些都進一步推高了房價。另外，還發生了搶奶粉、搶產子床位等問題。
這些年，香港的腐敗現象也增加，讓人覺得香港風氣在變差。內地對香港的滲透在增加，從商業、人員、文化等各方麵，都體現出來。內地的不自由和缺乏法製的氣氛讓香港人感覺恐懼，害怕繼續被滲透之後，自己的生活環境被徹底改變。（可參考【16】）
香港解決以上問題的努力
綜上所述，香港要解決自身問題，必須同時反既得利益和反內地衝擊。兩方麵其實相輔相承：由於既得利益阻礙社會變革，香港的經濟對內地的依賴程度就更高，所以就更受內地衝擊。
說到這裏，有些東西要分清：不一定反內地衝擊就是與內地隔離或與內地對抗。可以有一些機製設計，讓香港盡可能保持自己的本色，又能與內地友好往來。香港的經濟需要與內地密切聯係，但是密切聯係並不等於依賴。
很可惜的是，過去10幾年香港的體製都無法應對這些問題：對內，回歸後香港的立法會裏一半席位由全民選舉，另一半所謂的“功能組別”基本傾向於既得利益者。這樣的結構造成了大量的拉鋸戰，各種政策難以通過，政府無所適從。同時，由於行政長官非普選產生，其提出的政策的認受度也經常受到質疑。對外，好些與內地關聯的問題香港沒有決定權力，比如對自由行的審批。在既有體製內嚐試解決諸多問題的努力一直持續了多年，抗爭形式不斷變化和升級。
今日的僵局
（可參考【7】）
提出回歸之時，香港與內地各自的情況及相互關係跟現在大大不同。那時，香港並沒有這麽大的內部裂痕，中央設計的一國兩製裏麵意圖把回歸後的香港交給親中央的商人管治的計劃看似可行。
提出“一國兩製”的時候，北京還沒有出現那場風波。那時還沒有考慮過香港對國家安全的影響。那時以為香港和內地可以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關係。誰知出現了那場風波之後，政治收緊。這些年經濟快速崛起，但是社會很不穩定。非常擔心香港成為西方顛覆中國的基地。
也沒有料到的是，這些年內地崛起促使了香港經濟轉型，而經濟轉型造成了社會深刻矛盾。當下，看似普選是提高政府認受度和解決議會內長期拉鋸的有效辦法。而普選民主在中央看來孕育著風險。
我們便看到了不幸的衝突，即今日香港的需求與內地的需求產生衝突：香港要解決體製問題，而內地需要維持穩定。如果給香港多一些民主，就增加了香港影響內地穩定的不安全性。另一方麵，由於經濟地位提高，中央對外強硬，使得對香港強硬有了一個態度上的慣性。
批評
批評有很多種出發點。有些是帶著諷刺和鄙視，其中帶著冷漠。有些是因為不理解，或者思維模式出錯。對於以下的每一個問題，我並不會給出確切地答案，僅僅是告訴你當事人怎麽想、以及某些想法裏有什麽謬誤（批評的觀點裏的合理和不合理、占中的主張裏的合理和不合理），讓讀者能夠透過迷霧，自己再去反思、討論、判斷。不能簡單地認為我說這些東西就意味著支持占中或反對占中。
有些批評是帶情緒性的
這些天，有些人，針對以往香港人的驕傲、媚洋、對內地人的批評等等，一下子批評或嘲諷個痛快，把他們積累的壓抑情緒在這一刻全部宣泄出來。這種報複性心態其實是冷漠的，也是不理性的，因為把那些文明禮貌的香港人和那些粗魯不文雅的香港人全部視為一樣。
有些批評是關於策略性的
香港是否適合實行民主？
有人說，民主不一定比不民主好，因為不太民主的中國在二十幾年就變成了世界第二經濟體。“民主不一定比不民主好”是對的。但其實，這既不足以說明內地就必須繼續保持限製民主的狀態，也不能說明不能在香港這個發展水平階段實行民主。
有人說，民主不是關鍵，因為國家的統治終究需要精英。這樣的說法沒有錯，但也不能說明民主和精英統治是衝突的。在民主體製下，讓精英統治者得到民意的正當性承認，更有利於社會的發展。
有人說，民主可能是很危險的，並列舉出一些被民主運動顛覆了政權的國家，和一些擁有民主多年之後依然很落後的國家。但是，在那些例子中，那些國家並沒有經曆過長期的自由和法製的熏陶。相反，隻有當舉出一個例子說明已經長期擁有自由和法製的社會實行民主之後變得糟糕的，才能說明當今的香港不適宜實行民主。
我認為，一個社會是否具體了自由和法製的長期熏陶，是實行民主有益於社會進步的充要條件（可參考【4】【39】）。不妨參照跟香港同為發達社會的法國、英國、美國等國，看看它們是在什麽情況下、以什麽方式實行了民主。當然，關於這個標準是否正確，以及在實際操作中是否有其他需要考量的因素（特別是“一國兩製”這個特殊環境裏），還需要思考。
能不能用漸進的方式、體製內改革的方式去爭取民主?
過去多年，香港民主派已經在體製內嚐試了多種抗爭方式，都基本沒能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當下中央提出的普選方案裏，提名委員會的1200人中的多數是親北京、親商的。由這1200人中超過一半通過的2-3個候選人，無論選誰，都是親北京、親商的，不能代表所有香港人的意願。接受這樣的方案，基本讓民主進程停滯。是否該等還是該爭，可以繼續思考。
太天真、不現實、沒有可能成功
很多人覺得這個抗爭不可能成功，是基於博弈角度的分析。很多從博弈角度進行分析的觀點，都有一些假定不會變動的前提條件。往往這些前提條件在思維過程中都被隱含地假設不會變動。而實際中，這些條件並不必然不會動。這就是曆史難以預測和操控的原因了。
雖然爭取民主的人有堅定的終極目標，但是當下他們並沒有認為一定要到終極目標才認為自己是成功的。成功可以是階段性的。如果這次運動能夠把民主推進幾步，也算是成功。雖然他們對於當下成功可以到哪一步，實現哪些訴求沒有那麽樂觀，但是現在看到很多人走出來，讓他們學習到了新的經驗。哪怕他們這次不能達到最終目標，他們也會重來，繼續學習、成長。相反，如果這一次不去行動，就一直沒有學習、成長的機會。
這次跟往其他的運動不同的是，在運動過程中，沒有高度組織化，但是各個自發團體和個人卻能通過商議來協調（可參考【42】）。這可能說明大量的參與者的文明程度比較高，並擁有基本共識。在這過程中，傳媒的角色（可參考【15】）、各界的法律意識，都很到位，體現了很大的包容，間接地允許和支持了這些運動的發生。
香港學生確實中文不好，曆史也學得不好，但是他們很有愛。在現場，看到他們免費提供水、削好皮的梨給路人，嘶聲力竭地維護秩序，不停地組織分享會演講調動人們的熱情。
對於重視社會公義並為之抗爭和付出的行為，不能簡單地否定。在曆史的長河中，擁有這些行為的這類人一直存在，雖然他們並沒有總是在我們視野的焦點裏，但是當社會出現重大問題時，他們的存在就被大眾所意識到。也許他們的方法不一定對，但他們終究是屬於犧牲自我去爭取大眾利益的人，值得敬佩。
有沒有考慮過最壞的情況下，香港社會需要付出多大的犧牲？
示威者怎麽看持續抗爭可能造成的香港的經濟大幅下滑的問題呢？在他們的預期裏，最差的情況可能會出現，但是也可能由於政府的合作而不出現。他們不覺得是投機主義，而是覺得公義的價值比可能付出的最大的經濟代價還要大，所以應該去做。
有些批評是說他們無理
覺得香港人“要太多”，覺得經濟比其他重要
一個流行的論點是“香港在中國的經濟的位置中沒那麽重要了，相反，香港的經濟變得很依賴內地了。所以，香港已經沒有了較量的籌碼，應該為了繼續繁榮而盡力處理好與內地的關係，而不應該為爭取不那麽重要的民主而破壞與中央的關係。相反，由於香港對中國沒有那麽重要了，所以中國可以對香港內部的抗議置之不理，甚至減少對香港的經濟照顧，抗爭的話香港隻能自己搞垮自己”。這是冷漠的觀點，問題在於它是一種以內地利益為中心的自我主義，同時把經濟重要性定位於絕對處於社會公義之上，體現了一種“隻問經濟，不問政治”、“隻愛土豪，不愛自由”的價值觀。就算香港是弱者，難道弱者就沒有爭取社會公義的權利？
回歸之時，香港人期望的是“馬照跑，舞照跳”那樣的資本主義生活。但是，今日的香港，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不再隻是想著賺錢和娛樂，而是產生了社會公義的訴求了。
有人說，香港人隻要與中央維持好關係，就繼續有好日子過，要爭那麽多，太得寸進尺。這背後也是把“好日子”定義為經濟至上，這是一種有些人習慣的價值觀
香港人爭取民主，是為了：反抗內地的多種消極滲透，
權利是分層次的，從初級到高級包括：吃穿、醫療、住房、養老、社會向上流動、自由、法製安全感、民主。中國內地現在還在為得到比較初級的權利而努力，而香港已經擁有了一些比較初級的權利，在爭取更高一級的權利。每個社會裏，下一代人總是想要比上一代更好的東西，這是應當理解的。
有人說，現有程度的自由和民主是回歸後中央政府給的，已經比以前英國人統治的時候給得多了，所以你們就該知足了。這背後的邏輯是“給多少就滿足於多少”。民主意識主張的是爭取本來屬於自己的東西，而不是看別人給得多就高興了。香港人爭取民主，不理是由誰來統治。過去有在爭取，隻是還沒爭取到。過去爭取不是很激烈，現在爭取激烈，是因為覺醒和素質提高。
怎麽看“違法”？
中國統治思維自古是國家至上：個人的權利和空間是國家賦予的，個人沒有剩餘權利。而民主的思維是，每個人都天生有一切的權利，一個社會中的人通過一定的交換達成一定的契約，在這個契約裏把自己的一部分權利交出去，形成國家和法律。國家和法律的權力是每個個人賦予的，而個人還有大量的保留權利。當在既有的國家和法律的框架裏無法伸張社會公義的時候，人們可以回收那些權利，當然，人們必須付出違反法律和與國家機器對抗的代價。
很多人在長期的教育裏，形成了“法律等同於正當性”的觀念（往往這種觀念是集權者願意灌輸給民眾的，因為集權者製定了維護自身的法律，讓民眾守法就可以維護集權）。事實上，隻能說，大部分情況下，“合法”即“正當”，但不總是。比如說，如果認為法律總是等同於正當性，那麽堅持守法的殖民地人民怎麽可能民族獨立？封建主義國家的人守法，怎麽可能建立現代國家？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大部分情況”和“極少數情況”的邊界在哪裏？這沒有簡單的答案。要不要在非法範圍尋求公義，關鍵在於判斷具體情況下有沒有可能在合法範圍伸張社會公義。但是，要判斷“在當下的香港，在合法的範圍裏麵是否足以實現社會公義”並不容易。請讀者仔細考察，不要輕易作出判斷。這裏僅列出爭取真普選的人（單方麵的）的觀點作為參考：
1.
2.
占中者是如何定義他們說的“和平理性”？
在他們的定義裏，“和平理性”即不打警察、不破壞公共財物。如果警察要逮捕就讓他們逮捕，隻會消耗警察的人力。
至今我們確實未看到占中者的暴力，同時警察也隻用了最少的武力。注意武力與暴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也看到抗爭的人自覺維護秩序，保持環境衛生，弘揚人道主義（比如讓救護車通過），等等。
至於有人把“破壞秩序”、“損害他人的利益”視為暴力。但那是一種廣義意義上的“暴力”，在討論的時候要注意具體的語義。
占中的人太自私？
回答這個問題主要在於判斷這場運動是為了個人或小群體所需還是為了全社會所需。
有人說，他們影響別人的“正常生活”。有人說，他們侵犯
其實，仔細想想：什麽是正常生活？每個人的“正常生活”是不是都一樣？“多數人”原則是不是總適用？理想是誰的？
雖然多數人原則在決策的時候經常被使用，便是多數人都認同的事依然可能是不公義的。
伸張社會公義不是為了一個人獨有的理想。理想有個人的，也有社會共同的。
一般人說的“正常生活”不被打擾的理由通常是“我好好地工作、生活，不應該被打擾”、“現行法律體製保護我這樣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通常這些理由是充分的。但是，考慮一種情況：如果由於不合理的社會製度讓另外一些人（這些人可能隻是社會的少數）不能過上應得的“正常生活”，同時如果你的“正常生活”支持了不合理的社會製度，而不合理的社會製度妨礙到那些人應得的“正常生活”。換句話說，你要的“正常生活”間接地影響了他人的“正常生活”。那麽你的正常生活被破壞，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打個近似的比方（盡管這些例子可能不是很貼切，因為它們僅僅是合乎現行體製的一些社會關係的調整）：比如對某個人群減薪或加稅、讓地鐵站在某些人旁邊施工帶來噪音等等，在這些情況下，有部分人為了社會的整體福利的提升，付出了一定的代價。
如果認可這項事業是為了有重大意義的社會公義，認可不公義的法律如果不能在既有體製裏被更改便是可以被破壞的，認可個人利益需要為了整體的利益而犧牲，那麽，這種妨礙他人、破壞法律的伸張社會公義的行為就找到它的合理性。
當然，這樣的邏輯是否正確，以及占中這件事是否符合這個邏輯的前提，我們還需繼續深思。
破壞經濟的責任在誰？
中央和特區政府強硬地說，占中的人要為其行為的破壞後果負責。確實，占中的人有責任，因為他們的行為是香港經濟損失的原因的一部分。但是，中央和特區政府作為領導者，是否也可能有責任呢？作為領導者，應當有政治承當，應當通過充分的溝通了解人民的需求，並在有可行性的情況下給出相應的解決方案。這個事件裏的可行性在於是否存在同時照顧雙方需要的辦法。
在輿論戰中，中央強調的是上麵對下麵管治的權力，而普選爭取者的邏輯是一個國家的各個部分擁有爭取自身利益的權利。這背後體現的是兩套相衝突的邏輯—政府的權力是人民自下而上授予的，還是政府自上而下給予人民權利?
一方麵，管治權力的權威性帶來的政令暢通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麵，社會發展走向何方需要下麵對上麵的確認。其實兩者不能失衡。我們不願意看到雙方都很自我，各自闡述立場，要麽中央強加意誌於地方，要麽地方不顧中央對於全局的考慮。一方麵，現在中央的文化是一種為了維護高度權威的文化，這種文化使它無法放下架子去與地方開誠布公地對話。另一方麵，一些香港人對中央及內地的否定過於泛化，把對一些現象的否定泛化到對整個群體的身份的否定。越是不能開誠布公地對話，雙方就越來越自我，分歧越來越大。
有些批評是關於道德
奴性？
有人說，英國人統治的時候，香港人為什麽不爭民主？以此來批評香港人願意做奴才。似乎既然當時不爭民主，那現在也不該爭。
其實，英國人統治的時候香港人也不是沒有爭取民主，隻是沒有成功爭取到民主，所以今天繼續爭取隻是一個延續。另外，爭取民主本身是個過程。隨著社會發展，人們越來越覺醒，素質和需求同步提高，民主從昨日的奢侈成為今日的可爭取。就算昨天沒有那麽強烈去爭取，今天也可以強烈爭取。這一切與統治者是英國人還是中國人無關。（可參考【40】）
香港人更願意與外國人為伍，接納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觀。有些人因此批評香港人媚外、奴性、人心沒回歸。其實，不能把對先進文明的向往等同於對民族的背棄。人總是對更先進的文明向往，對落後的文明抗拒。接受中國的管治和接納內地的同胞，並不意味著要非要放棄先進文明、讓自己身上披上落後文明。
被人煽動和利用、別有用心
香港是個與國際密切聯係的城市，認可西方的很多理念同時也得到西方的認可。在這樣的運動中，得到西方很多人的支持並不奇怪。並不能把與外國聯係、與外國誌同道合的人互相支持等同於與外國勾結、被利用、收買、指使。
不可用身份論斷人，要真切地去理解立場本身。很多講陰謀論的語氣聽起來很像內地極左風氣流行時文章裏慣用的語氣，容易讓人心生厭惡。陰謀論，是沒有證據的猜測。盡管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有陰謀家，但是我們不能放棄訴諸理性分析與證據。也許真的有別有用心的人在裏麵，也許我們都因為單純而被利用了，但是我們如果不依靠理性和證據，僅靠猜疑或一些匿名的所謂“證人”，那我們怎麽可能去逼近真相呢。（可參考【24】）
比如說，人民網的文章【41】指黎智英靠2000張期指獲利超過10億。除了這說法的來源不可檢驗之外，有金融常識的人就看出這裏麵有問題：就算他能夠抓住這些天港指期貨的最高點和最低點，2000張期指也最多能獲利1億多，跟10億相差甚遠。確實，這個世界可能會有陰謀，但請用證據和可靠的證人揭穿陰謀，不要用蹩腳的方式，否則在理性的人麵前，你的權威性就失去了。
混亂的一麵
縱觀曆史，任何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都有缺陷。這些缺陷可能會使運動變味、失敗。政治是複雜的。就算有正確的初衷，也不一定有好的結果。好人和壞人夾雜在一起，分不清。信息的傳遞也很混亂，難以驗證。人會情緒化。等等等等。
分裂勢力、邪教等等
有些人企圖把這場運動的引向分裂中國，引向讓香港和內地同胞互相敵視。在現場我們看到出來遊行的XX功，還看到一些感覺很痞的人。這些跟風作亂的，可能將會抹黑和破壞這場運動，使它得不到大眾的支持，從而失敗。
同伴壓力（peer
確實，學生們有一些是因為同伴壓力而參與行動，也因為現場氣氛影響而變得情緒激昂。這有點危險。（可參考【12】）
其他種種
說不完。
占中的人要反思
有人說，他們把整條街占了，嚴重阻礙交通，感覺像有人跑到你家裏賴著，卻說我沒有打你。
有人說，不應該把不支持占中的排斥為異類，甚至進行強烈的語言身份攻擊，有綁架民意之嫌。
有人說，要是真心希望推進民主進程的話，就應該爭取多方支持，向內地民眾傳播他們的努力，宣傳他們的理想，而不應該視內地民眾為奴性子民，標榜自己才是民主鬥士。否則，這麽繼續下去，占中隻會是港人自導自演、自得其樂的鬧劇。
這些觀點都有正確的地方。占中的人需要反思：在主張公義的時候，應當多大程度地避免侵犯不同立場的人的利益，對他人的批評和爭取的界線應該放在哪裏？
關於策略性問題，占中的人也應當反過來想一想爭取的力度和節奏要怎樣最好。也許，中央這一次安排並不是以後不能再變化的安排。香港有沒有可能暫時忍耐？現在的製度安排已經指向2020年。等2020年之後，再去討論更進一步的民主。那時，也許中國內地的維穩需求沒那麽強烈，兩地之間的互相理解加深，對話空間擴大，等等，爭取真普選便沒有那麽大阻力。那未嚐不是一種順利過渡的方式。
調和
某些批評香港人、批評示威者的言論背後體現的是一些價值觀，那些價值觀的形成的基礎包括冷漠的心態和不正確的思維模式。特別的是，批評者過分把某一部分人的行為表現泛化到對一個群體的全部人的行為表現，甚至把對行為表現層麵的否定上升到對人的身份的否定。
要接近真相，不得不涉及到否定那些價值觀及其基礎。
在現實中，有時聽到否定的人難以接受意見，往往因為在內心深處認為“我的表現就是我的麵子，就是我的身份，代表’我’，你批評我的表現就是否定我”。
這些是所有人要反思的。
對事態發展的預測
一方麵，中央視這事件為維護或奪取香港管治權的問題，決心不改變人大所做的決定（可參考【2】【35】）。另一方麵，香港既有的體製和氛圍，難以讓那些年輕人不產生要求民主的思想，難以讓這場要求民主的運動不發生，也難以讓它優雅地收場。
我們看到，這幾天，因為法官和律師堅守法律理念（可參考【42】）、公務員堅守職業操守、大學和家長堅守育人理念（可參考【21】）等等，各方都在呼喚理性和平，反對使用武力。即使是不支持對抗的人，也因他們堅守的和平、理性、法製、自由等理念，允許抗爭運動發生並延續。
另一麵，想象不到官方能有什麽好的招數可以快速並優雅地結束這一切。因為參與的人數太多不可能全部抓起來。狠狠打擊少數人，香港的法律似乎也不允許。中央介入無非是使用軍隊，而軍隊的介入對香港必然也是致命傷。
總而言之，似乎看不到香港存在快速優雅地結束一切衝突的條件。對抗會長時間地持續，在形式上可能會發生多種變化。
未來較長一段時間香港的社會安定和經濟表現很不樂觀。
當然，這種悲觀的視角，是側重於經濟。而看重社會公義的人也許會覺得香港有希望，乃至覺得整個中國有希望，那是另一個側麵了。
出路與遠景展望
從務實的角度看，在這個階段爭取真普選的成功機會太小，代價太大。示威者如果在把民主進程推前幾步之後適可而止、以務實的態度放棄行政長官的真普選、轉而爭取立法會的真普選，也不失是一種有利於多方的可行辦法。理由如下：立法會如果是全民選舉的話，可以代表全民；而按現在中央指定的方案，行政長官是既得利益階層的合意人選，並且是親中央的。在這樣的管治結構裏，行政長官提出的政策，由於他親中央的身份所以不可能反中央，由於他是經過既得利益階層認可的所以不會走向民粹，由於需要立法會通過所以必須符合民意。在這種新的框架下，民主訴求和中央的安全需求能同時得到滿足，為香港進一步解決深層矛盾奠定基礎。香港當前GDP有正增長，財政有盈餘，說明是有改革空間的。
這次事件中，很多的爭論反映了一個強權管治的強勢思維、一個經濟至上或以自我為中心的冷漠思維、與一個主張平等權利和博愛的思維之間那種對話的艱難。
中國的經濟還會進一步發展，社會發展速度還會長期落後於經濟發展的速度。我們不希望看到它成為土豪或是一個巨大的怪獸。我們有責任讓它變得更文明，而不僅僅是更富更強。中國內地的整體教育水平，已經大大超過25年前的情況。也許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範疇，但是“發展中”是一個很大的範圍，非常落後的“發展中”和比較進步的“發展中”是不一樣的。民主作為普世價值，它終究是人們最終想要的東西，隻是實現它的時機問題需要考慮。雖然它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奢侈地擁有，但是在當下或者很近的未來，對於中國是否具備了值得擁有民主的條件，應當不斷評估。對於香港，也一樣要討論。在成熟的民主國家的內部，各種訴求引發衝突是一種正常現象。
關於內地和香港的關係的未來，有人說內地開放上海、前海等地區，會對香港造成致命威脅，“香港淪為二線城市”的預言不斷。但我覺得可以這樣看：
其一，中央對香港的經濟定位。中央雖然在未來的經濟布局上會增加國家經濟安全方麵的考慮，但是不會取代香港。畢竟，社會主義的中國要與資本主義的西方打交道，需要一個緩衝地帶。在中國龐大的領土裏，需要一塊西方來到中國可以歇腳的地方，需要這塊地方的法律和商業規則都比較像西方本土。這個地方，作為西方在遠方的商業基地，有其價值，並不見得從萬裏之外直接跟中國做生意就最好。
其二，中央需要考慮香港的民生問題。香港已經回歸，已經是中國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對香港必然有政治擔當。要保持香港穩定，就不能讓香港的經濟下滑。所以不可能會在經濟布局上作出一些跟香港惡性競爭、搞垮香港的安排。未來香港的經濟內容會變化，但是經濟的繁榮程度不太可能下降。（可參考【25】）
其三，內地的崛起會提供給香港人更多的機會。未來的情況會是香港穩步發展，而內地快步追上。內地的經濟發展會伴隨著法製和生活質量的全麵提升，香港和內地的從法製和生活質量方麵來看差距越來越小。內地對香港經濟內容發起挑戰的同時，伴隨著內地生活和工作環境的變好，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人，無論是精英還是基層，是願意移動到內地生活工作的。
其實，最讓人覺得憂心的是一些言論中呈現出來的驕傲和冷漠。這兩種心態的根源在於“以外在表現作為’自我’的內在身份”，即，“我自己好不好，就在於我牛不牛”，延伸出來的觀念就是“不牛的人，就該受鄙視、欺負”。很多中國人非常努力提高自我表現。其實，個人表現好是不夠的，如果不能避免冷漠，就會讓人之間無法互相關愛、信任，無法與他人形成一個強大的整體，所以這個群體很難真正地強大。“隻問經濟，不論政治”、“隻愛土豪，不愛自由”是內地氣氛給很多人形成的價值觀。內地新的一代裏不少人越來越認可中國實力增強帶給個人的良好的身份感。有些人認知模式和價值觀被扭曲卻渾然不知。洗腦並不僅僅是讓人接受某些說教，更包括成功地讓人接受某些看似很有理的學說，還包括讓人受到身邊的所有生活現實的深刻影響而人格變形。連那些會翻牆、能看到外國的一些事實和觀點的人，有時也沒能逃脫。就算那些在海外生活一段時間的人，也有一些並沒有更正認知模式和價值觀，因為他們沒有拆掉自己心中的藩籬。反抗洗腦，就要常常意識到思維模式的謬誤，常常反省自己是否有充分的愛心。
好多人在香港讀了書，就選擇去國外發展了。他們相信香港是一座沒落的城市。但是，我相信，香港有那麽多以香港為家的高素質的人，他們一定能改變香港。盡管我不知道最終改變的方法是什麽，但是我相信香港的未來會更好。
從深層去看，香港今日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的落後。中國從一個落後的位置出發，在進步的過程中，必然要背負一些包袱。香港遇到的阻力，就是中國的包袱。解決香港的問題的終極辦法唯有中國的進步。香港，如果你想走快點，請你催催內地走快點。
願神祝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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