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推銷“中國模式”,中國專家說從來沒有“中國模式”（zt)

從所謂"中國模式"看中國憲政之路(童之偉)

(2012-09-07 11:40:24)

童之偉：主持人，各位朋友，非常高興有機會在這裏跟大家見麵。我今天要講一個比較學術化的題目，在大學我們應該講得比較學術化。我講的內容有一個標題，那就是，《從所謂中國模式看中國憲政之路》。

或許大家覺得奇怪：為什麽扯到什麽“中國模式”？確實，就我個人而言，原本對討論所謂中國模式不感興趣，但前些日子因為應邀出席新西蘭維多利亞大學與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一場關於“中國模式”的研討會，不能不花時間關注一下。不過，花些時間閱讀後，我覺得對“中國模式”做些評論還是有意義的，尤其是從法學的角度評論一番很有必要。

 

剛才千帆教授說到左右，我自己似乎已經習慣於把自己定位為中間偏左。學術界有一些人私下認為我觀點偏左，是因為我始終堅持中國憲法規定或確認的基本原則和製度。但好像也有人把我看成觀點偏右的人，理由是我常對官方支持的論點和做法有所批評。我覺得這兩種評價傾向都容易造成誤解，因為，這些說法顯示的區分左與右的標準是錯誤的。我今從憲法學角度討論“中國模式”的相關說法，完全超越左與右，隻根據憲法和理性說話。

 

關於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我強調兩個基本事實。

 

第一個基本事實是,過去63年的前30年，我國做得並不成功。當然，官方有兩個數據，一個數據出自中國國家統計局拿出來的宣傳資料，說是1953-1978年中國GDP年均增長6.1%。說中國1949年後頭30年經濟發展情況也很好，但這與我個人的感覺和日常生活的常識都出入很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們後來無數次說到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還有1959年到1962年餓死了那麽多人。現在要說那時的經濟有那麽高的增長率，似乎不可信。

 

好在有來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提供的權威數據可以修正上述說法。中共中央這個決議說到，“1980年，全國城鄉平均每人的消費水平扣除物價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這表明，從消費角度看，那28年的年平均增長率是大約是2.5%。我認為這才是更可信的數字。這個數字直接表明我們的頭30年經濟建設不夠成功。在美國有關學術機構能夠找到的經濟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香港學者丁學良在其《中國模式：讚成與反對》一書中援引了這方麵的數據，這些數據表明，中國按不變價格計算的人均GDP，1978年是1952年的2.05倍。這個數字與中共中央在上述權威性文獻中的估計數大體可以間接相互印證，盡管人均GDP與人均消費水平是兩個不同的指標。所以至少從人均GDP或人均消費水平看，那30年經濟發展速度遠低於我國周邊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或地區。因為，在那同一時期，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人均GDP數量增長都在5倍以上。

 

但是，自1979年以來的33年直到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確實是非常驚人的，取得了輝煌成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表明，這33年中的前29年，GDP年均增長9.8%，最近4年平均增長9.4%。這些數字比較過硬。雖然不時有經濟數據造假的批評，但總體來說，國際社會認同這些數據，畢竟後麵有進出口總額和龐大外匯儲備等過硬的東西擺在那裏。

 

我說這些數字當然跟我後麵要講的憲政製度有關，如果沒有前麵的這些數字，我後麵無法展開。好，現在言歸正傳，進入要講的第二部分，主要內容是從所謂北京共識看中國模式隱含的憲法觀。

經濟發展模式方麵，人們過去談得比較多的是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形成於蘇聯解體之前，原本是針對拉丁美洲國家的，但似乎也有針對當時經濟發展遇到了困難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意味。198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國財政部找了一些經濟等方麵的專家在華盛頓開會，經討論得出一些共識，基本的傾向是主張是以私人經濟取代國有經濟，保障私有財產權，政府權力受限製，擴大個人、企業自由和加強社會保障，鼓勵投資和貿易自由化。應該說，華盛頓共識雖然是十分自由主義的，但從形式上看，它確實是一個共識。很有意思的是，我也偶然的研究了所謂的北京共識，發現這個共識其實是一個假共識。原來我有一篇文章，針對所謂北京共識寫過一段相當的嚴厲的話，但是後來有人說你這些話講的太嚴厲了，可能被學界誤解，說我不寬容，我後來拿掉了。

 

“什麽是北京共識？” 雷默先生認為它包含了三條“定理”：一是使創新的價值重新定位；二是既然混亂不可能自上加以控製，你就需要一整套新工具，它超越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這樣的衡量尺度，把重點放在生活質量上；三是在外交上強調運用杠杆推動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權大國。老實說，我始終沒看出雷默先生的這些話包含什麽重要的經濟與政治、法律關係原理，後來越來越多的人卻把“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做正相反對的理解。2012年初，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先生又將“北京共識”從“增量改革即反對休克療法、創新與實驗、出口導向、國家資本主義和威權主義等5個方麵做了闡述。這裏的所謂“威權”,實際上是不民主或政治專製的委婉說法。到後來，中國模式的說法取代了“北京共識”，但內容依舊，其核心憲法內容是推崇國有經濟、威權主義和權力無限政府，同時否定、忽視或不重視民主、憲政、法治和對公民個人基本權利和自由的製度保障。

 

我感到，中國領導層中確實有一些人對所謂中國模式比較感興趣，但他們可能沒有注意到，中國各個最高國家機關和執政黨正兒八經的“喉舌”，從來沒有肯定過所謂北京共識、“中國模式”。大家可以找一找，看執政黨哪個權威性文獻可定它們，看哪個重要領導人公開肯定過它們，看《人民日報》、《求是》和中央電視台什麽時候肯定過它們。或許我孤陋寡聞，反正我沒見它們以自己的名義正麵肯定過“北京共識”、“中國模式”。

為什麽國家和執政黨不肯定“北京共識”、“中國模式”？原因很簡單，這個所謂基於“北京共識”的所謂中國模式的係列觀點或內容，從總體上看明顯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共十七大路線的規定、論述和精神。實際上我們今天談論中國的發展道路，無外乎是要總結過去30年成功的經驗，但是中國真正成功的經驗是怎麽呢？這個成功的經驗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十七大報告寫道：“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中共十七大對這條道路全部內容的概括，既包括在中共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包括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製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十七大有一個完整的定義，大家可以自己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反映在理論上，是中國還有一個說中國才是社會主義的理論體係。

 

但是我注意到，中國模式的理論定位很有意思，它基本上隻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裏麵包含的傳統的內容。換句話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包括很多內容，既有改革開放前就有的內容，即傳統內容，也有改革開放以來創新發展的新內容，如私有經濟、按生產有素分配、市場經濟體製、法治、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以及對其它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擴大保障等等。憲法中的傳統要素和新要素，都為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做了貢獻，都應該肯定，尤其是正在發展的這些新要素。

 

很有意思的我發現，中國模式在理論定位上，他基本上是片麵的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裏麵包含的全部憲法要素中的傳統部分，這就是它的問題所在。也就是我們官方，一方麵有些人很欣賞這個東西，談起來很津津樂道，但是他始終不能在正式的文件上肯定這個所謂的中國模式的原因。我覺得，我有義務告訴大家關於“中國模式”的真實憲法內容。所謂“中國模式”，從它的基本內容看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左的套路，其要害主要是維持現狀，甚至在某些方麵要回歸改革開放前，同時否定繼續改革的必要，尤其是否定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否定實行民主、法治和加強公民基本權利保障的必要。可以說，重慶模式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踐模型，重慶模式的實踐即中國模式在中國的預演。同樣，重慶模式的崩塌也意味著“中國模式”的壽終正寢。不管一些人願意不願意，這就是所謂“中國模式”的宿命。這是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談論中國模式涉及到中國迄今為止數十年的發展經驗。回顧曆史，在經濟成功一定有政治法律要素提供正麵助力的假定前提下看問題，傳統的憲法要素在中國仍然有正麵的功效，我們不宜放棄。但是，我們要看到，傳統憲法要素在中國的頭30年並沒有沒有表現出多少效率，現在和今後，光靠它們肯定是不行的。我們最近的33年是靠什麽發展起來的？應該說主要靠在改革開放曆程中加入我國憲法的創新性要素，如私有經濟、按生產要素分配、市場經濟體製、法治和對個人權利與自由的保障。如果正主導中國曆史進程的人們看不到這一點，中國就會出大麻煩。

 

還有一點我覺得必須要談一談，那就是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這方麵，“中國模式”論者把片麵地把發展成就記載在中國傳統憲法要素的功勞簿上。這不符合實際，也是不公平和難以令人信服的。因為，傳統憲法要素在1949年後的前30年就是強有力的存在，但它們並未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麵顯現出威力。中國改革開放30餘年來的經濟高增長，很大程度上是改革開放過程中多種憲法要素變革和創新的綜合結果。這些創新性憲法要素千頭萬緒，但其中最緊要是在所有製結構中加入了私有經濟，分配結構中加進了按生產要素分配，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軌，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尤其是擴大了個人權利和自由。

 

過去30多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可以與中國曆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並列。文景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恐怕也不過如此。話雖這麽說，但我們不能忘乎所以。

關於從所謂中國模式看中國憲政之路，我原本還有許多話要說，但今天時間有限，我這裏隻表達幾點結論性觀點。

 

1.GDP能說明的東西是有限的，中國為年均GDP持續高速增長已經付出了難以繼續付出的高昂代價。GDP隻是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一國生產是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市場價格的總和。因此，單純從GDP總量或年增長率本身是反映不出其後麵的資源投入、能源消耗、管理成本和環境損害等很多情況的。但恰恰是在這些方麵，過去30多年在GDP至上的政績思維主導下，付出的成本之高，相當驚人。

 

2.經濟與政治這兩個社會生活的基本領域，30多年來原本應該強調協調發展，但實際上始終搞的是GDP中心主義。政治體製滯後於經濟發展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就存在而且提上了國家的工作日程。但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這方麵的改革並沒有繼續進行。後來經濟的迅速增長則進一步拉大了政治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有些人士可能會問，你這樣說有沒有依據？我說有，至少有兩方麵根據。早在上世紀80年代，黨和國家領導體製改革就提上了日程，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一文中重點提出要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問題，但是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隻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層麵得到了較好解決，其它層麵在體製上基本沒變，甚至權力集中程度更甚於從前。從黨與國家關係看，權力過分集中於黨的機構，從條條上看權力過分集中於分管常委個人，從地方黨委內部的關係看權力過分集中於黨委書記等方麵，情況就是如此。比如，黨委的一個常委分管理一個領域，這個領域最重要的公共事務不分黨政最後隻由他/她一個人說了算，這就很離譜。

 

3. 我們必須承認，國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已經大為緩和，但國民日益增長的基本權利保障需求，尤其是政治參與方麵的基本權利保障需求與現有政治體製能夠提供的實際保障過於稀少之間的矛盾則變得日益尖銳。我國領導層應該真正麵對和回應國民日益增長的基本權利保障需求。這涉及調整對社會基本矛盾的估計。數十年來，我國領導層一直把國民的需求主要定位於最低層次的需求，幾乎是一成不變地把我們的認識定位於 “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估計一直都是正確的，但問題在於，情況現在有了很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我們經過了33年經濟高速增長。從近年來的一些社會關注度最高的案例來看，現階段中國公民正在爭取的最前沿的基本權利是人身自由的保障，其次是爭取私人財產權、言論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被選舉權和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提出批評、申訴、控告、檢舉等基本權利的保障。

 

4.今日之中國，能對整個社會生活發揮關鍵影響力的基點，已經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法律領域。我們長期以來都是說，發展是硬道理，實際上僅僅是講經濟發展，沒有包括政治法律發展。似乎隻要是經濟發展問題解決了，其他所有問題都好解決。我覺得現在不能這麽說了，今後的情況很可能是，如果政治體製改革跟不上，經濟發展可能受阻，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可能喪失，社會可能陷入動亂。鄧小平說過，溫總理也多次說過，政治體製不改革，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有失去我們整個社會發展中有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是按民主和法治原則處理好執政黨與國家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廣義的黨政關係，其核心內容的黨政分開。

 

5.中國應該通過政治體製改革，通過落實民主、法治、審判獨立和切實保障公民基本權利，來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麵的協調發展。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最基本的要求是公權力的運作完全回歸憲法，實現憲政。我國現在國家權力的運作很大程度上處在憲法規範之外，真正擁有和運用憲法規定的權力者並不是憲法規定的機構和職位。這是國家政治進程脫離憲法法律的表現。我國領導層原本在上世紀80年代就正式提出要通過黨政分開解決這個問題，但這方麵的努力在1989年春夏之後就完全停止了。我們今天討論中國今後的發展不能不考慮結束這種不符合民主、法治要求的局麵。

 

總之，“中國模式”這個提法有害於中國社會經濟與政治法律間的協調發展。“中國模式”看起來是描述經濟發展方略的用語，但其主要包含的內容是政治，而且是阻擾政治體製改革的政治。“中國模式”的提法反映了中國一部分國民安於既得利益、固步自封、不願改革、尤其不願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心態。但是，中國要持續發展隻能通過改革走憲政之路。“中國模式”這個提法的內容違逆了時代潮流，必然逐漸淡出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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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誰的終結？——福山與張維為對話“中國模式”》（zt) -人在異鄉為異客- ♂ (63 bytes) () 09/10/2012 postreply 08: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