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結的中國
關於對2010年的總結和對2011年的預測，在進入新年後開始低調，或者該說的都說了。
A中國模式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中國模式？
答案顯然是不確定的。因為中國目前尚未改變文藝複興以來，一直沒有在如何構造一個好的、易居的、有普世精神的地球上有所貢獻。要麽總結為新世紀以來中國發展迅速，是因為中國有低人權的成本優勢。這樣的論調，常常既有前瞻性——認為虛頭八腦的中國模式不可持續；又有曆史縱橫，和前蘇聯比較，和拉美的某個時代、和南非種族時代比較，認為曆史可能驚人相似，中國目前的好壞可爭論，缺點近乎那些國度到頂之後，走下坡路的時候。還有切合實際的角度，比如總結為龍象之說的中國和印度之比較，後者常常被認為暫時落後中國，但遲早要超越中國的。
歸根結底一句話，來源於文藝複興之後的有普世精神照耀的全球化進展，中國不僅對人文的自由、民主沒有貢獻，也無重大創造推動全球科技的進步。翻開曆史書，這似乎是一個難以辯駁的事實。
雖然有人（張五常）說目前中國肯定做對了什麽，否則經濟無法在新世紀短短10年時間，總量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假如這是低人權成本造成的結果，就不那麽令人欣喜。可是你要是試問一下，全球低人權的國家是否隻有中國一個？那估計會看別人的不屑的臉色。
或者你也比較一下，比如說假如中國不是從某種低人權的角度出發進行自己的經濟運行，而按照某種高人權的角度（與低人權相比，就應該有一個正常的人權成本或者高級一點人權成本）出發——我們也回顧曆史的發展，這可能嗎？這是1949年以後可能，還是1840年後可能，還更遠一點1500年可能呢？或者幹脆浪漫地想象一下，中國不到高人權的時候，就別發展經濟算了。
雖然沒有比較的分析，估計是無法令人信服的。但有所比較的分析，就一定令人信服嗎？答案未必是肯定的，因為黑的和白的也無法比較出相似的地方。有無中國模式？也許都不是在比較中得出的，而就是簡單地對中國現實的描述。至於從這個現實出發的中國，其未來將何處去？恐怕不是簡單地說一句普世的話語，就能找到指路明燈的。若是用比較方式得出中國應該如此，或者應該如彼，那麽這樣大的一個國家，據說種族綿延最有曆史性的一個國度，拿誰來做比較？誰是中國的引路人呢？現實的中國好像還沒有徹底的言論自由，但各種充當引路人的主義卻大肆流行，它們相互對立的時候，比之健康小報上報到吃肥肉好，還是吃肥肉壞還要多。
答案很多，多到我們想不到，可事實上也許根本沒有答案。中國的現實在快速的變化之中，用一個看似矛盾，卻基本穩定的結構回答了這一切很多的答案——這個現實的上本身基本上跳出爭議、探索、吵鬧、不屑，乃至要死要活的非此即彼，雖然並非無動於衷、毫無反應，也無法無動於衷和毫無反應。
當下的中國國家結構，其實有兩層共存的模式，雖然是執政的一元化，但是多元的主義和利益在相互碰撞，這意味一切皆有可能，但更有可能意味著一切皆不可能，是誰都說了不算的。盡管這難以有什麽未來如何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雙重結構裏，沒有人會是最後的主角，更不要說他的主義及其利益一定是最好的和最優的，也許連次好、次優的結局都在糾結之中。
B永恒的房價
不說房子，似乎不足以談今日之中國，不足以對中國預期做判斷。
可以簡單地下一個結論，中國房價背後的經濟問題，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的政治問題，甚至是以房地產行業為線索，還基本描述出中國的政治圖譜。用坊間流行的微博體語言來說，就是房價是總理說了算，還是總經理說了算。
這是一句很黑色幽默的話，基本總結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困境，是繼續市場化？把價格問題交給市場管理；還是市場化過程的問題，市場不是全能的，要伸出政府之手管理價格問題。
若是市場化的價格，其實房價的問題就是總經理說了算，而不是總理說了算的。因為總經理是投資的主體，他說了算的房價是對市場的反應。一個總經理對自己投資開放的房子無權定奪，哪裏還有什麽市場經濟？
但高房價已經成為中國的焦點，焦點之中認為這樣的高房價高度幹擾到了民生，因為大部分老百姓買不起房。這隱含著一個背後的邏輯，雖然不一定很普世精神想到低人權，但仿佛是秉承《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傳統，一談到老百姓買不起房，天下寒士無屋可住，那就是中國政治最不清明的地方。
但這個邏輯其實忘記了，房價高企影響到購房能力，和有無房子住是兩回事情。更為吊詭的是，假如從房價高而關係到民生、關係到弱勢群體的角度說，中國農民在原居住地卻從來沒有吵鬧過沒有房子住、房價高，而隻以各種抗拒拆遷的方式堅守自己的土地。
凡此種種現實衝突，難道真的因為中國的房價高嗎？或者我們在冒天下之大不韙問一下：中國房價真的高嗎？假如這一問會成為全民公敵，而不想這麽螳臂當車，就換一個方式，問一下房價為什麽就高了呢？這估計不會被罵，因為房價隻是一個事實，高還是低，是比較後的結果，而不是事實自證的結果。
價格的高低，通常可以接受的是與曆史數據的比較。但中國地產的商業價格記錄時間太短，因為中國地產從計劃經濟到商業性的改革本來就短。在這個曆史周期的前半段，我們幾乎無法把當時的房價看成市場價格，無法完整分析其商業波動周期。因此和曆史房價相比來說高說低，就像白菜和蘿卜的比較，而不是同一性質的房價曆史數據的比較。
中國的地產市場形成目前的房價被說成很高、很高的狀態，花了差不多23年的曆史，這期間充滿漸進似的的變革。
1987年兩個中型城市煙台和蚌埠試點：“房子也是一種商品”開始，到1998年停止實物分房、1999年停止福利分房、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住房全麵推向市場為止。在這個過程中，最為市場化的標誌，應該是2002年以後——即當年7月1日，國土資源部製定的《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規定》。
而之前房地產行業中最重要的成本：土地，是沒有市場競價機製的（現在當然也很不徹底，或者說就不是）。可以說商業房價的曆史數據比較，從2002年後才開始有些大概的意義。但這8年，中國地產是一個不斷上漲的牛市周期，我們隻看到房價的上漲及其後果，沒有看到過房價下跌及其後果。因此曆史地比較現在房價是否合理？得不出什麽全麵的結論。因為我們無法肯定房價下跌8年，會給中國經濟帶來什麽？是好是壞？利益是誰得了去。雖然我們仿佛知道房價上漲了8年，中國已經離不開地產行業了，但這種離不開卻又造成了房價似乎太高，太不合理。
但什麽是合理的房價呢？通常國際上衡量地產價格有兩個量化的指標，一是所謂價租比，一是所謂收入和房價的比。而這兩項指標，早2007年前中國就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了，所謂房價太高，大約是這樣比較的結果。換言之，就是樓市降低到2007年前的水平，房價也未必合理。
尤其讓人費解的是，已經太高的房價還在漲，於是房價瘋狂的判斷應運而生。但判斷房價瘋狂的人自以為很理性，他們說價格遠遠脫離了樓市應有的價值，有泡沫，需要刺破。那些自命能夠發現價格裏麵價值的人，心理有了價值的前提，卻視而不見了價格波動之中人類的無能。他們要求政府為房子的價值調控房價，最典型的辦法無非是計劃一下，在核定成本的基礎上，再給一定的“合理”利潤，然後這就是價值理念下的合理價格。
但成本核定和合理利潤是否能有合理價格暫且不說，就說這樣的設想，把本來是市場交易的結果：價格，變成政府的權利：價格管製，我們能有什麽指望？指望政府有能力管好價格嗎？答案常常是否定的。因為它要麽造成短缺，市場無可交易的商品——中國改革前的計劃經濟階段；要麽造成黑市和走私流行，這在中國早期開放、價格雙軌製時最為典型。
而管不好價格的政府，使用管製價格的權利，其利益分配的好處是誰得去了呢？真是“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嗎？那可不一定。比如限價的經濟適用房，是典型的價格管製，但經濟適用房都是誰在住呢？答曰：公務員，可見價格管製惡劣後果之一斑。
對照這個後果，罵罵房價高，也就算了；歡呼價格管製，還是悠著點吧！ 想著這有好結果，更像是春秋大夢！——因為無論控製住了房價，造成房價飛速下跌，其利益是誰的？隻有天知道。
對這樣的糾結是不是就沒有辦法呢？答案是消極的，暫時看不出有什麽好辦法。
中國的政治、經濟也許並不完全糾纏在地產行業之中，但中國的很多大問題都像地產行業這樣，無法離開又飽受爭議、充滿衝突。就如同地產市場不好的時候，天下會著急，尤其是地方政府特別著急；而地產大好的時候，天下更急。也許地產市場的事情還好解釋這種錯綜複雜，因為地產市場太年輕，而我們想在這個市場上索取得又太多和太不相同了。但無論如何它就是經濟的一個部門，一個行業而已，就是出現泡沫破滅、徹底的蕭條，人也不會死，天也不會塌。
也許對2011年來說，中國政治、經濟最為現實的結果，依然是“太陽照常升起”和“一切皆有可能”的共存，而這樣的共存基礎是唱濫的“維穩”。可能中國漸進式的改革，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的共同體，不急是假的，急了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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