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駐瑞典前總領事：瑞典才是社會主義 政改須發動群眾

zt; 駐瑞典前總領事：瑞典才是社會主義 政改須發動群眾作者：中國駐瑞典哥德堡前總領事 高鋒

    我能有機會參加任老去世五周年紀念會，與大家一起討論政治體製改革問題感到非常榮幸。我沒有見過任老，但對任老思想特別是他關於政治改革的遠見卓識是很佩服的。正如他指出，中國目前“仍是一個尚未解決貧富懸殊問題的社會，一個未能徹底解決腐敗問題的社會，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體製改革相對滯後。”“政治改革就是走向社會民主和法治”.“其中很重要的標誌就是開放輿論，實現人民監督”。“輿論不開放，失去監督，腐敗得不到遏製，政改也推行不了”。“自由有什麽可過敏的?民主有什麽可過敏的?沒有自由能有民主嗎?不民主能有自由嗎?這是不可分的嘛。”政治改革像經濟改革一樣，還是要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東西。政改要靠體製內，也要靠體製外，要內外結合，上下互動，走改良主義的道路。這些話是多麽尖銳，多麽深刻，多麽好啊!我們紀念他就切繼續他的遺誌，像他一樣獻身中國改革開放事業。

　　紀念任老使我想起在廣東工作過的另外一位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習仲勳副委員長。他為廣東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做出了巨大貢獻。1981年5月我曾有機會陪同習仲勳在瑞典參觀很受教育。可以說，我研究瑞典社民黨是從他的訪問開始的。我當時在使館為代表團當翻譯。我陪習老參觀了一個現代化農場。農場主原來是一個貴族，有一千公頃的土地、兩千公頃森林。但是他的手上全是老繭子，為什麽一個貴族像個老農民?社民黨上台實行福利製度之前他家裏雇了很多長工仆人。改革後他要為他們支付高工資，要替他們交社會保險，而且還要每年談判增加，他就受不了。隻好把他們都解雇了，隻剩兩個工人，農忙時他就開著機器和工人一起幹。他還喂了1000頭豬，全靠機器。宮殿一樣的大房子，全靠他夫人打理，忙不過來才請小時工。封建地主就這樣改造成了現代企業家。習老和這位貴族企業家親切交談，談曆史變遷和農場管理，甚至侃笑說，“這地方真漂亮，我退休後真想到這裏養老。”

　　我們還參觀了一個工人家庭。他是托兒所的保育員，33歲的單身漢住個65平米的一室一廳，外加廚房和衛生間。沙發、地毯、彩電、冰箱、電爐、烤箱應有盡有。那個居民區共3000人，卻有1400多套房子，從托兒所、九年製小學，青少年活動中心、遊泳館、體育館、足球場、圖書館、超市、醫院設備齊全。這麽多房子，這麽少人，因此住房都很寬敞，而且都配有冰箱、彩電、電爐、烤箱等現代化設備。房租自然不低，但很多人都有房租補貼。因為政府規定了住房標準，除了客廳以外，平均一間房子超過1.5人的話，就是擁擠了，國家就應該幫助達到這個水平。收入不高的家庭，要住得寬敞，就靠國家房租補貼，對其福利水平之高，大家都非常吃驚。

　　看到醫院裏住的全是白發蒼蒼的老人，習老不禁詢問他們以前的工作，當得知他們沒有一個是前政府高官後，他不禁感歎說：“真不簡單!”習老對參觀很有感觸，走前他對我說，你會瑞典文，該好好研究一下社民黨問題。

　　我先把參觀情況報回國內，很快大參考發了，小參考也登了，後來人民日報也主動登了。把瑞典情況介紹出去了。然後我繼續研究，在瑞典搞研究有個好處，政府文件都公開。我查閱了有關法律規定，做了全麵研究，瑞典福利是怎麽發展起來的，開始什麽樣子，用什麽製度來進行管理，內容如何，對社會的影響，寫了個長篇，對瑞典福利進行了全麵客觀介紹。我在文中說“這不是哪個黨派的恩賜，實際上是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結果，是勞動人民鬥爭和創造的結果，是社會進步的結果”。然後我分析了一下政府的預算，通過稅收共收多少錢，用於社會福利、教育、科研和外交國防，這幾項加在一起，跟稅收總收入差不多，所以我就說，他們稅收雖然很重，但是仍然可以說“取之於民，用於之民”。這個東西國內當時沒人敢登，1981年10月1日以《瑞典社會福利縱談》為題發表在香港經濟導報上了。誰感興趣，還可以在中國選舉與治理網或者中國改革網高鋒專欄裏看看，那裏有我過去發表過的大部分文章。

　　一、瑞典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國改革

　　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之前七十年代是很窮的，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國民經濟將近破產的邊緣。剛才說到瑞典住房，七、八十年代，我們外交部的人住的什麽房子呢?很多人根本沒房子住，從國外回來擠在招待所大廳裏，用木板隔起來，幾十個人，男的女的分開住。國家幹部都這樣，其他人可想而知了。當時冰箱、彩電、地毯在國內高幹家庭也不多見。經過30年改革開放我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國家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步很大，大家都是公認的。但是問題也不少，主要是貧富懸殊，社會腐敗。很多人生活提高不大，特別是2億農民工受到剝削壓迫，缺乏基本人權。正如任老所指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體製改革相對滯後”。

　　近年以來罷工群體事件的迅速增加，標誌著社會矛盾的尖銳化，這種矛盾越來越多，不抓緊進行政體改革是不行的。不講別的，咱們講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延安時期，我們黨就把自由民主作為黨的目標。很多人加入黨，就是為建立一個民主富強自由的新中國。但這個目標後來並沒有實現。謝韜等一批老同誌研究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提出保留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製，隻在經濟上改革開放，會導致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走向滅亡的命運。隻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汙腐敗的問題，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謝老提到這麽一個高度，他認為瑞典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比較好。

　　按照習老走前的指示，自80年代初期，我開始研究瑞典社民黨和瑞典模式，一研究就是三十多年。我可以證明民主社會主義確實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許多現有體製下解決不了的問題。過去我們講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但是我們當時沒有搞清什麽是社會主義，胡裏胡塗地引進了斯大林式的假社會主義，非但沒有解決中國問題，反而給人民帶來了很大苦難，造成幾千萬人的非正常的死亡。對比西北歐，特別瑞典社民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取向的變革，勞動人民有充分民主權利，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得到60%以上份額，全麵的社會保障，官員公正廉潔，勞資共存，社會差距很小，這才是人們向往的真正的社會主義。

　　我下麵想簡單的介紹一下社民黨的主要思想，他們怎麽解決勞動矛盾，給大家提供一個參考。社民黨成立的時候，完全接受了恩格斯搞的德國社民黨的愛爾福特綱領，就是要通過生產資料國有化來實現工人階級解放的思想。但是成立以後二十多年期間，沒有得到多數民眾支持，老百姓更關心的是眼前的問題，對這些遙遠的問題，相對不那麽支持。社民黨雖然力量有很大增長，到二十年代還單獨執政，但是得不到多數的支持，根本沒法執行國有化。

　　是繼續等待國有化時機的成熟，還是先進行改革以爭取多數，到底應該怎麽辦呢?黨內也有很多爭論，1926年社民黨一個理論家寫了一本書，叫做《麵對現實的社會主義》，在幾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上進行了創新。他說社民黨的目標是要工人階級的社會解放，工人階級的社會解放應該是工人階級全麵參與社會變革，並在社會決策當中，擁有與其他階級同等的權利。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廢除資產階級私有製和與之相關的工人階級一無所有，取消資產階級對財產和權利的壟斷，也就是成為工人運動的綱領性要求。

　　但國有化是社民黨人的一個要求，是我們要達到工人階級解放的目標的一個武器，一個手段，但不是我們的目的。對於私有製，國家可以通過立法廢除它，也可以通過修改法律來限製改造它。他說勞動保險法，8 小時工作製和政府社會政策的許多內容，實際上都是對私人所有權的限製，也是一種廢除。所以對社會進行變革、對私人所有製進行改造，可以通過許多不同方式來實現。他分析了勞動要素的作用後，認為工人勞動並不是產品價值的唯一來源，資本利潤和地租雖然不太合理，但是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生產中，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他主張進行下麵的改革，通過立法對私人所有權進行限製，盡可能的擴大公共部門和其他形式的集體生產，增加公共財產積累，通過稅收和財政政策，對地租和資本利潤進行再分配，利用社會政策和教育政策提高工人地位等。

　　他認為這些政策，使得工人階級對生產要素的各個方麵都進行了參與和變革，從而也就改造了社會。他對什麽是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怎麽實現社會解放，提出的新的看法，做出了新的解釋。這個理論創新對社會觸動很大，對三十年代社民黨製定新的經濟政策很有幫助。後來社民黨按他的功能社會主義理論進行了一係列改革，對資產階級進行限製，對工人階級進行扶持，支持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進行鬥爭、進行談判，在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的同時，盡量維護勞動市場和平，為生產發展，福利建設創造條件，通過和平方式來改變社會，基本上就是這樣一條思路走下來的。

　　對於勞資矛盾，他們認為在實現工業化後，勞資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社民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自然要反對資本主義，要站在工人階級一邊，代表勞動人民利益。但是怎麽代表?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並不是說要否定資本的重要性，更不需要打倒資產階級。社民黨所做的一切，就是不要資本家支配社會發展，不讓他們去剝削社會經濟生活當中的其他成員。勞資之間矛盾是正常的並不一定對社會有害，相反隻要是能夠建立勞資之間的平衡，就會有利於生產，有利於社會的和諧發展。

　　同時社民黨看到了蘇聯東歐的發展，他們沒收了生產資料，建立了公有製，卻不給勞動人民民主權利，更沒有給勞動人民帶來幸福，所以他們認為，把權力集中到國家和集中到私人資本手裏一樣，有同樣的危險性。

　　因此他們主張搞混合經濟，這樣的經濟，既承認生產生活各方的共同利益，承認勞資利益都很重要，都具有合法性。努力實現他們之間有力量平衡，就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

　　在這個思想主導下，他們主張首先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自從社民黨成立以來，就致力於組織工會。19世紀末，在瑞典組織工會並不是非法的。但是資本家不承認這一套，你組織工會，就把你開除，早期的社民黨領導都被開除過，都做過監獄。社民黨淡化國有化主張後，工會力量發展很快。1932年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取得了多數群眾支持並開始長期執政。取得了國家政權也就取得了指導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機會。

　　在執政過程中，社民黨繼續支持工人階級，通過立法保證工人階級的權力，通過立法建立了一套福利的製度。工會則用人力物力堅決支持社民黨執政，支持社民黨“馴服資本主義”，成了其社會主義改革的主力軍。經過近百年的團結奮鬥，瑞典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表麵上看，資本家和他們的公司還在，與過去資本主義沒多大的區別，但是有了高度的社會民主，市場經濟也不再由過去的少數人控製。強大的工會，改變了生產當中的權力關係。工資分配權力，不是由資本家單獨說了算，而是經過平等談判，取得了不斷提升的結果。通過立法，對企業運行製訂了詳細的規則，生產雖然還是資本家說了算，但要聽取工會意見，服從國家調節指導。

　　這與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想象的不太一樣，沒有推翻這個製度。 但是在內部進行了根本性、製度性改革。這就是為什麽謝韜他們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我們改革開放經驗之後，提出我們國家以民主社會主義為榜樣來進行改革。任老生前也主張政治改革應該借鑒瑞典這樣的西方發達國家經驗，“馬克思主義不是西方來的嗎?市場經濟不也是西方有的嗎?不要一提西方就反對!”

　　二、關鍵是工人階級的參與

　　我們還講到很重要的一個思想，就是改革不能靠一個清官，不能靠某幾個人，這是對的。一場大的改革，沒有民眾參加的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們現在很多的領導，上層領導，認為沒有政改的必要，他也不想政改。全麵政治改革會威脅到他的家族利益，你要指望他改革，那是沒有戲了。我們黨內有希望改革的積極分子，社會上有更多的人歡迎改革，光靠黨內的絕對不夠的。像任老說的“要上下結合、內外結合”，社會上的力量，特別要看到兩億農民工，新型工人階級。這批人為社會進步、為我們國家的建設事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做了巨大的貢獻，但是現在連基本的人權都得不到。這些人最希望改革，最需要變革。 我們主張改革，提倡平等，提倡民主，最符合他們的願望，符合他們的利益，能得到他們的響應。而且建立福利，建立社會保障，更會受到他們歡迎和支持。 幫助他們組織起來，使他們都來參與社會變革，取得他們的支持，使他們成為我們政治改革的主要載體，這個改革就誰都擋不住了。

　　這是瑞典成功的經驗，就是要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瑞典800多萬人，工會在八十年代達到220萬，四分之一的人組織在藍領工會裏頭，白領工會還有100多萬，學者工會還有60萬，人口的三分之一組織在工會裏頭，哪個政黨可以橫行霸道、欺壓百姓?這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我們的改革開放，走了這麽長時間，有很大成績，也有很多失誤。一個很大的失誤，也可能是最大的失誤就是忽視了農民工的參與。隻要動員了農民工，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參與政治變革，參與政治改革，我們政體改革就肯定是有希望的。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黨內，老同誌也好，我們的年輕的黨員也好，有很多是支持改革的，都是我們的後盾。

　　黨內有溫家寶總理等一批支持改革的領導人是我們的幸福。1988年底溫家寶去瑞典訪問的時候，我當麵跟他匯報過社民黨問題，他很讚成我對社民黨進行的研究。我說社民黨信仰馬克思主義，70%、80%黨員都是工人，為勞動人民建立了福利製度，找到了工人參與國家管理的辦法，是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最近溫總理多次講話支持政治改革。他的“風雨不動、至死方休”的決心也應該是我們大家的決心。

　　我們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黨內有多少工人?我們社會、我們的改革為什麽出了問題?毛澤東的錯誤是一個問題，我們黨內沒有多少工人，沒有多少工人階級思想，沒有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絕大多數是老農民，怎麽能搞社會主義?現在我們同意企業家入黨，如果他們肯為勞動人民服務，當然可以。但主要的應該發展工人階級特別是農民工入黨，才能保持黨的先進性階級性。

　　三、政體改革要有明確目標和時間表

　　大家對我們國家繼續改革，提出了好的建議，剛才王占陽老師講的非常具體，研究的確實很深刻。我覺得我們應該充分利用國內外、黨內外的資源。國外資源，我覺得隻能從社會民主主義方麵的來尋找，你不可能把資本主義、美國那一套搬來。當然他們也有可以學習的地方，但是意識形態上根本不同，沒法整。而社民黨不同，也是工人階級政黨，也信仰馬克思主義，老祖宗是一家，意識形態甚至語言上都有相似之處。2001年，蘇聯東歐垮台以後，社民黨在黨綱上明確規定，黨的意識形態的基礎是曆史唯物主義。他們說馬克思主義送給社民黨兩個工具，一個是曆史唯物論，另一個是勞資矛盾理論。我們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要對資產階級進行全麵專政，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隻腳!國際上還要打倒帝修反。現在卻走到另一個極端，不講階級，不讓工人自己搞工會，對勞動人民的維權活動以維護穩定名義進行打壓。這實際上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壓製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說是三個代表，我真不知道他們代表誰。所以我們的政體改革必須要明確方向，我們要為大多數人，首先是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我們國家民主富強，為我們人民自由幸福而改革!沒有目標的改革，摸著石頭過河是不可能走得好的。

　　我覺得改革經濟上來說，就是市場經濟，這是發達國家經過多少年成功的經驗，政治上民主、自由，平等，這是符合勞動人民利益的，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基本價值觀，這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不是資產階級的。任老就是這樣的主張，他也說三權分離，不是資本主義的。你再去研究一下瑞典社民黨的價值觀，每一條都是社會主義，都是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我們完全應該，我們既然是為勞動人民，既然是搞馬克思主義，完全可以把它拿過來。

　　我們黨內，從延安時期一直在講民主，毛澤東還與黃炎培說我們找到一個道路，就是民主，因此共產黨不會蛻變。這些話自己早就忘了，有同誌把它找了出來，還受到打壓。我們現在改革，實際也不用說西方如何，我們要求實現我們黨在延安時期提出的目標，要求兌現憲法中對公民權利的承諾。鄧小平同誌對政治改革過去也講了很多，我們繼續辦就是了。我們沒有別的東西，不是資產階級的，也不是西方的，就是我們黨一貫的主張，從延安時期到十三大，一貫主張，這也是馬克思主義，通過鄧小平思想和民主社會主義，給我們留下的曆史遺產。

　　我們發展方向是這樣，目標首先是兌現憲法35條。具體做法我覺得可以建立一個時刻表，或者說路線圖。我們實現現代化，提高人民收入，有個時間表，多少年達到收入多少的目標。我們政治改革也要有個時間表，我們五年內應該能實現縣級的普選，選縣長，十年之後，能不能實現省長的普選?二十年，在我們改革開放50周年，我們國家應該可以直接選舉總統，主席。我覺得可以逐步的實現它。如果二十年達不到，可以三十年。有了這樣的一個路線圖、時間表以後，每年怎麽辦，每年怎麽改革，就很容易具體化，很容易實現。

　　過去毛澤東講得很好，黨外無黨，帝王思想。我們要爭取民主黨派，就說民主怎麽好，要保證他們平等自由。但解放後就忘了，要人家接受黨的領導。現在還有幾個民主黨派，但是實際上大家都明白，他們根本不起什麽作用，他們也不敢起任何作用。 我們的目標，第一要民主，要實現民主選舉，這早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第二要自由，這在憲法上早就寫出來了。出版自由沒有，連黨的高級官員也不能自由講話、連搞個政治改革建議，也沒人敢印。有個國內刊物刊登了任仲夷這樣老資格的共產黨人的文章竟然會被追查，主編竟被撤職，竟然有這樣的事。這還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嗎?怎麽好像是生活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結社自由為什麽不能辦呢?你要成立工會、成立黨就成立好了!但他們聽到就害怕，說你要顛覆國家。這是沒有自信心的表現。這和當年的國民黨有什麽區別?我們有7000萬黨員，有300萬軍隊又有廣大人民的支持，幾個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麽顛覆得了?其實他們不過是想說點不同意見而已!有些同誌怕亂，以為一放開，就會天下大亂。過去在東歐劇變初期曾經有一段時間比較混亂，一下子成立了很多黨，幾十個黨都在議會裏頭，吵來吵去，使得議會很難決策。但這是一個很容易解決的問題。

　　在許多民主國家，你可以成立政黨，可以參加競選，但要想進入議會，就會遇到一個門檻，你要得到全國選票的百分之幾，才能進入國家議會。你得幾萬的選票，有時幾百萬選票也是沒用的。咱們也可以規定個5%甚至更高的門檻，要進入全國人大要得三、四千萬選票才有可能，哪個黨能在幾年內達到幾千萬，很難的。所以你看那些民主國家，有時也會發生些混亂，但一般不會大亂。而那些專政國家表麵上可以很平靜，但一旦爆發出來，則會大亂，有時是災難性的大亂。

　　國內民主黨派，應該允許其自由發展!我們不是要開放嗎?不能隻對資金貨物開放，也應該對思想、黨派開放。對台灣開得應該更大一些，可以讓國民黨甚至民進黨到大陸來發展，來自由競選，我們也可以到台灣發展、去競選，這樣兩岸很快就可以實現和平統一了，台灣自然而然地就回來了。隻要確定一個路線圖，或者一個時間表，一個程序，大家都朝這個目標努力，就不會造成動亂。怎麽會動亂，軍隊是國家的，不能動，警察也不會動，老百姓也不會鬧事，因為他們之間的矛盾可以通過選舉符合自己利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進入國家機構來解決。

　　隻要抓緊時間，建立一個總體改革方案，搞一個路線圖或者時間表，同時挖掘我們黨內外的資源，動員民眾，特別是動員廣大農民工的參與，我們的改革開放特別是政治改革肯定是有希望的。

　　中國駐瑞典哥德堡前總領事 高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