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學會走出“六四”陰影
《聯合早報》2009
● 張漢音 作者曾在新加坡任教，目前是台灣輔仁大學社會學係教授與係主任
二十年前中國大陸的六四事件是一個政治悲劇，是一個需要吸取教訓、但應該走出其陰影。
一批滿腔熱血、希望國家通過政治變革走向美好未來的學生，由於對國情和世界情勢缺乏深刻的理解，不懂得中國在現在這個階段不適宜採用西方式的自由與民主政治製度，也不懂得西方式的自由與民主製度未必就是最理想的製度，結果，在國內政治製度的某些弊病的刺激下，在胡耀邦逝世的悲情衝動下，決定以悼念胡耀邦逝世為動員旗幟，通過大遊行，來宣示主張立即引入西式自由的政治訴求。
他們的行動興奮了西方世界的神經。在西方反華勢力的大規模 “聲援”下，學運的核心分子受到了鼓舞。他們把最初要求為胡耀邦“平反”，改為高懸“打倒鄧小平”的橫幅，更在天安門廣場聳立起象徵美國製度的自由女神之像；並且把學運拉上了與民
主政治相違背的不妥協之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主張中止絕食示威和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運領袖被撤換，整個學運和不了解大局的數十萬市民同情者，被操縱在客觀上與外國反華勢力相呼應的幾個頭腦簡單的極端分子的手中。如是便導生了一次完全超乎執政黨預料之外的嚴重政治危機。
如果激進民主派的願望得以實現
中國的近代曆史和蘇聯的解體曆史告訴我們，激進民主派所主張的在現階段照抄西方式自由製度的願望一旦實現，或者縱然隻是戈巴喬夫類型的主張在當時和現在的中國獲得實施，中國所得到的就不是善良的學生們以及善良的國內支持者們所想像的那種社會自由、政治民主、官員廉潔和國家全麵發展，而是國內戰爭、國家裂解和經濟大倒退，如同前蘇聯那樣。
蘇聯解體之後，從1991年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52%（1941年至1945年的戰爭期間僅僅下22%）；盧布貶值，物價飛漲五千多倍；俄羅斯人均預期壽命下降了4歲。此外，在俄羅斯阻止車臣獨立的戰爭中，死亡人數達數萬人之多，俄國與格魯吉亞交戰期間又有數千人亡命於槍彈之下。
可以斷言，中國如果被極端民主派導入前蘇聯的覆轍，除了國家的分崩離析與國際地位的一落千丈，中國在經濟和人的生命方麵所蒙受的災難一定不會小於俄國。
不僅如此。韋伯（Max Weber）曾經指出，任何大國都不希望自己的鄰國強大，擔心鄰國的強大會挑戰和威脅他自己的強者地位。這是百年之前的論點。由於當今地球村的時空壓縮，那時的鄰國和現在的鄰國已經不是一個概念。在當今的時代，美國或西歐
的某些國家不喜歡中國複興強大已經如同他們不喜歡地理鄰國強大一樣，再加上這些國家向來篤信弱肉強食的強霸邏輯，所以從冷戰時代開始，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除了在冷戰後期需要聯華製蘇而有所收斂之外，美國一直沒有放棄過牽製和抑製中國的發展，沒有放棄過以人權和民主的名義去支持達賴喇嘛以及留住美國的中國極端民主派、極端自由派，支持中國國內的異議分子，希望他們在某個時候能夠扮演推翻中國執政黨和分裂中國國土的角色。
法國雖然與美國有別，但是從薩科奇總統和巴黎市長支持達賴喇嘛的做法，我們也不難看到他們的用心。這些國家的這種黑黑的一麵，可以解釋為什麽在六四之前，美國和西歐會有那麽強大的勢力要為天安門廣場上的反政府抗爭擂鼓呐喊，並且提供資金援助。這些事實也可以幫助我們作出這樣的合理推斷：即使在中國裂解之後，他們仍然不會就此罷手，他們還會像對付俄國和南斯拉夫那樣，進一步擠壓中國和操弄中國內部的親西方勢力以及其他破壞勢力，以盡可能多地犧牲中國利益的方式來斷除中國將來作為大國而崛起的可能性。
鄧小平的“壯士斷臂”決策
在此次學運期間，時任總理的李鵬曾經與學生代表談判，勸學生以大局為重撤離天安門廣場，結束示威活動，但是沒有成功。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去廣場看望學生，勸他們停止絕食，也沒有成功。政府宣布戒嚴，依然沒有成功。
於是中國的執政黨便麵臨一個極其困難的選擇：要麽答應學運的要求，立即實行美國式的言論自由製度，讓鄧小平下台，其實也是讓共產黨下台，任由激進的民主派和自由派把中國引入萬丈深淵；要麽採用暴力對極端分子實行鎮壓，但是極端分子混在無辜
和不明大局的學生與市民之中，受到後者的保護，採用暴力必然會傷害無辜，決策者會為此而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
這是一種沒有贏、隻有輸的決擇，是一個究竟要順水推舟、選擇大輸、抑或是逆勢而動、選擇小輸的抉擇。
鄧小平是一個具有超凡睿智與洞察力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具有卓越務實精神和超強政治意誌力的政治家。他不像戈巴喬夫那樣天真。他也懂得中國還暫時不能滿足民眾的一些理想主義的期待，像美國那樣開放媒體和其他許多公共場合的言論自由，因為他看得到常人看不到的後果：現在的中國一旦完全開放言論自由，西方反華勢力必然會乘機而入，西藏、新疆和內蒙的分裂主義分子必然會乘機而起，中國必然會分崩離析，經濟改革必然會半途而廢，中國必然會再一次被遠遠地拋在世界主流的發展曆史之外。
事實上，此次學運恰好顯示，目前的中國隻要稍稍放開一個西方式的政治自由缺口，就會有人把它搞成衝擊社會根基的滾滾洪水，導致不用暴力則難以製止的失控局麵。作為一個卓越的務實主義者，鄧小平比胡耀邦、趙紫陽更加英明、更加果斷地在理想和
現實之間劃出了一道界限：把今天歸於現實，把理想留到明天。
於是，鄧小平做出了他一生之中最痛苦的抉擇：壯士斷臂——用沉痛、但是可以承擔的個人政治代價和政黨政治代價，去換取解除那更加沉痛、而且中華民族已經不能再予承擔的代價。
鄧小平的決定引起了極端民主派的深仇大恨，也難以得到欣賞西方式民主自由製度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諒解。但是他的決策挽救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國內和平和大陸的政治版圖完整，挽救了民族的複興之路。
回首“六四”,最重要的是要引以為鑒，把複興中華的路走得更加理性。
極端民主派要做的不是繼續製造為他們自己平反的輿論，更不是想方設法地唱衰大陸發展或者在大陸的執政黨與民眾之間挑撥是非，製造混亂，而是要反省自己在六四學運中的錯誤主張以及他們對一百餘名無辜死難者應付的原罪之責，做一些有利於人民團結和國家發展的建設性工作。
中國的執政黨更需要吸取教訓，要在領導經濟發展的同時盡快實現政府的廉潔化和公仆化；要認真傾聽民眾的聲音，傾聽反對者的聲音，將這兩種聲音的表達和回應納入合法的製度化軌道；要在中國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在民眾接受度和功能有效度方麵不低於美國的民主政治道路。
《聯合早報》2009
● 張漢音 作者曾在新加坡任教，目前是台灣輔仁大學社會學係教授與係主任
二十年前中國大陸的六四事件是一個政治悲劇，是一個需要吸取教訓、但應該走出其陰影。
一批滿腔熱血、希望國家通過政治變革走向美好未來的學生，由於對國情和世界情勢缺乏深刻的理解，不懂得中國在現在這個階段不適宜採用西方式的自由與民主政治製度，也不懂得西方式的自由與民主製度未必就是最理想的製度，結果，在國內政治製度的某些弊病的刺激下，在胡耀邦逝世的悲情衝動下，決定以悼念胡耀邦逝世為動員旗幟，通過大遊行，來宣示主張立即引入西式自由的政治訴求。
他們的行動興奮了西方世界的神經。在西方反華勢力的大規模 “聲援”下，學運的核心分子受到了鼓舞。他們把最初要求為胡耀邦“平反”，改為高懸“打倒鄧小平”的橫幅，更在天安門廣場聳立起象徵美國製度的自由女神之像；並且把學運拉上了與民
主政治相違背的不妥協之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主張中止絕食示威和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運領袖被撤換，整個學運和不了解大局的數十萬市民同情者，被操縱在客觀上與外國反華勢力相呼應的幾個頭腦簡單的極端分子的手中。如是便導生了一次完全超乎執政黨預料之外的嚴重政治危機。
如果激進民主派的願望得以實現
中國的近代曆史和蘇聯的解體曆史告訴我們，激進民主派所主張的在現階段照抄西方式自由製度的願望一旦實現，或者縱然隻是戈巴喬夫類型的主張在當時和現在的中國獲得實施，中國所得到的就不是善良的學生們以及善良的國內支持者們所想像的那種社會自由、政治民主、官員廉潔和國家全麵發展，而是國內戰爭、國家裂解和經濟大倒退，如同前蘇聯那樣。
蘇聯解體之後，從1991年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52%（1941年至1945年的戰爭期間僅僅下22%）；盧布貶值，物價飛漲五千多倍；俄羅斯人均預期壽命下降了4歲。此外，在俄羅斯阻止車臣獨立的戰爭中，死亡人數達數萬人之多，俄國與格魯吉亞交戰期間又有數千人亡命於槍彈之下。
可以斷言，中國如果被極端民主派導入前蘇聯的覆轍，除了國家的分崩離析與國際地位的一落千丈，中國在經濟和人的生命方麵所蒙受的災難一定不會小於俄國。
不僅如此。韋伯（Max Weber）曾經指出，任何大國都不希望自己的鄰國強大，擔心鄰國的強大會挑戰和威脅他自己的強者地位。這是百年之前的論點。由於當今地球村的時空壓縮，那時的鄰國和現在的鄰國已經不是一個概念。在當今的時代，美國或西歐
的某些國家不喜歡中國複興強大已經如同他們不喜歡地理鄰國強大一樣，再加上這些國家向來篤信弱肉強食的強霸邏輯，所以從冷戰時代開始，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除了在冷戰後期需要聯華製蘇而有所收斂之外，美國一直沒有放棄過牽製和抑製中國的發展，沒有放棄過以人權和民主的名義去支持達賴喇嘛以及留住美國的中國極端民主派、極端自由派，支持中國國內的異議分子，希望他們在某個時候能夠扮演推翻中國執政黨和分裂中國國土的角色。
法國雖然與美國有別，但是從薩科奇總統和巴黎市長支持達賴喇嘛的做法，我們也不難看到他們的用心。這些國家的這種黑黑的一麵，可以解釋為什麽在六四之前，美國和西歐會有那麽強大的勢力要為天安門廣場上的反政府抗爭擂鼓呐喊，並且提供資金援助。這些事實也可以幫助我們作出這樣的合理推斷：即使在中國裂解之後，他們仍然不會就此罷手，他們還會像對付俄國和南斯拉夫那樣，進一步擠壓中國和操弄中國內部的親西方勢力以及其他破壞勢力，以盡可能多地犧牲中國利益的方式來斷除中國將來作為大國而崛起的可能性。
鄧小平的“壯士斷臂”決策
在此次學運期間，時任總理的李鵬曾經與學生代表談判，勸學生以大局為重撤離天安門廣場，結束示威活動，但是沒有成功。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去廣場看望學生，勸他們停止絕食，也沒有成功。政府宣布戒嚴，依然沒有成功。
於是中國的執政黨便麵臨一個極其困難的選擇：要麽答應學運的要求，立即實行美國式的言論自由製度，讓鄧小平下台，其實也是讓共產黨下台，任由激進的民主派和自由派把中國引入萬丈深淵；要麽採用暴力對極端分子實行鎮壓，但是極端分子混在無辜
和不明大局的學生與市民之中，受到後者的保護，採用暴力必然會傷害無辜，決策者會為此而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
這是一種沒有贏、隻有輸的決擇，是一個究竟要順水推舟、選擇大輸、抑或是逆勢而動、選擇小輸的抉擇。
鄧小平是一個具有超凡睿智與洞察力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具有卓越務實精神和超強政治意誌力的政治家。他不像戈巴喬夫那樣天真。他也懂得中國還暫時不能滿足民眾的一些理想主義的期待，像美國那樣開放媒體和其他許多公共場合的言論自由，因為他看得到常人看不到的後果：現在的中國一旦完全開放言論自由，西方反華勢力必然會乘機而入，西藏、新疆和內蒙的分裂主義分子必然會乘機而起，中國必然會分崩離析，經濟改革必然會半途而廢，中國必然會再一次被遠遠地拋在世界主流的發展曆史之外。
事實上，此次學運恰好顯示，目前的中國隻要稍稍放開一個西方式的政治自由缺口，就會有人把它搞成衝擊社會根基的滾滾洪水，導致不用暴力則難以製止的失控局麵。作為一個卓越的務實主義者，鄧小平比胡耀邦、趙紫陽更加英明、更加果斷地在理想和
現實之間劃出了一道界限：把今天歸於現實，把理想留到明天。
於是，鄧小平做出了他一生之中最痛苦的抉擇：壯士斷臂——用沉痛、但是可以承擔的個人政治代價和政黨政治代價，去換取解除那更加沉痛、而且中華民族已經不能再予承擔的代價。
鄧小平的決定引起了極端民主派的深仇大恨，也難以得到欣賞西方式民主自由製度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諒解。但是他的決策挽救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國內和平和大陸的政治版圖完整，挽救了民族的複興之路。
回首“六四”,最重要的是要引以為鑒，把複興中華的路走得更加理性。
極端民主派要做的不是繼續製造為他們自己平反的輿論，更不是想方設法地唱衰大陸發展或者在大陸的執政黨與民眾之間挑撥是非，製造混亂，而是要反省自己在六四學運中的錯誤主張以及他們對一百餘名無辜死難者應付的原罪之責，做一些有利於人民團結和國家發展的建設性工作。
中國的執政黨更需要吸取教訓，要在領導經濟發展的同時盡快實現政府的廉潔化和公仆化；要認真傾聽民眾的聲音，傾聽反對者的聲音，將這兩種聲音的表達和回應納入合法的製度化軌道；要在中國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在民眾接受度和功能有效度方麵不低於美國的民主政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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